三国志》
三国志诸葛亮传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圭，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都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日：“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大，而智太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刘表长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因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不？”亮答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字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黄祖死，得出，遂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
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此所谓‘强驽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遣***迎先主，使击张鲁。亮与关羽镇荆州。先主自葭萌还攻璋，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群下劝先主称尊号，先主未许，亮说曰：“昔吴汉、耿掩等初劝世祖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先主于是即帝位，策亮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统，兢兢业业，不取康宁，思靖百姓，惧未能绥。於戏！丞相亮其悉朕意，无怠辅朕之阙，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亮以丞相尚书事，***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吴，因结和亲，遂为与国。
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禅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候。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败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败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阳。
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眉，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长明，南安、天水、永安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邰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邰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张邰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历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于是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
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魏将军王双率骑追亮，亮与战，破之，斩双。七年，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魏雍州剌史郭淮率众欲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还，遂平二郡。诏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重违君意，听顺所守。前年耀师，馘斩王双；今岁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兴复二郡，威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枭，君受大任，干国之重，而久自绝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
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邰交战，射杀邰。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及军退，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
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诏策曰：“惟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托孤，匡辅联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联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令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陈图，咸得其要云。亮言教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
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秋，魏征西将军钟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亮弟均，官至长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诸葛氏集目录：开府作牧第一 权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计算第五 训厉第六综核上第七 综核下第八 杂言上第九杂言第十 贵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传运第十三 与孙权书第十四与诸葛谨书第十五 与孟达书第十六 废李平第十七 法检上第十八法检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军令上第二十二军令中第二十三 军令下第二十四右二十四篇，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寿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领中书监及北侯臣荀勖、中书令关内侯臣和峤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有之伦也。辄删除复重，随类相从，凡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群逸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造汉末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写诚，厚相结纳。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刘琮举州委质，而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备，又观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后备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为军师将军。备称尊号，拜亮为丞相，录尚书事。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疆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
青龙二年春，亮帅众出武功，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虽死不忿。”信矣！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
伏惟陛下迈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谨录写上诣著作。臣寿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阳侯相臣陈寿上。
乔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与兄元逊俱有名于时，论者以为乔才不及兄，而性业过之。初，亮未有子，求乔为嗣，瑾启孙权遣乔来西，亮以乔为己适子，故易其字焉。拜为驸马都尉，随亮至汉中。〔一〕年二十五，建兴（元）[六]年卒。子攀，官至行护军翊武将军，亦早卒。诸葛恪见诛于吴，子孙皆尽，而亮自有胄裔，故攀远复为瑾后。
瞻字思远。建兴十二年，亮出武功，与瑾书曰：“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骑都尉。其明年为羽林中郎将，屡迁射声校尉、侍中、尚书仆射，加军师将军。瞻工书画，强识念，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是以美声溢誉，有过其实。景耀四年，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六年冬，魏征西将军邓艾伐蜀，自阴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诸军至涪停住，前锋破，退还，住绵竹。艾遣书诱瞻曰：“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瞻怒，斩艾使。遂战，大败，临阵死，时年三十七。众皆离散，艾长驱至成都。瞻长子尚，与瞻俱没。次子京及攀子显等，咸熙元年内移河东。
董厥者，丞相亮时为府令史，亮称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与之言，思慎宜适。”徙为主薄。亮卒后，稍迁至尚书仆射，代陈祗为尚书令，迁大将军，平台事，而义阳樊建代焉。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吴，值孙权病笃，不自见建。权问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预也？”恪对曰：“才识不及预，而雅性过之。”后为侍中，守中书令。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然建特不与皓好往来。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诣京都，同为相国参军，其秋并兼散骑常侍，使蜀使慰劳。
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天於人无厚也，君於民无厚也，父於子无厚也，兄於弟无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厉之气，全夭折之人，使为善之民必寿，此於民无厚也。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迷者，皆生於不足，起於贫穷，而君必执法诛之，此於民无厚也。尧舜位为天子，而丹朱商均为布衣，此於子无厚也。周公诛管蔡，此於弟无厚也。推而言之，何厚之有？
循名责实，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职也。下不得自擅，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责。何谓三累？惟亲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亲疏，三累。何谓四责？受重赏而无功，工责；居大位而不治，二责；理官而不平，三责；御军阵而奔北，四责。君无三累，臣无四责，可以安国。
势者君之舆，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马，民者君之轮。势固则舆安，威定则策劲，臣顺则马良，民和则轮利。为国失此，必有覆车奔马折轮败载之患，安得不危！
异同之不可别，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浊之不可理，久矣！诚听能闻於无声，视能见於无形，计能规於未兆，虑能防於未然，斯无他也。不以耳听，则通於无声矣！不以目视，则照於无形矣！不以心计，则达於无兆矣！不以知虑，则合於未朕矣！君者，藏於匿影，群下无私，掩目塞耳万民恐震。
循名责实，察法立威，是明王也。夫明於形者，分不遇於事；於动者，用不失则利。故明君审一，万物自定。名不可以外务，智不可以从他，求诸己之谓也。
治世位不可越，职不可乱，百官有司，各务其形。上循名以督实，下奉教而不违。所美观其所终，所恶计其所穷。喜不以赏，怒不以罚，可谓治世。
夫负重者患涂远，据贵者忧民离。负重涂远者，身疲而无功；在上离民者，虽劳而不治。故智者量涂而后负，明君视民而出政。
猎罴虎者，不於外圂，钓鲸鲵者，不於清池。何则？圂非罴虎之窟也，池非鲸鲵之泉也。楚之不溯流，陈之不束麾，长卢之不士，吕子之蒙耻。
夫游而不见敬，不恭也；居而不见爱，不仁也；言而不见用，不信也；求而不能得，无媒也；谋而不见喜，无理也；计而不见从；遗道也。因势而发誉，则行等而名殊；人齐而得时，则力敌而功倍。其所以然者，乖势之在外推。
辩说、非所听也；虚言者，非所应也；无益之辞，非所举也。故谈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谕志通意，非务相乖也。若饰词以相乱，匿词以相移，非古之辩也。
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闲习，不可以当敌。庙算千里，帷幄之奇，百战百胜，黄帝之师。
死生自命，富贵自时。怨夭折者，不知命也；怨贫贱者，不知时也。故临难不惧，知天命也；贫穷无慑，达时序也。
凶饥之岁，父死於室，子死於户，而不相怨者，无所顾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风，救患若一，所忧同也。张罗而畋，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体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悦者，颜不能不笑；责疲者以举千钧；责兀者以及走兔；驱逸足於庭，求援捷於槛。斯逆理而求之，犹倒裳而索领。
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就而不用，去而反求。凡此四行，明主大忧也。
夫水浊、则无掉尾之鱼；政苛、则无逸乐之士。故令烦***诈，政扰***不定。不治其本而务其末，譬如拯溺锤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夫达道者，无知之道也，无能之道也。是知大道，不知而中，不能而成，无有而足，守虚责实，而万事毕。忠言於不忠，义生於不义。音而不收、谓之放；言出而不督、谓之闇。故见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若此，何往不复，何事不成。有物者意也，无外者德也，有人者行也，无人者道也。故德非所覆、处非所处，则失；道非其道不道，则谄。意无贤，虑无忠，行无道，言虚如受实，万事毕。
夫言荣不若辱，非诚辞也。得不若失，非实谈也。不进则退，不喜则忧，不得则亡，此世人之常。***危斯十者而为一矣。所谓大辩者，别天地之行，具天下之物，选善退恶，时措其宜，而功立德至矣。小辩则不然。别言异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伐，使民不知其要。无他故焉，知浅故也。君子并物而错之，兼涂而用之，五味未尝而辩於口，五行在身而布於人。故无方之道不从，面从之义不行，治乱之法不用。惔然宽裕，荡然简易，略而无失，精详入纤微也。
夫舟浮於水，车转於陆，此自然道也。有不治者，知不豫焉。
夫不击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载焉。故有知则惑，有心则崄，有目则眩。是以规矩一而不易，不为秦楚缓节，不为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万世传之，无为为之也。
夫自见之，明；借人见之，闇也；自闻之，聪；借人闻之，聋也。明君知此，则去就之分定矣。为君当若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自归，莫之使也。恬卧而功自成，***而政自治。岂在振目搤睕、手据鞭朴、而后为治欤。
夫事有合不合者，知与未知也。合而不结者，阳亲而阴疏。故远而亲者，志相应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无违行也；近而不御者，心相乖也；远而相思者，合其谋也。故明君择人，不可不审；士之进趣，亦不可不详。 世间悲哀喜乐，嗔怒忧愁，久惑於此。今转之，在己为哀，在他为悲；在己为乐，在他为喜。在己为嗔，在他为怒；在己为愁，在他为忧。在己若扶之与携，谢之与议。故之与古，诺之与已，相去千里也。
夫言之术，与智者言，依於博；与博者言，依於辩；与辩者言，依於安；与贵言者，依於势；与富者言，依於豪；与贫者言，依於利；与勇者言，依於敢；与愚者言，依於说。此言之术也。
不困，在早图，不穷，在早稼。非所宜言，勿言，以避其口；非所宣为，勿为，以避其危；非所宜取，勿取，以避其咎；非所宜争，勿争，以避其声。一声而非，驷马勿追，一言而急，驷马不及。故恶言不出口，苟语不留耳，此谓君子也。
夫任臣之法，闇则不任也，慧则不从也，仁则不亲也，勇则不近也，信则不信也。不以人用人，故谓之神。怒出於怒，为出於不为。视於无有，则得其所见，听於无声，则得其所闻。故无形者有形之本，无声者有声之母。循名责实，实之极也；按实定名，名之极也。参以相平，转而相成，故得之形名。
夫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圣人已死，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也。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何以知其然？为之斗斛而量之，则并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平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仁义而穷之。何以知其然？彼窃财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是非窃仁义耶？故逐於大盗，揭诸侯，此重利盗跖而不可禁者，乃圣人之罪也。
欲之与恶，善之与恶，四者变之失。恭之与俭，敬之与傲，四者失之修。故善素朴任，惔忧而无失。未有修焉，此德之永也。言有信而不为信，言有善而不为善者，不可不察也。
夫治之法，莫大於使私不行，功，莫大於使民不争。今也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也甚於无法。立君而争贤，是贤与君争，其乱也甚於无君。故有道之国，法立则私议不行，君立而贤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断於法。此国之大道也。明君之督大臣，缘身而责名，缘名而责形，缘形而责实。臣惧其重诛之至，於是不敢行其私矣。
心欲安静，虑欲深远。心安静、则神策生，虑深远、则计谋成。心不欲躁，虑不欲浅。心躁、则精神滑，虑浅、则百事倾。
治世之礼，简而易行；乱世之礼，烦而难遵。上古之乐、质而不悲；当今之乐，邪而为*。上古之民，质而敦朴；今世之民，诈而多行。上古象刑，而民不犯教，今世有墨劓，不以为耻，斯民所以乱多治少也。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铭。此四君子者，圣人也，而犹若此之勤。至於栗陆氏杀东里子，宿沙氏戮箕文，桀诛龙逢，纣刳比干，四主者乱君。故其疾贤若仇，是以贤愚之相较，若百丈之溪与万仞之山，若九地之下与重山之颠。
明君之御民，若御奔而无辔，履冰而负重，亲而疏之，疏而亲之。故畏俭则福生，骄奢则祸起。圣人逍遥，一世罕匹。万物之形，寂然无鞭朴之罚，莫然无叱吒之声，而家给人足，天下太平。视昭昭，知冥冥，推未运，睹未然。故神而不可见，幽而不可见，此之谓也。
君人者不能自专而好任下，则智日困而数日穷。迫於下则不能申，行随於国则不能持。知不足以为治，威不足以行诛，无以与下交矣。故喜而使赏，不必当功；怒而使诛，不必值罪。不慎喜怒，诛赏从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国相继，杀君不绝。古人有言，众口铄金，三人成虎，不可不察也。
夫人情，发言欲胜，举事欲成。故明者不以其短，疾人之长；不以其拙，疾人之工。言有善者，明而赏之；言有非者，显而罚之。塞邪枉之路，荡*辞之端。臣下闭口，左右结舌，可谓明君。为善者君与之赏，为恶者君与之罚。因其所以来而报之，循其所以进而答之。圣人因之，故能用之。因之循理，故能长久。今之为君，无尧舜之才，而慕尧舜之治，故终颠殒乎混冥之中，而事不觉於昭明之术。是以虚慕欲治之名，无益乱世之理也。
患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祸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慎终如始也。富必给贫，壮必给老，快情恣欲，必多侈侮。故曰尊贵无以高人，聪明无以笼人，资给无以先人，刚勇无以胜人。能履行此，可以为天下君。
夫谋莫难於必听，事莫难於必成，成必合於数，听必合於情。故抱薪加火，烁者必先燃；平地注水，湿者必先濡。故曰动之以其类，安有不应者，独行之术也。
明君立法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此之谓君曰乱君，国曰亡国。
智者察於是非，故善恶有别；明者审於去就，故进退无类。若智不能察是非，明不能审去就，斯谓虚妄。
目贵明，耳贵聪，心贵公。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以天下之智虑，则无不知。得此三术，则存於不为也。
列子名御寇，战国时期郑国圃田（今河南省郑州市）人。道家学派著名的代表人物，著名的思想家、寓言家和文学家。列子（本人与***）著有《列子》，对后代的哲学、文学、科技、宗教都有深远的影响。那时，由于人们习惯在有学问的人姓氏后面加一个“子”字，表示尊敬，所以列御寇又称为“列子”。《列子》中的“天体运动说”、“地动说”、“宇宙无限说”，而这些学说都远远早于西方的同类学说。唐玄宗于天宝年间诏封列子为“冲虚***”。列子一生安于贫寒，不求名利，不进官场，隐居郑地40年，潜心著述20篇，约十万多字。《列子》属于早期黄老道家的一部经典著作。列子书在先秦曾有人研习过，西汉时仍盛行，西晋遭永嘉之乱，渡江後始残缺。其後经由张湛蒐罗整理加以补全。现存八篇《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其中《愚公移山》、《杞人忧天》、《两小儿辩日》、《纪昌学射》等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广为流传。其中《两小儿辩日》被纳入小学语文人教版6年级下册第1篇课文，初中语文七年级下册第二单元“诵读欣赏”；《愚公移山》被纳入初中语文人教版9年级上册第22课，北师大版第六单元第11课，上教版六年级上册第九课。列子一向低调，有所谓“子列子居郑圃，四十年人无识者”，可见真正做到了老子所说的“和光同尘”的境界，故而列子在历史上的事迹也很少。
人物生平
列御寇，终生致力于道德学问，曾师从关尹子、壶丘子、老商氏、支伯高子等。隐居郑国四十年，不求名利，清静修道。主张循名责实，无为而治。先后著书二十篇，十万多字，今存《天瑞》、《仲尼》、《汤问》、《杨朱》、《说符》、《黄帝》、《周穆王》、《力命》等八篇，共成《列子》一书，其余均已失传。其中寓言故事百余篇，如《黄帝神游》、《愚公移山》、《杞人忧天》等，篇篇珠玉，读来妙趣横生，都选自此书隽永味长，发人深思。后被道教尊奉为“冲虚***”。
列子心胸豁达，贫富不移，荣辱不惊。因家中贫穷，常常吃不饱肚子，以致面黄肌瘦。有人劝郑国执政子阳资助列子，以搏个好士之名，于是子阳就派人送他十车粮食，他再三致谢，却不肯收受实物。妻子埋怨说:我听说有道的人，妻子孩子都能快乐地生活，我却常常挨饿。宰相送粮食给你你却不接受，我真是命苦啊。列子笑着对妻子说:子阳并不真的了解我，听了别人的话才送粮给我。以后也可能听别人的话怪罪我，所以我不能接受。一年后郑国发生变乱，子阳被杀，其党众多被株连致死，御寇得以安然无恙。这样的列子遗事至今郑州民间还在流传，康熙三十二年《郑州志》也记载了这个故事。
列子贵虚尚玄，修道炼成御风之术，能够御风而行，常在春天乘风而游八荒。庄子《逍遥游》中描述列子乘风而行的情景“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返。”他驾风行到哪里，哪里就枯木逢春，重现生机。飘然飞行，逍遥自在，其轻松自得，令人羡慕。唐玄宗天宝元年（739年）李隆基封其为冲虚***，其书名为《冲虚真经》。列子之学，本于黄帝、老子为宗。相传他曾向关尹子问道，拜壶丘子为师，后来又先后师事老商氏和支伯高子，得到他们的真传，而友伯昏无人。修道九年之后，他就能御风而行。《述异记》中说，列子常在立春日乘风而游八荒，立秋日就反归“风穴”，风至则草木皆生，去则草木皆落。《吕氏春秋》说：“子列子贵虚”。他认为“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列子穷而面有饥色，但拒绝郑国暴虐的执政者子阳馈赠的粮食。其***严恢问之曰：“所有闻道者为富乎? ”列子曰：“桀纣唯轻道而重利是亡！”他认为应摆脱人世间贵贱、名利的羁绊，顺应大道，淡泊名利，清静修道。
淡薄虚静
东周威烈王时期郑国圃田人(今河南省郑州市)。战国早期，著名的思想家.寓言家和文学家。道家著名代表。那时，由于人们习惯在有学问的人姓氏后面加一个“子”字，表示尊敬，所以列御寇又称为“列子”。唐玄宗于天宝年间诏封列子为“冲虚***”。
庄子在其书第一篇《逍遥游》中，就提到过列子可以“御风而行，泠然善也”，似乎练就了一身卓绝的轻功。因为庄子书中常常虚构一些子虚乌有的人物，如“无名人”、“天根”，故有人怀疑列子也是“***人”。不过《战国策》、《尸子》、《吕氏春秋》等诸多文献中也都提及列子，而这些书可都是正儿八经的书，不像《庄子》那样喜欢乱编故事。所以列子应该实有其人。
列子一生安于贫寒，不求名利，不进官场，隐居郑地40年，潜心著述20篇，约十万多字。流传有的《列子》一书，列子书在先秦曾有人研习过，西汉时仍盛行，西晋遭永嘉之乱，渡江後始残缺。其後经由张湛蒐罗整理加以补全。现存八篇《天瑞》《皇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其中《愚公移山》、《杞人忧天》、《两小儿辩日》、《纪昌学射》、《汤问》等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文为流传。列子一向低调，有所谓“子列子居郑圃，四十年人无识者”，可见真正做到了老子所说的“和光同尘”的境界，故而列子在历史上的事迹也很少。这样解释某些人认为列子是后人***托的也不过分。
列子不仅学问渊博，而且是非标准、生活准则也十分明确，其人品道德修养更是高尚。一次，一位列国使者入郑拜访列子时，发现这位自己仰慕的有道之士，竟然经常在饿肚皮的情况下，埋头搞学问。郑国宰相子阳听说此事，随即派遣官吏给列御寇送粮食。列子不为所动，拜谢说：无功不受禄。使者只得带上粮食返回复命。列子之妻对此困惑不解，列子解释到：子阳并不了解我的“道”的伟大，只不过想沽名钓誉罢了。后事实正如列子所料，不久人民作乱杀了这个叫子阳的***。列子如果当时接受了馈赠，为其所用，肯定也会不免于祸。
他的学说主张贵虚。成名于《列子》一书，有章以其名为章名，主旨在于宣扬不可炫智于外而应养神于心，达到“天而不入”的顺其自然，达到“无用之用”的境界。
乘风御虚
列子青年时代求道十分执着认真，起初从师壶丘子，后又问道于老子亲传***关尹子，还
曾拜商氏为师。他继承了老子的学说，又加以发扬光大。传说当他潜心修道时，能够“御风而行”。他常在立春之日“乘风游八荒”；在立秋之日返回住所“风穴”。这些记载虽然夸张，但也间接反映了列子道家学问的精深和列子超然物外的道家风范。
主要成就
著作
《列子》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典籍，属于诸家学派著作，是一部智慧之书，它能开启人们心智，给人以启示，给人以智慧。
《列子》是列子、列子***以及列子后学著作的汇编。全书八篇，一百四十章，由哲理散文、寓言故事、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组成。而基本上则以寓言形式来表达精微的哲理。共有神话、寓言故事一百零二个。如《黄帝篇》有十九个，《周穆王篇》有十一个，《说符篇》有三十个。这些神话、寓言故事和哲理散文，篇篇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列子》的每篇文字，不论长短，都自成系统，各有主题，反映睿智和哲理，浅显易懂，饶有趣味，只要我们逐篇阅读，细细体会，就能获得教益。它完全可以与古希腊的《伊索寓言》相媲美，但在意境上远远超越《伊索寓言》
思想
列子的学说，刘向认为：“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尔雅.释诂》邢昺《疏》引《尸子.广泽篇》及《吕氏春秋不二》说：“子列子贵虚”。《战国策.韩策》有：“史疾为使楚，楚王问曰：‘客何与所循？’曰：‘治列子圄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张湛《列子.序》认为：“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为表，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智力，治身贵于肆仕，顺性则所至皆适，水火可蹈。忘怀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
列子认为“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他因为穷而常常面有饥色，却拒绝郑国暴虐的执政者子阳馈赠的粮食。其***严讳问之曰：“所有闻道者为富乎?”列子曰：“桀纣唯轻道而重利是以亡！”列子还主张应摆脱人世间贵贱、名利的羁绊，顺应大道，淡泊名利，清静修道。
《列子》里面的先秦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中不乏有教益的作品。如《列子学射》（《列子·说符》）、《纪昌学射》（《列子·汤问》）和《薛谭学讴》（《列子·汤问》）三个故事分别告诉我们：在学习上，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真正的本领是从勤学苦练中得来的；知识技能是没有尽头的，不能只学到一点就满足了。又如《承蜩犹掇》（《列子·黄帝》）告诉我们，曲背老人捕蝉的如神技艺源于他的勤学苦练；还有情节更离奇的《妻不识夫》（《列子·汤问》）说明一个人是可以移心易性的。
哲学典故
天瑞
天瑞，意谓天地之灵瑞，自然之符应，即文中提到的“不生不化者”。列子认为，世间万物皆有始有终，唯有“不生不化者”，亦即“道”，才能够循环往复、独立永存。“不生不化者”是世界产生与变化的本源,它最初无形无象，历经大易、太初、太始、太素四个阶段，形成“浑沦”，再自“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的“易”衍变为有形的“一”，最终生成天地万物。列子道逢百岁骷髅，顺此言明“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一切缘自“道”，然而却并非“道”有意为之，天地万物只是自然而然地变化运转，生息盈亏。
文寓言与议论选出，《黄帝书》视死如归，荣启期安贫乐终；林类行歌，不以营生为惑；孔子赞死，晓谕天下失家，又有杞人忧天，向氏为盗。凡此种种，恰如张湛《列子序》所言：“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有形之物诞生、消亡，其暂行于世而终归虚无。人生亦复如是-从婴孩、少壮、老耄直至死亡，性命本非吾有，生死不过往来。
《吕氏春秋·不二》与《尸子·广泽》皆载“列子贵虚”，但依《天瑞》，列子自认“虚者无贵”。彻底的虚，必定有无（空）皆忘，消融了所有差别，也就无所谓轻重贵贱。万物自天成，盗者本无心，光阴若逆旅，生死不及情，是为《天瑞》大意，亦即《列子》全书纲领。
黄帝
本篇皆在论述养身冶物之道。全文围绕道心与外物的关系展开多番探讨，唯有应理处顺，忘形养神，才能达到所适常通，遇物无滞的境界。具体而言，修养内在道心。必须”壹其性，养其神”，做到心无逆顺，物我两忘。列子以列子御风、伯昏临渊、商丘诚信、粱鸯饲虎、津人撮舟、吕梁济水、佝偻承蜩等多则寓言对此反复加以证明。同时他又指出，除了保持内心的虚静凝独,人们在应物处世时还必须“含其德”，做到韬光养晦，与世无违。文中海上沤乌、赵襄子***神巫季威、列子之齐、杨朱之沛,杨朱过宋数章，既为阐明其理。
既名《黄帝》．最终还是为了推崇黄老学派‘清虚无为’的治世主张。从华晋国的国民，列姑射山的神人．到鬻子、老聃的守柔之术以及圣人的笼愚之智直至篇末惠盎对宋康王的说教中，都可以发现这样的思想痕迹。对于列子而言，理想国内，上有效法天道无为德庇万物而不以为功的国君，下有自治自化的国民，同时还得有孔、墨等圣贤以仁义济人使‘四竟内，皆得其利’ 如此，天下大治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周穆王
本篇皆在宣扬浮生若梦，得失哀乐皆为虚妄的思想。列子精心勾勒出一幅幅瑰丽奇异的画面，为我们展现了神妙莫测的幻化境界，却又让它悔起倏灭，以期证明有生有形者尽为虚无的幻象，终将随着生死阴阳之变归于消亡；唯有造化万物的大道，因“其巧妙，其功深”，才能够常信常存，无极无穷。但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惑于是非，昏于利害”，被新鲜短暂的过眼云烟所吸引，从而忽略了惯常恒久的实在拥有。因此，全文通过八则寓言，分别以化、幻、觉、梦、病、疾、诳等意象来譬喻人生的虚妄不实。另有一段议论，斯言梦觉之理，见解不凡。列子历数人间受想行识、种种梦谛，将其归纳为“八征”、“六候”，而后征引列子"神遇为梦，形接为事”一语，推断觉醒时的行为反应与梦境的产生，都是自于人们的形体和精神与外界有所接触的缘故。唯有彻悟“感变之所起者”，才能以虚静坦荡的心怀面对纷纭变幻的外部世界，即所谓“神凝者想梦自消”。
刘自《引子新书目录》以为《周穆王》《汤问》两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此语颇可商榷。自本篇以观，正因其立意之标新，寓言之荒诞，文辞之曼妙，方可见撰书者用心良苦。其目睹大道日丧，众生昏乱干世情而终不觉醒，故奇言于梦呓。内中痛楚，本非凡俗“君子”者可解。
仲尼
《仲尼》，一曰《极智》。孔子本为儒家先贤，修身治国也是历代儒者所关心的话题。然而面对“君臣日失其序，仁义益衰，情性益薄”的严酷现实，儒家的诗书礼乐往往失去原先济世浩乱的作用，而变为弃之可惜、革之无方的摆设。此刻，须由“体神而独运，忘情而任理”的道家思想出场，来给予迷惘的贤臣士子一份圆融静定的安宁心态。本篇列子便有意借用孔子的形象和言论来阐释这种“有易于自者无难于外”的修身理论。
文中以孔子与颜回的对话引出“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的观点。列子认为，摒弃礼教和变革社会都不过是显露形迹的有心作为，唯有保持内心虚静，才能泰然应对纷纭莫测的时局。同时，针对凡俗一味纠缠于外在细节，只知运用感官妄定是非的浅陋偏见，列子又提出判断圣人的独特标准：圣^通融于大道，故而在内修身，则能“体台于心，心合于气，气合于神，神台于无”，在外治世，亦可“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嫣。
篇末，列子为了预防矫枉过正，又将’默而得之而性成之”的圣人与庸庸碌碌的无能之辈加以区别对待，申明圣人之智寂然玄照，通理而无所偏执，无为而惠及天下，后者却好像聚块积尘，只不过是繁华人间转瞬即逝的浮光掠影罢了。这不由使人想起孔子那句至理名言“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无能也。”（《论语·宪问》）
汤问
《汤问》一篇，笔锋横扫天下，搜罗旷古奇闻，以飨博物君子。文中载有诸多超逸绝尘的神话传说，极言天地之广阔无垠，万物之繁荣驳杂，以期突破世人囿于视听的浅陋常识，消除种种流于表象的巨细、修短、同异分歧，列子先借由殷汤与夏革的对话，畅谈时空的无极无尽，并且难能可贵地表达了“天地亦物”的宇宙观；再通过大禹和夏革的两段言论，说明自然界的生息变幻以及人世间的寿夭祸福都是无所待而成，无所待而灭，即使博学多识的圣人也未必能够通晓其的规律与奥秘。就好比四方八荒的政风民俗，彼此相异却未足为奇，因为它们都是在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下“默而得之，性而成之”，属于自然而然的产物，万事万物既然不可以凭借有限的耳闻目见来臆断其是非有无，那么通达大道的至理名言自然也无法按照惯常思维去理解其深刻内涵。所以列子有以詹何持钩、扁鹊换心等寓言故事来譬喻为人处世所必须葆有的平衡状态，亦既“均”。“均”于术，则可以内得于心，外应于器；“均”于技，则可聆高山流水，响遏行云。事实上．文中讲述的所有诡异奇特的技艺，都是为了将人工作为的巧妙上推于道的境界，由此，“乃可与造化者同功”。只可惜，至情至理往往命同孔周三剑，虽为代代相传的至尊之宝，却只能”匣而藏之”，即使偶现其光，也被疑为了无-用的废物或是荒诞虚妄的谣传，从而被迫“无施于事”，适形避世。
力命
本篇围绕天命与人力的矛盾关系，展开一系列论证。在杨朱看来天命超越于人间所有道德、强权、功利之上，自为***所不可企及。它看似无端无常却与每个人的遣际息息相关，世间的寿夭、穷达、贵贱、贫富都由它来决定。天命本身并不具备判断是非、主持公正的独立意志，也不怀有任何赏善罚恶的目的，它总是“昂知所以然而然”，所以历史上与现实中才会出现“寿彼而夭此，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等诸多颠倒混乱的社会现象。文中列举管、鲍至交，小白用仇的史事，却推翻世俗所谓善交、善用能的既定之辞，而将其缘由归结于“不得不为之的天命。同时辅之以子产诛邓析之略说，仍将其目果追溯到“不得不为之”的天命，与前文互为影响。道法自然，故而“天地不能犯，圣智不能于，鬼魁不能欺”。与其揣摩天意，机关算尽，希冀凭惜小智小识改变自身的贵贱寿夭，不若学季粱安命以待疾，东门是丧子而不忧。只要领悟了“至人居若死动若械”的境界，对于天命能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素，则自当不受外物纷扰而与天地同运。
但若一味无情，放任天命，亦难免使有志之士心寒。大恋所存，虽哲不忘。杨朱虽然皆量子之口嘲笺了齐景公登临流涕的短见，却又在篇束指出，农，商、工、仕，皆有否泰之命，然趣利逐势，亦是人力使然，势在必行，逆过既是顺。可见并没有完全否定存在的意义与人力的作用。“今昏昏昧昧，纷纷若若·随所为，随所不为。日去日来，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此言此语，与其认作是一声无奈的慨叹，不若看成是杨朱遍经世事沧桑之后，对于至德之世隐晦而又痛心的哀悼。
杨朱
《杨朱》．又名《达生》。全篇畅言当生之乐，晓谕生死之道。文中”且趣当生，奚遑死后”的论调，以及“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的主张，堪称千古罕有的异端“邪”说但刘向在《列于新书目录》中所称“杨子之篇，唯贵放选。”则未免以偏概全，支离其说。
文中，杨朱将名实关系两两分离，认为名未必符合实，实也未必依附于名。他列举管仲、日恒、尧、舜、伯夷、叔齐等人的不同遣际，证明社会上存在着种种“实名贫，伪名富”的不公平现象。唯有死亡才能够消解尘世间的这些贵贱等差，并且卸下所有仁义道德的虚浮光环、让仁圣凶愚死后同样化作腐骨。由此反观充满苦难的历史进程与飘忽无定的短暂人生，我们唯一能够把握的就是当下的厚昧、美服、好色、音声，与之相比，任何的生前虚名或是死后荣耀都无异于伤生害性的“重囚累梏”。凡俗之人，顾忌着刑赏的尺度、名法的教诲，行为处世往往前嗜后瞩，即便有幸得享百年之寿，也不过做了礼教与名利的傀儡。公孙朝、公孙穆酗酒作乐，端木叔散尽家累，在常人眼中自是狂放之徒。殊不知杨朱正是通过这两则寓百昭示天下，应当抛弃造作虚伪，不为功名所误，不为利禄所累，乐生逸身，任性纵情，才是捂道***。
篇朱·杨朱又唯恐矫枉过正，故而转回名实之论，表明在“有名则尊荣，亡名则卑辱”的现实中，“名”与“实”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关系。但若是在缘自本性的欲求之外，还去追求多馀的功名利禄，那就是贪得无厌，成为他所鄙夷的“守名而累实”。可见，杨朱学说本为批驳俗世虚荣，解脱纲常教化，并非肆意妄为。及至后人曲解，才让他无端担起了自私放纵的万世恶名。
说符
《列子》全书，始以《天瑞》，终以《说符》，首尾呼应，自成一体。古时以所谓天降“符瑞”,附会与人事相应，叫做“符应”。“符”，有符信、符验的含义。“说符”，即谓“道”与人事的相互应验。全文通过三十余则 寓言和说理，对“道”与“智”、“名”与“实”、“形”与“神”、“贵”与“贱”、“时机”与“变通”、“久利”与“暂得”、“持身”与“治国”等多对关系进行了各个角度的论述。
世事无常，祸福相倚，因此列子认为，为人处世应当做到“持后而处先”，对于事物的存亡变幻，也应当透过其表面来“寡其所以然”。一方面要“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全身远害，避免重演郄雍的悲剧；一方面也要拥有“授隙抵时，应事无方”的智慧，领会“先迕后合”的圣人之言，进而懂得各种看似无关的现象背后实际上存在着积来已久的缘由。然而世人多纵欲迷性，重利轻道，贪图一时所莸，不念长久之积，所以才会闹出“宋人拾契”、“齐人攫金”那样的笑话。唯有舍末明本，“归同反一”，因名求实，得其髓而弃其粗，才能一睹天道与人事之间的绝妙天机。
题文诗：
与马竞走,筋绝弗及,上车执辔,马死衡下.
伯乐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致千里者,
乘于人资,以为羽翼.君守无为,有为无好.
有为谗生,有好谀起.善建不拔,火热水灭,
木强斧伐,水流土遏;唯造化者,物莫能胜.
中欲不出,故谓之扃,外邪不入,而谓之塞.
中扃外闭,何事不节;外闭中扃,何事不成.
弗用之而,后能用之,弗为之而,后能为之.
神劳则越,目*则竭.有道之主,灭想去意,
清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循名责实,
使其有司,任而弗诏,责而弗教,不知为道,
柰何为宝.如此然则,百官之事,各有所守.
摄权势柄,于化民易.景桓位尊,以臣管晏.
怯能服勇,而愚制智,所托势胜,势使之然.
干大于枝,本强于末,轻重大小,有以相制.
五指属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以小属大.
得势之利,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约,
所制甚广.故十围木,持千钧屋;五寸之键,
制开阖门.岂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
原文
与马竞走，筋绝而弗能及，上车执辔，则马死于衡下。故伯乐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无御相之劳而致千里者，乘于人资以为羽翼也。是故君人者无为而有守也，有为而无好也。有为则谗生，有好则谀起。昔者齐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饵之；虞君好宝，而晋献以璧马钓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乐诱之。是皆以利见制于人也。故善建者不拔。夫火热而水灭之，金刚而火销之，木强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胜也。故中欲不出谓之扃，外邪不入谓之塞。中扃外闭，何事之不节；外闭中扃，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后能用之，弗为而后能为之。精神劳则越，耳目*则竭。故有道之主，灭想去意，清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循名责实，使有司，任而弗诏，责而弗教，以不知为道，以柰何为宝。如此，则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
摄权势之柄，其于化民易矣。卫君役子路，权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托势者胜也。故枝不得大于干，末不得强于本，则轻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属于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属于大也。是故得势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约，所制甚广。是故十围之木，持千钧之屋；五寸之键，制开阖之门。岂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义从风，而为之服役者不过数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则天下遍为儒、墨矣。楚庄王伤文无畏之死于宋也，奋袂而起，衣冠相连于道，遂成军宋城之下，权柄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赵武灵王贝带鵕鴲而朝，赵国化之。使在匹夫布衣，虽冠獬冠，带贝带、鵕鴲而朝，则不免为人笑也。
译文19
你与马赛跑，筋骨跑断也追不上马；但坐上马车手操缰绳辔头，那么马就不得不听你的使唤，以至累死马儿也是相当简单的。所以让伯乐去相马、由王良来驾御，英明君主只须稳坐马车厢里，无须亲手驾御就能到达千里之外，这就是在于能利用他人的特长才智来作为自己驰骋的羽翼。
所以统御民众的君主就该持清静无为之道而守着根本，有治国平天下的才能而无个人贪欲偏好。君主要知道，处处想插手表现自我，那么谗佞就会产生；而有个人偏好贪欲，那么阿谀就会兴起。过去齐桓公喜爱美食，易牙就蒸煮了他的长子献给齐桓公以骗取宠信；虞国国君贪好璧玉良马，晋献公就用璧玉良马来满足他的欲望以便能借道进军；西戎国王爱好音乐，秦穆公就用歌女诱惑使之丢失土地。这些均因国君好利贪欲而被人算计。所以只有从内心世界建立起某种信念，只要自我不变质，外界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将此拔去的。反观物质世界：那火虽然热得灼人，但水能泼灭它；金属虽然坚硬无比，但火能销熔它；树木虽然结实，但利斧能砍伐它；水虽然漫溢渗透，但土能堵遏它；只有自然造化的东西才没什么能制服它。所以心中的欲念不外逸，就叫做把住了门户，外界的邪气不能入侵攻心，就叫做守住了关卡。心欲不外逸、邪气不入侵，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节制？什么事情不能成功？那才是不用然后能用，无为然后有力。人的精神劳累就会离散，耳目*荡精气就会衰竭。所以得道体道的君主是熄灭***、抛弃杂意，以清静无为来对付所有一切；他不替任何人说三道四，他不将他人的事务揽于手中；他只是按照各种名分来落实实际事务，使各种官吏完成各自分内的事情。任用他们而不瞎指挥，提出责职权益而不多下指令；以无法规定、无可奈何的“道”作为法宝，这样百官群臣就能各守自己的岗位而尽心尽力了。
君主如果能掌握利用好权势，那么对于教化民众这点来说，就非常容易了。过去，无能的卫国君之所以能役使勇武的子路，就在于他掌握了权力的缘故；而平庸的齐景公和齐桓公能让精明能干的管仲、晏婴做他们的臣子，也是因为景、桓两公身处君位的缘故。这怯懦的制服勇武的、愚庸的制服聪明的，是因为怯懦、愚庸的身处地位要超过勇武聪明的。所以树枝不能大于树干、树梢不能强于树根，这样大的重的就能够制约小的轻的；就像五指属于臂控制，手指的搏拉抓取十分敏捷灵巧，没有不随心所欲的，这就是说小的属于大的控制。正因为这样，谁获得重要位置、有利形势就显得很重要，这样他尽管掌握持有的很小，但所能胜任的却很大；他尽管掌握守持的很小，但所能掌握的却很广。因此，十围粗的木柱，却能支撑千钧重的房屋的重量；五寸长的插销，却能控制大门的开关。这难道是木柱和插销的粗细长短足以胜任房屋重量和大门开关？不是的，而是因为它们处的位置太重要关键了。
孔丘和墨翟研究先圣的学问、通晓六艺的理论，但是后来继承传播他们的言论思想、亲身实践他们的志向、仰慕追随他们的义理和风格，并为他们奔走效劳的门徒只不过数十人。***使孔丘和墨翟处在天子的位置，那么天下儒、墨的门徒就不是数十个人了，可能天下到处都是儒、墨的门徒了。楚庄王为文无畏在宋国被害而感到悲伤，并为之挥袖而起，领兵攻打宋国，一路上跟随前往的追随者接连不断，浩浩荡荡攻到宋国都城、并取得胜利，这一切因为楚庄王掌握权势而导致的。楚文王喜好戴獬豸冠，使楚国人都仿效他；赵武灵王佩着贝带、戴着砫砮冠上朝，整个赵国人都被他同化。***如楚文王、赵武灵王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处平民百姓的地位上，即使也戴着獬豸冠、佩着贝带、戴着砫砮冠而上朝，就不免被人耻笑了
法治”是法家提出的口号，并成为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即所谓“以法治国”、“垂法而治”或“缘法而治”。
一、“法治”的内容和实质
“法治”与“礼治”既有联系，又存在着明显的对立：
其一，“法治”是针对“礼治”所维护的宗法制度而提出。儒家以“礼”为核心形成了家族宗法的法律观，而法家则以“法”为核心形成了君主专制的法律观，二者的不同，表现在对宗法制的态度上，即代表贵族利益的制度（“礼”）与代表新兴地主利益的制度（“法”）的对立，分封世袭制与中央集权制的对立。
其二，“法治”是针对“礼治”所重视的“德治”、教化而提出的。没有“德治”的诱导，“法治”便不可能产生。
其三，“法治”又是针对“礼治”强调“人治”而提出的。二者的分歧在于对发挥“君主”作用的看法，表现为重视“君智”还是“君法”的对立。
二、“法治”的理论根据
法家以自己的人性论和进化观作为“法治”的理论基础
法家认为，***都具有"好利而恶害“或者”就利而避害的本性，在“好利恶害”的人性面前，仁义德教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法令赏罚才能奏效。法家还通过对历史演进的叙述和古今社会的对比来论证“法治”的现实可能性。商鞅把人类社会分为四个阶级：“上世”、“中世”、“今世”、“上世”。“上世”可以靠“亲亲”，“中世”便只能靠“仁义”；而到了“下世”，“亲亲”与“仁义”都已行不行了；“今世”更不能沿用这些旧的方法。其结论是：“不法古，不修（循）今”，必须“当时而立法”。
三、推行“法治”的方法
法家不但提出了“法治”的理论，而且提出了一整套推行“法治”的方法。主要包括：
（一）立法原则
法家主张立法大权应该由君主集中掌握，所谓“生法者，君也”。他们提出了循天道、因民情、随时变、量可能、务明易等具有普遍性的立法原则。
1．循天道。即法令的制定要符合自然规律和自然环境的要求。
2．因民情。指法律的制定要以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为基础。
3．随时变。指立法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实际而变化。
4．量可能。指立法时要考虑实行的客观可能性。
5．务明易。是指法令一定要明白易知，便于遵行。
（二）执法原则
为了推行“法治”法家提出了明法、任法、壹法、从法的主张。
1. 明法。要求立法明确和万民遵守。主张以成文形式将新法“布之于百姓”，使其既“显”又“明”。
2. 任法。要求远贤智，弃私议，有法必依，执法以信。
3. 壹法。包括三个方面：统一立法权，统一法令的内容，统一人们的思想。首先，法家反对政出多门，认为立法大权必须全部收归君主。其次，必须保持法律内容的稳定和协调。再次，必须使人民的思想统一到法令上来。
4．从法。要求使法令具有绝对的权威，任何人都要按法令办事。主要包括君臣共守和刑无等级两个方面。
（三）运用赏罚
法家非常重视赏罚，并提出了运用赏罚的主要方法：
1．“信赏必罚”。指按照法令的规定，该赏的一定赏，该罚的一定罚，这样才能取信于民。
2．“厚赏重罚”。商鞅认为，只有“ 重厚”和“刑重”才能使民众相信君主和法令。
3．“赏功罚罪”、“赏勇罚法”与“赏富刑贫”。商鞅认为“赏随功，罚随罪，故论功察罪，不可不审也。”
4．“赏誉同轨，非诛俱行”。指思想观念、社会舆论要与法律赏罚相一致。法家主张人们的思想观念必须统一到法令上来，所以商鞅强调“壹赏，壹刑，壹教”5．少赏多罚和轻罪重罚。商鞅公开宣称：“禁奸止过，莫若重刑。”
（四）“法、势、术”结合
“法”指法令，“势”指权势、权力，“术”指统治策略和手段。法家对于处理三者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以法为本。法家认为法、势、术都是君主不可离开的工具，没有权势，就无法推行法、术；没有权术，虽有***和法令也制止不了“奸臣”；而没有法令，便无从督察、管理和制裁。三者之中，法令最为重要，必须“以法为本”而兼顾势、术。
2．法与势的结合。慎到提出权势是君主制服民众的根本条件，是“令行禁止”的有效保证。在处理法与势的关系上，法家提出了三种方法：第一，法、势结合，第二，“势”由君主“独制”，而法由“群臣共操”。第三，以法令加强权势。
3．法与术的结合。法家之术，专指君主驾驭官吏的权术，法家认为，权术与法令一样，都是君主治国的工具，是专制权力的保障。法家提出了以权术加强和实稀胺ㄖ巍钡姆椒ǎ饕硐衷谌龇矫妫?
第一，“无为”之术。即君主执法治吏，事不亲躬，充分发挥臣下的能力。
第二，“循名责实”之本。即以法令要求官吏尽职尽责，名实相符。
第三，“潜御群臣”之术。指不能公开的制驭臣下的“暗术”，即阴谋诡计。
综上所述，法、势、术的结合，是法家思想的总结和归宿。
1. 急求一篇古代有关治国之道的文言文
哈哈，最有名的当然是《谏太宗十思疏》啦！
〔唐〕魏徵 著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1〕；欲流之远者〔2〕，必浚其泉源〔3〕；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4〕，居域中之大〔5〕，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6〕，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7〕，承天景命〔8〕，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9〕。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馀，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10〕，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11〕。竭诚则吴越〔12〕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13〕。虽董之以严刑〔14〕，震之以威怒〔15〕，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16〕，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17〕；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18〕；乐盘游〔19〕，则思三驱以为度〔20〕；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21〕；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22〕；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23〕。简能而任之〔24〕，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25〕。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26〕
——选自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魏徵传》
2. < >的文言文翻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
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
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译文 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
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
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
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 *** 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
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
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
然 *** 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译文 从前，历代的君主，法度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统一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必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先代圣王都是重视农业的。
凡属于治国之急务，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禁止了这些，人民便无法游荡求食，人民无法游荡求食，就只好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
因此，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强、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以利于发展农业。现今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制作的人们，干一天可以吃用五天。
农民终年劳动，却不能维持自家生活。这样，人民就放弃农业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
弃农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那土地也就荒芜而国家贫穷了。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 *** 倍贷以给上之征矣。
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 *** 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
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译文 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来应付上面征课。
耕田锄草都有季节限制，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来雇人浇地。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
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了。
—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国君也能制止农民外流，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
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
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
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
奸巧不生 *** 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译文 从高山东麓到黄河、汝水之间。作物生长期早，凋落期迟，是粮食增产的好地方。
四季皆种而五谷皆收。中等年成亩产两石粮食。
一个劳力可以耕百亩收二百石。如今国家粮仓空虚而百姓没有积存。
农民卖儿卖女，其原因就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人们的收入。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注意让农、士、商、工四民即使互换其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也无法互相超过。
这样，农民专—务农而收入可以与其他各业均衡。农民专一务农田野就得到开垦，奸巧之事也不会发生。
田野开垦则粮食增多，粮食多则国家富裕。没有奸巧之事人民又会安定。
富裕而安定，这正是成王业的道路。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
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
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
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
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
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
3. 关于治国的文言文原文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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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4. 内容是依法治国的文言文这样的文言文，《韩非子》中很多，以下篇目供参考： 韩非子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法与术相结合。
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定法》）。“术”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一是因能授官，也就是说依据下属的能力授给人官职。
二是“循名责实”（《定法》），这是术的要点。法家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非常注重实物，循名责实是法家考察干部的一个基本原则，强调表面情况和实质要互相加以验证，综合来考察一个人，这就是所谓的“形名之术”。
韩非子说君主要驾驭约束好臣子，就一定要考察形和名是否相符，一定要看臣下说的话跟他做的事是否一致。 三是“叁五之道”（《八经》），这是法家考察群臣言行的一个具体方法，主要意思是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检查，以追究责任人的过失，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以找到取得成功的原因。
不分析成功的原因，臣下就会轻慢君主，不严厉追究过失，臣下就会相互勾结。 四是在领导谋略上，要使用“七术”，也就是说七种策略（《内储说·七术》）。
这七种策略是：（1）众端参照，也就是通过多方面的观察来验证臣下的言行；（2）必罚明威，就是一定要惩罚那些犯错误的人来树立威信；（3）信赏尽能，在奖励方面一定要守信用，鼓励那些有才能和取得成果的人；（4）一听责下，就是一一听取臣下的意见然后进行评判；（5）疑诏诡使，就是指君主表面上和一些人亲近，让他们长期在自己身边工作，但是不给他们任务，别人感觉这些人是受了秘密指令，所以做坏事的人就会害怕，心里疑心不敢胆大妄为；（6）挟知而问，这是考察下属忠诚度的有效手段，就是用已经知道的事情来询问下属，看看下属怎么说，用以对照核查下属的态度，从而举一反三地了解许多隐情；（7）倒言反听，就是本来想说一件事情，但却说一个与本意相反的事情，以获得下属的真实态度。 五是在管理过程中，韩非子强调要防微杜渐，从细节上消除消极因素。
《内储说》中提出了要查“六微”。管理中有六种微妙而隐蔽的情况：（1）“权借在下”，要防止权力分散和被架空，核心权是不可以借给别人的，它是领导者的专利。
（2）“利异外借”，就是防备内外勾结，组织内的人由于和领导利益不同会借助外力来削弱和反对上级的领导。（3）“托于似类”，这是一种用相关的事情欺骗上级、掩盖事实真相以达到个人私欲的手段，必须要加以防范。
韩非子讲了一个齐国的故事，齐国的大夫夷射陪齐王喝酒，醉了之后坐在门廊上，守门人请他赏一点剩下的酒，结果被拒绝了。夷射走后，这个守门人就在门廊下泼了一点水。
第二天，齐王出门后看到水，愤怒地问：“谁把尿尿到这里。”守门人回答说：“没见谁，可是中大夫夷射昨天喝醉了酒曾在这里站过一会。”
齐王就把夷射给杀了。这是典型的小人栽赃陷害的例证，作为领导者一定要明查。
（4）“利害相反”，就是利和害总是同时出现，有利必有害，有害必有利，所以若国家受害就要看谁从中得到了好处，如果下属受害也要看谁从中得到了好处，通过这种审查利害就会找到事情的前因后果，找到处理事情的关键所在。（5）“参疑内争”，权力斗争不可避免，而臣下争权夺利是产生变乱的根源，领导者对此要给予关注和控制。
（6）“乱国废置”，敌对国家插手本国重要人员的任免这一点要极力避免，一旦中了圈套，后果不堪设想。 势是法家的一个概念，和兵家的有所不同。
广义的“势”指客观形势，狭义的“势”是指权势。韩非子非常重视“势”，认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
这里谈的势，就是领导者通过法和术造成的一种权力状态。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势的重要，韩非子做了一个比喻，说千斤重的东西在船上就可以漂浮自如，而小小的一个铜钱，如果掉到船下就会沉入水底，它们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分量的多少，根本原因在于有势与无势。
同时的道理，治理一个国家能否树立权威、行使职权、获得下属支持，重要的在于他的地位与权势是否巩固。 得势的主要方法：一是依靠术驾驭局势，管理下属。
韩非子说：“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人主有诱于事者，有雍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南面》）。
二是靠制度权力，领导者只有牢牢把握赏罚的权力，才能确保势的稳固。“刑赏不察， *** 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则兵弱主卑。”
（《饰邪》）所以韩非子说：“势重，人君之渊……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治臣，在臣则胜君”（《喻老》）。
正确的方法就是要“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扬榷》）。圣人执要是说要抓住要点、核心问题，而“四方来效”就是要善于授 权，把细节的东西交给下属去做，自己牢牢把握核心权力。
从总体上讲，韩非子的法、术、势实际上就是告诉领导者，要管好一个组织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的问题。法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术是权力的手段，势是权力的归属。
要制定严明的规章制度、清晰和强有力的奖罚措施。规章制度和奖罚措施要明确，让每个人都看到，而且每次奖罚也要公开，这样。
5. 《治国安民》的文言文阅读答案原文：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解释：治：治理；安：安定。治理国家，安定人民。
在贞观九年（李世民的年号），唐太宗对侍卫官说：“以前（隋文帝）刚刚平定京师的时候，宫里面美女古玩满院。（然而）隋炀帝仍然不知足，不断征求，同时东征西讨，穷兵黩武，百姓不能忍受，于是导致了（隋朝）灭亡。这些都是朕（皇帝自称）亲眼目睹，因此（我）日夜努力，只希望清白英明，使得天下太平无事。于是才能（官吏）不盛行兵役，年年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治理国家犹如栽树，数的根部不摇摆，才能枝叶茂盛。君主英明，百姓怎么就不能够安乐呢”
6. 寻找有关讲解治国,政治等的古文治 平 篇
洪亮吉
[原文]
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培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
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培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
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乎之民虑也。
[译文]
人没有不愿意当安定社会的老百姓的，人没有不愿意当长期安定的社会的老百姓的。社会安定一百年以上，可以算长久了。可是说到它的住户人口，就比三十年以前增加了五倍，比六十年以前增加了十倍，比一百年以前、比一百多年以前不只增加了二十倍。
试以一个家庭来计算：（他们）高祖、曾祖那时候，有十间屋子，有一顷田地，自己一个人，娶媳妇以后不过才两口人。两个人住十间屋子，吃一顷田地出产的粮食，是富富有余的。以一个男人得三个儿子计算，到儿子这一辈就是父子四个人，（三个儿子）都娶了媳妇，全家就有八口人，八口人就不能没有雇工帮助，这样就不下十口人了。十个人住十间屋子，吃一顷田地出产的粮食，我知道他们住的仅仅够，吃的也仅仅够。（他们的）儿子又生了孙子，孙子又娶了媳妇，其中体弱年老的有的去世了，可是（全家）也已不下二十多口人了。二十多口人住十间屋子，吃一顷田地出产的粮食，即使算计着饭量来吃饭，量着身长来住宿，我知道它必然不够。由此到了曾孙这一辈，由此到了玄孙这一辈，比高祖、曾祖的时候人口增加已不下五六十倍，这就是高祖、曾祖的时候是一户的人家，传到曾孙、玄孙的时候，不分到十户是不休止的。这其间有人口减少的人家，也就有人丁繁衍的家族，增加的人数也足以和减少的人数相抵。
（有人）问：天地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们）说：水旱疾病之灾，就是天地调剂人口数量的方法。可是，老百姓遭到水旱疾病之灾而死亡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又有人）问：国君宰相是不是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说：使野外没有闲置的田地，使百姓没有剩余的劳力，新开辟的疆土，迁移佃农去居住，赋税繁重的百姓，斟酌过去现在的情况削减一些，禁止浮华浪费，控制兼并行为，遇到水旱疾病之灾，就打开公仓拿出府库所有的东西来救济，只不过如此而已，这就是国君和宰相调剂人口的方法。
总之，社会长治久安，天地不能不增加人口，可是天地用来养活人的东西，原本不过这有限的数量；社会安定的时间长了，国君宰相也不能不叫百姓生孩子，可是国君宰相能为百姓考虑到的，也不过上述一些办法。可是一家之中有十个子弟，其中不听教导的常常有一两个，再加上天地广阔，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怎么能全都遵从上面的约束呢？一个人的住房用来供十个人住已经不够了，何况供一百人住呢？一个人的吃的用来供十个人吃已经不够了，何况供一百人吃呢？这就是我为安定社会的老百姓忧虑的原因。
现存的《荀子》一书，共三十二篇，对先秦诸子都作了批判，因而也都有吸收，可谓诸子之学，无所不包。学术界普遍认为荀子是战国末年最后的一位儒学***，同时也普遍地承认荀子的儒学不同于孔、孟。儒学这种变异的情形原因何在？现在从研究道家黄老思想中发现，荀子很大一部分学术思想渊源于黄老，也就是帛书《黄帝四经》中的思想。这一发现，使儒学变异的脉络找到了源头。
在整个战国时期，儒家的学说一直不为时君世主所重视。孔、孟、荀三位***都曾周游列国，宣传儒学，游学诸侯。但他们的理论与时代需求相去甚远，故其收效甚微。所以儒学从荀子开始，便痛下决心，革新儒学，使新儒学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为新时代的政治服务。荀子对孔孟儒学的改造，是以吸收道家思想，特别是以吸收道家黄老思想的精华为其理论基础的。在荀子的书中，从他的宇宙观、认识论一直到他的政治论，几乎到处都可看到道家思想影响的痕迹。荀子吸收道家思想，近人多在自然观和认识论上探究，而对其“道论”甚少研究。本文即从黄老之学的角度上探究荀子帝王之学——“道论”中的黄老思想，以与荀学研究者切商。
通黄老无为之治君要而臣详
《史记》称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所谓帝王之学，即道德之论，也就是君人南面之术。这是道家学说的精要，即如《汉志》所言：“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荀子的“道论”，重在“君道”。故其著作有《王制》、《王霸》、《君道》诸篇，讲的都是帝王之术，无为之道，带有鲜明的黄老色彩。黄老讲“无为”，主要是在法治条件下的臣下的各自有为构成上层统治者的君上无为。简言之，即君无为而臣有为〔1〕。在统治方法上，强调循名责实，任人而不任智，即荀子所讲的“君要而臣详”。荀子的“无为”思想，正是从黄老学中吸取过来的。《不苟》篇曰：“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这是讲的天道自然无为而万事成的道理，和孔子一样，渊源于老子的思想。因此人道必须效法天道，实行无为之治——天子垂裳而治，共己正南面而己矣。故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事成。处一危之，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机，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解蔽》）《大略》篇亦曰：“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事成。”
以上两则引文，荀子都赞扬了虞舜以无为治天下所获得的成效。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解蔽》篇里所说的话：“处一危之，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这里的所谓“一”，指的就是“君道”。也就是“君人南面之术”，亦即君主驭下临民之道。但运用时，却具有两个方面：“危”与“微”。所谓“危”，指的是君权至高无上，至尊无加，下不敢欺上，故君尊而臣荣。所以说，“处一危之，其荣满侧。”所谓“微”，指的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方法，至周至密，至深至细，至隐至蔽，使臣下守职尽智，不能有所欺诈，这样君尊臣荣的效果，不求而自至，不知而自来，故曰：“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可见，“君道”的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叫做高不可攀，君尊而法显，这是公开的，显著的，是叫人要知晓的；另一方面叫做深不可测，君心细密伏隐，是隐蔽的，不能叫人知晓的。荀子讲的这一套统治术，其实就是黄老的统治术。《黄帝四经·经法》上说：“不知王术，不王天下。”有趣的是，荀子明引《道经》上的“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两语作据，《道经》虽然已经失佚，无从窥阅，但《道经》这部书显然属于黄老著作是无疑的。
荀子既认为无为之治是最好的政治，但君主要达到这个目的，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君要而臣详”，任人而不任智，这样自己才能“共己正南面”。所谓“君要而臣详”，讲的是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抓大事，抓要事，抓重点，抓关键。而其它一些具体而繁多的事务，则由臣下去办。荀子说：“明主好要，而暗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王霸》）这样才能“事至佚而有功”，享受无为而治的乐趣。这也就是《黄帝四经·十六经·成法》上所讲的“夫百言有本，千言有要，万言有总……夫非正人，孰能治此”的理论发挥。
“君要而臣详”另一方面的意义就是君主应该任人而不任智。选好人，用好人，充分发挥臣下众人的智慧，群策群力，去做好各自的工作。荀子深谙此理，故说：“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者之所谨守也。”（《王霸》）《君道》篇又曰：“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为王，下可以为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大略》篇又谓：“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事成。”
以上讲的都是君主不要包办一切，要清虚自守，卑弱自持，深藏己智，发挥群智，广泛地选择人才，分工负责去做好各自的本职工作，这样就可象虞舜那样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荀子的这一理论，完全来自黄老之学，《黄帝四经·法经·六分》曰：“王天下者，轻县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贱财而贵有智，故功得而财生，贱身而贵有道，故身贵而令行。”《经法·四度》又曰：“士不失其处，任能毋过其所长，去私而立公，人之稽也。”
后来慎到正是发挥这一理论而概括为：“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民杂》）
荀子正是承藉这一思想而成其论著的，他一反过去“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史记·太史公自序》）的理论思想，改而吸收道家的精要，以成其新说。不过荀子不愿承认他继承发挥了道家的黄老学说，却强言之为“儒者之所谨守”，岂不谬哉！
扬黄老法术之学表仪使民知方
黄老讲无为，是在法治条件下的各自有为，才能构成上层统治者的无为。故黄老特别重视刑名法术之学。荀子承黄老这一思想，一反过去儒家的传统，特别强调法治。他认为这是帝王之术不可少的。《不苟》篇曰：“故操弥约而事弥大，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则操术然也。”这里讲的“术”，即帝王之术。所谓“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指的就是法令、法治。《荣辱》篇曰：“政令法，举措时，听断公，上则能顺天子之命，下则能保百姓，是诸侯之所以取国家也。”
这是说一个国家的政令必须符合法制，各种举措适时，处理政事要依法大公无私，这样就能维持国家的稳定，使老百姓上可顺从天子、帝王的命令，下也可依照法律来保护自己，这样，一个国家就得到治理了。所以荀子强调国家的治乱的根本在法。《君道》篇又说：“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在《咸相》篇中，荀子以通俗的文艺形式，表达了“隆礼重法”思想。他写道：
“君法明，论有常，表仪既设民知方。进退有律，莫得贵贱孰私王？”
“君法仪，禁不为，莫不说教民不移。修之者荣，离之者辱孰它师？”
“刑称陈，守其银（按，即垠），下不得用轻私门，罪祸有律，莫得轻重威不分。”
“君教出，行有律，吏谨将之无铍滑。下不私请，各以所宜舍巧拙。”
“臣谨修，君制变，公察善思论不乱。以治天下，后世法之成律贯。”
现在我们分析一下荀子写的这几章思想的主旨。第一条讲的是法要明、要显，这样“表仪既设民知方”，每个老百姓就都懂得区分是非黑白的标准，这样自然也就晓得自己行动的方向。第二条讲的是法禁的道理。令行禁止，使老百姓都知道要依法而行，以法为师。第三条讲的是要严格的遵法守法和按法而治，以明赏罚的道理。所谓“刑称陈，守其垠”指的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臣下不得擅自用刑。“罪祸有律”就是犯罪的轻重与量刑的标准均以法律为依据，不能以情代法，随意减轻或加重。其实，这就是荀子在《王制》篇中所讲的“刑罚不过”，在《君子》篇中说的“古者刑不过罪，爵不逾德……刑罚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至明而化易如神。”第四条讲的是各级官吏执法不得受私请循私情，胡作非为。只要谨按律令办事，就无所谓巧拙了。第五条讲的是君制法，臣执法，大公无私以治天下，这样就能成为以法治国的规范。
荀子主张：君权要尊，国法要明，有禁必止，有令必行。刑罚不过罪，赏庆不逾功。臣民谨守法，执法要公平。进退皆有律，私请不得行。君臣谨修法，法治天下平。荀子所讲的法治已经是为适应战国末年快要形成的封建集权的专制制度服务的。这种鲜明的法治思想，虽然已经离儒家的理论很远了，但却和道家的黄老相一致。现将荀子所说的和《黄帝四经》所讲的对比一下就清楚了。
荀子说：“君法明，论有常，表仪既设民知方。”又说：“君法仪，禁不为，莫不说教名不移。”讲的是法律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和一个人行为应遵守的准则。这和《四经·经法》上讲的“法者，引得失以绳，而名曲直者也”，“法度者，正之至也”，“刑名立，则黑白之分已”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荀子说“刑称陈，守其垠，下不得用轻私门。”“罪祸有律，莫得轻重威不分。”又说“君教出，行有律，吏谨将之无铍滑。”讲的都是依法断案，不循私情。这和《四经·经法》上讲的“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称》篇上讲的“案法而治则不乱”，一切依法办事的思想又完全是一致的。
荀子说：“臣谨修，君制变，公察善思论不乱。”讲的是君臣毋论定法，执法都要大公无私，这样社会才会不乱。这和《四经·经法》上讲的“生法度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的思想也完全是相同的。
以上分析可以证明，荀子的法治思想正是渊源于道家黄老从而显示出新儒家的特色。
荀子除了重法以外，他也重“术”。前面已经讲了，君主应该“操术而治”。在《非相》篇中说“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在《仲尼》篇中还兜售臣下“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求善处大重，任大事，擅宠于万乘之国必无后患之术”，以及“天下之行术”等等。不过这种持宠保位的“术”实在令人感到恶心。它不但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就是与黄老思想的“术”也相差甚远。
黄老之学的“术”是指帝王君主驾驭群臣的方法和手段，即如韩非所说的：“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定法》）又说：“术者，藏之于心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难三》）像韩非讲的这种“术”，在荀子书中也是有的：“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校之以礼，而观其能安敬也，与之举措迁移，而观其能应变也，与之安燕，而观其能无流*也。接之以声色权利忿怒患险，而观其能无离守也。彼诚有之者与诚无之者，若黑白然……此明王之道也。”（《君道》）
以上讲的是用人之法，不过上面这些方法，除了在日常生活中和工作中观察实践外，还掺杂着使用声色狗马权利等故意去引诱考验，这就包含有特殊的手段在内了。其它如：“天下之变，境内之事，有弛易龋差者也，而人主无由知之，则是拘胁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狭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广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则人主将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窥远收众之门户向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将有便嬖左右足信然后可；其知惠（智慧）足以规（窥）物，其端诚足使定物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君道》）
这是说君主帝王个人的耳目有限，天下之大，万物之众，情况之多，千变万化，国中之事要了如指掌，除借助一套***机构外，还必须建立以自己亲信队伍——“便劈左右”——为耳目的网络，借以“窥远收众之门户向牖”一监视官僚的活动，窥测隐蔽的情况，反映社会的动态。君主即可据之***取措施，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的巩固。这种亲信耳目，荀子居然视为“国具”，认为是不可少的，可见荀子对“术”的重视。
在《成相》篇中，荀子说：“听之经，明其请（情），参伍明谨施赏刑”；“言有节，稽其实，信诞以分赏罚必”。在《王制》篇中荀子又强调“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所谓“朝无幸位”就是认为在朝廷里是没有靠侥幸得到职位的，所有一切官吏，必须名实相符，各自负起自己的职责，根据政绩的好坏实行赏罚。所以实现“朝无幸位”，实际上是通过循名责实的手段来达到，这也就是所谓的“用人有法”了。
关于“术”的思想，儒家从来是不谈的，而且是反对的。荀子一反儒家过去的传统，大谈权术思想，其渊源就是来自黄老。《黄帝四经·经法》首次论述了这一思想，强调“不知王术，不王天下”。后来申不害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学说，谓“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大体》），主张用循名责实的办法来考核控制臣下，荀子所谓“主道知人，臣道知事”，“君要而臣详”正是承借这一思想的。不过荀子对“术”的论述已大大超过了申不害，有些话甚至他的***韩非、李斯也不敢奉教，这是我们要明白的。
承黄老“定分”学说次定而序不乱
荀子关于“分”的学说，是纳入他的“礼制”范围内的，可是这一理论和渊源却是来自黄学的《黄帝四经》，是黄老无为而治理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老关于“分”的内容，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指万民的分等；二是指百官的分职；三是指社会的分工。这三个方面都关系到君主任人而不任智和循名责实以实现君上无为而臣下有为的“君道”问题。在“黄老”著作中，这个问题都讲的很清楚。如《黄帝四经·道原》篇上说：“分之以其分，而万民不争。授之以其名，而万物自定。”帛书《伊尹·九主》曰：“法君明分，法臣分定。”《尹文子·大道上》曰：“全治而无阙者，大小多少，各当其分，农商工仕，不易其业，老农长商，习工旧士，莫不存焉，则处上者何事哉。”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
荀子承黄老这一学说，并大加发扬，为之具体化，虽然显示出继承儒家所固有的等级思想，但与道家的无为政治联系起来，则表现出浓厚的黄老思想色彩。《王制》篇说：“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杂，杂而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富国》篇亦说：“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大）利也。”我们看到，荀子在上面所说的“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的论点，也就是《黄帝四经·道原》篇上所讲的“分之以其分，而万民不争”的论点，可见荀子这一学说确实源于黄老。
荀子和黄老一样，都把重点放在治道上，即放在国家社会的治理上。《王制》篇说：“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不能相事，两贱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赡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这里把“分”是作为“国制”来论述的，其落脚点则在“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所以等级的存在是天经地义的，而贫富贵贱按等级实行逐级的统治则是“天下之本”。而“分”更重要的内涵在于百官的“定分”，或曰“分职”。这是君主实行无为而治的关键。荀子深谙此道，故在《君道》篇中说：“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行其宜。”又曰：“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职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乱。”这里讲的论德定次，量能授官，也就是《伊尹·九主》中所讲的“法君明分，法臣分定”的意思。所谓各载其事，各得其宜，与《尹文子·大道上》所言“大小多少，各当其分，农商工仕，不易其业”也相一致，都是讲的“定分”。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荀子的学说上承黄老的线索。
荀子认为这种定分而治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通向无为而治的重要手段和方法。《王霸》篇曰：“治国者分已定，则主相臣下百吏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不务视其所不见。所闻所见，诚以齐矣，则虽幽闲隐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国之徵也。”
这是因为“分已定”，百官都明确自己的职责，都按自己的职责把本职内的工作做好。这样君主就可以垂拱而治。但如果不按分职办事，或擅自妄为，超越权限，先期而动，那就要严惩不贷了。这就是荀子说的“先时者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不论早动，晚动，越权超位都不行。只有这样才可达到“治之极”——也就是无为而治的实现。所以说：“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故职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乱，兼听齐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则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止，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一体，如四肢之从心，夫是之谓大形。”（《君道》）
以上这段话，荀子认为只要“定分”，百官分职，政治就可达到于下效果：1.可以塞私门，息私事，一切为公，秉公办事；2.分职治理，各行其职，老百姓就会听从指挥，做事就不敢怠慢，社会秩序就会井然，一切事务都会得到及时处理；3.分职而治，从官到民就知道自己所处的名分地位，因而时时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官的忠于自己的职守；为民的搞好自己的生产，***安分守己，这样，社会就会移风易俗，坏人也会改过自新，一切奸诈怪僻之人都会变得诚实，这就是政治教化最好的境界；4.政治达到如此至善至美的境地，一切事情均由臣下做得好好的，所以天子不看就清楚，不听就明白，不考虑就了解，不做就成功。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指挥，而天下听从他的支配就像支配自己的身体，就像四肢听从心的支配一样，运动自如。这就是“道”的充分表现。这也就是“共己正南面”的所谓“大形”——也就是无为之治的最好政治。
从以上可以看到，荀子把黄老关于“分”的学说，已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并且纳入到“君道”之中，成为帝王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荀子利用黄老之学改造儒学成功的地方。
取黄老天人相分思想人力可以胜天
近世学者都高度评价和赞扬荀子唯物主义的自然天道观，尤其高度评价他的天人相分的思想。当然也都承认荀子是受了道家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吸收了宋鈃、尹文道家学派的思想。这些论述对于我们认识荀子的思想渊源大有帮助。但我要指出的是，荀子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思想，其思想渊源来自道家黄老之学，具体的说，就是来自《黄帝四经》。下面我们考察一下这一思想脉络是如何发展而被荀子所继承并发扬光大的。
《黄帝四经·经法·国次》篇有这么一段话：“人强胜天，慎辟（避）勿当，天反胜人，因与俱行。”
《十六经·姓争》上说：“明明至微，时反以为机，天道环周，于人反为之客。”
上面的这两段话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段话讲的是人力勉强地胜过自然，千万要避免那些不恰当的做法；相反，自然胜过了人力，那么人就要顺应自然。第二段话讲的是，大家要知道由明（德赏）到微（隐刑）的道理，就要掌握好事物循环往返的运动规律，及时地抓住好的时机，处理好各种事务。天道（自然规律）是循环往返，周而复始的，它主宰万物而为万物之主，但是当人掌握了它以后，天道反过来就成了客——也就是为人类所利用。
以上所引，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关于天人相分和人力可以胜天思想的记载，也是黄老之学关于天人关系最有价值的论述。黄老学中这一积极思想，后来为这个学派的宋钘、尹文所继承，发展成为著名的“君万物”思想。我们且看宋、尹遗著《心术》、《内业》中的几段话：“凡物载名而来，圣人因而财（裁）之而天下治，实不伤（爽），不乱于天下而天下治。”（《心术下》）“执一不失，能君万物，君子使物，不为物使。”（《内业》）“执一不失，能君万物，日月之与同党，天地之与同理，圣人裁物，不为物使。”（《心术下》）
宋尹学派认为，人的力量是可以“君万物”的，也就是说人是自然的主人，而自然界的万物都可以为人们所控制。所谓“君子使物，不为物使，”指的就是人是自然的主宰，人可以主宰万物——这也就是所谓“裁物”。
宋、尹学派这种“君万物”和“裁物”的思想，直接影响了荀子，变成了荀子著名的“役物”思想和“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学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修身》）这里所谓君子役物不役于物的思想，指的就是人可以控制万物，荀子引《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的话，与《心术下》篇所讲的“圣人裁物，不为物使”的话完全是一个意思。所以在《劝学》篇中，荀子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于物也。”
这里讲的“善***于物”，也就是善于役物的意思。但这个意思，到了《天论》里面，荀子便全面地加以总结，明确地提出“天人相分”和“物畜而用之”的主张，最后提升为“制天命”的光辉学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天有其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大天而思之，熟与物畜而用之！从天而颂之，熟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熟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熟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熟与理物而勿失之！愿于物之所以生，熟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天论》这篇文章，真是荀子学说中最精华的部分，它是黄老关于天人学说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发展成为系统的唯物主义学说。在天人之间，它把人为的力量提到极高的地位，从聘能，理物，役物最后到“制天命”，使荀子的思想达到了光辉的顶点。
另外，我们还可看到，《黄帝四经》中的一些术语，如“天极”、“天功”、“天当”、“天毁”、“天度”、“天诛”、“天行”、“天刑”、“天成”等都被荀子所承藉，所以在《天论》里面，我们也可看到有所谓“天职”、“天功”、“天官”、“天君”、“天养”、“天政”等类的术语的使用。这就再一次证明了荀子的学术很大一部分来源于黄老之学的。
综上所述，荀子虽为战国晚期的一位儒学***，但他确实吸收了大量的道家文化精华。战国晚期儒学的陈腐和衰落，使他奋起担当改造振兴儒学的历史任务。所以从荀子开始，便广泛地吸收了道家文化尤其是道家的黄老之学，取其精华，以成其“道论”，为儒学的更新，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儒表道里”成了新儒学的特征。而这条历史路径，后来经过汉代初年的陆贾、贾谊的努力到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才最后完成 。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有一些杰出的人物主张通过变法和立法的途径来处理和解决社会矛盾，以顺应和促进社会的发展，完成大一统的历史使命。春秋时期，这样的人物就出现了，其中最著名的是管仲和子产，虽然他们没有提出法治的理论，不能称之为法家，但他们的政治主张和实际活动为法家学说的创立提供了前提和依据，是法家的先驱人物。到了战国，就出现了进行变法和立法活动，有提出了相应理论的前期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和慎到。这些前期法家虽然思想、学说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感到政治权力的重要性，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提出重法、重术、重势、不尚贤的法治主张和奖励耕战的措施。韩非继承和发展了这些先驱人物和前期法家的法治思想，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1．“以法为本”的法、术、势论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认为三者都是君主手中的工具，三者缺一不可，并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自己的君主专制的法治思想体系，为大一统服务。
韩非认为实行法治，必须“以法为本”(《饰邪》)。法是体现国家利益的，如果不重视法，国家的利益就要受到损害，所以他说：“法者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安危》)。重视了法，就能富国强兵，建立“超五帝，侔三王”(《王蠹》)的功业。所以他得出“明法者强，慢法者弱”(《饰邪》)的结论。他又认为要明法，就要树立法令的绝对权威，成为判断言行是非和进行赏罚的唯一标准，不许再有其他标准。因此，他说：“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不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问辩》)。所以他禁止儒家主张的“仁政”、“德治”，以期“禁奸于未萌”(《心度》)，达到统一思想的要求。
韩非认为要实行法治，就要颁布成文法。它的好处有二，一可以使大家有所遵循，二可以防止官吏专横徇私，使“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八说》)。法令颁布以后的贯彻执行，他认为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赏罚，因为人性重利，只有严格实行赏罚，才能使之“畏其威而归其利”，使法令得以执行。而要进行贯罚，就要审合刑名，使赏罚合乎法令的规定。他还指出，法要不分贵贱，一律遵守“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这体现了以“法治”代替“礼治”的进步意义。
韩非认为，“术”是实现法治的手段。君主为了掌握***和使臣属贯彻法令以实行法治，就必须有驾驭臣属的术。“法”、“术”对于君主来说是二者“不可一无之具”(《定法》)，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实行法治。因为“徒法而无术”，君主就“无术以知奸”，不能防止臣下阴谋篡夺、损公肥私和阳奉阴违。反之，如果“徒术而无法”(《定法》)，释法而用术，君主就失去判断察奸的标准和给予赏罚的依据。结果是：“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非誉交争，则主惑矣。”(《说疑》)
韩非所说术的作用有二个方面：一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定法》)这是说术是任免和考核臣下的方法，即是根据能力大小授与官职，用“循名责实”的办法考核臣下是否忠于职守和遵守法令。对名实相符的给予奖赏，对名实不符的施予处罚。他认为这是“知奸”和“禁奸”的好刃、法，既能了解臣下是否失职，也可发现臣下是否越权。
二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难三》)。这是说，术是君主藏在自己胸中而不显露出来的，以对付各种***和驾驭群臣的手段，用以防止群臣阴谋篡夺***和损公肥私的违法行为，以维护君主专制。
韩非以为君主之所以能立法和行赏罚，以掌握权势为前提。他说：“势者，胜众之资也。”(《八经》)势是使人服从的政治资本。只有“君执柄以处势”，才能“令行禁止”(《八经》)。
韩非还指出君主之所以为君主，在于君主有权势，“主之所以尊者，权也”(《心度》)。君主失去了权势，就要君臣易位，改称为臣子了。“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暮臣。”(《孤愤》)所以他特别强调君主必须“擅势”，必须集权于一身，绝对不能与臣下“共权”(《外储说右下》)，“赏罚下共则成分”(《八经》)，权轻位卑，就没有人听从了。
韩非还强调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的“法”与，“势”结合思想。他在强调“法”不能离开“势”的同时，也强调“势”不能离开“法”，因为有“势”而无“法”，便不是法治而是人治了。实行人治，中人之君便无法治好天下。反之，实行法治，中人之君只要“抱法处势”也可以治好天下，以说明法治优越于人治。
2．历史进化思想
韩非的历史进化思想是继承《商君书》来的，把人类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四世。上古之世指传说中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的时代。中古之世指鲸、禹治水的时代。近古之世指汤、武征伐的殷、周之世。当今之世，指他所处的战国时代。韩非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进化的，守成不变，复古倒退，就要闹笑话。他说：“今有构木钻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鲸、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五蠹》)他以为，时代变了，治国的方法也要随之而改变，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如果在当今之世，仍“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那就是“守株待兔”式的蠢人。因此，他得出结论是：“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固为之备。”“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心度》)。
韩非还对历史进化的原因作了探索。他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五蠹》)可见，他是从物质生产方面来说明历史进化的原因。而物质生产的发展，又促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和观念的变化。他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同上)这是说上古竞于道德，并不是***都好，而是由于当时物多人少；今天人们互相争夺，不是人的思想退步变坏，而是财少人多造成的。 韩非的历史进化思想和他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既指出了变化的必然性，又指出了实行法治的必要性，说明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条件下，只有用赏罚的手段进行统治，才能维持社会秩序和富国强兵，才能实现大一统。因此，他的历史进化思想是他法治主张的理论基础。
3．人性好利思想
韩非的人性论，并非继承苟卿的性恶论，因为苟卿认为人性好利是恶，需要改恶从善。韩非认为人性好利，无需改变，君主可以用赏罚的手段来利用它。
韩非是继承了慎到和《商君书》的人性好利思想。他认为人的好利的本性首先出于人的本能需要，说：“人无毛羽，不衣则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着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解老》)但他又指出，人性是随着历史发展的变化而变化的，说：“古者黔首悦密蠢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 智慧，欲自用，不听上。上必五劝之以赏，然后可进，又且畏之以罚，然后不敢退。”(《忠孝》)
因此，当今之世***都好利，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即使父子之间，也是计利相待的，他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征，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而况无父子之泽乎！”(《六反》)，至于君臣关系则更是利害关系了，他说：“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 臣不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 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饰邪》)他在《难一》中更具体地把它看成是一种买卖关系，说：“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这就是君臣在进行“死力”与“爵禄”交易。
韩非又指出了君与民的利害矛盾。他说：“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故“明主．”对人民“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六反》)。因此韩非认为统治人民要依靠赏罚，不能依靠自愿服从，对人民必须以威力强制，他说： “民固骄于爱，听于威”(《五蠹》)。“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显学》)。因此，他认为必须“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义之相邻”(《六反》)。这是韩非主张用法来镇压人民。
韩非还用利来解释人们的行为，他说：“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天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备内》)总之，这些人的行为，不是他们心的善、恶决定的，而是他们的利益决定的。
人性既是好利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统治者就可利用手中的权力，以赏罚为手段来进行统治。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经》)因此，韩非的人性好利思想，也是韩非实行“法治”的理论基础。
4．认识论
韩非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一是人有认识世界的能力，他说，“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解老》)这是说人依赖天生的眼、耳等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来感觉和思维客观世界。二是天地万物都有所以然之道、所以然之理和事物的性质、形状，可以为人的这些器官所感觉和思维。
韩非认为事物的道理是不容易认识的，要进行深思熟虑，“思虑熟则得事理，得事理则必成功。”(《解老》)而思虑时，又必须完全客观，不能有主观的偏见。他说：“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参鞠之，终则有始。虚以静后，未尝用已。”(《扬权》)又说：“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同上)这就是说，在思虑时，必须去掉一切主观偏见，才能认识规律，得到知识。
韩非还提出了检验认识是否合乎实际的“参验”法，他说：“参伍之道，行参以谋多，揆伍以责失，……言会众端，必揆之以地，谋之以天，验之以物，参之以人，四征者符，乃可以观矣。”(《八经》)这就是说检验一种言论是否正确，要把事物排队(伍)，作比较研究(参)，注意到各个方面(众端)，包括自然的(天、地、物)和社会的(人)各种因素。只有这些方面都符合的言论才是正确的。
韩非还认为，言论是否正确，要看有没有功用，他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轻者也。”“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问辩》)对于先秦各个学派，韩非都批判了。他的论断是：所有他们的言论都没有“以功用为之的彀”，因而都是无用的。可见他的认识论和他的实行法治的主张，也是有联系的。
5.自然观
韩非论述了道、理、德自身及其相互关系，他说：“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主道》)又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解老》)这是说，道是自然界及其总规律，理是万物借以互相区别的特殊规律。他还说：“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解老》)意思是说，各种不同的事物，各有其特殊规律，所有万物的特殊规律的总和，体现出了世界的根本的总规律。韩非又认为自然界万物所得于“道”而成为自己的内在性质的，是“德”。“德”是从“道”那里得来的，所以“德”是“道”的体现。
韩非反对迷信鬼神，指出“龟夹鬼神，不足以举胜，……然而持之，恩莫大焉”(《饰邪》)。他又指出，迷信鬼神，是国家灭亡的象征之一，他在《亡征》中说：“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他还解释产生迷信鬼神思想的社会根源，是“人处疾则责医，有祸则畏鬼。”(《解老》)这就是说，迷信鬼神的根源，来自疾病与灾祸。
韩非认为，天没有意志。他说：“若天若地，孰疏孰亲?”(《扬权》)“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功名》)他发挥了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强调人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可以运用工具去改造自然物，并以这种看法去论证他的法治主张。他说：“虽有不恃隐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圆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善之道。”(《显学》)由此可见，韩非对于自然和人事的态度是反对任其自发和偶然的因素，而赞成积极的自觉活动。这又显示出韩非的自然观和他的法治主张也是相通的。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传统上关於百家的划分，最早源於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
自此，中国古代学术界都依从班固，百家就成了「九流」。今人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再增「兵、医」，认为：「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兵、医十二家也。」
儒家
儒家崇尚《周礼》，认为***安份守已，互相关怀，达至一个大同世界，就是「仁」。「仁」是儒家的核心内容。其主要内容如下：
***观∶「仁」是是***道德的总纲。「仁」就是「爱人」，君主要体民情、爱惜民力，反对苛政。若要实践仁德，需要「忠」和「恕」。「忠」是尽自己的本份；「恕」是推己及人。提倡以「礼」、「乐」，约束人的行为，陶冶人的性情。
政治观∶主张以礼义治国，回复西周时期的德治。而社会各阶层人士应尽本份，以达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阶局面，这就是正名思想。
教育观∶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认为教不应分贵贱贤愚。他认为「因材施教」是理想的教学方法。他又提倡「温故知新」及「举一反三」等学习方法。
宇宙观∶对鬼神之说抱著「存而不论」的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但却十分重视祭祀祖先。
其后孟子以「性善说」论述「仁」，「人之异於禽兽者，几希。」他认为人性本善，具备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加以发扬，便可成为仁、义、礼、智的德行。
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与禽兽无异，「饥而欲饱，寒而欲暖」，若顺从人的本性而行，必会引起纷争。他主张通过教育改变人的本性，为善去恶。荀子强调通过「礼治」维持社会秩序，使社会各阶层人士安守本份，社会便能安定。
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被历代统治者及学术界所尊崇，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及道德的主流。
代表人物：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据史记所说，他生於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於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年七十三。他是儒家的始创人物，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也被称为「圣人」。
孔子周游列国，先后到了卫、陈、蔡、楚、宋等国，宣扬其政治抱负，但皆不得要领。孔子不能伸展自己的抱负，心灰意冷，遂返回鲁国，是为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已六十八岁。自此以后，他潜心讲学和著书，在此其间与***重新编订了《五经》和撰写《春秋》，为的是要记载春秋时代所发生的大事，阐发儒家的价值观。
五年后，孔子去世，终年七十三岁。及后***们将老师一生的话语，去芜存菁地摘录下来，编成《论语》，成为儒家学说的必读经典。
孟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生於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他是孔子的孙子思的再传***。
孟子在母亲的教育下，用功读书，学成以后以孔子的继承者自任，招收***，并且游历列国，宣扬「仁政」、「王道」的主张。他到过齐、宋、鲁、滕、梁等国，见过梁惠王，齐宣王等君主。虽然受到了尊敬跟礼遇，可是因为被认为思想保守，不合当时潮流，又没有得到重用，只有滕文公曾经试图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到了晚年，孟子回乡讲学，和他的***万章，公孙丑等，从事著书的工作，写成了「孟子」七篇。它的篇目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以及尽心。由於每篇的分量很多，又分成上、下两篇，因此全书共有十四卷。孟子的言论和事迹差不多都保存在这七篇之中。
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郇邑人，生於周郝王二年（公元前313年），卒於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5年），战国后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关於荀子的记载很少，而且颇有出入。荀子是继孔子、孟子以后最大的儒学的。他的思想记载於《荀子》一书中，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荀子曾经游历燕、齐、楚、秦赵多国，后家居兰陵至死。
在兰陵时荀子开始教书与写书，有名的韩非和李斯就是他这时候的学生，他也在这段时间完成他的代表作品－《荀子》。荀子虽是儒家之继承人，但他并没有盲目地将儒家学说全盘接收。反之，荀子将儒家学说融会贯通、加以发挥，提出了「性本恶」等影响后世深远的学说。
道家
「道」是老庄学说的思想中心，是一切事物的根源。「道」亦是循环不息。道家强调凡事均无须强求，应顺应自然，达至「道」的最高境界。道家精神在於精神上的超脱，不界限於形驱，只求逍遥及心灵上的开放。以下是道家的观念∶ 宇宙观∶「道」是无形及不可见的，是超时空的绝对精神，是宇宙最高本体及一切事物的根源。
政治观∶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不断，民生困苦，人们必须放弃逞才、逞智、逞强、逞力、回归朴素、无知的境界，以「无为」治理天下，天下才能和平安定。最终希望回复「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
人生观∶万物都有对立面，物极必反。因此，人们必须「知足寡欲」、「柔弱不争」、「顺应自然」，抛弃一切礼教的枷锁，才能避免灾祸。
代表人物：
老子
据一般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生卒年不详，一说生於公元前604年，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谥聃。有人叫他李耳，也有人叫他老聃。老子修道德，其学主无为之说，以自隐无名为务。有很多学者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的人，但是比较多人认为老子是春秋时代的人。
道家的理论奠定於老子，老子《道德经》一书上下五千言，书中广论道的形上学义、人生智慧义，提出一种有物混成且独立自存之自然宇宙起源论，也提出世界存在与运行原理是「反者道之动」的本体论思想。对於存活於其中的人类而言，其应学习的就是处世的智慧。老子也提出了众多的政治、社会与人生哲学观点出来，主张「无为而治、小国寡民」。
庄子
庄子名周，字子休，宋国蒙人，生卒於约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据《史记》所记载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
庄子早年曾在蒙作过漆园吏，后一直隐居。他生活贫困，但淡泊名利，楚王闻其贤德，曾派使者赠以千金并请他作宰相，被他拒绝。遂终身不复仕，隐居於抱犊山中。
庄子学识渊博，交游很广，著有《庄子》一书，大旨本於《老子》，然其要本归於老子之言，也有自己独到见解，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
墨家
尚贤尚同是墨家的基本政治纲领。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以下是墨家的观念。
***观∶提出「兼爱」，主张爱不应有亲疏、上下、贵贱、等级的分别。他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於人不相爱。
政治观∶主张「尚贤」、「尚同」，提倡选任贤才，消除阶级念，使天下大治，主张「非攻」，反对一切侵略战争。
经济观∶反对奢侈的生活，主张节俭，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的思想。
宇宙观∶提出「非命」，认为命运不能主宰人的富贵贫贱，强调只要透过后天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为了求福避祸，他又主张「尊天」、「事鬼」。
墨家讲求刻苦、节俭，「兼爱」比「仁爱」更难遵从，又因记载较少，所以日后发展不大。
代表人物：
墨子
春秋末战国初思想家、学者，墨家学派创始人。姓墨名翟，生卒於约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墨子出身平民，自称「北方之鄙人」，人称「布衣之士」和「」。
他曾为宋国大夫，自诩「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曾师从史角之后，传其清庙之法；又学於儒者，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明於《诗》、《书》、《春秋》，因不满儒家礼乐烦苛，於是弃周道而用夏政。
宣扬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而以兼爱为核心。其为人「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为宣扬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生徒，寻常亲从***数百人，形成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上说「王公大人」，下教「匹夫徒步之士」，几乎「遍从人而说之」。行迹所至，东到齐，西游郑、卫，南至於楚、越。
墨子博学多才，擅长工巧和制作，曾制成「木鸢」，三日三夜飞翔不下。还擅於守城技术，其后学总结其经验为《城守》二十一篇。还在名辩说方面有所成就，成为战国名辩思潮的祖源之一。墨子的事迹，分别见於《荀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於》等书，其思想则主要保存在墨家后学《墨子》一书中。
法家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代表人物：
韩非
韩非，姓韩名非，战国末年的韩国人，出身於贵族，为韩国的公子，生年与血亲已不可考，卒於公元前233年。韩非口吃，不善於言说，而好著书。韩非与李斯为同学，同师事於荀子。
韩非见当时韩国势弱，曾数谏韩王，但韩王听。韩非痛恨治国不修明法治，不实行富国强兵，而重用那些没有实际经验好发空论的人。於是他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书成后传至秦国，秦王读后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的著作得到了秦始皇的称赞。
秦国攻韩，韩王本来不用韩非，待秦进攻甚急，韩王於是委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见到了韩非很为喜悦，但亦未信用。李斯认为，韩非为韩国的公子，终为韩而不为秦，因此向秦王建议，既然不用韩非，不如诛之，以免后患。秦王以为然，下令治非。李斯则暗中差人送韩非毒药，使***。韩非怀才而不遇，终为自己的同学所杀。
商鞅
商鞅（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38年），姓公孙，名鞅，秦孝公时封於商邑，故名商鞅，号为商君。商鞅为卫国庶出公子，故亦称为卫鞅。商鞅先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知道商鞅有才能而未得重用，向魏惠王推荐商鞅。商鞅未被惠王纳用，待公叔痤去世后，闻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於是商鞅西入秦。
商鞅入秦后，秦孝公前后四次接见他。孝公不欲仁政德治的儒家之道，而信霸道，与商鞅的法家思想相合，并在秦国推行最为彻底的变法运动。
商鞅在秦国前后实行了两次变法，比较彻底地废除了旧制度，实行了新制度，使得秦国很快强盛起来，成为战国时期第一等强国。其后，商鞅本人却遭到贵族保守派的诬陷，被处以车裂极刑。
名家
名家是以提倡循名责实为学说的流派，提倡「正名实」，正是「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实相符」。战国期间，局势动荡、混乱。很多礼法名存实亡。名家由此崛起，强调事物应该「名乎其实」，藉以令天下一切事情走上正确的轨道。
名家注重辩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逻辑学。名家与各家不同之处，正是在於「正名实」的方法。他们主要是以逻辑原理来分析事物，而辩的内容，又多半是与政治实务无关的哲学问题。因此，名家的理论在中国五千年来的学术沿传里，一直被冠上一个「诡辩」的恶名。
名家的没落，除了因为不受上位者的支持之外，也因为***们并无能出前人的创新主张。
代表人物
公孙龙
公孙龙，赵国人，或曰魏人，有传字子秉。约生於周显四十四年，死於周惠公六年，生平与庄子、惠施、孟子、邹衍同时。公孙龙因为是「专决於名」，执名为实，他的辩论主要是语言的自身所展开，离开了具体、经验的事物辩论。
公孙龙善为同异之辩，达巅峰的境界，其主要辩论有：白马论、指物论、坚白论、名实论等。
惠施
惠施，生於公元前370年（或公元前380年），传卒於公元前310年，战国中期宋国著名学者，名家鼻祖，与庄子为友，曾做过魏（梁惠王）的相国；后惠施联合齐、楚的活动遭到失败，被张仪驱逐。
惠施才思敏捷，博学善辩，长於雄辩与逻辑推理，曾与桓团、公孙龙等辩者掀起了名辩的***，故有「惠施以之辩给，万石以之讷慎」。
阴阳家
阴阳家 在自然观上，利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又从《尚书》的「***划分」进而提出「大***」说，认为中国为赤显神州，内有小***，外则为「大***」之一。
在历史观上，则把《尚书》的五行观改造为「五德终始」，又称「五德转移」。「五德」指五行的属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按阴阳家的说法，宇宙万物与五行对应，各具其德，而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则是「五德转移」的结果。其目的在为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论证。
在政治***上，阴阳家认为「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赞成儒家仁义学说。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包含若干天文、历法、气象和地理学的知识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汉初阴阳家还存在，武帝罢百家后，部分内容融入儒家思想体系、部分内容为原始道教所吸收，作为独立学派的阴阳家便不在了。
代表人物：
邹衍
邹衍（约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240年），齐国人，阴阳家的代表人物，因其学问迂大而宏辩，人称为谈天衍，又称邹子。
旧史所载他的事迹有所谬误，但可肯定他是战国晚期人。邹衍曾游学稷下学宫，以学问重於齐。到魏，受到魏惠王郊迎。到赵，平原君待之以宾主之礼。到燕，燕昭王亲自为他在前面扫尘，听他讲学，为他筑竭石宫，执***礼。故此有史推测他可能死在长平之战后。
邹衍的著作《邹子》和《邹子终始》，据说有十余万言，但早已夫失。现只有《吕氏春秋》、司马迁《史记》的一些段落可见其思想。
纵横家
「纵」指「合纵」，「横」指「连横」。
所谓「合纵」，指战国时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联合抗秦的外交策略。
所谓「连横」，指以上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的外交策略。
「纵」与「横」的来历，据说是因南北向称为「纵」，东西向称为「横」。六国结盟为南北向的联合，故称「合纵」；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为东西向的联合，故称「连横」。所谓「纵横家」，指鼓吹「合纵」或「连横」外交策略的人物。
称苏秦和张仪为最著名的纵横家，没有苏、张，就不存在合纵与连横，自然也就不会有所谓纵横学和纵横家。苏秦和张仪学说多散见於史书之中，而少有专著。
代表人物：
苏秦
苏秦字季子。战国时东周洛阳人。学纵横之术游说各国，初至秦说惠王，不用。乃东至赵、燕、韩、魏、齐、楚，游说六国合纵御秦。他相六国，归居於赵，被赵封为武安君。其后秦使人诳齐、魏伐赵，六国不能合作，合纵瓦解。
他入燕转入齐，为齐客卿。与齐大夫争宠，被人杀死。一说他自燕入齐从事反间活动，使燕得以破齐，后反间活动暴露，被齐车裂而死。
纵横家有《苏子》三十一篇，今佚。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保存有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十六章，与《史记?苏秦列传》有所不同。
张仪
张仪是魏国人，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於魏惠王时入秦，秦惠文君以为客卿。公元前328年，秦使张仪、公子华伐魏，魏割上郡於秦。当年，张仪为秦相。
惠文君於十三年（公元前325年）年称王，并改次年为更元元年。更元二年，张仪与齐、楚、魏之执政大臣在啮桑相会，随即免相。次年，张仪相於魏，更元八年，又相於秦。
十二年，张仪相於楚，后又归秦。惠文王卒后，武王即位，与张仪有隙，他离秦去魏，据《竹书纪年》记载，就在这一年五月卒於魏。《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张子》十篇，汇集了张仪的作品或和他有关的材料，今已亡佚。
杂家
严格说来，「杂家」并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他也并不自命为「杂家」的流派。自从《汉书．艺文志》第一次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之后，这个学派才正式被定名。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家都有自己的对策与治国主张。为了打败其他流派，各学派或多或少的吸收其他流派的学说，或以攻诘对方，或以补自己学说的缺陷。然而，任何一个流派也都有其特色与长处，而「杂家」便是充分的利用这个特点，博***众议，成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却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
代表人物：
吕不韦
吕不韦原籍卫国濮阳人，战国后期著名政治家，担任秦相国十三年，为秦最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吕不韦长期卖贵，积累大量家产。但他不满足於大商人的地位，一直在寻找机会，投身政界。
有一年，他到赵国都城邯郸去作生意，结识了秦国公子异人。当时异人为人质於赵，处境也不太好，吕不韦则以为「奇货可居」，先是以金钱和美女予之，博得异人的欢心。接著，游说华阳夫人之姊，以贿赂买通秦孝文王之后华阳夫人，立以为太子。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死后，公子异人得以回国即位，是谓秦庄襄王，封吕不韦为国相，号曰文信侯，食蓝田十二县。秦庄襄王死，秦王嬴政即位，吕不韦被尊为「仲父」，代秦王摄政。
秦王政亲政后，吕不韦被免职。先居河南，后徒蜀郡。秦王政十二年在往蜀郡的途中***。著名的《吕氏春秋》就是他组织门客编写的。
农家
农家者流，出於农稷之官。其言多重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故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连孔子亦曰：「所重民食。」故可见此为其所长。
农家主张与民同耕，进而论及君民并耕，此可说是一个很大的自由平等之观念，故不免引起重视「正名」的儒者之反对，认为这是弃君臣之义，徇耕稼之利，而乱上下之序。
因农家书多为农圃之技，而非学理，故能免於秦始皇之《焚书令》。但其最高之理想为与民同耕，虽为一平等阶级口号，但亦不容於儒者，是故其著多亡佚。
代表人物：
许行
许行是鲁国的农业专家，亦为先秦诸子农家的代表人物，为神农之言者。
他的事迹大多不可考。据《孟子?滕文公》所载，他曾自楚至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更与之处。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跟许行学其术。
另外，许行主以数量为标准画市价。
***家
***家者之起源，当盖出於稗官，即出於以说故事为生者。其意多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於刍荛。
古时之人以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多以之谤之。而至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
***家者能代表平民社会之四方风俗。然亦因其之小道，而不为世人所重，终致弗灭。
代表人物：
虞初
虞初为西汉河南洛阳人。其事迹多已散佚。据《史记》、《汉志》所载，虞初於武帝时，以方士侍郎，乘马衣黄衣，号黄衣使者。而在《郊祀志》有载：「雒阳虞初等以方词阻匈奴、大宛。」
虞初虽为西***，其功於***家者为汇编丛谈之***。据张衡西京赋曰：「***九百，本自虞初。」可见虞初在整编***上的地位。
虞初著有《虞初周说》，内容为其所辑***之汇编，篇类近千，非汇编而何。然卷帙浩繁，尤易散失，故其书亡佚亦早。
兵家
兵家是中国古代对战略家与军事家的通称，又特指先秦对战略与战争研究的派别。兵家的重要著作有《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和《尉缭子》等。
兵家集大成者是孙武的《孙子兵法》。中国自古以来兵家一直是受到重视的。 兵书在中国的发展源远流长，兵书产生於西周，成熟於春秋。
如何从宏观上把握战争，是兵法的关键。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关系到一国或一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兵法也可以将它看成既是一部如何统治国家，制定国家战略的指引；又是一部如何领兵打仗，制定战争战略与策略的书本。
代表人物：
孙武
孙武齐国人，字长卿，春秋时兵法家。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经伍子胥的推荐，被任命为将，率吴军攻破楚国。
他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注重了解情况，全面地分析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双方，并通过对战争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以克敌制胜。他还提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谓之神」，强调了战略战术上的「奇正相生」和灵活运用。
孙武著作有《孙子兵法》一书，为中国最杰出的兵书，并深受世界各地所重视。
孙膑
齐国阿鄄人，孙武的后代，大致与商鞅、孟轲同时，为战国时兵法家。他曾
与庞涓同学兵法，当庞涓作魏惠王将军时，忌其才能，把他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即去膝盖骨），故称孙膑。后经齐国使者秘密载回，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协助齐将田忌，设计大败魏军於桂陵、马陵。
他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军事理论，把「道」看作战争客观规律，提出了以寡
胜众、以弱胜强的战法，主张以进攻为主的战略，根据不同地形，创造有利的进攻形势，重视对城邑的进攻和对阵法的运用。著有《孙膑兵法》一书。
医家
中国医学理论的形成，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到公元三世纪中叶，共经历了七百多年。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到封建制度确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意识型态、科学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形势，其中包括医学的发展。医家泛指所有从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