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省制的确立，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方面得到保证。这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对后世影响巨大。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这种划分行政区域的方法自然就加强了中央集权，客观上也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在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交流。
元代的行省制度虽然与唐宋以来汉族社会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观念确实有很大的抵触，但它作为元代社会发展的产物，还是起到了它在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的目的，同时也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岭北与云南则是分封羁縻制。
扩展资料：
消极影响：
从元代开始，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取“犬牙交错”的原则，任意将本地自然、人文和社会环境差异极大的地区拼成一个省级行政区，削弱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认同感，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
行省将路府州县各项权力削夺大半，使其处理庶务的正常功能显著降低；行省区划面积过大，对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弊多利少等。
行省官的生杀予夺大权始终操于朝廷之手，行省对圣旨上命只能无条件服从，不得有任何怀疑或违抗之举。
百度百科-行省制
百度百科-元朝行省制度
思维困惑
示例二是从山川地理形势来设计答案。而问题是要求从政治经济文化来分析。答案要点就那两三句话，分值是12分了。如果学生适当展开叙述的话，山川地理形势这个答案要点这个作何解释？应该归因到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角度来解释？很多人是从政治角度来解释的，说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有利于中央集权。但是这样的解释是不是完全合理？认识是不是足够全面？
在讲元代行省制度的时候，我就引导学生分析了行省制度的政区划分特点，来认识行省制度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在元代以前中国主要以“山川形便”来划分行政区，行政区的自然属性与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较强，容易产生割据局面。从元代开始，***取“犬牙相入”的原则，任意将自然环境差异极大的地区拼成一个省级行政区，削弱地方的经济、文化认同感。如果学生对行省制度的犬牙相入有深刻理解，他会认为唐代山川形便是方便了地方割据。
如果这样认识的话，显然认为是唐代的政区划分注重了山川地理形势，客观上导致唐末的分裂割据局面的出现。那么唐代的政区划分为什么要注重山川地理形势？统治者又是从什么角度出发设计了设计了这样的政区划分形式？显然从方便地方分裂割据来分析是不符合逻辑的，也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
答疑解惑
对于唐代的区域划分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时段来辩证认识。要解释这个问题，必须全面认识中国古代政区划分的原则。
政区本来就是为着中央集权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其划界当然要以对集权统治有利为原则；但在另一方面，农业经济的发展又是维持封建***的基础，政区边界的划定也要注意使政区与地理环境相一致。在这两种思想指导下，就出现了犬牙相入和山川形便两条相互对立的划界原则。在中国历史上，这两原则是同时并用的，但越到后来，犬牙相入的原则越占上风，这一点反映了中央对地方控制愈来愈紧，中央集权程度愈来愈加强的客观事实。
山川形便，是根据山脉、河流等自然地理特征划分行政区域。能够使行政区划与经济、文化区划一 致，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个原则是最自然最直观的原则。尤其在高山大川两边的地域，往往具有不同的地貌、气候和土壤，形成不同的农业区，也形成不同的风俗习惯。高山大川除了造成地域上的差异外，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又成为文化传播的天然障碍，因此以山川为界来划分政区是世界各文明古国的通行原则。但这些行政区域也可能利用山川险要，形成割据，不便于中央管理，如四川、山西就是典型的利用山川形便划分的行政区，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割据现象。因此山川形便只是行政区划的原则之一，还要与犬牙相入的原则结合使用。
犬牙相入，是指有意打破山川地形特征，划分行政区域，是划分行政区域的原则之一。其主要目的使各行政区域无天险可据，防止形成割据。这种区划多数导致相邻行政区域的边界犬牙交错，参差不齐，故名犬牙相入。利用犬牙相入划分的行政区域往往地跨多个自然区域，内部自然条件、经济特点、文化风俗差别较大，今天的陕西省地跨秦岭南北，安徽省地跨淮河、长江都是利用犬牙相入划分的行政区域，非常不利于地区协调发展，统一管理。因此，划分行政区域时，犬牙相入原则要和山川形便原则结合使用。
唐代开国以后，正式提出山川形便原则。《新唐书·地理志》载：“然天下初定，权置州郡颇多。太宗元年，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 政区的边界既以山川划定，则该政区往往就形成一个自然地理区域。因此在这些州的地域范围内，就存在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与均一性，这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在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农业大帝国中，如何保持正常的，以至发达的农业生产是保证帝国长期稳定的重要因素。
行政区根据山川地理形势划分，主要是基于古代管理水平相对较低，交通工具也较简陋。根据山川地理形势来呢划分区域，区域划分越来越小，易于管理。从长时段看，这样的方式是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统治。而且按照山川地理形势划分行政区有利于地方的发展，地方发展了中央的力量就强大了，就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虽然实行山川形便的原则有经济上的需要和文化方面的益处，但对中央集权制而言，却有一个很大的弊病，那就是完全以山川作为边界的政区，必然成为一个完善的形胜之区、四塞之国，如果这个政区的幅员足够大，而政区长官又有相当权力的话，就可能出现凭险割据的现象。因此，政区完全以山川形便的原则来划界，是不利于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局面的。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在各地遍设方镇，“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额”。这时朝廷开始考虑以犬牙相入的原则控制方镇。元代是犬牙相入原则发生转折性变化的时期。最能体现犬牙相入原则极端化的实例则是行省的划界。元代行省幅员过于辽阔，即使小省也有数十万平方公里之巨，而且行***官握有军、民、财政大权，加之行政区划层次既多又复杂，为防止分裂割据现象的发生，唯一的手段只有利用犬牙相入的原则。因此元代的省完全一反过去汉州、唐道、宋路的划分方法，无视历来与划界密切相关的几条最重要的山川边界——秦岭、淮河、南岭、太行山——的存在，使得任何一个行省都不能成为完整的形胜之区。行省这样划分就使所有山川之险完全消解。因此元代行省幅员虽广，分权虽大，但是缺乏实行割据的地理基础，也就不容易产生分裂局面。
此题答案示例过于笼统，简单的几个字“注重山川地理形势”说的模棱两可，给老师和学生带来了很多的困惑和不解。学生如果从有利于中央集权角度来回答问题，应该是合理的。此一时彼一时，有一利也有一弊，不可以后事之非来否定前事之是。试题主要考察从汉到唐政区划分的变迁，如果试题能再增加一张元朝的地图，更能够让学生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的政区划分。
行省得以在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统属中发挥承上启下和代朝廷统摄节制的作用。在中央与地方军事权力分配中，行省似乎应该是地方军事势力的代表，行省掌握较多军事权，也应是意味着军事方面的地方分权了。然而，由于行省所具有的朝廷派出机构的性质，由于行省掌军时与朝廷的上述特殊关系，在实际效果上行省并未能构成名副其实的地方军事机关和独立的地方军事势力。行省所掌军事，既体现军事权力分配给地方的部分，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朝廷控制地方军事。其为元廷中央集权服务和倾向于地方分权的双重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从总体上看，行省受委付提调军马，并没有对中央集权带来多少危害，反而主要发挥了某些有利于中央集权的作用。 与自身双重性质及代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相适应，行省在地方司法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首先，行省有义务过问和审理朝廷交办的某些狱案。其次，负责辖区内官民疑难狱案的审谳及部分刑狱的断遣。 行省在审理以上狱案时，需要较严格地执行朝廷的相应规则典制。 在地方司法系统中，行省属于县录事司、散府散州、路（直隶府、州）及廉访司以上的第五级兼治刑狱的官署。其级别高，权力较大，上可奉朝廷旨意处理某些狱案，下可对辖区疑难等狱案及行省属官词讼履行推鞫、审核等职能。然而，在司法权限方面，行省又须"遵成宪以治所属，决大狱质疑事，皆中书报可而后行" 。就是说，即便是中央派出的地方最***署行省，也没有专地方刑狱的权力。行省上述司法权，大体是代朝廷而行的。其司法职能承上启下的性质比较显著。在某种意义上，行省又是元代地方多级司法、朝廷执柄体制中联系地方与朝廷两部分的关键环节，同时也充当了该体制运作的重要工具。 在财政方面行省为中央收权和替地方分留权力的功能，基本分离，最为典型。在行政、军事、司法方面，行省服务于中央集权和代表地方官府的双重职能，错综地混合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而且主要表现为代朝廷行事和为中央集权服务，其兼替地方官府分割权力的功用相对比较淡薄。行省在上述四领域的功用及差异，反映了元行省制下中央与地方诸项权力的分配模式基本上属于中央集权型的，除了适应军事镇压和军费开支等需要不得不将部分财权、军权委付给行省等官府外，其它主要权力统统收归中央。
编辑本段权力
第一，行省内部实行群官圆署和种族交参制，以成互相牵制、分权制衡之势。正如赵天麟所说："今立行省 元朝
于外，维持错综，众建其官，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可谓于审力之形矣" 。与元代其它官府类似，行省也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行省官员通常由左丞相、平章、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所掌行政、财赋、军事、刑名等庶政，***用圆署会议和专官提调相结合的方式处理。圆署会议即行省官员集体参与的会议，圆议结果要以与议者押署的形式成为某种定议。史称：行省所掌重要政务，"事从公议" ，而且常有"大事集议，众论不齐"及某些与议官员"尝有违言"等情况 。据说，行***官具有一定的"画一之权" 。但行省官员内部的互相牵制掣肘，又随处可见。行省的军事权，专门由佩金虎符的丞相、平章等官提调。钱谷财赋，也由朝廷指定的一二名官员掌管。其他官员一般不得随意干预。有的甚至"出入不复关闻"长官 。另外，行省多名官员中，常常是蒙古人、色目人、***交参任用。其长官又大抵是怯薛宿卫出身的蒙古人或色目人。就是说，行省机构的总体权力颇大，但由于群官议政和军事、财赋等专官提调，其处理各项庶政又是有所分工，互相配合、互相牵制的。每名行省官都不可能独立行使权力，而要受到其他同僚的协助或制约。即使是提调军事和掌管财赋者，也需要与其他官员一起同署议政，更不能将军事、财赋二柄集于一身。官员的种族交参和怯薛出身等，又是元廷对行***驭远控的特殊而有效的办法。 第二，行省辖区内宣慰司、路府州县、汉军万户府等仍然接受朝廷（吏部、枢密院）的任用、迁调、考课等管理。如前所述，即使是湖广、四川、云南、福建等边远行省路以下官吏的铨调升用，也由朝廷三年一次遣使举行。这就保证了行省辖区的地方官吏受辖于国家、效忠于朝廷的职业官僚的基本属性。他们虽然在日常政务方面与行省发生着这样那样的节制与被节制的关系，但因其任用管理之权操于中央，故与行省的上述节制或统辖关系多半是公务性的，而非私人领属性的。此外，成宗朝前后，行省官朝觐述职和不定期迁调，朝廷遣官钩考、巡察等，或经常举行，或成为定制。这些均是行省难以自成体系和坐大称雄的重要原因。 第三，以行省为重要对象的地方监察，构成了监察行省、防范其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江南、陕西行御史台的设置及其与二十二道廉访使司所构成的地方监察网络，是元代地方监察的创举。世祖末成宗初，行台监察御史和与行省同处一城的廉访司，相继取得了对行省官吏的奏劾、按问、刷卷等权力，而且有所成效 。换言之，元代行御史台及廉访司既注意了对一般地方官府的普遍监察，又把行省当做地方监察的重点对象。其结果，地方监察不仅发挥了整饬吏治，减轻官吏***的作用，而且充当了监督行省的有力工具。终元一代，行省与行御史台及廉访司大多处于某种程度的彼此对立、相互攻击的状态，正是上述机制的一种曲折反映。 第四，行省区划上的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格局。秦汉以来，地力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这种安排无疑是自古以来区域性管理中"山河形便" 惯例的体现。然而，客观上又容易被地方长官当做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自元代始，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不惜打破自然地理界限，不顾区域经济联系，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如河南行省统辖黄河以南和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但在黄河下游则以沂蒙山南麓为界与中书省直辖区"腹里"相邻，无险可守。又如，五岭地区被纵向切开，以江西、广东合为江西行省，湘、鄂、桂并入湖广行省，分设治所于南昌、武昌。于是，五岭不复为凭险割据的条件，又呈以北制南之势。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被划归陕西行省，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这种以北制南，各省北向门户洞开和人为实行形格势禁的政策，在汉地诸行省表现最为突出，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
编辑本段作用
行省的二元化
元朝行省最初只是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后期，始基本定型，转变为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但即使在行省完全定型并地方化之后，它仍然带有中央派出机构、或者说是中书省分支机构的性质。“行省演化为地方最***府，只是言其性质的基本方面”；“即使上述演化完成以后，行省仍长期保留着朝廷派出机构的某些原有性质，……并非纯粹的地方官府”（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这就使得行省具有二元化的特点，这是其他朝代中央***与地方政区关系所不具备的，这种特点使得行省既要服从中书省的制约又共同为元代统治服务。
中央***对行省有效控制
行省虽然“军国重事，无不领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不受到中央***各方面的牵制与制约，故 “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理财”门引赵天麟奏议）。如在人事权方面，元代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行省几无任官和诠调权，在这方面远不如汉唐地方大员；在财政方面，行省只是充当了朝廷集中财赋的工具，所收取的财赋行省必须执行上供中央与地方留用七三分成的悬殊比例规定，行省还有义务遵照朝廷的命令，额外提供钱谷，以弥补中央财赋支出的不足；在军事方面，行省不能独立行使军权，军权掌握在中央的枢密院；在司法方面，朝廷也对行省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典制，不能逾越。
行省内部权力相互牵制
行省内部权力的
相互牵制有利于中央集权 元代行省内部实行的是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各官员之间既有所分工、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每个行省官员都不可能独立行使权力，而要受到其他同僚的协助或制约。同时中央在行省也构制了监察行省、防范其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如江南、陕西行御史台的设置及其与二十二道廉访使司所构成的地方监察网络，是元代地方监察的创举。终元一代，行省与行御史台及廉访司大多处于某种程度的彼此对立、相互攻击的状态，从而正有效的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行省大权的归属
作为民族统治的得力工具，元朝行省主要由蒙古、色目官员掌握权力，以最关键、最敏感的统军权为例，行省官员中只有平章以上得掌军权，而平章以上又不准***担任，通常只能由蒙古、色目贵族担任，“虽德望***，抑而不与” （《元史》卷一八六《成遵传》），这些人更多地是元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忠实维护者，很难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代表。因为作为一个异族身分、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行***官，即使大权在握，也很难想象他会策动汉族或者能够策动汉族搞分裂。总之，元朝统治的民族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省主要代表朝廷的意志和利益行事，成为中央控制地方的得力工具，而不会走向中央的对立面。所以在理解元朝行省制度的时候，不能完全从汉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去解释，而更要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从蒙古统治集团特有的统治意识当中寻找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元代行省制度起到了巩固统治的作用而到了明初朱元璋仍然
将其权力一分为三的原因了。
行省的划分
秦汉以来，地力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政区的自然属性与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较强，容易产生割据局面。从元代开始，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取“犬牙交错”的原则，任意将自然环境差异极大的地区拼成一个省级行政区，削弱地方的经济、文化认同感，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如：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被划归陕西行省，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这种划分行政区域的方法自然就加强了中央集权，客观上也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在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交流。
编辑本段意义
元代的行省制度虽然与唐宋以来汉族社会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观念确实有很大的抵触，但它作为元代社会发展的产物，还是起到了它在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的目的，同时也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看美国地图，无论是国界还是州界，都搞得横平竖直的，尤其是美国北部与加拿大的接壤的边界线，除了五大湖地区外，基本上是沿着笔直的纬线，一路划到了太平洋西岸，而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边界，更像是一刀切下来的一般。而各州之间呢，更是划得跟平行的小四边形一样，跟亚欧国家那种层叠曲折的省界完全不是一个套路。
为何美国的州都是直线边界？
当然，最主要的因素还是跟美利坚的殖民历史有关。最早的北美洲，属于公共汽车一般的殖民地，有头有脸的大航海参与者们，几乎都有的占。比如，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旧金山，叫圣弗朗西斯科（San Francisco），一股浓郁的西班牙风情扑面而来。当年各国的早期势力范围，形状也是不规则的。然而，自从18世纪末，13块殖民地建成了美利坚。美国就如同神力附体一般，开始了南征北战和乐此不疲的强买强卖性质的领土交易。
很快，法国和西班牙被年轻的美国折腾的扛不住了，加上自己国内也是一团糟，愈发顾不上北美的势力范围，于是，在跟美国交锋败下阵来后，也不算特别想不开，拿了些美国的安慰费，就转手了自己的殖民地，势力范围不断的被美国蚕食。同理，当年貌似曾经比美利坚还坚挺的墨西哥，在独立后，经历了数次“美墨战争”，从开始的攻势，逐渐转为守势。领土面积越打越小，最终蜷缩到了现在的中美洲范围。
有句戏言说，墨西哥有两恨——一恨自己被美国占了大片领土；二恨怎么没都占彻底了呢？不然，什么非法移民，边境墙这类棘手的问题，都不算事儿了嘛。不过，这个当个笑话听一下就行了，国家领土***问题，是个严肃的话题，不可当儿戏。然而，在美国看来，这些大片的领土可不算“抢”来的，都是有买卖合同和正式交易契约留存，体现的是美利坚的开拓劲头和契约精神。毕竟，各个州都能拿得出来购买合同和证明***的文书，虽说是强买的结果，但是也走了“买卖”交易的流程，没啥不光彩的。当然，也有和平友好的买卖结果，比如跟俄罗斯远东地区隔海相望的阿拉斯加州。当年，几乎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求着美国买的。现在想起来，俄罗斯难受的肝疼，美利坚睡觉都能笑出声来。
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出，跟亚欧等国家有很长的历史文化渊源，人口居住密度大的环境相比，18、19世纪的美国，领土多为丈量好以后按照合同条款交易的结果，自然要讲究精确划分。加上美国作为“新大陆”，地广人稀的国情，除了印第安原住民以外，几乎不用太考虑什么民族文化传统，没必要细细考察，划界时，个别会参考山脉河流，但在占了面积大多数的广袤平原和丘陵地区，都干选择脆直接以经纬度为参照，划分边界。所以，美国无论是州界，还是国际，并非是由多年的历史文化传统积淀出来的，几乎全属于买卖双方人为直接在地图上划分的，直接上经纬线，简单明了。
最典型的是1846年，英美签定《俄勒冈条约》，心平气和的规定了美国和英属北美在西部的边境以北纬49度为界，这条边界沿用至今，双方都不设置军事基地、不驻守军队，两国公民穿越国境来去自由。同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非洲的地图，也充满了各色横平竖直的形状。显然，这就是当年殖民主义者瓜分非洲大陆的产物。
我国省份都是曲折的？
在中国这个喜欢讲政治的国度，如果省界划分没有政治的参与，那就是不正确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省界的划分，有深深的政治烙印。
现在的省份划分是元以来不断发展的结果。省份边界如何划分的：
一、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元代之前，中国的行政区的划分主要是遵循“山川形便”的原则，行政区与自然区重合，有利于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以及交通、经济交流、文化认同都有所裨益。从山川形便来看，大体是秦汉重合，魏晋背离，隋唐重合，宋元背离，明清渐趋重合。
二、与政治的关系。行政区划的变化与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对立关系密切。历史上两次大的行政区划变动与两次***交替的混乱时期吻合。元以前山川形便的划分使得各地区容易形成割据势力，因此，元代实行“犬牙交错”的划分，所以形成湖广行省、江西行省、江北行省这样跨几个地理单元的一级行政区。三、与经济的关系。一级政区的设置主要是为了方便中央收取赋税，如宋代的路，最初是为了转运使监督赋税的转运，其管理区域便成为路。
四、与文化的关系。在划分政区时，除了考虑自然环境、政治、经济因素外，文化认同也很重要。如汉代冀州为燕赵故地，并州为三晋故地，益州为巴蜀故地，豫州为中州故地。唐代山南东道为荆楚故地，山南西道为巴故地，剑南道为蜀故地等等。
我国省份之间的分界线大部分都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比如江西省的边界从唐代基本就是这样了。那古人是如何划分这些省界的呢？最基本的就是用山川、河流来划分的。比如唐代时将天下划分为十道，大部分都是这样划分的。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是河北道。黄南以南，淮河以北是河南道。这样划分有个好处非常明显。通常因为大山、大河的隔断，山河的两边地区的文化、经济、风俗都会有比较明显的差异。以此为分界线的话，可以更好的保证这些特征的一致性。
清改江南省,后分设安徽省,为安徽得名的开始
安徽建省前，境内各级行政区划犬牙交错，隶属关系十分复杂。清康熙六年七月甲寅(1667年8月30日)建省后疆域比较稳定，地方行政区划及管理体制日益完善。
安徽建省是中国疆域建制史上的一件大事。它首先奠定了安徽版图，结束了历史上多个一级政区分割分治的历史。其次，地跨淮河、长江“二水”南北，地分淮北、江淮、江南地区3个片，使南北自然地理条件和地上地下丰富的自然***优势互补，便于统一规划、建设、发展经济和加强宏观调控、协调发展。再次是地理、战略地位重要，为历代加强治理军事设防的要地，在现、当代的经济建设中将进一步发挥我国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战略大转移的桥头堡和桥梁作用。
一、朱元璋：保云南必先保贵州 贵州是我国西南一大重要的省份，与云南、四川一起并称云、贵、川，其地势东低西高，与云南共同组成了云贵高原。自古以来从内地进入云南的孔道主要有三条，其一为秦汉五尺道故道，即从成都平原经过今镇雄、昭通、曲靖等处进入云南，这条道路唐代称之为石门道，到明代废弃不用，转而向贵州赤水、毕节、威宁地区入曲靖发展出「 ”乌撒路”。其二为秦汉零关道，即唐清溪关道，经成都出雅安、邛崃，进入凉山安宁河谷，再经攀枝花到达丽江、大理等地区，转而到达昆明。其三为唐代以后发展出的湖广入滇通路，即经湖广辰州进入贵州东部，经铜仁、思州、都匀、普安、普定等地区进入云南曲靖，即后来明代所称的「 ”普安路”。唐代以后，由于统治中心从关中迁往中原和幽燕地区。故而湖广经贵州入滇的通道越来越重要。随着元代对云南的评定，唐代开始独自立国分裂近500年的云南重新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 但元代对西南地区的管辖效率并不高。元代行省之下设路，而云贵的大部分地区路以下多设宣慰司统治，如滇黔边界地区的乌撒乌蒙宣慰司，贵州的贵州宣慰司、播州宣慰司，都由原本占据此地，世袭统治的当地少数民族酋长统治，即史称的「 ”土司制度”。明代也沿袭此制，不同的是元代的宣慰司一级主官都由朝廷官员担任，这些朝廷官员有任期，依靠政绩升迁，通常被被称之为流官。而明朝则将土司统治地区完全交由土官统治，而在土官之下设立经历、通判、照磨、教授等流官，这些官员都是土官的佐贰，没有实权。 土司城堡「 ”海龙屯” 明太祖平定云南之初，即充分的认识到贵州对保障云南的作用。明朝在云南驻扎了大量的军队，明初军队屯田尚不完善，对云南的的补给都要从四川、湖广运送。故而明太祖说：「 ”霭翠（贵州宣慰使）等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保也。”明代对贵州的建设，很大的程度上都是为了保障云南，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明初时只在贵州设立土司和卫所（军管政区），并未像内地一样设立布政司和州县治理。 明代土司 二、各种政区犬牙交错下的贵州 土司和卫所管辖下的贵州，并不太平，土司们由于内部争夺继承权以及互相之间争夺土地都时常爆发冲突，冲突引起的战乱时常导致道路阻绝，官军和商人都不能进入云贵。永乐十一年，贵州思州、思南两宣慰司内乱，互相仇杀不已，整个黔东北「 ”乱成了一锅粥”，朝廷平息叛乱之后，废除了这两处宣慰司，在贵州正式设立了布政使司，并先后设立思南、思州、镇远、程番、乌罗、黎平、石阡、都匀、普安、贵阳等府。这些府和清平、平越、五开、安庄、普定、平坝、威清、镇远等卫所总体上分布于湖广入滇通路两旁一线排开，故而这条路在明代时被称为「 ”一线路”，于是贵州同时存在土司、州县、卫所三种政区，并分为四个互相区分开的单元，首先是布政司直接统辖的州、府、县，都司统辖的卫所，土司管辖的地区，以及朝廷和土司势力都无法到达的苗、彝、仲、瑶等族聚居的「 ”生界”地区。 明代贵州「 ”一线路” 以一线路为基础，卫所为点，明朝在贵州布置了一套军事管控体系，卫所平时屯田戍守，有事则出城镇压，起到了较好的保障作用，一定时间内维持了贵州的稳定。但随着明朝卫所体系的逐渐崩坏，「 ”开中法”逐渐被破坏，卫所的保障体系无法再维持，依靠军事管控来控制贵州的目的很难达到。明廷必须寻找一种更加长效的方式来维持对贵州的控制，否则云南就很难保有。爆发于正统年间的贵州苗民运动、成化年间的米鲁之乱都曾造成云贵道路阻隔，甚至现任官员都无法到任的情况。乌撒、水西、东川的土司动辄进攻云南沾益州、曲靖等地，给云南造成巨***烦。而靠近贵州的四川永宁、播州土司又长期和贵州土司产生争端，杀掠贵州屯堡和州县。给当地各个民族的人民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三、从明代到清代——改土归流在曲折中进行 从这种情况来看，明朝的改土归流实际上已经迫在眉睫，但实际操作起来又困难重重，万历二十八年平定播州之乱过后，改播州地为遵义和平越二府，分属四川和贵州两省，而播州长期处于土司统治之下，土司势力根深蒂固，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引起当地小土司的反感，土司残余势力勾结水西、永宁等大土司，在天启元年爆发的「 ”奢安之乱”中重新占领遵义。故而在「 ”奢安之乱”平定后，总督朱燮元极力反对直接进行改土归流，朱燮元的观点不是孤立存在的，早在成化年间平定四川南部的山都掌蛮以及平定镇雄府沙保之乱的时候，朝议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反对改土归流，镇雄府甚至在改流之后重新复土。总而言之，改土归流存在着太多的障碍，土司反对、风俗习惯差异、行政成本、军事镇压成本都是重要的难题。但如不改土归流，在明朝国力日衰的情况下任由土司在贵州发展，很有可能会使贵州重新回到元代以前的状况。明代就是在如此进退两难的环境下完成了对贵州最大的两股土司势力的打击，为清朝彻底的改土归流创造了条件。 和少数民族作战的明军 明朝在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和永宁、水西的「 ”奢安之乱”中态度坚决，调动数十万大军，花费数千万两帑银才将其平定。犹以「 ”奢安之乱”影响力最大，该叛乱持续九年，纵横云贵川三省，杀巡抚二人，其余官员不计其数，叛军攻陷重庆、江津等内地州县，一围成都，两围贵阳，参与叛乱的叛军达二十余万，乌撒、乌蒙、东川等彝族土司纷纷响应，内地流民也被裹挟从乱，叛军势力极为强大。但明朝耗尽四川、湖广、云南三省钱粮，最终将其镇压，贵州西部最强大的一股彝族土司被彻底打垮，永宁被改流，水西也被削夺官位，其余的土司也在战争中实力大损。明朝彻 *** 服贵州的土司势力，但此时离明王朝的灭亡也只剩下了十数年时间。 明清鼎革之际，贵州成为清军、南明军、大西军反复拉锯作战的战场。清朝为了稳固统治，保留了土司世袭的权益，但实际上此时的土司经历了明末的几次大乱早已不复当年。康熙三年，吴三桂彻底消灭水西安氏，将其地改为黔西府。雍正四年鄂尔泰在云南大力推行「 ”改土归流”政策，东川、乌蒙等土司随即叛乱，但很快被清军击败，清军出兵将这几地的土司势力彻底扫荡，改其地为东川府、昭通府。其后的乾隆年间，张广泗等人又在黔南地区积极开拓苗疆，把原本土司和朝廷都无法控制的「 ”生界”地区也纳入到国家政治体制当中。至此，贵州大部分地区都完成了国家化的进程，如今的贵州各市、自治州的基本政区轮廓被确定下来。当然，族群冲突在各个杂居地区仍然广泛存在，直至清末。郭沫若先生的外祖父便因苗乱死在黄平州知州任上。 清代贵州全图（嘉庆二十年）：可以看到贵州的行政区划轮廓已经和现代基本一致 总的来说，贵州大范围的改土归流工作是在清代进行的，但改土归流最为庞大的障碍——土司势力，在明末就已经被消灭殆尽了。故而清朝的改土归流政策几乎没有遇到多大的阻碍就得以实现。在见识到中央王朝强大的动员能力后，土司当然知道自己无力对抗，一些土司主动献出土地要求改流，如镇雄的陇氏，从经历了嘉靖年间的沙保之乱后以后再也没有参与过土司叛乱，鄂尔泰改流时镇雄也主动交土地，保护了陇氏一族的传承。而水西等土司则家破人亡，被吴三桂杀戮殆尽，历史大势面前，个人的选择往往关系到家族存亡绝续，在国家机器更系统更规范的管理下，存续的陇氏土司应当不会后悔当初的决定。 参考文献 杨永福：中国西南边疆古代交通格局变迁研究 : 以滇川黔毗邻地区为中心 明史·土司传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龚荫：中国土司制度 手打不易，喜欢就关注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