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是一个大作家，关于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丰富的学术成果。在这个背景当中，我们怎么样确定自己有效的问题？从而为研究产生具体的成果打下基础，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在周作人研究当中，他最后成为一个汉奸，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但是我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当中，出于我们一种意识形态的教条，总是强调周作人从早期的隐士到后来的汉奸，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也就是从他“五四”低潮时期所标榜的隐士，随着历史的发展必然会成为一个汉奸。
我们总是有意无意的遵循了这么一种逻辑，但问题是真正的隐士是不可能当汉奸的。因为隐士有自己的一种家国观念，有自己的一种道德的操守。而当汉奸，那显然成为民族的罪人。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你了解了学术史的这一种背景，产生了这样一种疑问，这就为找到周作人思想蜕变研究中有效的问题找到了一个契机。
陈教授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讨论周作人思想的蜕变问题。他的问题是周作人从五四低潮时期所标榜的隐士，到后来成为汉奸难道是必然的吗？陈教授的答案是否定的。而且这种周作人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有效的充分的例子。周作人曾经讲过他身上是双头执政，两个头分别支配着他的思想言行。一个是叛徒，一个是绅士。他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一个是流氓，一个是隐士。从叛徒到绅土，从流氓到隐士，这两者之间在周作人那里。并没有从一个时间到另一个时间这么一种线性的过渡。他强调往往是没有规律性的同时在他身上存在。有的时候是叛徒与流氓在优势，有的时候是绅士跟隐士占优势，并没有从那一点到另一点那么一种发展，这从他早期的作品当中是能得到印证。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写过许多充满叛徒气或者流氓气的那一种反叛精神的檄文。这个“流氓”不是我们一般街上的小流氓的意思，它是指对传统文化的反叛，那种意义上的流氓与叛徒，是一种革命者的形象。但周作人同时在不久以后。又写出了像《菱角》《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那一种追求精致的。艺术化生活的绅士气或者说隐士气的文字，这两者之间在一个时期当中是同时并存，并没有从这一个到那一个这么一种发展的趋势。
这个中间有一篇文章非常重要，就是1928年他写的《闭户读书论》，他讲现在这个时代祸从口出，不好讲话，不能随便讲话，一不小心就会被拉出去杀头，作为共党的同谋有生命之虞。不能随意讲话，那怎么办呢？去讨小老婆吧。周作人讲那也不行，我们这样的文人，没有钱去讨小老婆。既不能随便讲话，又不能去讨小老婆进行。那怎么办？他讲知识分子留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关起门来读书，闭户读书。
我们相当长一个时期批判周作人的学者往往抓住这一点，强调你这不是不打自招，要跟时代拉开距离，关起门来离群索居，来读你的圣贤之书，分明就是你的思想发生质变滑坡的一个根据。其实这个文章本身包含了另外的意义，他明显的强调，在当下这个社会祸从口出，分明就表现了对***当时白色恐怖政策强烈的不满。当然他不是站在***的立场上。******的政策，而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这一种白色恐怖无法接受，提出了他特有的一种***。更重要的是他这个文章后半部分强调读书，强调要读历史的书。他的意思一个人读了历史，读通了历史，就不会被一些阴谋家所蒙蔽了。哪怕这些阴谋家用种种阴谋技巧来蒙骗民众，也可以从他们的伎俩当中识穿他们的诡计。他表明他写这篇文章的1928年，周作人的思想并没有跟整个时代拉开太大的距离。而且进一步阅读周作人后来的一些文章，发现他一直到30年代还是坚持五四的启蒙的立场。
比如说他写过《哑巴礼赞》《论泄气》，论《哑巴礼赞》就是礼赞哑巴，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聪明的办法就是不说话。当然了，他的这种礼赞很显然是对当时当局的政策有一种出自内心的强烈的不满。同时他又写文章来抨击当时复古主义的思潮。。30年代有种思潮强调要男女分校，理由就是男女同校当中，产生了许多有伤风化的那一些，摆不上台面的所谓事情，男女恋爱。周作人听了以后感到非常气愤，写文章加以抨击。他提出的一个理由就是，与其取消男女同校，还不如取缔纳妾制度。他讲这些所谓风花雪月的后果，与其说是男女同校的影响所造成的结果，还不如说有三房四妾的这个家庭，对这些孩子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来的强烈。因此更有效的办法就是取缔一夫多妻的纳妻制度，很显然他的这种论述还是坚持了“五四”个性解放，自然人性等反封建的基本的立场。我们从此可以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后来对周作人的这种批判，并不是因为周作人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恰恰相反可以说周作人是坚持了五四的立场，“五四”的反封建的这种基本的观念。他的这种无私的立场跟已经前进了的时代产生的距离，“五四”的立场跟左翼超越“五四”先进到革命时代的这一种思想理念。产生了搏斗。换句话讲周作人跟左翼之间的关系与变化，并不是因为周作人思想的变化，那是因为他太执着于“五四”的立场，因而跟前进了的时代产生了距离。
这种状态可以用他自己写的一篇文章来做一个说明。这篇文章叫做《十字街头的塔》，他表达自己的一种心愿。就希望在十子街头造起一座塔楼他坐在塔楼上，这就非常生动的表明，周主任当时一种理想。我希望在十字街头。能够跟现实的社会保持某种联系。但是又不愿意像一般他所理解的具有叛逆心理那种流氓那样，寄生在街头的人流当中。他喜欢安静，受不了这种拥挤的桎梏，所以他希望在十字街头的塔上，从窗口遥望这个纷扰的人生。这实际上一种跟时代的潮流，保持不即不离的一种状态。典型的反映出周作人30年代时期一种思想的状态。
但是我们最后还得回到一个非常要命的关键的问题，周作人后面毕竟当了汉奸了，你如何解释？我们应该把这些重大问题放到历史的记忆当中去，语境当中去，给出实事求是的评价。避免一种僵化的教条指导下的一种生硬的判别。***取这个态度以后我们会发现，周作人最后当了汉奸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所谓多种原因，首先是因为他太有名了。日本人要拿他装点门面，想方设法的要拉他下水。周作人当时留任北大，作为保护校产的几个教授之一，坚持在北京。当时南方的一些文化人士曾经联名发***呼吁周作人南下，可见周作人当时在一般文化界人士当中那种崇高的地位，可是周作人拒绝了。这也就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没有离开北京，***如离开北京那他也不可能当汉奸。
但问题是他为什么没有离开北京呢？一个是周主任过于自信，他在回绝郭沫若等人呼吁的时候，通过私人的途径表达了一个态度，就是说我坚守在北京靠教书吃饭，请大家放心，不会与日本人合作。他自信可以靠教书吃饭。可是形势的发展出乎他的预料，由于他太有名，日本人要拉他下水。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天他跟他的一个学生在家里，突然进来一个陌生人，那人不说二话，拿出一把***，冲周作人开枪，击中了他的胸部，可是非常凑巧的是，他的前胸口袋里放着几个银元，***被这个银元挡住了。他没有死，但是这一下把他吓得够呛，当天晚上他的日记里面记载，这个***背景太复杂，看来不能不接受北大图书馆馆长的职位，这就是他下水的第一步，有伪北大图书馆馆长职务，又后来进一步接受了相当于教育部部长，这个督办的伪职的任命。
周作人当然后来为自己辩护说，他担任这个督办的时候，也干了一点好事，强调中华文化。他的意思是在这个职务上，他***了日本人的奴化政策，强调中华文化的正统性。当然这是他的强辩，辩护之词，我们不能简单的听信。但是周作人下水的确有这么一些具体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是他讨了一个日本夫人。由于这一层关系，他跟日本人更牵扯不清。讲这些原因好像只是强调一些客观方面的情势，其实并没有否定周作人自己思想观念上的一种弱点，成为他下水的一个重要原因。舒芜先生在研究周作人的时候曾经提出，周作人的中庸思想是他下水的一个重要根源，这使人缺乏一种血性以及叛逆。但是我不同意舒芜这个基本的观点，因为中庸强调的是恰当，当了汉奸岂不是走向极端了吗？所以用中庸思想来解释周作人下水投敌是有矛盾的。
陈国恩：
周作人自由主义思想的变质
是他下水的一个思想根源。
但是我想周作人思想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他的下水当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他从“五四”开始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性格。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为周作人反封建，倡导文学革命道德革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武器，为他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创造了条件。
但是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到了30年代抗战前后这个时期，发生了一种重要的变化。他的个人本位的这种价值理念，在五四时期是指向封建礼教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开始转向***外界社会对他的一种呼吁，他以个人本位的信仰坚持自己个人的判断，拒绝旁人的一种劝告。所以我认为自由主义思想这种微妙的性质上的一种转化，成了周作***生道路上发生巨变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由于听不进时代的召唤友人的劝告，他坚信自己能够处理好一些重要的问题。可是客观的情势又使他无法抵御。在这种种的因素的共同的作用下，周作人一步一步地走向深渊，成了民族的罪人。这种结果是一种沉痛的教训，值得我们思考。但是到此我们回归到原来的基本点上，大家可以明确说是周作人从“五四”低潮时期这种隐士进一步走向汉奸这是没有说服力的，所以这种思想的变化并不是周作人最后成为汉奸的一个重要的根源。
很显然这是从跟学术史的对话当中，了解了我们以前那一种机械化思维作用下，强调周作人思想发展的这种必然性，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后进行重新思考，所得出的一个结论。这也是从跟学术史的对话当中，找到了自己论述的角度。从这个方面进一步探索，形成了对周作人思想变化的一个新的认识，当然也仅仅是我个人的一种看法。
朝朝碧山下，夜夜沧江曲。
复此遥相思，清尊湛芳渌。
读书、买书、藏书，这无疑是古今中外读书人共有的雅事，非独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为然。只是在常常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年代里，还有那么一些不改积习的读书人，自己读书还不够，还舞文弄墨谈读书，此也足证“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大概也正因为这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使得谈读书的文章多少沾染一点人间烟火味，远不只于考版本训字义。于是，清雅之外，又增了一层苦涩，更为耐人品味。可是，时势的过于紧逼，又诱使好多作家热心于撇开书本直接表达政治见解，用意不可谓不佳，文章则难免逊色。当然，这里谈的是关于读书的文章；政论自有其另外的价值。不想标举什么“雅驯”或“韵味”，只是要求入选的文章起码谈出了一点读书的情趣。?
一?既然识得几个字，就不免翻弄翻弄书本，这也是人之常情，说不上雅不雅。可自从读书成为一种职业准备，成为一种仕进的手段，读书人的“韵事”一转而为十足的“俗务”。千百年来，“头悬梁，锥刺股”的苦读，居然成了读书人的正道；至于凭兴趣读书这一天经地义的读书方式反倒成了歪门邪道——起码是误人子弟。于是造出一代代拿书本当敲门砖而全然不懂“读书”的凡夫俗子，读书人的形象自然也就只能是一脸苦相、呆相、穷酸相。?
殊不知“读书”乃人生一大乐趣，用林语堂的话来说，就是“天下读书成名的人皆以读书为乐”（《论读书》）。能不能品味到读书之乐，是读书是否入门的标志。不少人枉读了一辈子书仍不入其门，就因为他是“苦读”，只读出书本的“苦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读书理想就是典型的例证。必须靠“黄金屋”、“颜如玉”来证明读书的价值，就好像小孩子喝完药后父母必须赏几颗糖一样，只能证明喝药（读书）本身的确是苦差事。所谓“读书的艺术”，首先得把“苦差”变成“美差”。?
据说，“真正的读书”是“兴味到时，拿起书本来就读”（《读书的艺术》）。林语堂教人怎么读书，老舍则教人读什么书：“不懂的放下，使我糊涂的放下，没趣味的放下，不客气”（《读书》）。其实，说是一点不读“没兴味”的书，那是骗人的；起码那样你就无法知道什么书是“有兴味”的。况且，每个人总还有些书确实是非读不可的。鲁迅就曾区分两种读书方法：一种是“看非看不可的书籍”，那必须费神费力；另一种是“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随便翻翻》）。前者目的在求知，不免正襟危坐；后者意在消遣，自然更可体味到读书的乐趣。至于获益，则实在难分轩轾。对于过分严肃的中国读书界来说，提倡一点凭兴趣读书或者意在消闲的“随便翻翻”，或许不无裨益。?
这种读书方法当然应付不了考试；可读书难道就为了应付那无穷无尽的考试？人生在世，不免考场上抖抖威风，先是被考后是考人，“考而不死是为神”；可那与读书虽不能说了无关系，却也实在关系不大。善读书者与善考试者很难划等号。老舍称“考试制度是一切制度里最好的，它能把人支使得不像人了，而把脑子严格的分成若干小块块。一块装历史，一块装化学，一块……”（《考而不死是为神》）。如果说中小学教育借助考试为动力与指挥棒还略有点道理的话，那么大学教育则应根本拒绝这种读书的指挥棒。林语堂除主张“找到思想相近之作家，找到文学上之情人”作为读书向导外（《论读书》），还对现代中国流行的以考试为轴心的大学教育制度表示极大的愤慨，以为理想的大学教育应是“熏陶”，借用牛津教授的话：“如果他有超凡的才调，他的导师对他特别注意，就向他一直冒烟，冒到他的天才出火”（《吸烟与教育》）。如今戒烟成风，不知牛津教授还向门生喷烟否？不过，“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与“头悬梁，锥刺股”，的确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读书境界。前者虽也讲“求知”，却仍不忘兴致，这才是“读书”之精髓。?
俗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其实，要想读懂读通“圣贤书”，恰恰必须关心“窗外事”。不是放下书本只问“窗外事”，而是从书里读到书外，或者借书外解读书里。“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周作人《闭户读书论》）。识得了字，不一定就读得好书。读死书，读书死，不是现代读书人应有的胸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也算是中国读书人的真实写照。并非都如东林党人那样直接介入政治斗争，但关心时世洞察人心，却是将死书变成活书、将苦读变成人生一大乐趣的关键。?
其实，即使你无心于时世，时代风尚照样会影响你读书的口味。这里选择的几篇不同时代谈线装书（古书）之是否可读、如何读的文章，即是明证。五四时代之谈论如何不读或少读古书，与八十年代之主张从小诵读主要的古代经典，都是面对自己时代的课题。?
二 ?
读书是一件乐事，正因为其乐无穷，才引得一代代读书人如痴如醉。此等如痴如醉的读书人，古时谓之“书痴”，是个雅称；如今则改为“书呆子”，不无鄙夷的意思。书呆子“喜欢读书做文章，而不肯牺牲了自己的兴趣，和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业，去博取安富尊荣”（王了一《书呆子》），这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实在是不合时宜。可“书呆子自有其乐趣，也许还可以说是其乐无穷”（同上）。镇日价哭丧着脸的“书呆子”必是冒牌货。在那“大学教授的收入不如一个理发匠”的抗日战争中，王了一称“这年头儿的书呆子加倍难做”；这话移赠今天各式真真******的书呆子们，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愿尽管时势艰难，那维系中国文化的书呆子们不会绝种。?
书呆子之手不释卷，并非为了装门面，尤其是在知识贬值的年头，更无门面可装。“他是将书当做了友人，将读书当做了和朋友谈话一样的一件乐事”（叶灵凤《书痴》）。在《书斋趣味》中，叶灵凤描绘了颇为令读书人神往的一幕：?
在这冬季的深夜，放下了窗帘，封了炉火，在沉静的灯光下，靠在椅上翻着白天买来的新书的心情，我是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为自己搜寻着新的伴侣。
大概每个真正的读书人都有与此大致相近的心境和感悟。宋代诗人尤袤流传千古的藏书名言：“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这才能解释为什么古今中外有那么多绝顶聪明的脑袋瓜放着大把的钱不去赚，反而“虽九死其犹未悔”地买书、藏书、读书。?
几乎每个喜欢读书的书呆子都连带喜欢“书本”这种“东西”，这大概是爱屋及乌吧？反正不只出于求知欲望，更多的带有一种审美的眼光。这就难怪读书人在字迹清楚、正确无误之外，还要讲求版本、版式设计乃至装帧和插图。至于在藏书上盖上藏书印或贴上藏书票，更是主要出于赏心悦目这一审美的需要。正是这无关紧要的小小点缀，明白无误地说明读书确实应该是一种高级的精神享受，而不是苦不堪言的“劳作”。?
更能说明读书的性质的是读书人买书、藏书之一“癖好”。真正的读书人没有幻想靠藏书发财的，换句话说，读书人逛书店是一种百分之百的赔本生意。花钱买罪受，谁愿意？要不是在书店的巡礼中，在书籍的摩挲中能得到一种特殊的精神愉悦，单是求知欲还不能促使藏书家如此花大血本收书藏书——特别是在有图书馆可供利用的现代社会。就好像集邮一样，硬要说从中得到多大的教益实在有点勉强，只不过使得乐于此道者感觉生活充实精神愉悦就是了。而这难道还不够？让一个读书人做梦中都“无视一切，直奔那卖书的地方”（孙犁《书的梦》），可见逛书店的魅力。郑振铎的感觉是真实的：“喜欢得弗得了”（叶圣陶《〈西谛书话〉序》）。正因为这种“喜欢”没有掺杂多少功利打算，纯粹出于兴趣，方见真性情，也才真正当得起一个“雅”字。?
平日里这不过是一种文人的闲情逸致，可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为保存古今典籍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此时此地的收书藏书可就颇有壮烈的味道。郑振铎称：“夫保存国家征献，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埒攻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劫中得书记〉序》）。藏书极难而散书极易，所谓“书籍之厄”，兵火居其首。千百年来，幸有一代代爱书如命的“书呆子”为保存、流传中华文化典籍而呕心沥血。此中的辛酸苦辣，读郑氏的《劫中得书记》前后两篇序言可略见一斑。至于《访笺杂记》和《姑苏访书记》二文，虽为平常访书记，并无惊心动魄之举，却因文字清丽，叙述颇有情趣，正好与前两文的文气急促与带有火药味相映成趣。甚至，因其更多涉及版刻的知识以及书籍的流变而更有可读性。?
当然，不能忽略读书还有接受教益的一面，像黄永玉那样“在颠沛的生活中一直靠书本支持信念”的（《书和回忆》），实在不可胜数。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文章本书选得很少，原因是一涉及“书和人”这样的题目，重心很自然就滑向“人”，而“书”则成了起兴的“关关雎鸠”。再说，此类文章不大好写，大概因为这种经验太普遍了，谁都能说上几句，反而难见出奇制胜者。?
三 ?
最后一辑六篇文情并茂的散文，分别介绍了国内外四个大城市的书店：日本的东京、英国的伦敦、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各篇文章叙述的角度不大一样，可主要的着眼点却出奇地一致，那就是突出书店与文化人的精神联系。书店当然是商业活动的场所，老板当然也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可经营书籍毕竟不同于经营其他商品，它同时也是一种传播文化的准精神活动。这就难怪好的书店老板，于“生意经”外，还加上一点“文化味”。正是这一点，使得读书人与书店的关系，并非一般的买卖关系，更有休戚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味道。书业的景气与不景气，不只关涉到书店的生意，更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折射出当代读书人的心态与价值追求。书业的凋零，“不胜感伤之至”的不只是书店的掌柜，更包括常跑书店的读书人，因其同时显示出文化衰落的迹象（阿英《城隍庙的书市》）。?
以书商而兼学者的固然有，但不是很多；书店的文化味道主要来源于对读书人的尊重，以及由此而千 方百计为读书人的读书活动提供便利。周作人称赞东京丸善株式会社“这种不大监视客人的态度是一种愉快的事”，而对那些“把客人一半当作小偷一半当作肥猪看”的书店则颇多讥讽之辞（《东京的书店》）。相比之下，黄裳笔下旧日琉璃厂的书铺更令人神往：?
过去人们到琉璃厂的书铺里来，可以自由地坐下来与掌柜的谈天，一坐半日，一本书不买也不要紧。掌柜的是商人也是朋友，有些还是知识渊博的版本目录学家。他们是出色的知识信息传播者与咨询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踪迹和学术研究动向，自然终极目的还是做生意，但这并非唯一的内容。至少应该说他们做生意的手段灵活多样，又是富于文化气息的。（《琉璃厂》）
而朱自清介绍的伦敦的书店，不单有不时举办艺术展览以扩大影响者，甚至有组织读诗会，影响一时的文学风气的诗人办的“诗籍铺”（《三家书店》）。书店而成为文学活动或人文科学研究的组织者，这谈何容易！不过，办得好的书店，确实可以在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而对于读书人来说，有机会常逛此等格调高雅而气氛轻松融洽的书店，自是一大乐事，其收益甚至不下于钻图书馆。这就难怪周作人怀念东京的“丸善”、阿英怀念上海城隍庙的旧书摊、黄裳怀念北京琉璃厂众多的书铺。可是，读书人哪个没有几个值得深深怀念的书铺、书店？只是不见得如琉璃厂之知名，因而也就较少形诸笔墨罢了。
代表作品1、散文
《祖先崇拜》、《思想革命》、《前门遇马队记》、《碰伤》、《一个乡民的死》、《卖汽水的人》、《山中杂信》、《资本主义的禁娼》、《三个文学家的纪念》、《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宽容》、《沉沦》
2、情诗
《镜花缘》、《自己的园地》旧序、《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沉默》、《生活之艺术》、《苦雨》、《苍蝇》、《若子的病》、《死之默想》、《喝茶》、《元旦试笔》、《上下身》、《鸟声》、《萨满教的礼教思想》、《乌篷船》、《教训之无用》、《诗的效用》、《谈龙集》《谈虎集》自序、《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上海气》、《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雨天的书》自序一、《雨天的书》自序二、《燕知草》跋、《三礼赞》、《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水里的东西》、《草木虫鱼小引》、《枣》和《桥》的序、《国庆日颂》、《闭户读书论》、
《苦茶随笔》小引、《志摩纪念》、《知堂文集》序、《爆竹》、《杀奸》、《鬼怒川***》、《孔德学校纪念日的旧话》、《重刊袁中郎集序》、《蛙》的教训、《苦茶随笔》后记、《日本的衣食住》、《关于英雄崇拜》、《自己的文章》、《结缘豆》、《赋得猫》、《苦口甘口》、《俞理初的谈谐》、《怀废名》、《两个鬼的文章》、《石板路》（二）、《杂拌儿》跋、《立春以前》后记
3、文论
《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儿童的文学》、《个性的文学》
4、美文
《圣书与中国文学》、《日本近三十年***之发达》、《贵族的与平民的》、《论八股文》
5、诗歌
《小河》、《两个扫雪的人》、《山居杂诗》、《饮酒》、《昼梦》
- 1 -
周作人的文章总是写得拐弯抹角，同样一句话，换了鲁迅来说，是那么直截了当。?
周作人爱东绕一点，西绕一点，他总是抄书，引别人的话，大段大段地引，把自己的意图隐藏在别人的话里。?
他曾说过：“别人的思想，总比我的高明，别人的文章，总比我的美妙。”?
?既然“我”的思想与文章不行，不妨搬用别人话，为我所用，岂不是弃暗投明、舍短就长吗？
可“抄书”式写文章，又造就了周作人文章可读性弱的特点。
他的文风越成熟，他自己的话就越少——话里有话，迂回弯绕，把自己的意思隐晦地藏下去。非读者一层层剥开外衣，则作者旨意不明。
读者通常看了一段文章，觉得云里雾里，根本不懂周作人他到底要表达什么。
- 2 -
在五四时期，流行一套启蒙主义，流行用文学革命来救世。革命者企图用言论来鼓舞大众，振奋人心。
可周作人怎么说呢？周作人打了一个比喻：“我们在门外草地上翻几个筋斗，想象那对面高墙上的美人看着，很是高兴。”
这是周作人对其时代的一个很精辟的指代话语。“我们爱翻筋斗”，代表了革命家希冀将西方的先进概念引进中国。“想象那美人看着”，代表了革命者天真地以为大众真的会欣然接受。
可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周作人又说：“我们说话作文，听别人的话，读别人的文，以为互相了解了，这是一个聊以自娱的如意的好梦。好到连自己觉到了的时候也还不肯立即承认，知道是梦了却还在梦境中多流连一刻。“
周作人他觉得，革命者发文章，觉得自己的言论能够和民众相契合，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只是一种做梦，一种自娱。梦太美好，革命者自己都不愿觉醒。
革命成功不了，怎么办？只能不说话。说话伤精神又费事，不说话省力又省事。沉默，唯有沉默最好。
周作人沉默，不是一字不说，他的沉默，是把要谈的言论隐藏在看似不相关的“不谈”的话语之下。
这是他文风晦涩的另一个方面。
- 3 -
还有一个层面。读者常常会感觉到，刚明白第一句话的意思，这句话就戛然而止了。到了后面一句话，后面一句话又会成为前面一句话的消解。
后面一句不断消解前一句，代表了周作人写作时思想的不断修正。
举个例子。
《闭户读书论》：“记得在没有多少年前曾经有过一句很行时的口号，叫做读书不忘救国。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西儒有言，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追两兔者并失之。幸而近年青运已经停止，救国事业有人担当，昔日辘轳体的口号今成截上的小题，专门读书，此其时矣。“
“其时”一句是对“记得”一句的消解。
“幸而”一句是对“西儒”一句的消解。
明明意思很简单：救国不容易，不如关起门来读书。他却非得绕这么大一个圈子。
?
《情史失踪者》是一本由阿乙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212，文章吧我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情史失踪者》读后感(一)：漫长的梦呓
阿乙的***就像一场漫长阴暗的梦呓。
我没看过阿乙之前的作品，故不知道是因为他的风格就是这样，还是因为他将身处在病中时阴暗的湿气渗入到***中。阿乙故事中的人物总是身处小镇或穷乡僻壤，先告诉你他们惨死或悲惨的结局，后面再以光怪陆离的气氛娓娓道来事情发展的经过。故事人物总是远离现代社会，用一些很奇怪的方式去处理生活中的欲望和矛盾，他们浅薄野蛮无情与不可理喻，是现代人根本不想去触碰的角落。
从***的趣味性上看，这种梦呓式的风格是没有多大的趣味性的。有些故事让我觉得不知所言，注意力涣散。但一旦潜入这个故事之后，便会被里面紧张诡吊的气氛吸引，比如开篇的《肥鸭》，老妪开始走上大街闹开始，就孕育着风暴；以及《作家的敌人》，主人公后半部分的心里描写的确让人非常过瘾。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是一种远离大众阅读趣味的作品，加之扉页「尽量多地表现」的引言来看，这本***更像是一个文学上的自我探索。按照冯唐的话说，是「探索汉语的可能性」。
说到表现，阿乙的文字给我的感觉是惊人的写实和不解。我一直觉得，在一个写作者笔下，百无禁忌，写作者是造物者，是上帝，是信马由缰佛挡杀佛的神。某些东西以常人的精神力量是无法驾驭的，更别说缔造了。举例而言，《永生之城》里写老妪自刎，我们先自我思考一下，自刎会怎么写？比如：
「她颤巍巍地抬起那把刀，似乎是深吸一口气，猛地割下去，远远不够，再割下去，鲜血飞溅到身后的白墙上炸裂开来。」
这是我写的，没细节，没感觉，没什么意思。
然而阿乙写的让我两次合上书，太血腥了，受不了，但又被迷住了，再看一遍：
「......她翻出一把生着黄锈的红塑料柄切肉刀，看了好一会儿，就像在判断是不是自己家的东西一样。她用食指的最上一截抚摸刃口的锯齿，然后对着脖颈一把割去。割一把稻草，割一把麦子那样，她反复地割着自己，不得要领地割着，知道终于划破大动脉......鲜血，像早上升起的国旗，被卫兵戴着洁白手套的手猛然抛撒出去.....（血）就像是无休无止的水从破了口子的塑料水管里冲出来，极大的冲击力带动水管像蛇一样疯狂地扭动。」
闭上眼想，用割稻草的方式割脖颈，还是反复割，还是「不得要领地割着」，那种欲死的决心，以非常猛烈的方式表现出来。血像蛇一样扭动，像国旗一样抛洒。不得不说，阿乙的文字驾驭能力相当地棒，但是却是阴暗的，粗暴的。
类似的还有一些，比如他写一个身着蓝色裙子病态少女的粘稠汗液，「就像蓝色的经血」；他写一个软弱女性的哭泣让我忍俊不禁，「她会待在一个角落，慢条斯理地哭起来（就像有些讲究的人在餐馆花上个把小时吃碗面），知道眼泪风干成盐渍。」哈哈，慢条斯理地哭起来，这是多么有趣而精妙的表达。
我对于阿乙文字的不解，在于他的长句和梦呓的显现。阿乙的长句有时候会让我怀疑人生，他就像把一大桶活鱼塞进小桶里面一样把一把信息丢到一个长句里，让我看的头疼。我觉得这挺拙劣的，丧失了节奏感，也不利于阅读，很像初中写的洋洋洒洒的作文。另外，阿乙会在***中插入自己的口述，就好像**进行到一半，导演出场了，讲了一个不知所言的故事然后又走掉。Excuse me？这是一种表达方式吗，好奇怪啊。
***之外，阿乙就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显得有些憔悴。我在上海书城看到了阿乙，因为得病打了激素，有些虚胖。在短短的半小时活动里，我听见了他的只言片语。他说他在早年当警察，执着于乡土，搬到城市后的生活也并没有成为他笔下的素材；他说他在城市格格不入；他说他开始专注于笔下的名词，而不是动词，这也许是他撰写长句的原因；他说「虚构的世界绝不荒芜，即使荒芜的也不会荒芜」。我不禁想起里了《Hours》里的伍尔夫，戚戚然。作家心中虚构了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生存，时间空间都不重要，他们不修边幅，看似无神，好像刚从另外一个世界里恍惚地撞入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维度。他们是出世的，换句话说，他们是逃于现实的。所以，他们是不是会像《作家的敌人》中写的那样，为了一部伟大的作品而形容枯槁，面如死灰，并以此为一种他们审美领域里的荣光呢？
《情史失踪者》读后感(二)：失望之集
读完这本书，算是看完了目前阿乙出的所有的书。难掩失望之情。
阿乙你怎么了？踏踏实实的写几个故事不好吗？偏要炫技，炫的我连你要说啥都不明白了。
本以为他会越写越好，却没想到这部新书整体上会远不如其上一部集子《春天在哪里》。
《肥鸭》是篇及格之作，《作家的敌人》是篇杰作，够密，够畅快，要没这篇撑着，这书我就给二星了。其他几篇在我看来，或浅尝辄止，或不知所云，读的我脑仁儿发疼。
阿乙说要尽可能多的表现，却弄了个啰啰嗦嗦，一长串一长串的括号补充和各种生辟字实在让人不爽。
希望他可以踏实些，不是***都是卡夫卡。炫技也要踏实的炫技。
这是他最让我失望的一本书。
《情史失踪者》读后感(三)：忘记神的外邦人——关于《虫蛀的外乡人》
在《虫蛀的外乡人》结尾处，作者这样描写死神遁逸后祖堂屋内的景象：因为结果无法挽回，愤怒最后演变为一股病菌般易感的悲伤，大家红着眼，相对嚎啕，就像都喝醉了。其实不只悲伤易于传染，在这个以两姓命名的村庄里的任何情绪皆如此。建军夫妻游说村民去为他们伸张正义，二人像唱戏一样挺身大哭，这种戏剧性的人格也让他人着实难以自处，于是一部分血气方刚的青年无法安然待在家里……他们焦躁地走来走去，最终在怒火的驱使下，互相招呼，提着钉耙、锄头、、朴刀、棕绳、铁链、网兜，盲目地走向山林……，这就是情绪传染的胜利，它既没有为理性也没有为信仰提供位置，而正是这两者中的至少一点才能定义人类的本质。
回到***开首：在这个以两姓命名的村庄里，出了一件大家试图掩盖，然而注定无法掩盖的事。作者在下一句插叙了一个数年前发生的事情，以为提示：村大队干部夤夜往河道投药，意图将水产收己囊中，不意被起夜的人发现了，结果整个村庄闻讯前来。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件往闻里播撒的大量细节：首先是投药的时间点在五更，其次是解溲者小声地找来自家兄弟，自家兄弟又唤来娘家亲戚，再次是半小时内，沿河六村群贤毕至，河里挤满拎水桶与端着簸箕的人（有的人扛着虾捞子），连水草都捞干净了，最后“自此三年无鱼”点出了***的明指。为什么要掩盖？因为贪婪；为什么又注定无法掩盖？因为贪婪的传染性。
在这个村庄，大家对彼此的性格知根知底，所以许多时候场面都有些滑稽，如四占去红梅家借鱼头剪，“这点忙也不帮？找你借把剪头也不愿意？”这句话并非是在被拒之后所发的怨言，而是一推开门四占就说的。不妨看看作者有意颠倒安排的句式：四占常被红梅使唤做事，然而她应允的好处从不兑现。“这点忙也不帮？找你借把剪头也不愿意？”一推开门四占就说。第一个分句是末了补述的理由，但被作者置于句首；第二个分句与第三个分句则互换位置，给人抢白之感。四占是未问而答，说明他早知红梅悭吝；但还是要忍不住问一下，说明他对任何人的信任都犹如上瘾。后来果然不借，便又发狠赌誓。
至于这一次的事情，依旧如此。等到四占的姑爹几乎在同一时间从十八公里外的洪家铺赶来，已是事情败露的明证：无法掩盖的历史再次重复。但这一次多少有些特殊，无法掩盖还在于人类的有限性。***后来写至村民前往祖堂将要献祭死神，尚有几处貌似闲笔的细节：其一是文金荣家的勋恭在“老贼”被捕前原已处在弥留之际，但忽然又活过来了，一个人放牛去了；其二是小林老师的妻子发现他头上又出了几根白发，而他正要同村民去执行献祭。此间人们一概后知后觉，甚或后知不觉，并未意识到事情已然发生倒转，更无从接触到问题的核心。
有占有之意愿，所以必有行动。这个村庄展现出一种彻头彻尾的愚昧，无论是拖男挈女地赶去捞虾***，还是誓师待发地捕获、施暴“老贼”，抑或村民清算得以归罪的对象又不禁悲从中来，都与作者给四占的最初形象相合，即其既半痴呆又踌躇满志。四占此后还敲掉了老贼的长指甲以为收藏，这类癫狂的占有不胜枚举，但以之为代表的村民最后梦想占有的东西乃是永生：“你预测的都是对的，你说的都是对的。”在两人谈话时，老贼说。根据他的说法，那时候人已不成其为人，而只是一群还没长上毛（但必然会长上，而且会越长越茂密、越长越硬）的野豕，整天惟一能做的事便是找吃的。也好像不是他们要去找吃的，而只是因为肠胃饥馑，而不得不去找。一旦吃饱了，他们便躺在原地休息。“这就是永生的代价。”
普鲁斯特在《重现的时光》里关于占有的片段所涉***之物为神器这并非偶然：占有的深层根据（暗指）便是不敬神。然而这一点终归抽象，而正是在这里阿乙的写作发生了前后期的断裂。依我之见，若要消化这种断裂，他就必须为那些发现提供足够多也足够坚实的形象基础。以这篇***的暗指不敬神为例，作者笔下的这帮乌合之众总是隐约让人看到一个经典的亵渎场景：人群里爆发出响雷般哄笑，有些人笑得叉腰，简直站立不住，还有些人干脆在泥淖里欢快地打起了滚，为首的一人则手指苍天，鼻息十里以外：“你倒是说说看，神在哪里？”这显然也是世间的一个隐喻。
这个故事发生的两姓村庄，不免令人想起索多玛与蛾摩拉（“罪恶甚重，声闻于我”）。但这次却是死神前来奉命行事（而不是两个天使），因错拿了两个孩童的性命，被村民捉住，捆扎在了十字架上。这里再次对位的倒不是这个受难的象征，而是村民的反应，姑爹在死前对他们谈到了永生的痛苦，反观村民激愤哓哓之态，足以让人听见耶稣临刑前众人吼向彼拉多的答话：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三天之后，根据自然规律，姑爹死亡了。
***明处写的是贪婪的占有，最极端的形态为永生，而暗处却是投向不敬神的恨意。作者本人并无宗教感情，他所要求的亦不是严格的宗教仪式，甚至在文本里也并没有预设一个超验的最高本体来进行审判；由于作者所要求的信仰的最低限度（概近于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其对立面是被实证主义疯魔摧毁了最后一点敬畏的世间，因此诚如***结尾处友伦老师评价此事时所说：何其伟大哦，堪称丰功伟业，怕是岳飞杨六郎呼延庆也不可能办成这样的事，却被我们办成了，然而办成又叫我们自己毁掉了。审判最终是人类主动招致的厄运。
文学在一个虔敬的信徒形象面前也的确是无计可施，这是著名的圣像悖论。如果圣像舍弃不可见性而进入生产的序列，就会不可避免地丧失神圣。在这个悖论里，圣像勉强地被规定为隐匿的在场，即可见的不可见者。然而文学必然是可见的，这便要求它遵照一种颠倒的立场亦即总是从物的反面去观看（下文提到的事情与***的对比也是这样）。虽然这样子做难免会有过火的描写，但文学的价值正在于对规则的违禁。文章且须放荡。当巴塔耶说文学在过度方面失去的，在逼真方面赢得了时，应该意识到这种节制和现实的失去恰恰是文学的效力，因此也是一种必然，文学真正意欲的是违禁后的逼真，而逼真实现的途径是观念的形象基础。在这里，阿乙开始有意无意地引入《圣经》譬喻。关于这种引用，它们理应被恰如其分地看作是明指与暗指之间的夹层和中介。他所引用的譬喻在我看来大致有两条主线，其一是暴雨和洪水，其二是蝗虫与蛆虫。
水是太古故事的核心元素，上帝在水（混沌）中创世，又用洪水将其毁灭，以诺亚为代表的人类献出了祭品与上帝求得和解，上帝也与之立约。此后人类纵使犯罪，也均是带着原罪的认知共同生活；即令深味恶的不能抗拒，亦无忘恶的根深蒂固属性（或者说，人的有限性意识），更没有颠倒了善与恶的界限。进一步说，此后虽有索多玛与蛾摩拉等事例，但洪水的灾难与涤罪的双重性经验究竟扎根于先民的记忆（此类例子在《圣经》为数众多，故不一一列举）。质而言之，罪是人类与上帝在太古故事之后的关联核心，而这种情形直至晚近实证主义滥觞才有一彻底改观。在《虫蛀的外乡人》里，洪水的经验仅存于姑爹的记忆。***谋篇中经久不散的寂静阴云，毋宁说是灾难的幕帷，直到灾难最终在蛮族军队一般赶来的暴雨里张开血盆大口。
作者是在姑爹的预感中写到了蝗虫与蛆虫的譬喻，***的标题即作此解：他感觉空气显得极为鼓胀，像是有很多远方的空气被挤压到这里，兴许有越来越多像蛆虫一样互相挤着的人类，那赤条条、饥饿、有如蝗虫疯狂而无情的人类，就要从河水隐没的上游，从道路的转折处，冲撞过来，塞满整个乡间。“他们长着獠牙。”他说。此处概是对应《约伯记》里的话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25:6）。《圣经》里关于虫的譬喻主要有三类：摩西出埃及前警示法老的其数量之多，《士师记》《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约珥书》中明确界定的所指为人，以及《箴言》提到的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30:27）的习性本质。这三点与***中村民的形象一一对应。但更多时候，虫的意象隐而不彰，被作者改换为鱼，并且与人重叠在了一起：在河里比肩接踵的捞鱼人，在河道恣意繁衍的生物。水中密集的鱼象征着世间密集的人。就像许多时候一样，人也并无意识自身与鱼的命运殊途同归，即他们也注定被一茬一茬地捕捞上岸。
《旧约》中“洪水到来之前”指涉远古；在这篇***里，四占的姑爹曾经历的那场洪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将再次经历的——与其说已被蝗虫塞满乡间所取代，不如说是作者有意将两类譬喻模糊处理的——灾难。这一次洪水的到来意味着当下人的境遇：现代世界的诞生。阿乙笔下的此一现代世界充满憎恨，这似乎更多地是发自作者内心的狂怒：他执意让这个只有两姓的村庄在占有与亵渎的不可自抑下走向自我毁灭。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诗篇》39:6），而这还是因为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近、虫不能蛀的地方（《路加福音》12:33；马太福音 6:19从反面阐释了这一意思）。
这篇***还有一个随手带出的人物：“缠访闹访分子文金荣”。在阿乙的作品中她属于痴人一类，即如《小卖部大侠》《八千里路云和月》《北范》等都是以被诉求无法满足所逼迫的痴疯者形象为其主要人物的。文金荣在人物群像里虽不起眼，但又别具一格，即当村民们皆摩拳擦掌，准备在折磨“老贼”时大展身手之际，她却对这个被虐待的神灵一边叩拜作揖、上香点烛，一边继续倾诉苦衷：“本县贪官是畜生哪，我跟他们说理，他们却将我送进***院哪。”场面不免有些尴尬，因为神灵全然沉浸在自己不可破解的痛苦里，对这个不幸的人痛陈的事情置若罔闻。不一会她就被跃跃欲试的四占赶走了。然而由于他们均各有所图，文金荣与四占所代表的村民并无本质区别。《虫蛀的外乡人》中惟一的例外是姑爹。
***起先对姑爹的定语是他还是有一定的话语权，及至姑爹将死神放走，又被村民们发现时，便是另一番遭遇了：后来，体重不到四十公斤的姑爹被四五个愤怒的青年抓起四肢，嘿喳嗬喳，给扔到四五米外的泥水田里了。势单力薄的姑爹取代了“老贼”的位置。为柏拉图作注者总认为真理产生于对话，与他人对话，是为了更了解自己。但是他们都忘记了：那个探究自己的人仍仅只是在喋喋不休地发问，而渴望被探究的自己却处在沉默之中不被发现。保罗·纳托尔普说：关于自己，我们宁可沉默。沉默是一件不期然发生的***，而不是可以被宣告的事情。沉默一旦被宣告，即进入了语言的怪圈，换句话说，它将永不终止。对姑爹而言，尽管所说的话除了招致更多的愤懑与不解外一无是处，他的出场还是类似于预告灾难的先知阿摩司。这个人物始终没有什么激进的行动，也没什么值得鼓噪的长篇大论，可仍应视为一种出于责任心的补救。
如果我们读得足够仔细，还会发现这个文本里多次出现了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它们极为相似，并且属于姑爹的沉默与村民的行动遭遇的后果：
（一）在这个以两姓命名的村庄里，出了一件大家试图掩盖，然而注定无法掩盖的事。就像以前大队的干部在五更的河水倒下消灭钉螺的药……
（二）姑爹撴了撴竹棍，晃晃双膝，支棱起耳朵，静听河水上游的方向。四眺之内，有股灾难将至的寂静。有一年，时光也是如此寂静，山峰的倒影随着河水荡漾，他捻着狗尾草，看着归来省亲的妻子替他卧床的二嫂洗被褥。洗衣石上传来枯燥的揉搓的声响。忽然，他滚下去将她扯上岸来。“硬只有几秒钟，你说吓人不吓人，就像楼倒了，轰隆一声，洪水从上面冲过来，将被单什么的都席卷走了。”后来他总是这样说。
（三）以先人类有过一次永生的经历……
举凡这些，除了说明历史实在只是重复的，还能有什么阐释的可能？它们与不敬神同为暗指，亦作为亵渎的后果隐藏在字里行间。周作人在《历史》一文有云：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他能揭去我们眼上的鳞，虽然也使我们希望千百年后的将来会有进步，但同时将千百年前的黑影投在现在上面，使人对死鬼之力不住地感到威吓。此他所说的“重来”或命运之意。在《闭户读书论》里他重提读史的看法，云：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现在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但是在阅读这篇***时，我们难保不发此类疑惑：可历史为什么会像上了发条一样地重复呢？
大约每隔一段时间，人们就会重复“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不再可能”诸如此类的话，可这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作为一个***的奥斯维辛打断了历史的合理性机制，这一机制便是基于线性时间的重复与遗忘。布莱希特的回答是：文学不是为这类***所准备的，它不具备对其进行阐述的手段。文学或许只能从***的反面来告诉我们：历史是怎样一次又一次重来的。因此，当***中的那件事后来又被作者形容为可能是前无古人，或者说是在古人那里也可能只是存在于臆想中时，必须果断厘清它在极端之中夹杂的迷惑性，进而判定它的归属：这是一个***吗？显然不是。仍需追问的是：它与***的本质不同究竟在哪里。
***是独特的、偶然的以及难以兼并的，在一些情况下，也是激进的。然而激进无法担保一个事情之为一个***。此处为了更好地理解，亟待第三项历史介入其中。在我看来，如果激进与保守之间存在着隐秘关联，那只是因为激进不等于进步，而是***按其逻辑被予以完成。所有激进的思想都是值得怀疑的：它通过将规则伪装成法则，就此免除了对历史逻辑质疑的责任，然而惟一不可免除的即是此一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激进正是合谋的同义语词。***和历史的关系与激进之事和历史的关系从来就是截然相反的：***将历史撕碎一分两半，而事情，在弱的层面上它***了历史旧瓶装新酒的作为；在强的层面上，它让历史成为一种延续意义的、无法被终结的灾难。
***的结局仍然是一幅极端的人物群像：他们狂怒，他们悲伤，他们赖以自嘲。姑爹的行动当然不会有什么效力：对这个村庄来说，神都不敬，遑论人哉。因此他们表现的一概是对后果的惊慌与问责的复仇心。没有***，也没有一个人对这场闹剧有真正意义的反省。看起来，也不大可能有***，因为***就是灾难，而在实证主义时代，科学早已将此转化为再生产的强大引擎，是不可多得的消费福音。几位乡村教师的话看似幽默，却掩盖不住作者的悲观之意。海德格尔在《明镜》周刊的访谈里说只有一个神能拯救我们，这个神仍没有遗忘人类吗？至少，这篇***从反面写到了洪水经验的流散，写到了人对神的遗忘，写到了恶人：恶人，就是忘记 神的外邦人。 (诗篇 9:17)。
2016年6月26日写好
（《深圳晚报》2016年7月10日）
《情史失踪者》读后感(四)：局促的，好像命定了一般的生活
每个读者心里都有几个心仪的作家，这样的作家不需要谁来评判，只有一个标准：倘若这作家出了新书，一定会买来看。在我这里，阿乙就是这样一个作者。最近他新出了一本短篇***集《情史失踪者》，我当然也买来看了。
《情史失踪者》收录了八篇***，这些***全部写于2013至2015年间。这个年份说明此书收录的都是新作，但如果对阿乙熟悉一点，会知道，正是在2013年，阿乙患上了一种叫做lgG4的罕见病，这种病很新，很难治，需要服用激素。这种病不仅潜入了阿乙的生活，也进入了他的作品。在这本最新***集里，至少有四个角色患上了这种病。在上一本随笔集《阳光猛烈 万物显形》里，阿乙对于死亡的思考，与此也有很大关系。
《情史失踪者》承袭了阿乙的一贯风格，集子里的所有***，都是灰色冷调子，故事仍然发生在小镇，死亡仍然常常出现。并且，这本书里的***和从前的集子一样，也分裂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是写实主义的，一个阵营是现代主义的，实验性质的。
我更喜欢写实主义的那几篇，比如《肥鸭》《虎狼》，这可能是这本书里最好的两篇。
在这两篇***里，早期那些案件化的故事没有了，阿乙试图进入更真实，更隐秘的小镇生活。
《肥鸭》写得是一个家庭悲剧，以祖母和孙女张瑞娟之间的关系为核心，***还包括张瑞娟和父亲细老张之间的关系，细老张和母亲之间的关系，细老张和妻子之间的关系，祖母的其他儿子和她的关系。
祖母和孙女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三个字：相当糟。
细老张重男轻女，将女儿丢给母亲带，而他母亲是个势利、蛮横的老太婆。在成长岁月里，张瑞娟常常被祖母打得浑身是伤，不停地被要求认错，被关在房间里不准出门。
张瑞娟初中毕业后，在镇上一家广告店里当打字员，然而她仍然没能逃离和祖母的生活。祖母向儿子细老张要求享福，不能烧饭了，于是细老张给女儿下达指令，让张瑞娟给祖母做饭。
现在，张瑞娟每天中午都回家给祖母做饭，但她学会了祖母曾经对付自己的招数，随便烧烧，爱吃不吃。于是，祖母把全部的心思投入到证明自己不被善待上，成天到街上宣传自己怎样要被饿死了，孩子们怎样不孝。有一天，张瑞娟中午没有回来做饭，祖母先是把家里的东西砸了，然后到街上抱怨，最后把自己气死了。
她在死之前对邻居说，“我要是死了，就一定把她（张瑞娟）带走。”后来，张瑞娟被发现俯卧于街面上的一处水洼，死了，法医否认是他杀。她是溺死的。
在这个故事里，没有一对人物关系是融洽的。张瑞娟和祖母之间，几乎都要成为仇恨了。细老张对张瑞娟也是非常冷淡的，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流。细老张对母亲呢，同样不怎么上心，不让母亲和自己住在一起，母亲去世后，也没什么感觉。细老张的兄弟们，从殡仪馆取走母亲的骨灰坛时，每个人朝上面吐了一口唾沫，在回家的途中，把骨灰扔进了路边肮脏的池塘。
这真是一个悲哀的故事，用奥康纳的***名“好人难寻”来形容真是再适合不过了。
《虎狼》是另一个家庭悲剧，仍然发生在一个小镇上，主角仍然是一位老太太。这位老太太特别偏爱自己的大儿子俊锋，但俊锋不爱搭理她（大概是被她的管控和啰嗦弄烦了）。俊锋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但是由于母亲毫不掩饰的偏爱，这两兄妹对俊锋，对母亲，都没有什么感情。
俊锋患上了奇怪的病，很多专家来看过，不行，绝症。在一个平静的中午，老太太先是喝了农药，没死，救过来之后，用刀割破了自己的喉咙，死了。
这两个故事特别有生命力，因为它们非常极端，残酷，但又非常真实。我是在乡村、小镇上长大的，像《肥鸭》这样没有感情的家庭悲剧，常常见到、听到。像《虎狼》这样的事，也是有的。在这两篇***的结尾，分别写着“献给蔡柏菁”和“献给网友’仓央嘉措菜”，可见这两个故事的原型是阿乙听来的。
当然，阿乙的***和最初的闲谈是不一样的。我常听外婆说起东家长西家短，但那只是一个***，满足的是八卦心理。阿乙走入***内部，抽丝剥茧的呈现悲剧的发生，呈现每一个人物的心理，虽然残酷，但带着一些悲悯。
在这两篇***里，有一种东西笼罩，就是那种局促的，好像命定了一般的生活。看不到出路。
除了这两篇***，《永生之城》像阿乙最著名的《意外***》一样，充分利用了巧合，一场偷情和一场罪案，碰到了一起。在阿乙的***里，宿命感和巧合是非常重要的元素，他们常常控制着故事的走向。
其他诸篇，《虫蛀的外乡人》写的是一场和死神的搏动，很魔幻。《忘川》《情史失踪者》《对人世的怀念》诸篇，实验感太重，不大喜欢。不过，所谓心仪的作者就是，仍然期待下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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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绍钧《潘先生在难中》
冰心《超人》
郁达夫《沉沦》、《迟桂花》
王鲁彦《黄金》
台静农《拜堂》
废名《竹林的故事》
许地山《缀网劳蛛》
郭沫若《凤凰涅盘》、《》
冯至《我是一条小河》
闻一多《死水》、《发现》
徐志摩《再别康桥》、《偶然》
周作人《乌蓬船》、《闭户读书论》
朱自清《背景》、《荷塘月色》
茅盾《子夜》、《春蚕》、《林家铺子》
老舍《骆驼祥子》、《断魂枪》、《月牙儿》
巴金的《家》、《寒夜》
沈从文《边城》、《丈夫》
柔石《二月》、《为奴隶的母亲》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张天翼《华威先生》、《包氏父子》
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
艾芜《山峡中》
萧红《生死场》、《呼兰河传》
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施蛰存《梅雨之夕》
戴望舒《雨巷》
卞之琳《断章》
臧克家《老马》、《难民》
曹禺《雷雨》、《日出》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钱钟书《围城》
张爱玲《金锁记》
孙犁《荷花淀》
周立波《暴风骤雨》
艾青《我爱这土地》、《大堰河——我的保姆》
李季《王贵与李香香》
贺敬之、丁毅《白毛女》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
穆旦《赞美》
鲁迅《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鲁迅杂文选集》
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
郭沫若《女神》、《屈原》
叶绍钧《倪焕之》
庐隐《海滨故人》
淦女士《隔绝》
蹇先艾《水葬》
许地山《落花生》、《春桃》
胡适《尝试集》
汪静之《蕙的风》
冯至《昨日之歌》
闻一多《红烛》
徐志摩《志摩的诗》
蒋光慈《哀中国》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
冰心《寄小读者》、《小桔灯》
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匆匆》
田汉《获虎之夜》、《名优之死》
丁西林《一只马蜂》、《压迫》
茅盾《蚀》、《白杨礼赞》、《霜叶红似二月花》
老舍《四世同堂》、《离婚》、《济南的冬天》
巴金《灭亡》、《雾》、《雨》、《电》、《春》、《秋》、《憩园》
沈从文《八骏图》、《长河》、《萧萧》、《湘行散记》
蒋光慈《咆哮的土地》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
吴组缃《菉竹山房》、《一千八百担》
叶紫《丰收》
萧军《八月的乡村》
废名《桥》、《莫须有先生传》
芦焚《果园城记》
萧乾《篱下集》
刘呐鸥《都市风景线》
穆时英《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
施蛰存《上元灯》、《鸠摩罗什》
张恨水《金粉世家》、《啼笑姻缘》
殷夫《血字》、《别了，哥哥》
蒲风《茫茫夜》
戴望舒《望舒草》、《我的记忆》、《我用残损的手掌》
何其芳《画梦录》
臧克家《老哥哥》、《有的人》
曹禺《原野》、《家》、《北京人》
洪深《五奎桥》
夏衍《上海屋檐下》、《***细菌》、《包身工》、《芳草天涯》
李健吾《这不过是春天》
宋之的《武则天》、《雾重庆》
陈白尘《升官图》
赵树理《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
沙汀《淘金记》
艾芜《山野》、《石青嫂子》
路翎《饥饿的郭素娥》
丘东平《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
张爱玲《***》
孙犁《吴召儿》、《嘱咐》、《芦花荡》
康濯《我的两家房东》
艾青《向太阳》、《黎明的通知》、《火把》、《北方》
田间《给战斗者》、《***如我们不去打仗》
辛笛等《九叶集》
阮章竞《漳河水》、《王秀鸾》
张志民《死不着》
欧阳予倩《桃花扇》、《忠王李秀成》
阳翰笙《天国春秋》
阿英《碧血花》
丁西林《三块钱国币》
30年代***
蒋光慈的《短裤党》、《丽莎的哀怨》、《冲出云围的月亮》等
柔石风格迥然不同的《二月》、《为奴隶的母亲》等优秀的***。
吴组缃用科学社会理论来分析农村的“人心大变”的《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和《樊家铺》。
叶紫的《丰收》
丁玲***从《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到《水》。
张天翼的《包氏父子》。沙汀表现四川农村***的“揭露”***与《兽道》。艾芜的《南行记》与《山峡中》。
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
《无轨列车》与《现代》。
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
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沈从文《八骏图》与《绅士的太太》。《柏子》与《萧萧》。《边城》，《骆驼草》与《大公报·文艺副刊》。 《竹林的故事》、《桥》。《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冰心－《寄小读者》，《往事》。朱自清－《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鲁迅－《秋夜》，《看镜有感》，《忆刘半农君》。周作人－《闭户读书论》。邓拓－《一个鸡蛋的家当》。三毛－《这样的人生》。张洁－《拣麦穗》。…………曹禺《雷雨》，《北京人》。郭沫若《屈原》。老舍《茶馆》。贺敬之《白毛女》等
年后，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回忆三一八惨案时说：“这里很有玩笑的成分，因为这是我照例的毛病，那时也的确写了一篇似乎是游戏的文章，题曰《死法》。”所谓“照例”是指先前写过类似“玩笑”的文章也，一九二一年六月北京各校教员为追讨***拖欠的薪水举行******，北大教员在新华门前被军警殴伤，事后***却发表命令，说教员是自己“碰伤”，对此周作人十分反感，遂发表《碰伤》，极尽嘲讽之能事，予以讨檄：
我从前曾有一种***，想做一身钢甲，甲上都是尖刺，刺的长短依照猛兽最长的牙更加长二寸。穿了这甲，便可以到深山大泽里自在***，不怕野兽的侵害。他们如来攻击，只消同毛栗或刺猬般的缩着不动，他们就无可奈何，我不必动手，使他们自己都负伤而去。
佛经里说蛇有几种毒，最厉害的是见毒，看见了它的人便被毒死。清初周安士先生注《阴骘文》，说孙叔敖打杀的两头蛇，大约即是一种见毒的蛇，因为孙叔敖说见了两头蛇所以要死了。（其实两头蛇或者同猫头鹰一样，只是凶兆的动物罢了。）但是他后来又说，现在湖南还有这种蛇，不过已经完全不毒了。
我小的时候，看《唐代丛书》里的《剑侠传》，觉得很是害怕。剑侠都是修炼得道的人，但脾气很是不好，动不动便以飞剑取人头于百步之外。还有剑仙，那更厉害了，他的剑飞在空中，只如一道白光，能追赶几十里路，必须见血方才罢休。我当时心里祈求不要遇见剑侠，生恐一不小心得罪他们。
近日报上说有教职员学生在新华门外碰伤，大家都称咄咄怪事，但从我这浪漫派的人看来，足为奇。在现今的世界上，什么事都能有。我因此连带地想起上边所记的三件事，觉得碰伤实在是情理中所能有的事。对于不相信我的浪漫说的人，我别有事实上的例证举出来给他们看。
《碰伤》和集中的《死法》、《吃烈士》等都属于“别扭”的写法的文章，此后的《闭户读书论》《三礼赞》均可作如是观，周作人对这些含有滑稽分子的诙谐文章颇为看重，晚年写作《知堂回想录》时还一再提及：“我这篇文章写的有点别扭，或者就是晦涩，因此有些读者就不大能看懂，并且对我劝阻向北洋******的意思表示反对，发生了些误会。但是那种别扭的写法却是我所喜欢的，后来还时常使用者。” 《知堂回想录·西山养病》“在《泽泻集》里有一篇名叫《吃烈士》的文章，便是讽刺这事的，不能正说，只好像是开玩笑似的，可见这事的重大了，——我遇见同样事情的时候，往往只有说玩笑话的一法，过去的写《碰伤》和《前门遇马队记》，便都是这一类例子。”（《知堂回想录·五卅》）就文章学角度而言，周氏的这种写法确实凌厉狠辣，入木三分。然而换个角度讲，“遇见同样事情的时候，往往只有说玩笑的一法”，确实不失为高明的遁世明哲保身之法。在三一八惨案中，鲁迅和周作人都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以笔为戟，同黑暗势力作斗争，然而比较二人同一时期的时文，不难发现，两者的态度是有所区别的。
三一八***爆发的当天，鲁迅正在家中写作《无花的蔷薇之二》，针对因女师大***而成论敌的陈源等人发起诘难，写完三章后，他得知了惨案发生的消息，立即笔锋一转，开始批判时政了，因为这“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针对***欲掩盖事情真相的流言，鲁迅一针见血的指出：
“墨写的谎说，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在文章的末尾则干脆署上“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把这种愤怒、谴责推向极致。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更是正面事实，严词批判***当局的***行经，迫切想从写“空话”（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的状态下解脱出来，愤慨“苟活者”逐渐淡忘死者的血迹，继续在“沉默”中苟且偷生，呼唤“真的猛士”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结束这“似人非人”的世界。面对现实鲁迅保持了相当清醒的认识，对于黑暗势力他绝不妥协，主张“血债血还”；而在周作人那里，则是不同的表现了，五四运动后一直进行反思的周作人，面对***之暴行，虽然依然保持了“火”的战斗和热情，然而却变得内敛、谨慎多了，对于群众的革命运动，他有自己的看法，从先前的《山中杂信》到《元旦试笔》《十字街头的塔》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种思想变化的轨迹。周氏兄弟失和之后，曾几度携手并肩战斗，到了一九二七年后，终于愈走愈远了，三一八***中与《现代评论》派的战斗，大概是两人的最后一次合作。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周作人并没有像鲁迅那样立即转变文章话题，予以沉痛的谴责，而是在用了几天时间来平息内心深处的波澜后，终于对这次***表了态，《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开头说：
我是极缺少热狂的人，但同时也颇缺少冷静，这大约因为神经衰弱的缘故，一遇见什么***，便心思纷乱，不能思索，更不必说要写东西了。
这和鲁迅听闻***后拍案而起、出离愤怒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当然，对于***的实质周作人看得非常清楚，他意识到向***交涉“结果一定比要比沪岸坏得多”，所以放弃了要求***当局“彻底查办”的“梦话”，仅“单独关于这回遭难的死者说几句感想到的话”，“冷静”的惊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分为四个部分，前者述说写作缘由，第二部分写对死者的哀悼，第三部分直接抄录自己前日的“刊文”，简单叙述女师大两个学生遇害后的情况，结尾则提到了自己为遇难者撰写的挽联：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这里虽然也有帝国主义和革命***不过是一丘之貉的政治讽喻，但措辞却委婉多了，周作人随后也自惭“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记念死者”，论调悲观沉静，等于承认自己不过是“百无一用”的书生；而在***发生当天，鲁迅就进行了严肃的自我解剖，他虽然也持论悲观，承认自己所写的都是“空话”，然而随后在《记念刘和珍君》中他就燃起了“微茫的希望”，从绝望中走了出来，肯定死伤者对于将来者的意义，预言“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这与周作人对于死者是“白死”的悲观看法是有所区别的。不过对于女子在这次***中的表现，两人则保持了大致相当的看法：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鲁迅《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
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以后，日文《北京周报》上有颇详明的记述，有些地方比中国的御用新闻记者说的还要公平一点，因为他们不相信群众拿有“几支***”，虽然有说有人拿着Stick的。他们都颇佩服中国女子的大胆与从容。 （周作人《泽泻集·新中国的女子》）
作者：子非鱼兮 回复日期：2005-12-30 12:49:05
周文作于鲁文前一日，即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两人都对中国女子在这次***中表现的从容、勇敢进行了肯定，不过二人的结论却颇不同：《记念刘和珍君》）指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诡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新中国的女子》则说女子的临危不惧胜过男子的刚强行动，这和周作人的女权论是相契合的。
事实上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不久，周作人也写了怒目金刚式的文章，如《对于大残杀的感想》《恕府位》《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等，只不过这些文章同鲁迅主张“血债血还”的战斗檄文相比，则显得温和、客观多了。事隔几十年后，周作人回忆三一八***时说：“当时也曾写过些文章，正面的来说愤慨的话，自谴责以至恶骂，如在《京报》上登载的《恕陈源》等，本来想收集拢来归入《真谈虎集》内的，但是不晓得怎么一来，不曾实行，而且把目录也遗失了，或者是绅士鬼临时执政的时候所决定的吧。” 《知堂回想录·三一八》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泽泻集》的编选初衷了，一方面选取隐逸的闲适之文，另一方面收录“反叛”的杂文时评（当然，这里也有个取舍标准，过于激烈而无趣味的文章不收集内），用周作人自己的话说，他身有上两个鬼，故而这里选辑的是“两个鬼的文章”。
在《泽泻集》出版前两月即一九二七年七月，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其名曰《两个鬼》，说人的心头都住着两个鬼，即“流氓鬼”与“绅士鬼”，似乎可以看作是《泽泻集·序》里“叛徒与隐士”思想的发轫：
据王学的朋友说人是有什么良知的，教士说有灵魂，维持公理的学者们也说凭着良心，但我觉得似乎都没有这些，有的只是那两个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惶，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密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 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可是他并不走远，只在弄头弄尾探望，他看绅士领了我走，学习对淑女们的谈吐与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于是他又赶出来大骂道，“Nohk oh dausangtzr keh niarngsaeh， fiaulctong tsern tseuzeh doodzang kaeh mo***aeh toang yuachu！”（案此流氓文大半有音无字。故今用拼音，文句也不能直译，大意是说“你这混帐东西，不要臭美，肉麻当作有趣。”）这一下子，棋又全盘翻过来了。而流氓专政即此渐渐地开始。
（《两个鬼·谈虎集》）
周作人说，“我于两者都有点舍不得，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我为两个鬼所迷”，虽然因此“着实吃苦不少”，然而仍不想放弃，他进一步奢望说“我希望这两个鬼能够立宪，不，希望他们能够结婚，倘若一个是女流氓，那么中间可以生下理想的王子来，给我们作任何种的元首”，——具体应用到作品集上，第一个“理想的王子”终于产下来了，这就是《泽泻集》。集内的文章我们不妨作如是观：闲适类为“绅士鬼”所作，杂文时评是“流氓鬼”作，后来周作人在《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里也承认了这点：“我写闲适文章 ，确是吃茶喝酒似的，正***章则仿佛是馒头或大米饭。在好些年前我做了一篇小文，说我的心中有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这如说得好一点，也可以说叛徒与隐士，但也不必那么说，所以只说流氓与绅士就好了。”但周作人反对把“流氓鬼”和“绅士鬼”严格区分开来，他说这两者之间“有时是综错间隔的，在个人固然有此不同的嗜好，在工作上也可以说是调剂作用，所以要指定那个时期专写闲适或正***章 ，实在是不可能的事。”他所追求的是两者之间的调和平衡，而追溯到周作人本人那里，终其一生，也是“流氓鬼”和“绅士鬼”的统一，“叛徒”与“隐士”始终是一体的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