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的主流思想当中，一直有轻徭薄赋的仁政思想。例如儒家亚圣——孟子就曾经提出了，“民为贵，社稷为轻，君王次之”。后来在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流传千年，直到清朝。
统治者一直非常重视对百姓轻徭薄赋。当是***问题却屡禁不止，不仅仅没有减轻百姓的沉重负担，相反还有加重百姓负担的趋势。下面就让我们从清朝提出的轻徭薄赋的举措、出现哪些重大的***问题以及为什么***趋势会越来越严重的原因何在等方面系统的分析。
清朝“轻徭薄赋”之举措1.改革税制，摊丁入亩
经过康熙大帝的改革，拥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雍正帝正式推行摊丁入亩这样一个政策，又叫做摊丁入地。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税收制度的重要改革。标志着两千多年的人头税的取消。这就为在我国古代人口众多但是却普遍贫苦的百姓带来了福音。极大的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据《嘉兴府志》记载评价到：“田亩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计亩科算，无从欺隐，其利一，民间无包赔之苦，可见这一个正常造福了多少百姓。这一个制度的实行，极大的减轻无地、少地的百姓的负担。让众多劳动者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减少了官员的***的空间。
2.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减轻赋税
康熙时期确立了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国策。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不在承担赋役。而且讲现在有的人口数作为纳税的总数，对于新生儿不在征税的举措。据史料记载康熙帝曾经下诏书说“应令直省都抚，将现有钱粮册内有民丁数，不增不减，永为定额”?就是说不在向新生人口征收赋税。
这样一个举措让百姓的负担大大减少，有利于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可以说为康雍乾盛世成为我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个巅峰打下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
3.废除三饷，清丈土地，奖励垦荒
明朝末年，为了弥补巨大的国家财政赤字，维持各地明军平息叛乱，出关抗击满金。不得不向百姓征收三饷。据《明史》记载是这样评价三饷的:“嗣昌流毒天下，剿练之饷多至七百万，民怨何极”由此可见三饷的加派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负担，以至于民怨沸腾。
到了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纳了大学士范文程的“明代酷苛小民，激成流寇，岂可复蹈其误”建议。便废除了不合时宜的三饷。极大的减轻点百姓的负担，也有利于稳定统治。
除此之外，清朝统治者针对明朝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将土地赋税全部分摊到少地或无地农民的身上的做法。派出专门的官员清理丈量土地，其中整治隐瞒土地，不缴纳赋税的行为这样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压力和来了朝廷的负担。
除此之外清朝的统治者还大力鼓励垦荒运动。并且对于那些无主的荒地，***一律给与承认。不得不说这就提高了普通百姓的生产资料的占有率。有利于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和减轻负担。
清朝——“上梁不正下梁歪”1.政治***，***成风
清朝***成为风气始于康熙晚年时期，但是通过雍正皇帝的严刑峻法有事遏制。到了乾隆时期，由于皇帝好大喜功，喜欢游山玩水。这就导致了上行下效***的风气越来越严重。大小官员借着乾隆皇帝巡游的机会，大肆收刮民脂民膏，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到了晚清的时候这个现象就更加突出，各官员纷纷结党营私，组成***腐化的集团，有恃无恐。仅仅和珅一个人就***了八亿两白银相当于清***15年的财政收入。但是甚至还广为流传这样一句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由此可见贪玩***之风气严重。
除此之外，官员还明码标价卖买官爵。《清史稿》是这样描述当时买卖官爵的行为的:“彼时政以贿成,悬价售官,殆已公言不讳。”由此可知，在当时统治者已经达到了无力回天，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地步了。买卖官爵、***成风就是清朝在政治上***的表现。
巩固统治。
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了秦朝因暴政灭亡的教训，***取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的措施，其根本目的是巩固统治，同时这些措施的实行客观上起到了减轻人们负担和发展生产的作用。
轻徭薄赋意思是减轻徭役，降低赋税。同“轻繇薄赋”。
汉文帝刘恒即位以后，便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谋士贾谊上《论积贮疏》，建议朝廷“为富安天下”，指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馀，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朝廷能劝百姓勤于“务本”(重视农业)，好吃懒做的游民也都参加农业生产，***自食其力，天下自然太平。刘恒十分赞赏贾谊的意见，便在当年下诏劝农，并恢复周朝建立而后长久废弃的“籍田”制度，春天“躬耕以劝百姓”(《汉书·食货志》)，鼓励农民勤于耕耘，不违农时，后来这项制度坚持下来，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恒继续执行轻徭薄赋政策，并扩大其范围。在他即位以前，朝廷已将秦时的“泰半之赋”，减为什伍税一，农民负担相对减轻。秦朝滥用民力的弊政有所纠正，成年男子每年服徭役为一个月，生产时间有所增加。刘恒即位后，继续减赋。公元前178年，他下诏免除天下田赋之半，即三十税一；公元前177年，又下诏免除晋阳(今山西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百姓田赋三年；公元前168年，规定只收当年天下田赋的一半；公元前167年，再次下诏，“除民田之租税”，一直坚持到他去世，前后10年。文帝又将口赋(人头税)由一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仅为原来的二分之一。在徭役方面，他将成年男子一年服役一个月，减为“三年而一事”，削减三分之二。文帝的轻徭薄赋，与农民起义***中的无徭无赋相比，只是新王朝对农民的一种“让步”策略，但纠正了旧王朝的繁苛赋役制度，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农民能从中得到某些现实利益，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
在废除苛法严刑方面，汉初诸帝也作出了很大努力。早在公元前206年刘邦占领咸阳时，就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以争取民心的归附。汉兴以后，刘邦为了剪除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三章之法不能应付当时的严重形势，便让相国萧何收集整理秦法，制定《九章律》，恢复了秦时的许多苛法。惠帝、吕后执政的16年中，由于大局已经基本稳定，先后***取过一些省刑除苛的措施，如颁行赎罪令，废除三族罪、妖言令，判处重要罪犯，不再株连父族、母族、妻族，说错话也不再当作“妖言”治罪。史称“天下安然，刑罚罕用”。
文帝刘恒即位的当年十二月，即召集大臣商议进一步明法宽刑问题。《史记·孝文本纪》记载了当时君臣的一段对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这样的：文帝说：“法令是治政的依据，目的是用来制止，引导人民归向善良。如今犯罪的人既已依***处，却还要叫他们没有犯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连坐，一起抓来治罪，我很不赞成这种做法，希望你们议论一下。”有关的大臣都说：“老百姓不能约束自己，所以制定法令来管理他们。实行连坐，将无罪的亲属跟一起收捕治罪，目的在于牵制他们的心理，使其不敢轻易犯法。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还是照旧不变的好。”文帝说：“我听说法律公正，百姓就忠厚老实，处罚得当，百姓才甘心服从。管理百姓，引导他们向善，这是官吏的职责。如果不能引导他们向善，又用不公正的法律加罪他们，便会促使他们干凶暴之事，又怎能禁止人们犯罪呢?我看不出这种法令有何好处，请你们再慎重考虑。”由于文帝的坚持，众大臣只好改口说；“皇帝将大恩大德施加天下百姓，功德之厚，非臣下所能想得到的，我们请求颁布诏书，废除连坐法令。”文帝明令废除族诛法、连坐法以后，于第二年(公元前178年)又下令废除“诽谤妖言之罪”。他认为古代圣君明主治理天下，专设“进善之旌，诽谤之木”，疏通治政的渠道，招致进谏的臣民。如果设立诽谤妖言之罪，臣民不敢畅所欲言，君主无法知道自己的过失，朝廷不能招贤任能，所以这种法令应予废除。他甚至认为老百姓诅咒皇帝，也不过是一种愚昧无知的表现，不能以诽谤朝廷治罪，并明确表示“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史记·孝文本纪》)，这实际上就是给人民以一定的言论自由。
文帝治国10余年后，还宣布废除了肉刑，事情是从一个小女子上书而决定的。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公给人治病，病人服药后几天去世，淳于公被控为庸医害命，朝廷下令将他逮捕，押解长安。他有女五人，没有儿子，临行时叹气说，“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小女缇萦伤心哭泣，跟随其父至长安，要上殿求见汉文帝。不得求见，只好上书给汉文帝说：父亲当官的时候，齐国的人都称赞他廉洁奉公，现今犯了法，受刑是理所当然的，但我悲伤人死了之后不可复生，受了刑罚的身体不再复原，即使想改过自新，也做不到了。小女子愿没入官府做奴婢，以赎父亲受刑之罪，使父亲得以改过自新。上书送到刘恒手里，他颇受感动，说：“……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氏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史记·孝文本纪》)
遵照文帝的旨意，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议定律令，罪当黥(脸上刺字)，改为男的筑城，女的舂米，罪当劓(割鼻子)，改为笞三百；罪当刖(斩左、右脚趾)，改为笞五百。其实笞刑也是一种肉刑，用竹鞭抽打三百或五百次，也使人大多致死或致残，所以《汉书·刑法志》说：“外有减轻刑罚之名，内实。”不过，文帝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强调“以德化民”，在统治实践中***取一些明法宽刑措施，慎用***，废除族诛、连坐之法，还是值得肯定的。
文帝在位期间，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对封建生产关系作局部调整；又明法宽刑，对封建上层建筑进行一些刷新。他对匈奴***取和亲政策，与周边少数民族友好相处，因而使天下安宁，黎民乐业。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乃父制定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较***展。后来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曾这样描述过西汉前期社会经济的情况：“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西汉“文景之治”的这一派升平景象，是与文帝刘恒的贤能和进取分不开的。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实行“轻徭薄赋”的朝代，它在长时间里实行低税率政策。
在整个清王朝时期，土地税不具有扩张性，它自1711年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后就再也没有随人口的增长而增加了。各省上缴中央的份额只有在新垦地纳入税册时才会有所提高，而各省却很少把土地税增加的情况上报中央。这直接影响了清廷的财政收入。晚清***也没能改变原有的税收制度，继续维持着低税率。
清***的效能低下还表现在太平天国战争前后发展起来的厘金制。在19世纪，财税机构从最初依靠土地税转变为依靠商品税和关税，但这些税种不是处于中央***的控制和管理之下，而是受省级督抚的控制，经济权力发生了由中央向地方的倾斜，主动权也就从中央***转移到地方。这给地方***大规模地、不合理地、不固定地强制征收厘金提供了条件。厘金制类似欧洲重商主义之前的各地贸易关卡，对国内流通的货物在每个地方关卡收1~10%的厘金。由于对跨省跨区贸易重复收税，这种税收制使贸易的交易费用极高，对分工的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厘金作为对工商业增税的一种制度形式，不仅代替了当时已经处于瘫痪状态的国内常关的职能，而且随着战区的变化，厘金局卡有“因地制宜”设置的灵活性，使它更加超过了常关所起的作用，日益严重地阻碍着土货在市场上的流通，而有利于洋货的倾销，进一步加强了洋货对土货的竞争力。
一个君主要想得到人心，重中之重便是变更税收方式。孟子也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历代王朝，赋税问题黎民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依据历史时间状况我们可以发觉，越发热闹的时期，赋税便会越少，越发战争陆续、颠沛的时期，赋税反倒越比较严重。
我国历史上能称之为绝顶繁荣昌盛阶段那么就迫不得已数汉朝。汉朝国家富强，人民日常生活幸福安康，没有战争，没有***案件，一片祥和。史籍中也说汉朝是我国历史上最繁荣的一个时期，那一个阶段大家 的幸福感很高，在其中一大缘故也是由于赋税低。那麼，汉朝百姓的赋税是确实轻徭薄赋吗？
尽管说汉朝君主汲取了先前的经验教训，在汉初之时就逐渐推行“轻徭薄赋”的现行政策。可是事实上，此刻的赋税低只不过是指的“田租”低。要了解，古时候的一般百姓是没彻底属于自身的农田的。她们所具有的农田等同于是国家租用给他的。因此每一年，百姓必须向朝中上缴田租，也就是别名的土地税。尽管汉朝将百姓的田租降低了许多，可是税收当中并非仅有田租这一项，田租只是是所有税收中的一小部分，可以免减的也就是赋税中的九牛一毛而已。
那时候有一种叫做“更赋”的税收实际上才算是让大家 最头痛的。“更赋”实际上是指自身的“免疫能力赋”。汉朝的兴盛离不了百姓的艰辛辛勤劳动。可是朝中每一年都要很多的人工去建造水沟、建造古城墙这些。因此必须每一户人家派遣一名人力资本来，可是并并不一定的家里都是有年青的人力资本，并且有的人家间距建造的地方十分远。***如要前去此处，必定会消耗许多的时间和时间精力，家里的事务管理就难以照顾。因此很多人会挑选运用缴税的方式来躲避这一项“责任”。
此外，汉朝实际上也有特别多混乱的赋税，尽管大致如同确实有所为人民在减轻负担，但实际上并没做到确实减轻负担的实际效果。
唐代的“贞观之治”。唐太宗君臣在维护封建统治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也有所重视，并尽力将社会冲突的危险控制在最低的程度。唐太宗一生践行“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从”的为君之道，带头提倡节俭，释放宫女，让利于民，“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奖励农耕，将儒家一贯倡导的“取于民有制”原则变成行动的纲领。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九年（1076年）的8年内，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陆续实行了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免行、方田均税、将兵、保甲、保马等新法。方田均税 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均输法 此法已久，早在西汉桑弘羊时试行，唐代以后各郡置均输官，达到“敛不及民而用度足”。熙宁二年七月，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费，又要避免商人屯积，在淮、浙、江、湖六路设置发运使，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的原则，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质。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的负担。 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但具体实施中出现强制借贷现象，是王安石变法措施中争议最大的内容。
这题目有问题……如果问汉高祖、汉文帝或者汉景帝***取轻徭薄赋倒还说得过去，汉武帝什么时候轻徭薄赋了？
在前期也许可以说得上是轻徭薄赋，因为延续了他父祖三代人的政策。在窦太皇太后去世后，汉武帝便开始扩军备战迎战匈奴，此外还要治理黄河大堤。对匈奴的三次进攻虽然稳固了汉朝的北方边界，但可想而知，战争就需要士兵，士兵的来源就是徭役，打仗还需要运送粮食。漠北一战汉朝损失兵力数万人，马10万余匹。大宛一战，李广利两次方才攻克大宛，威慑西域（顺便还带回来了汗血宝马）打仗需要钱，钱当然不可能问汉武帝要，肯定是增加赋税问百姓要。试问轻徭薄赋哪来的？
在后期到汉武帝晚年，他建明堂，垒高坛，树“泰一”尊神，大搞顶礼膜拜，并且靡费巨资，多次封禅出游，令大批人入海求蓬莱真神。为了通神求仙，他听信方士之言，把宫廷被服都弄成怪模怪样，还造30丈高的铜柱仙人掌，用以搜集甘露，和玉屑饮之，以为可以长生不老。并任用江充，最终酿成“巫蛊之祸”，逼死太子刘据和卫皇后，受诛连者数万人。
经济上，由于汉武帝连年对外用兵和肆意挥霍，国库已经空虚。汉武帝用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并出卖爵位，允许以钱赎罪，使吏制进一步***。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于汉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接连爆发起义，并且愈演愈烈。
军事上，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受命出兵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伐匈奴的前夕，丞相刘屈牦与李广利合谋立昌邑王刘髆为太子。后刘屈牦被腰斩，李广利妻被下狱。此时李广利正在乘胜追击，听到消息恐遭祸，欲再击匈奴取得胜利，以期汉武帝饶其不死。但之后兵败，李广利只得投降匈奴。
以上种种打击使汉武帝心灰意冷，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颇有悔意。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桑弘羊等人上书汉武帝，建议在轮台（今新疆***尔自治区轮台县）戍兵以备匈奴，汉武帝驳回桑等人的建议，并下诏反思自己，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史称“轮台罪己诏”。汉武帝全面检讨自己的过失，承认行政视察，使汉朝的统治方针发生转变，重新回到了与民休息、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从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样迅速败亡的结局。这点可以说汉武帝比秦始皇伟大，所谓秦皇汉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