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北名人辈出，黔北差不多就包括遵义和铜仁两个地区吧！~
出自遵义的有：
郑珍、莫友芝并称西南儒宗，名重晚清儒林；
郑珍（1806—1864），字子尹，晚号柴翁，遵义沙滩人（今遵义县境），有《巢经巢诗集》、《仪礼私笺》等著作。当代国学***钱仲联《论近代诗四十家》中写道：“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经训一菑畲，破此南天荒。”意在称誉郑珍诗才和经学。郑珍和夜郎确有情结。首者，郑珍与是县著名诗人赵旭深交。郑延赵为《遵义府志》之“***访”。尔后，清咸丰庚申（1860）古二月二十七日，郑为避兵祸，举家迁到桐梓魁岩站杨家河畔，租刘氏宅居住，与赵旭家毗邻四月之久。其间，郑、赵及刘希向（字照书，疑为宅主）临水登山，访胜吊古，唱和遗响。尤有，郑著《巢经巢》中载咏及桐梓达40余首。
二月十七度娄山关
山势西来万马奔，大楼一勒九旗屯。天随路入藤萝峡，人共云争虎豹门。旧日刘兵此飞过，六年黔国任翻倾。黄心无复将军树，空逐流移泫石根。
清史稿 列传二百六十九 儒林三
郑珍，字子尹，遵义人。道光五年拔贡生。十七年举人，以大挑二等选荔波县训导。咸丰五年，叛苗犯荔波，知县蒋嘉谷病，珍率兵拒战，卒完其城。苗退，告归。同治二年，大学士祁俊藻荐於朝，特旨以知县分发江苏补用，卒不出。三年，卒，年五十九。
珍初受知於歙县程恩泽，乃益进求诸声音文字之原，与古宫室冠服之制。方是时，海内之士。崇尚考据，珍师承其说，实事求是，不立异，不苟同。复从莫与俦游，益得与闻国朝六七钜儒宗旨。於经最深三礼，谓：“小学有三：曰形，曰声，曰义。形则三代文体之正，具在说文。若历代钟鼎款识及汗简、古文四声韵所收奇字，既不尽可识，亦多伪造，不合六书，不可以为常也。声则昆山顾氏音学五书， 推证古音，信而有徵，昭若发蒙，诚百世不祧之祖。义则凡字书、韵书、训诂之书，浩如烟海，而欲通经训，莫详於段玉裁说文注，邵晋涵、郝懿行尔雅疏及王念孙广雅疏证。贯串博衍，超越前古，是皆小学全体大用。”
其读礼经，恒苦乾、嘉以还积渐生弊，号宗高密，又多出新义，未见有胜，说愈繁而事愈芜。故言三礼，墨守司农，不敢苟有出入。至於诸经，率依古注为多。 又以馀力旁通子史，类能提要钩玄。仪礼十七篇皆有发明，半未脱稿，所成仪礼私 笺，仅有士昏、公食、大夫丧服、士丧四篇，凡八卷；而丧服一篇，反覆寻绎，用 力尤深。又以周礼考工记轮舆，郑注精微，自贾疏以来，不得正解，说者日益支蔓， 成轮舆私笺三卷。尤长说文之学，所著说文逸字二卷、附录一卷，说文新附考六卷，皆见称於时。他著有凫氏图说、深衣考、汗简笺正、说隶等书。又有巢经巢经说、诗钞、文钞，明鹿忠节公无欲斋诗注。
莫友芝
莫友芝 （1811—1871）字子偲，自号郘亭，晚又称＊[双‘耳’]臾，贵州独山人。 父庶吉士与俦，官遵义府学教授，日倡导朴学。先生为人默然湛深，笃治许、郑之学。当其时，郑珍亦从教授游，同志相友善，历五六年，业益进，黔中士林官师举交口推郑、莫，而两人遂名冠西南。 家贫嗜古，喜聚珍本书。积既久，读之恒彻旦暮不息，寝食并废。爰通苍雅故训，六经名物制度，旁及金石目录家言，率究及其奥颐。疏导源流，辨析正伪，鲜铢寸差失。复工诗善书，求者沓至。居常好游览，喜谈论，遇人无贵贱贤惠，一接以和。暇日相与商较古今，评骘术业高下，娓娓忘倦。顾外虽乐易，而中实介然有以自守。 自道光辛卯举于乡，其后连岁走京师，朝贵争欲罗致，必慎择其可，否即婉谢之。会试报罢，签取知县，且选官，意不所乐，辄弃去。往从胡文忠于太湖，为校刻《读史兵略》。既又从曾文正安庆、金陵。凡客文正所者逾十年，江南底定，寓妻子于白下，通走江淮吴越间，尽识其魁儒硕彦。同治四年，苏抚李鸿章请州县吏于朝，有诏征用，卒不出。十年以往，求文宗、文汇两阁书，赴扬州，抵兴化，病卒，年六十一。 先生生平志存文献，思为《黔志》一书，润色边裔。道光中，偕郑珍同撰《遵义府志》，博***汉唐以来图书地志，荒经野史，援证精确，体例谨核，成书四十八卷。时论以配《水经注》《华阳国志》。又辑明代黔人诗歌，因事存人，因人考事，为《黔诗纪略》三十二卷。贵州文献始烂然可述。 居金陵，得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自谓“此吾西州漆书也”。以举正段、严二家校注，撰《筹异》一卷。至句容山中，搜讨《梁碑》，躬自监拓，惟恐一字见遗，撰《梁石记》一卷。 其余有《声韵考略》四卷，《过庭碎录》十二卷，《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三卷，《附录》一卷，《樗萌谱注》一卷，《郘亭诗抄》六卷，《郘亭遗文》八卷，遗诗人卷。编订未竟者，则《郘亭经说》、《书典经眼录》、《旧本未见书经眼录》、《影山词》各若干卷。
莫友芝著述甚多，丰富了祖国的历史文化宝库。他的《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及附录、《知见传本书目》、《恃静斋藏纪要》，为目录版本学者所重视；《韵学源流》、《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一卷等，为声韵、训诂研究作出了贡献；他的文学作品格调高，产量多，反映了当时社会各方面的现实生活。他的《郘亭遗诗》八卷，收集诗作546首，《郘亭诗抄》六卷，收401首，《影山词》二卷，外集一卷，收集词作百馀阕，另有《素阴杂记》一卷，《樗茧谱注》一卷（按：《樗茧谱》一卷，郑珍著。），《资治通鉴索隐》等。此外，他还收集了贵州266家诗人的诗2290馀首，编成《黔诗纪略》三十三卷。这些著作，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莫友芝的书法四体皆工，小篆和隶完全脱出了古人窠臼，骨气朴茂，自成一格。他旅居京都有期间，公卿贵族，学士大夫，武弁小吏，上下九流请他书屏题画之人络绎不绝，他都一应如愿。据说，唯有权臣□顺托人向他求字，遭到婉言谢绝。
黎庶昌两度出使日本，至今饮誉扶桑；
黎庶昌
黎庶昌(1837—1896)，男,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是我国晚清时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家。
黎庶昌六岁丧父，家贫多疾，但却刻苦攻读，寒署不懈。十四、五岁时赋诗作文，犁然成诵，在府、县考试屡获第一。二十一岁即成为府学廪贡生。一八六一年，黎庶昌离遵义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两试不中。一八六二年，因应诏上万言书论说时事，受到朝廷重视，被赏为知县，派往安庆听候曾国藩调遣。于是，黎庶昌便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同为“曾门四***”，踏上了仕途。曾署理江苏吴江、青浦知县。一八七六至一八八○年，黎庶昌以参赞身份先后随郭嵩焘、陈兰彬出使英、法、西班牙等国，开始其一生的外交活动。一八八一至一八八四年和一八八七至一八***，黎庶昌两次以道员身份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大臣，为促进中日友好往来做出了卓越贡献。离任时，日本送行的人塞巷盈途，饯行至数百里外。西方各国使臣啧啧称赞，说这是使臣返国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黎庶昌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编印了《古逸丛书》。这部书共二十六种计二百卷，系黎庶昌在日本利用外交事务之余，将我国早已散佚而流存日本的唐、宋、元、明珍贵古籍，以高级纸张影印编辑而成。其中包含了唐本《玉篇》零本三卷半、《文馆词林》十三卷半、宋本《史略》六卷、《太平寰宇记补阙》五卷半等。这对我国古汉语、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极为有用的。
另外，黎庶昌的著作还有《拙尊园丛稿》六卷、《续古文辞类纂》二十八卷、《入都纪程》二卷、《西洋杂志》八卷、《曾文正公年谱》十二卷、《曾太傅毅勇侯传略》一卷、以及《黎氏家谱》、《全黔国故考》、《牂牁故事》、《使东文牍》、《拙尊园画存录》、《孔诗》、《莼斋笔记》等。
一八九六年八月，黎庶昌因病由川东道任上返遵义。十二月二十日卒。
早期从郑珍学习，讲求经世之学。同治元年(1862)，上书论时政，以廪贡生得授知县，入曾国藩幕，深得信任，名列“曾门四***”。曾署理吴江、青浦等县知县。光绪二年(1876)，随郭嵩焘出使欧洲，任驻英、法、德、西班牙四国参赞，游历了比、瑞、葡、奥等国，写成《西洋杂志》一书，晋升为道员。光绪七年，任出使日本大臣；十年，丁忧返国；十三年服阕，复职使日。光绪十六年，任满归国后，曾任川东兵备道等职。黎庶昌志在用世,自称“雅不欲以文士自期”(《青萍轩遗稿序》)。所以他论学为文,力主“因文见道”(《答赵仲莹书》)。他的文章多经世之言,其出使外国纪游之作,尤寄深意。罗文彬说“其言多经世意,主实用”(《拙尊园丛稿》跋)。黎庶昌为文长于叙事，宗法桐城派，尝编《续古文辞类纂》，阐发桐城义法，推演《经史百家杂钞》的宗旨。但他晚年所作纪游之文,自由抒写,明洁动人，并不全受桐城义法束缚。除《西洋杂志》外，《卜来敦记》、《巴黎赛会纪略》、《游日光山记》、《游盐原记》、《访徐福墓记》等,都有一定成就。罗文彬评其文:“特有奇气。虽大旨远祖桐城,近宗湘乡,而不规规一格。”颇为中肯。黎庶昌使日期间，曾搜罗典籍，刻《古逸丛书》26种共200卷；为家乡购南藏本佛经全帙6771卷；又与日本友人以诗文唱和，刻《日东文讌集》3编,于保存典籍和中日文化交流颇有贡献。著作主要有《拙尊园丛稿》6卷，《丁亥入都记程》2卷，《西洋杂志》8卷,《黎氏文集》12种36卷（附4种6卷）等。
殿试探花杨兆麟，可惜未展英才而卒；活跃于30年代文坛的才女卢葆华，虽英年早逝，却才华横溢；
杨兆麟
（1878-1919），字次典，清贵州遵义人。与康熙年间武状元曹维城、光绪年间文状元青岩人赵以炯、麻江人夏同和称为清代贵州“三状元一探花”。早年就读于黎氏，为黎怀汝女婿，受沙滩文化熏陶，是黎氏姻亲中的后起之秀。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举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赴北京会试，参加了康有为、为首的“公车上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以一甲第三名赐进士及第，人称“杨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浙江嘉兴府知府等。1906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时获法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后归故里，倡议篡修《续遵义府志》，并主持初篡工作。继又到广州，任国民***参议员，1919年病逝于广州，年仅41岁。著有《守拙斋诗集》、《守拙斋文稿》。
国内近代文坛前辈，著名文学家蹇先艾等都是出自遵义。
蹇先艾(1906-1994),遵义老城人。出生清末名门，自曾祖父始，累代皆有功名。祖父官至道员，清同治八年 (1869年)奉办“遵义教案”有功，加赏布政使衔。父蹇念恒，举人，曾任今越西等县知县。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9月12日，蹇先艾出生于县署，辛亥革命时随父母返回遵义。蹇先艾敏捷好学，童年喜爱观赏鸟语花香的故乡景色，亦好听家中老仆人讲《三国演义》故事。稍长，入私塾，且于其父指导下读古文，联句作诗，十来岁能作古体诗。以后发表旧体诗，多用笔名萧然。 民国8年(1919年)冬，蹇先艾至北京读书，先后就读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北京师范大学附中。
民国20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学院经济系，获法学学士学位。时值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新文化刊物相继发行。蹇先艾于孤寂生活之中，以读书写作为乐，逐渐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民国11年，于师大附中与朱大南、李健吾创办 “曦社”文学团体，办《爝火》文学刊物。次年，发表新诗《二闸舟中》和***处女作《人力车夫》。
民国15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常与朱自清、王统照、徐志摩、沈从文等名家交往。此后，在《晨报副刊》、《***月报》和《文学》等多家报刊上发表作品。任北平松坡图书馆编纂主任时，兼授弘文学院《文学概念》和女子中学《国文》课。赛先艾自感所写作品题材狭窄，描写琐碎，于是利用学术交流机会至山东农村考察民情。民国25 年，于鲁迅发起的《中国文学工作者宣言》上签字。由于连续发表反映贵州民间疾苦的***《水葬》、《到家》等，被鲁迅誉为乡土文学家。蹇先艾还翻译出版《美国短篇***集》。抗日战争爆发后，蹇先艾由北平携眷返黔。
民国27年(1938年)春，因不满贵阳文坛沉闷的气氛，与谢六逸等发起成立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当选为理事，于《贵州晨报》编《每周文艺》副刊，以杂文、诗歌、短评等形式唤醒民众，鼓舞抗日救亡斗志。次年2月，日本飞机轰炸贵阳，《贵州晨报》社被毁，《每周文艺》停刊。民国31年起，历任贵阳省立高中教员，遵义师范学校校长，贵州大学和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教授等职。民国34年3月，主编《贵州日报》《新垒》副刊，团结省内外作家，继续以文学艺术作品，鼓舞民众。蹇先艾为人清廉、正直。任遵师校长时，月薪难以维持家计。当时，师范学生享受公费待遇，一般校长吃学生空缺多达十数人(其中要以一部分到贵阳送礼)，会计劝其吃空缺，蹇先艾坚持不肯。为维持生计，只得将北平运回的《鲁迅全集》出售，补助家庭生活。抗战胜利后，目睹当局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实行独裁统治的现状，蹇先艾加入“教授会”，任干事，支持学生“争和平、争民主，反内战、反独裁”和“反饥饿、反迫害”等政治斗争，并以《新垒》为阵地，巧妙地发表揭露国统区黑暗、争取民***利内容的作品，公开为革命作家茅盾撰写50寿辰祝贺文章，推荐英国作家约翰·雷特描写十月革命的著作。当局予以注意，不是令其更换标题，就是强令抹去作家署名。蹇先艾***无效，于民国37年辞职，停办《新垒》。 解放后，贵州省成立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委员会，蹇先艾任副***，主持《贵州文艺》出版。
1953年蹇先艾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3年加入中国***，历任贵州省文化局局长、民盟中央委员、民盟贵州省委副主任委员、中国文联委员、贵州省文联***、政协贵州省副***、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和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3年、 1986年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加拿大和印度。写作之余，常对青年作者的作品进行评阅，为之作序，鼓励上进;对贵州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亦予热情关注。 蹇先艾的短篇***集有《朝雾》、《一位英雄》、《酒家》、《还乡集》、一《踌躇集》、《乡间的悲剧》、《盐的故事》、《幸福》、《倔强的女人》，散文集有《城下集》、《离散集》、《乡谈集》、《新芽集》、《苗岭集》，约350万字，新诗近70首。文风简朴，乡土气息浓郁，被称为我国五四运动以来于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卓越的短篇***家、散文家和诗人。 1994年 10月26日病逝贵阳，时年88岁。
梁宗鲁
梁宗鲁，字诚一，娄里瓮生台人（现遵义市桐梓县狮溪镇境）道光辛巳（1821）举人，延至道光己酉（1849）截至知县，忿不赴任，终老84岁。乡间称“诚一先生”。咸丰己未（1859）应知县江炳琳唆请招降鼻孔山农军梁三同等，“与之盟誓，绝不加害，诚一亦与贼盟乃出，江宦解省百余人尽歼。”惜哉“诚一”之誉。梁著有《淡淡歌》、《恬退斋诗文集》、《腊梅诗钞》二卷。民国《县志》载10首评曰“大抵抚时感事，自抒胸臆，真朴处取法少陵，可称诗史”。《耆旧诗》收入30首。《诗集成》于《谈谈歌》302首中选录165首，《诗钞》30首，加档案馆杂录，共载238首。《诗选》选评《乐捐》等5首。
望 云
望雨云翻白，望晴云堆墨；
似此岂无心，不妨用反测；
为问云中君，胡为空作色。
这是一首借咏物，寓讽刺的古体诗。引农谚反其意而用之，直刺其“当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痛斥江炳琳杀降冒功，“乐捐”中饱等丑恶行径。其《谈谈歌》白话入诗可取，可有的似直成“劝世文”了。
申佑
申佑（1425~1449年），字天锡，遵义市务川县火炭垭人。申佑天资聪颖，有胆识。少时随父至田间，一只猛虎突然从林中窜出来，向其父扑去，欲衔走，申佑机智勇敢，持棒猛击其虎，虎被击痛而放口惊逃，其父幸免一死。申佑勤奋好学，前往思南府城参加童试，补郡***员。明正统七年（1442年），申佑去昆明参加乡试，中庚申举人。遂进京入太学肄业。在就读期间，祭酒李时勉，因谏政事遭奸臣王振谗言陷害入狱，带枷示众于国子监门。申佑义愤填膺，倡议六馆诸生，上疏以拯师难。六馆诸生虽认为是冤，但畏惧王振势大，怕遭株连，惟申佑与石大用槌鼓称冤，伏阙不起，愿以身代师死。明英宗深受感动，特赦李时勉，让其官还在职。申佑拯救师难的义举，蜚声于京师。正统九年，申佑参加京试中甲子科进士，官拜四川道监察御史，时年19岁。在任期间，刚正不阿，胆识才略为群僚敬佩。申佑学识渊博，重视培养人才，每次出巡州府，都要召集当地诸生，讲授经史，答疑解惑，提高地方人才素质。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军大举入侵，边关吃紧，告急文书纷纷来到北京，朝廷一片慌乱。英宗在权宦王振挟持下“御驾亲征”。申佑以名御史身份，奉诏从征。明军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境）被瓦剌军围击，溃亡过半，走投无路。在这危急关头，申佑从大局出发，为保皇上安全，穿龙衣，乘舆出阵诱敌。瓦剌军认为是英宗出逃，紧追不舍，申佑遇害殉难，年仅24岁，史称“土木堡之变”。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表彰忠烈，为申佑殉国褒显，谥忠节敕曰：“人孰无死，惟死于国事者为至荣也。特追赠其为文林郎。”并下敕命五道，推恩及其父、母、妻、子。明嘉靖十年（1531年），贵州巡按使郭弘化令思南府及务川县立祠祭祀。
申佑一生的事迹，在《明史》、嘉靖《思南府志》、道光《思南府续志》均有记载，近代出版的《中国名人大辞典》列有专条。
罗忠福，男，现年49岁，贵州遵义人。出生于经商世家，其祖父罗俊才曾是贵州最成功的商人，父亲罗民生曾担任遵义商会会长，不过，到罗忠福这一代时，已家道破落。 罗忠福曾下乡插队，那时就曾因倒腾小买卖受到责难。以后从做沙发起家，以做沙发所赚10万元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1***9年，国家落实政策，罗忠福父辈、祖父辈留下的几十万财产连同罗家的“天府别墅”被一起归还。罗家收回财产，退还别墅。1983年，罗忠福被贵阳市一家公司招聘为总经理，仅半年，就为这家公司赚进90万元，这使他进一步认识了自己在商业上的才华。罗忠福离开这家公司，办起了一家家俱厂，一家服装店。为支持丈夫的经营，其妻杨秀荣丢掉自己的“金饭碗”，辞去在银行的工作，成为罗忠福最好的搭档。 1986年，珠海成为经济特区，罗忠福再一次感觉到机会在向自己招手，于是毅然卖掉在遵义的工厂、店铺，举家迁往珠海。罗忠福到珠海后，倒卖家用电器，获利数十万。但他认为此非长久之计，便招旧部，重操旧业，在珠海办起制衣厂、工艺家私厂和综合电器公司。罗忠福将自己的公司注册为黔海工贸实业公司。黔是贵州，海是珠海，以此表示自己的不忘本。 罗忠福事业真正的飞跃发生在1988年。1988年初，珠海公开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催发了罗忠福的地产意识，他用自己全部的资金，包括从已迁居美国的妹妹那里借来的资金，一口气吃进规划中的拱北海关边上、拱北边防检查站边上、吉大珠海宾馆边上、香州百货商店边上的四块地皮，这些地皮后来为他带来了逾千万元计的利润。 1988年9月，罗忠福秉承自己“借天下之财发天下之财”的思想，注册了自己的黔海典当商行，这也是新中国第一家公开挂牌的当铺。黔海典当商行为他解决了购买地皮后建楼启动资金的问题。 1989年夏，罗忠福抓住外商大批撤资，珠海地价降到最低的时机，用每平米百元左右的价格买下珠海西区白藤湖的一块地皮，到1992年5月，这块地皮大幅升值，为他带来了几亿元的收益。 1991年9月，经珠海市体改委批准，罗忠福的黔海公司更名为福海集团公司。1994至1996年，罗忠福连续3年被选入美国《福布斯》杂志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其中，1994和1995年，更被列为中国首富。 1996年，罗忠福以500万美元购进美国“蒂芬尼”仿真大理石技术，随后，又与意大利排名第二的家俱大王摩尔斯·尼克斯建立合作关系，联手开拓中国家俱市场。 作为亚洲最大的养老院，罗忠福的福海颐乐园原是准备搞房地产的。罗说，“在接触老人院这个项目以前，已经卖了90多栋，大部分本钱已经收回来了。当时我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把余下房产卖出去回笼资金；二是搞老人社区。但是按照国外老人社区的标准，我们还需要再修两万多平方米的房子以及配套设施，还要再投入几千万元。此外，已经卖掉的别墅如何处理也非常棘手。在确定搞颐乐园项目后，因为缺资金，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1999年我所承受的压力，是我经商20多年里最大的。为了来保颐乐园这个项目，在澳门的土地都低价转让了。” 2000年，罗忠福再次入选《福布斯》中国大陆50富豪排行榜，名列第28位，名下资产约7000万美元。
铜仁地区的有：
革命家周逸群先生. 周逸群（1896～1931） 中国湘鄂西红军和苏区创建人。原名周立凤。1896 年6月25 日生于贵州铜仁。 1919 年赴日本留学。曾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爱国活动。1923 年回国，在上海参加创办《贵州青年》旬刊，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1924年10月在广州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积极从事青年军人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年11月加入中国***。1926年北伐战争中，率宣传队到国民革命军贺龙部 ，先后任师、军政治部主任，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发展***组织。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南下后任起义军第20军第3师师长，率部参加瑞金、会昌等战斗。1928年1月，任***湘西北特委书记 ，参与领导荆江两岸年关。3 月上旬组织工农革命军， 发动湘鄂边武装起义，占领桑植县城 。后转往石首 ， 重建***鄂西特委 ，任书记，统一鄂西地区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在洪湖、白露湖和华容东山一带开辟了若干小块游击根据地。1929年春，把江陵、监利等县游击武装编成鄂西游击大队 ，后扩 编 为鄂西游击总队 ，兼总队长。领导鄂西地区军民，运用“敌来我飞，敌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 ” 等游击战术 ，挫 败***军和地方武装的多次“清剿”。1930 年 2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兼政治委员，与军长旷继勋率部连克潜江、郝穴和调 弦口等城镇，4月主持召开鄂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鄂西苏维埃联县***，创建洪湖苏区。同年7月，第六军与第四军组成第二军团，他任军团政治委员、***前委书记，与贺龙领导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9月，调任***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兼湘鄂西苏维埃联县******。 1930年9月，任***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兼湘鄂西苏维埃联县******。在二军团主力南下、***军重兵“围剿”的极端困难情况下，组建江左、江右军和独立团，与段德昌指挥部队相继取得第一、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保卫了洪湖革命根据地，壮大了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1931年5月在湖南省岳阳县贾家凉亭附近遭***军伏击，英勇牺牲，时年35岁. 现代音乐演唱家: 野马先生 野马：原名许艺舟，贵州思南县许家坝镇人。巍峨的大山，清淳的山泉、孕育了他得天独厚的音乐天赋。他的主要作品有：《梵净山》、《山妹子》、《土家汉子》、《贵州人》、《夜郎花》、《花灯姑娘》、《请到土家来》等。这些作品在贵州、广东、湖南、湖北演唱后，震惊中国歌坛。被誉为“中国土家族歌王”。 2002年野马先生率自己组建的牧马人乐队应***铜仁地委邀请，参加了梵净山首届国际旅游节开幕式 ,被***铜仁地委受于:"梵净山旅游形象大史"2003年野马先生在深圳举办了“情系罗湖，梦回梵净”个人演唱会主打歌《山妹子》，深得观众好评 2004年野马先生签约于湖南长沙“红太阳”演艺中心，同年与歌后韩红在深圳宝安举办了天王星大型演唱会 2005年野马先生回贵州参加了“黄果树杯”多彩贵州，直接进入复赛，同年7月回家乡自己出资拍摄原创MTV作品《山妹子》、《请到土家来》、《梵净山》 2006年参加了中央三台星光大道3月份月冠军擂台赛，5月3日代表家乡思南参加多彩贵州铜仁地区决赛 获"最佳创作奖" 同年原创歌曲--山妹子--入围2006原创中国十大新人原创候选名单.10月受央视邀请参加2006世纪网络推广会,现签约于现签约于“北京世纪经典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原创中国)”
请看下面
题目：体验民间文学 传承民族记忆
作者：陈建宪，男，汉族，湖北省麻城市人，1954年6月生。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民俗学专业硕士点指导组组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神话学和民俗学。主要论著有《神祗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神话解读--母题分析方法探索》、《玉皇大帝信仰》、《中国洪水神话的类型与分布》等，译著有《中国文化象征词典》、《世界民俗学》、《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等。
一
1926年3月10日深夜，鲁迅先生在稿纸上写下了《阿长与《山海经》》几个字。然后点上一支烟，烟雾中仿佛浮现了那个“黄胖而矮”的女工，那个“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的乡下人，那个“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自己没有余地翻身的仆妇。鲁迅先生迅笔疾书，似乎又回到了童年，听见阿长在给他讲长毛的传说，在叮嘱他正月初一早上醒来第一句话一定要说“阿妈，恭喜恭喜”，在对他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当他写下“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灵魂”时，他的眼睛一定湿润了。
身为中国最知名的新文学作家，鲁迅先生一生阅人无数，为什么他独对这个普通的村妇寄以如此深深的怀念呢？在这篇回忆录里，鲁迅先生究竟想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其实，《阿长与《山海经》》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次文学“寻根”，他意识到：正是长妈妈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向像他这样的儿童们传承着民族的集体记忆，播撒着文学***。所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阿长，没有《山海经》，也就没有文学家的鲁迅。
长妈妈在鲁迅儿时向他灌输的那些东西，学术界今天称其为“民俗”和“民间文学”，民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造、传承和享用的生活文化，民间文学则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口耳相传的语言艺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民间文学”是一个社会群体集体拥有、世代相传的文学传统，是这个群体的集体记忆，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直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拉法格语）。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族群记忆，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作家如果善于学习民间文学，善于在作品中表达和传承自己的族群记忆，无疑更容易获得族群的共鸣和拥戴，也更容易引起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兴趣。
二
1917年冬天，一场大雪之后，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与沈尹默在北河沿散步，刘半农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沈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刘半农将章程拟好，蔡元培先生看了一遍，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从此，一场又一场的***风热潮在现代中国兴起，中国文学增加了一个新的文体——民间文学。
北京大学的《征集近世歌谣简章》发出后，有很多同学投稿，《北大日刊》每天选登一首，总共登出了148首。到1920年冬，北京大学的教授们意识到了民间歌谣的重要价值，于是成立了一个歌谣研究会。1922年12月，歌谣研究会开始印行《歌谣周刊》。由周作人执笔的发刊词说：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在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
《歌谣周刊》至1925年6月28日共出版了***期，她宣告了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出现，这门学科的对象不是作家的个人创作，而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和传承的文学作品，如神话、史诗、传说、民间故事、民歌民谣、民间说唱、民间戏曲等。这些作品是全民族的遗产，她们从远古走来，始终伴随着民族历史与民众生活，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
以这种新的学术视野来出版的《歌谣周刊》，在五四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后来，90岁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钟敬文先生回忆起这份刊物时，深情地说了下面的话：
我起初接触到这种小刊物时，不用说，心情是很激动的。单是说“喜欢”决不能道尽这种心情。因为除喜欢之外，她还引起了我搜集记录这种资料的意愿和对于《国风》、汉、魏、南北朝古典民歌的联想。我马上在行动上做出了反应。一时间，我像疯子那样，拼命地向周围搜求民歌、谚语和故事。振笔写作关于歌谣的评论文章，并与该刊编辑部进行联系。我给自己未来的学艺生涯朦胧中竖立了方向。[1]
民间文艺的发现不仅点亮了青年教员钟敬文的生活，使他在漫长的岁月中成长为中国民间文学的掌门人，也照亮了其他许多人的眼睛，其中有学问家，有政治家，也有文学家。他们从不同角度认识到了民间文学在文化上的特殊价值，并从不同角度努力推进中国的民间文艺学不断向前发展。
三
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的历史上，有两场影响深远的精彩讲演。
1928年3月20日，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杭州岭南大学作了一场题为《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讲演。顾先生说：“所谓旧文化，圣贤文化是一端，民众文化也是一端。以前对于圣贤文化，只许崇拜，不许批评，我们现在偏要把它当作一个研究的对象。以前对于民众文化，只取‘目笑有之’的态度，我们现在偏要向它平视，把它和圣贤文化平等研究。”他慷慨激昂地呼吁：“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受着时势的激荡，建立明白的意志：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族的历史。”[2]顾先生的讲演，继承了五四精神，表达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民族民间文学的一种文化自觉。直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民间情结仍一脉相承，近年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就是首先由知识分子发起然后得到***支持和民众响应的。
1942年5月23日，***在听取了艺术家们20多天的讨论后，作了一场总结性的讲演。他指出文学艺术工作首先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指出，一些人不愿意为群众服务，他们不爱群众的感情、姿态等，“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尖锐地批评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在谈到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时，***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号召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区掀起学习民间文艺的热潮。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音乐系的师生纷纷下乡***风，何其芳主编的《陕北民歌选》，周扬、丁玲、艾青等编著的《民间艺术和艺人》以及《水推长城》、《天下第一家》和《地主与长工》等故事集陆续出版。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的《白毛女》、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一批学习民间文艺手法的佳作发表，形成了中国民间文艺发展的一个高峰。
20世纪的中国风雷激荡、天翻地覆。人民大众走上历史舞台中央，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千百年来紧密伴随民众生活，直接抒写他们爱憎苦乐与梦想追求的民间文学，也相应受到了极大关注。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到国统区的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特别是***领导下的几次大规模民间文艺***录活动，使中国民间文学宝库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界面前。从年开始，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协共同组织领导，着手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这部规模空前的巨著，由周扬任总主编，钟敬文、贾芝和马学良分别任故事、歌谣和谚语集成的主编。截至1990年，全国共搜集到民间故事183万篇，歌谣302万首，谚语784万条，总字数达40亿。大量的县卷资料本，已在许多省市编印成书。如湖北省在短短几年中印出的资料本就有130余种。一波又一波对民间文艺的***录、整理、研究和利用的浪潮，顺应着20世纪中华民族自我救亡运动和大国崛起理想的主流，成为民族文化复兴的一面旗帜。
四
民间文学在漫长的时间与巨大的空间中世代传袭的事实，证明她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民间文学充满了自由的欢乐精神。世有***诗文，无***山歌。老百姓的创作出自人类的生命本能要求，这种本能遵循着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或巴赫金的“狂欢精神”，而与悲观主义绝缘。例如无处不在的民间笑话，就是民间欢乐精神的典型表达形式。笑话中永远充满了乐观的人生态度，敏锐的观察能力与睿智的思维技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欢乐，通过语言艺术加工、生产和消费更多的欢乐。在当代社会，民间文学的许多体裁，如神话、史诗、歌谣等，都在萎缩和消亡，唯有笑话一枝独秀，仿佛有一个永远开心的精灵，通过酒桌、电脑网络、手机短讯，在灰色的尘世中跳着，笑着，奔跑着，舞蹈着，在麻木的世俗生活上空飞翔。
民间文学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风格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从主题看，民间叙事作品大都具有浓厚的道德倾向，无论恶势力多么强大，善的力量总是取得了最后胜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人物看，民间创作中的正面主人公形象总是完美无缺，美到极致，善到极致，成为民众的道德楷模与精神榜样。从意境来看，现实生活可能沉重乏味，但民间文学中的世界却无比美丽。如同恩格斯在评价德国的民间故事书中所说的那样：“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倦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3]
民间文学充满了飞扬的想象力。众所周知，想象力是人类艺术创作和科学发明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之一。在民间幻想故事中，现实物理世界的束缚被彻底打破，神界、人界、鬼界、精灵界从空间上融为一体，过去、现在、未来从时间上被连接沟通。人与神直接交流，自然万物随意变化，人、神、精灵不仅精神上互渗，形体也相互转化，在几乎没有任何障碍的时空背景下，人们的想象力自由翻飞，这对人类尤其是儿童想象力的培养具有极大帮助。难怪鲁迅先生直到晚年还对美女蛇故事、《山海经》图津津乐道。
民间文学还充满了哲理。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两种哲学：一种是学术性的，书本上的，庄严而堂皇的；另一种是日常的，家常的，平凡的。谁要描绘社会，谁就得熟悉这两种哲学，而研究后者尤为必要。在民间寓言中，民众将哲理寓于故事，使听众更易理解和接受。例如有个《抬驴》故事，讲一老人带孙子赶集，当他自己骑驴时，人们说他不知心痛孙子；当孙子骑时，人们又说不尊敬老人；两人一齐骑上去吧，人们说他们不知痛惜牲口；两人都不骑吧，人们又说他们是傻瓜，有驴子不知道骑。怎么样做都不行，两人只好将驴抬起来走，但这样做却更让人们笑话。这个寓言把做人处事要有主见的哲理就讲得非常透彻。还有个《对哄》的笑话，说从前有个小孩常流鼻涕，他父亲叫他把鼻涕揩掉，并答应揩干净后给他一元钱。接下来儿子跑出屋，很快又转回来，找老子要钱。老子见儿子鼻孔下面只剩两道红沟，就笑着说：“我是哄你的！”儿子“哼”的一声，又将缩进鼻孔的两条鼻涕淌到外面来，笑着回答说：“我也是哄你的。”[4]
这个搞笑的场面，让人们对“子学父样”的生活哲理留下难忘的印象，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在民间文学中，哲理与诗意常常能非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宁静的原始森林中，池中的天鹅脱下羽毛衣，变成了绝色的仙女；小小的青蛙儿子，不仅能帮父母干农活，还以哭、笑、跳等方式娶到了最善良美丽的姑娘，待他脱下蛙皮，又变成了一个年青英俊的天神；从灰鹤口中救了条小白蛇，却得到了一颗能听懂所有动物语言的宝石……民间童话像一个顽皮的小天使，用他的魔棒随心所欲地变出各种神奇的时空幻象，但仔细咀嚼，这些象征又是那么合于情理，那么美丽动人！
民间文学也有高超的语言技巧。掌握文字需要接受相当的训练，口语却是庶民与生俱会的本领。民间社会中，许多普通人都有极好的语言天赋。我们看一个例子：
一个好吃的人，瞄中哪碗菜了，哪碗菜就只有他的搞场，旁人很难吃上嘴。这天，他在人家屋里做客，瞄中了一大碗鸡汤。鸡汤碗里只放了一把汤瓢，他拿起连舀直舀，硬不松手。满桌的人都把他望起，他才勉强停住，将汤瓢放回碗里去。刚刚放稳，他又去拿。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客人好气又好笑，也伸手去拿时，迟了，汤瓢又被他捏在手里啦！拿到了他还跟对人家讲客气话：“你看我拿得到哩，你不屑跟我递得口沙！”
又舀。舀了又做样子把汤瓢还原。才还原又去拿。这一下，对家的手快，将汤瓢抓到手了，满桌的人都看他再怎么讲。他说：“嘿，你已经拿到手啦？我正想给你递过来的呀！”[5]
这是湖北省五峰县白鹿庄农民故事家刘德培讲的一个故事，故事只有200多个字，焦点集中在餐桌上的“汤瓢”之上，几个动作和对话，就将好吃者的形象活画了出来，其白描技巧令人叹服。如果加上讲述者的语音、动作、表情，与听讲者的现场气氛互动配合，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以想见。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语言的丰富表现力。
民间文学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比如形象塑造，许多民间文学形象，如灰姑娘、狼外婆、天鹅仙女、龙王龙女等，都已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谈到叙事结构，民间笑话特别值得研究。凡是有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要在几十个字最多千把字的篇幅中，设置包袱，交代矛盾，刻划人物，将故事推到***，最后给人一个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结局，没有高超的构思情节、驾驭语言的艺术，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民间笑话的创作者们善于截取生活中的典型片断，如一个动作，一句富有智慧的话语等，精心布设“包袱”，造成瞬间急转的效果，使人不能不哈哈大笑，这是非常难得的技巧。在题材、形象、情节、场景、语言以及***价值、审美情趣等方面，民间文学都能给作家文学和通俗文学提供取之不尽的丰富滋养。所以，人们常将民间文学形容为培育伟大作家的土壤和乳娘。
五
民间文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由于文化语境是民间文学创作与鉴赏的重要因素，因此学习民间文学必须将“体验”作为一个重要环节，这是与作家文学不同的地方。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书面文学以文字为载体，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是一种单向的信息发送与解码过程。而民间文学以口语为媒介，讲唱者与接受者必须在特定的生活语境之中，面对面地保持着信息的双向交流，才能完成审美过程。因此，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归纳说：“口语文学不但是传诵于听众之前，实际上也经常是表演于听众之前的。书写文学有戏剧的创作，但是文字的剧本与实际表演之间是很有不同的，口语文学则没有这种差别，口语文学中的很多情节，需要传诵者的当场表演，传诵者的面部表情与身体动作经常构成作品的一部分。……例如某些特别的动物，可怖的鬼魅以及逗人发笑的滑稽者都有其代表性的声音，这些声响的意义，要比任何冗长的说明都有更大的效力，更能动人心弦，所以难怪口语文学的传诵常常是一遍再一遍，即使听过数十遍的人仍然乐之不疲。但是，书写文学与之相比则没有这么大的效力，一篇好的作品虽被形容为百看不厌，但实际上看上三两遍就很少再被重复地读了。”[6]
从创作过程来看，民间文学创作者也受特定文化“场”的影响。由于民间文学是在集体场合（至少两个人）讲述或演唱的，因此讲述者必须根据现场情境和听众的反馈，不断对所讲内容加以调整，以适合于听众当时的需要，吸引听众的兴趣。有时，讲述者与听众之间还常常互换角色，他们之间几乎不存在心理认同障碍。民间文学的创作和鉴赏在同一过程中完成，有明晰的对象性。而书面创作时，作家面对的是一张稿纸，所以他的创作过程，只能以自我的心理经验为基础，以想象中的读者为对象。
在民间生活中，一群人围在一起讲故事时，常常会互相“掰”人。所谓“掰”，就是巧妙地将听故事者编在故事中加以捉弄。例如有个故事讲一个农民进城，为了搞好各种关系，以乌龟作礼物。乌龟有大有小，农民根据关系重要的程度，在龟甲上贴一纸条，写上XX人、XX人。后来在车上口袋不小心被打开，乌龟跑得到处都是，农民边捉乌龟边将纸条重新贴上，边贴边说：这是XX，这是XX。讲故事的人，会将这个XX，故意置换为听者的名字。听的人一般不会生气，反而会为这种机智哈哈大笑。这种鉴赏过程，只有在特定语境和特定的亲密程度中才能实现，而故事本身也会更加接近双方的心理距离。
在民间的对歌和舞蹈活动中，常常会出现歌手和舞者间的对抗，而旁观者会为此起哄，鼓劲。这种对抗很少会形成真的心理伤害，常常是以非常友好的形式结束。许多民间歌舞活动，都有着强烈的参与性与互动性，像西南少数民族的三月三，西北的藏族、蒙古族和***尔族等族，节日里常常是全民性的歌舞活动，只有在那种狂欢的氛围中，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民间文艺的巨大魅力。神话的讲述离不开特定的仪式，民间传说则常常与相关的风物粘附在一起，从书面看到的黄鹤楼故事，总不如看着黄鹤楼讲述起来更有兴味。
总之，民间文学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空间，就像一条从水中捞起来的鱼，躯体虽存，却不能自由自在地冲波击浪，无法展现那优美的体态与灵动的身姿。因此，理想的民间文学学习方式，不是仅仅通过文字诉诸想象，而是身临其境，调动全部感官，在参与中体验民间文学给人带来的愉悦与***。有志于学习民间文学的人，要多在“体验”上下功夫。所谓“体验”，是个体通过亲历某件事，获得相应的情感经验和认知结果的活动。体验式学习的途径最好是直接到民间***风，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将田野作业作为必修之课。同时，以民间文学作品为中心，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生动再现民间文学的丰富形态及其民俗语境，创设身临其境的场景，也是一种***性的办法。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说：“民间文学不仅是最为通俗生动的艺术形式，它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但是，近20年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一个农耕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活动为铺天盖地的大众传媒挤压和取代的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展民间文学这笔重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考验着我们民族的智慧。
我们寄希望于青年一代！
注释：
[1]钟敬文：《《歌谣》周刊·我与她的关系——纪念该刊创刊70周年》。
[2]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民俗》周刊第五期，1928年4月17日。
[3]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第401页。文艺艺术出版社。
[4]《湖北民间故事传说集·孝感地区专集》，李守义搜集整理，1982年印。
[5]《汤瓢》，见《新笑府——民间故事讲述家刘德培故事集》，王作栋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
[6]李亦园：《从文化看文学》，见叶舒宪编：《性别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页。
来源： 《文学教育》
徐致一先生生于1892年，幼年生活在上海，曾就读于上海澄衷小学。
1910年先生考入前清财政学堂学习经济学。
1912年5月，法律学堂、法政学堂、财政学堂合并为“北京法政专门学校”。
1913年9月，先生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经济本科甲班毕业，时年22岁。毕业后，入民国北京***审计处江苏省审计分处工作。
1914年审计处升格为审计院，同时各省审计分处撤销。
1916年（民国5年）先生调审计院工作，同年与同事陆尹甫一起学习外家拳，技艺精进无前。是年，北京体育讲习所成立，吴鉴泉先生等人任教。
1917年，先生始从吴鉴泉先生学习太极拳。
1924年，致一先生的儿子徐亦庄先生出生。徐亦庄先生（1924-1993）早年曾留学美国，后成为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光学界的泰斗。
1927年，北京处于军阀混战的风口浪尖，民生凋敝，才俊人士多离京南下，徐先生也在这一年迁居上海，在精武会开始教太极拳，授薪三月即该为义务教拳，后入上海水泥厂做文牍员。是年9月，《太极拳浅说》一书出版发行。
季翁出镇埠，洒落布形迹①。北固春涛满，浪花溅岸壁。童蒙承父教，感激受儒业。十六尽诸经，十七穷众籍②。兼融百氏流，洞晓左传癖③。骚赋悉成诵，唐虞亦不隔④。长膺顾宛溪，幽讨崇征核。初读***著，心馨自有适⑤。及冠游海上，小试修毛翮。梓局备文员，黉门虚讲席。大同与震旦，所历多遗泽⑥。盛壮来兹校，服勤当厚责⑦。齐讴虬缦歌，信步燕园陌⑧。赡奂仙舟馆，识荆嗟在昔⑨。健行殊奋迅，神***何轩奕。剀切明褒贬，谠言闻咫尺⑩。移驾江淮间，高咏理巾帻。彻究桐城派，披寻资远击。克期奉调归，显作东吴客。排荡劫波起，恒遭事势迫。良由性委和，迄致弭灾厄。辛苦泥沙路，往还倚杖策。翌年斠史书，萧飒鬓斑白。点勘盈三载，抗论悚四侧。会逢叩典据，临对辄冰释。改革隆昭代，邓公缔伟绩。既欣晚景荣，愈为岁华惜。阐义开生面，裁诗粲斗室。管毫日沾濡，几案方堆积。仁者必颐寿，后昆尊宿硕。酒斟琥珀红，花缀玫瑰赤。衰谢凭医护，暮龄徐转剧。豁达屏羁鞅，蔼然就窀穸。丹诚兴澍雨，芳草连天碧。
[注释]
① 刘季高先生，曾用名建於，自号山翁，江苏镇江人，一九一一年诞生于镇江城内月朗巷一书香门弟。父亲刘沅芳为京口宿儒，通经史，精考据，能文章，书法篆刻冠绝一时，曾在当地设立私塾课授生徒。
② 一九一五年，先生五岁，始入国民小学就读。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分别跟从业师严全城和李载之在私塾学习。一九二五年起，由父亲教其叩读经典史籍及诗古文辞。先生至十六岁读完《论语》《孟子》《毛诗》《春秋传》《尚书》《周易》诸经，十七岁读《管》《荀》《老》《庄》《孙》诸子书，十八岁读《资治通鉴》与《饮冰室文集》，十九岁阅读《近思录》与宋元明儒学著作。一九三年，先生二十岁，致力于研习桐城派古文，并代理父亲的塾馆事务。
③ “左传癖”，指《春秋左氏传集解》的作者杜预。先生于《春秋》三传之中，对《左传》的内容尤为精熟，此后他曾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开设过“左传研究”的选修课，并与朱东润、吴文祺二教授合作点校《春秋左传集解》一书，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④ 刘先生博闻强记，如《楚辞》《文选》中诸多名篇悉能成诵，对《尚书》所辑古代诏诰典文亦具畅达之理解。
⑤ 清初学者顾祖禹，字景范，江苏无锡人。后徙居无锡、常熟交界之宛溪，撰《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据史考订地理沿革，探涉形势险易，检讨古代战事得失，征引赡富，力际精详，旨在经世致用。先生二十岁时，因读此书而毕生笃好之。
⑥ 一九三一年四月，先生经崔运乾的介绍进入江苏省农矿厅，担任文案缮写和卷宗登记工作。一九三三年，考入上海中华书局总厂任文牍，得以恣意浏览中华书局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并关注沿革地理及理化史等多门学问。一九三八年，应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之聘，成为该校高中部国文与历史教员。两年以后，经由学院大学部国文系主任黄朴先生的推荐，担任大学部讲师，讲授“中国通史”及“散文诗词”。一九四三年，先生晋级为副教授，并承担断代史的授课任务。一九四五年秋季，兼任市立育才中学国文教员。一九四六年，先生三十六岁，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晋升为教授，这一年二月起兼任大同大学讲席，并一度给暂迁上海的南通学院讲授大一国文。兹后之五六年内，先生一直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和大同大学两校同时担任教职。
⑦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翌年先生于大同大学参加上海市教育工会，一九五一年秋至华东革大政治研究院短期学习，结束后仍回大同大学与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执教。一九五二年九月，上海高等学校实施院系调整，刘先生奉调进入复旦，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⑧ “虬缦歌”，即《卿云歌》，中有“卿云烂兮，虬缦缦兮”之句，故名。燕园，复旦老校门附近的一处园囿，曲沼竹径，环境清幽，亦称“小桥流水”。这里原属某富商之私宅花园，学校斥资购得供师生晨读及憩息之用，因取唐人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意，名曰“燕园”。
⑨ 仙舟馆，即仙舟图书馆，初名奕柱堂，复旦校园西部的一座双层大屋顶建筑，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时复旦图书馆的馆址。一九五八年底，学校新图书馆落成，此处始为中文系的办公地点。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季，该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于此召集多次座谈会，讨论古代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时笔者忝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列席参加，得与刘季高先生初次识面。
⑩ 那一年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召集的此类座谈会，总共开了四五次，每次都是由教研室负责人王运熙先生主持，老教师在会上发言最多的是赵景深和刘季高两位先生。彼时先生正属壮龄，身穿黑色呢制短大衣，栗壳色的哔叽西裤，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行动敏捷，神***轩奕，说话声音宏亮，就曹操、曹植、陶渊明、李清照诸家，发表了一系列褒贬倾向很明确的意见。其于当年《复旦月刊》八月号上登载的《曹孟德论》一文，就是根据他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补充加工而写成的。
为支援外地兄弟院校的学术建设，一九五九年先生衔命调往安徽大学中文系任教，临近出发时，他撰成《孙陶林同志约赴皖主安大中文系教席赋此奉赠》七律一首，充分透露出其兴奋激动的心情。诗云：“潇潇梅雨过江城，来上琼楼第四层。开朗人含丰沛气，精微论掩迅雷声。灯前脱帽半头白，壶里分冰彻底清。便合追随淝水上，闲居辍处饷春耕。”
刘季高先生到达安大中文系后，主讲“中国文学史”，并担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按先生在皖期间，备受安徽省领导的关怀和礼遇，有关方面曾协助其前往桐城、安庆地区访问考察，系统鸠集桐城派的研究资料。藉此他细心磨涅，审慎度量，力求从中突破前人成见，未几声闻达于沪会。
一九六二年初秋，先生奉调回沪，行前又吟成五律一首赠别安大中文系诸君。诗谓：“长揖庐州去，秋风动客衣。楚山青隐隐，凉雨夕霏霏。旧好喜能续，新知怅复违。赤栏桥畔月，回首更依依。”先生返抵上海时，恰值苏州江苏师院钱仲联教授借调来上海，帮助郭绍虞先生编写《中国历代文论选》，钱氏在师院所担的课程无人接替。经师院和复旦双方商议，决定请刘季高先生前往该校代课一学期。江苏师院的前身即东吴大学，故称“东吴客”。到了第二年春天，先生转而主讲复旦中文系本科生的“唐宋文学史”，教研室指派刚留校不久的我去做这门课的辅导教师。通过将近半年的随班听课和辅导实践，我不仅能从先生的讲授中感知到他具备好多独特的见解，而且蒙其多方关照，自己从事教学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提高。
“***”内乱期间，正常秩序全被破坏，学校到处乱象丛生，这使刘先生感到惘然无可适从。在运动的最初几年，他先是跟随中青年人去长兴公社和上钢三厂劳动锻炼，后来又被疏散到宝山县罗店乡下。虽然他并非运动的重点冲击对象，但也常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受到指责和上纲上线的批判，所幸先生秉性委和，卒能化险为夷。
一九七年春、夏间，先生与系内部分教师被输送到奉贤海滨的五七干校。过了夏季，我亦成为那里一名光荣的“五七战士”，与先生同住一间茅屋下，且睡觉的床位紧靠在一起，故有较多说话、交流的机会。是年冬季，干校组织全体人员进行“拉练”，一日往返共六十余华里。先生此时已年垂花甲，居然倚靠一根竹杖，勉力支撑走完全程，当他拖着疲惫的步子到达终点时，赢得了大家一片喝***。
一九七一年三月，先生返回复旦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与其同时以承接该项任务而从干校上调的，还有王运熙先生、许宝华先生以及笔者等人。点校组总共有十七八人，分别来自中文、历史两个系科，包括老、中、青三个年龄层次，老专家和几位中年骨干乃是组内的主体力量。刘先生其时实足年龄正交六十，鬓发已全斑白矣。
先生预与《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的点校整理，时间逾越三载，每日需乘公交车上、下班，连寒***、暑***都放弃休息。他对待点校工作认真负责，勘核原始材料一丝不苟，并喜好援引史事，提出一些背俗反常的识见，抗言高论辄至悚动四座。
在整理点校《旧唐书》时，组内同仁注意到某人的列传中有“近臣尽规”一语，却不知道它的出典在哪里，刘先生当即指出：“此乃《国语》之旧文是也。”他日，市里有一位读者打来电话，询问《红楼梦》里林黛玉所吟“任是无情也动人”一句诗的出处，先生遽以晚唐罗隐的《牡丹诗》答之：“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应对若此敏洽，足见腹笥之精熟。
刘季高先生关心时政，热情拥护改革开放，尝著文赞颂 *** 同志的巨大功绩。他认为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倍受重视，各方面的条件显著改善，愈应珍惜光阴，为实现国家的“四化”目标多作贡献。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刘先生在中文系增开“诗经研究”“左传研究”“论语孟子研究”“清诗选读”等选修课，填补了本系专业选修课程布点上的空白。他的讲课气度潇洒，议论警辟，务求阐明大义，拓新观点，很受听课同学的欢迎。此时期内先生取得的科研成果，无论是对鸿都门学及东汉三国谈论的纵深开掘，或者是对桐城派人物与古文辞创作的系统论列，悉皆指陈精萃、饶多创获，在各自的探索领域里具有标志性意义。与此同时，他的旧体诗词讽吟亦日益进入佳境，所辑《增订斗室诗集》六卷，个中风格清隽、笔力老成之作比比皆是，显示出才情富美和耐人品味的艺术特色。
刘先生晚年刊出的学术成果，古籍整理和诗文选注有《方苞集》（一九八三年）、《方苞文选》（一九八七年）、《惜抱轩诗文集》（一九九二年），论著有《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一九九九年）、《斗室文史杂著》（二年）。以上数书，《方苞文选》属黄山书社出版，其他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二年八月，为庆贺刘先生九十华诞，复旦中文系***黄河路乾隆酒家举办祝寿晚宴。除系里的领导、同事及先生培养过的研究生前来致贺外，中文系部门工会还特地订购一个插有九十朵玫瑰花的大花篮，华***晔昱，给晚会增添了浓浓的喜悦与祥和的气氛。
先生开朗乐观，喜欢活动筋骨，并从昔人“五禽戏”与“八段锦”中提炼出一套健身的方法，至年近九旬时身体依然轻健。然二一年师母张燮良女士不幸病逝，使他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二四年七月，又缘左股骨骨折住入医院，虽手术取得成功，却由体力不支，唯能长期卧床，后有很多时间处于昏迷状态。二七年二月二十日下午一时十八分，先生因呼吸及血液循环系统功能衰竭，逝世于上海山东路仁济医院，享年九十七岁（按实足年龄计算为九十六岁）。刘先生殁后，其长女刘芳荪女史偕陈尚君、高克勤两先生辑集他所有的撰作，包括其亲属、同事、学生写的若干回忆文字，泐成《刘季高文存》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二九年五月出版行世。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严正声明
近期多有热心读者和作者反映，网上有冒充《古典文学知识》编辑部的在线投稿系统，并向投稿人收取不菲的版面费。对此，编辑部严正声明：本刊没有委托任何组织和个人接受投稿，不设任何在线投稿系统，本刊只接受纸质稿和gdwxzs1986@163的电子邮箱投稿；本刊不收取任何版面费用，不论以何种形式收取版面费、审稿费者，皆为***冒。对侵犯本刊合法权益的网站和个人，编辑部将保留相关证据，并***取法律手段。同时提醒广大投稿作者，擦亮眼睛，不要上当受骗。
我们现在推崇多读书，增加自己的阅读量，但是毕竟有选择的余地，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书籍来读。但是在古代，尤其是皇帝，他们每天要读的基本上就是公文了，这些公文不仅需要他们读，还需要批复，一天下来可以说工作量非常之大。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他每天的阅读量究竟有多少吧。
秦始皇忙于公务日览三十万字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文字:“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说秦始皇专权独断，行政事务无论大事小事都亲自裁决，甚至用“衡石”计算处理的文书，每天有明确的定额，不完成定额不得休息。
按照“秤取一石”理解，“石，百二十斤”。秦权一斤的单位量值在250克左右，确实可以说是“秦一斤合今半市斤”。计量史家依据对有自重刻铭的秦权实物的实测数据，得知平均为257克，“百二十斤”则为30.8公斤。参照邢义田先生对于书写《史记》竹简重量几种推算的平均数51.015公斤，如果秦始皇批阅的文书用同样的每简38字的形式书写，则“石，百二十斤”的篇幅可以书写31.79万字。
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每天必须处理的“书”，竟然超过30万字。这真是惊人的阅读量!
张松:过目能诵一目十行
曹操会见刘璋的使节张松，未予礼遇。曹操属下高级文官杨修却深心器重张松的才华。杨修将曹操撰写的兵书向张松展示，“松晏饮之间一看便暗诵。”(《说郛》卷五八上陈寿《益都耆旧传》)这个故事，《太平御览》、《艺文类聚》这样的类书，都作为“强记”也就是记忆力奇好的典型。
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据此称张松为“世俗命强记者”。然而宴饮之间就能读完一部兵书，首先表现出的是阅读速度的优异。《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庞士元议取西蜀》又予以文学渲染。罗贯中笔下，张松和杨修有这样的对话:“修曰:‘公居边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试令公观之。’呼左右于箧中取书一卷，以示张松。松观其题曰《孟德新书》。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共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松看毕，问曰:‘公以此为何书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准今，仿《孙子》十三篇而作。公欺丞相无才，此堪以传后世否?’松大笑曰:‘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此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曹丞相***以为己能，止好瞒足下耳!’修曰:‘丞相秘藏之书，虽已成帙，未传于世。公言蜀中小儿暗诵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试诵之。’遂将《孟德新书》，从头至尾，朗诵一遍，并无一字差错。修大惊曰:‘公过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后人有诗赞曰:古怪形容异，清高体貌疏。语倾三峡水，目视十行书。……”后来曹操得知此事，说:“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于是“令扯碎其书烧之。”
《三国演义》淡化了“晏饮之间”的情节，也消弱了张松才能的感染力。不过，赞诗中所谓“目视十行书”，却是直接肯定了张松的阅读速度的。试想一顿饭的工夫能够将一部“十三篇”的军事学著作“从头至尾，看了一遍”，阅读速度确实非同一般。
汉武帝:每天阅读量不足七千余字
《史记·滑稽列传》写道:“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汉武帝连续多日阅读这“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即两个人才能勉强抬得动的“奏牍”，每天中止之处，都认真作了记号，随后再从标识记号的地方接着读，一直读了“二月”方才结束。东方朔上书“用三千奏牍”，邢义田先生分析说，“如果东方朔不用牍而用简，三千简大约重9491.825公克，或9.5公斤左右。”“如果东方朔是用较简为宽的木牍，三千牍的重量更要多上好几倍。”
***设东方朔上书用简，重9.5公斤，依然参照邢义田先生测算书写《史记》竹简重量51.015公斤这一平均数，东方朔上书字数应大略为《史记》的18.62%，也就是9.8万字左右。汉武帝读这些文字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每天平均的阅读量不足1.7千字。这自然与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政务繁忙与兴趣广泛有关。看来，仅仅就东方朔上书“读之二月乃尽”的故事，是不可以讨论汉武帝的阅读速度的。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同样“雄才大略”，同样日理万机的秦始皇，每天处理公文的数量定额竟然超过30万字。
进行这样的比较，其实应当注意到如下事实: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正是履行军政管理的常规性的工作。而汉武帝的日常生活，也会有这样的办公内容的。他阅读东方朔“奏牍”，其实可以理解为“业余”在读“闲书”。此外，汉武帝对于东方朔上书，看来是在一字一句仔细地读，“读之，止，辄乙其处”。而秦始皇处理公务，一定是有主与次、重与轻、详与略的区别的。作为最高执政者，即使“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也不可能对所有的上奏文牍一一详尽研读。另外，人们还会想到，司马迁的记录，是不是能够完全确信呢?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这番话，是出自反对派方士之口。司马迁是这样记述的:“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
涉及秦始皇公文阅读速度的关于这位帝王工作作风的评论，是和对暴政酷刑的批评一同发表的。随后侯生、卢生逃亡。方士的背叛激起秦始皇暴怒。他说:“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随后竟然引起了坑儒这一文化史上的著名***，“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侯生、卢生关于“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的议论，究竟是不是“诽谤”之辞呢?
秦始皇所谓“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应当指的是“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不闻过而日骄”一类指责。就现有资料分析，没有理由判定“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这样的未必可以归结为“不德”的批评是“诽谤”性语言。侯生、卢生只是自方士的立场出发，从神秘主义文化的视角，以为“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所谓“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很可能只是对秦始皇行政风格的客观性的描述。这一情形，其实和秦始皇琅邪刻石自我标榜诸言辞中所谓“皇帝之功，勤劳本事”，“忧恤黔首，朝夕不懈”，“细大尽力，莫敢怠荒”的说法大体一致的。他的政治目标，可能确实是要实现会稽刻石所谓“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的境界。
应当承认，秦始皇有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罪恶，有严刑酷敛的暴行，又有种种政治失误，使得“百姓怨望而海内畔”，“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贾谊:《过秦论》)，演出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但是在中国古代帝王中，他确实是一位少有的勤政的典型。即使他对下级繁多的上报文书或者只是大致浏览，或者只是择要批复，31.79万字的总数量，以“日夜”在文案旁工作12小时计算，每小时过目的文字数量也平均在2.65万左右。这样的工作量导致的劳累可以想见。所谓“朝夕不懈”，所谓“莫敢怠荒”，果然不是虚言。而秦王朝行政特征的峻急节奏，也可以因此有所体现。不仅秦始皇处理公文的效率十分惊人，他在相当艰险的交通条件下多次辛苦出行，“亲巡天下，周览远方”(秦始皇会稽刻石)的实践，也可以大略真切地反映所谓“皇帝之功，勤劳本事”的行政史的实在。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十七日，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是穆宗朱载垕的第三子。穆宗有四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俱早亡。四子朱翊镠与朱翊钧同为李氏所生。朱翊钧的诞生给裕王府带来欢乐，王府张灯结彩，来道贺的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然而，这种喜庆的气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代之的是***自危的恐怖现象。原来朱翊钧的祖父嘉靖皇帝，对于这个皇孙的出世并不高兴，而是产生一种愤恨的心理。因此，关于朱翊钧的诞生，没人敢报告皇帝，更不敢为之起名字，直到5岁时，这个皇孙才有了朱翊钧这个名字。 穆宗说：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你当念念不忘。
万历帝是穆宗的独子，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万历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宫人，后来母以子贵才晋升为贵妃。 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将来要治国治民，必须从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业治国的经验教训，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万历帝虽然年幼，却很懂得这个道理。穆宗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挚之登辇以出”。 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刻苦努力，万历帝年渐长而学愈进。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朕五岁即能读书。”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宫中传出隆庆帝病危的消息。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 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隆庆帝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隆庆帝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全国使先生劳累”。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掩泪而出。 第二天，隆庆帝即崩于乾清宫。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即位之后，在读书方面，明神宗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太祖之外，像神宗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万历朝举人沈德符记叙，神宗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故十年之中，“圣学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昔英宗御极亦在幼冲，初不闻三杨诸公有此朝夕纳诲，遂使王振得盗国柄，几危宗社。则今上早年励精，真可只千古矣”。 明神宗即位时，摆在他面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朝纲，矫除积习” 。这个问题，以后变得更为激烈。按照隆庆帝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朱翊钧自然依靠冯保。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此前，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神宗自己在登极诏中也命令他们：朕方在冲年，尚赖文武亲贤，“共图化理”，“与民更始”。
冯保此人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很有涵养，所以很受隆庆帝的喜爱。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轻松地通过一道遗诏，就驱走了孟冲，自己做了掌印太监。但是，就高拱来说，对冯保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由此，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斗争中，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但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
明穆宗末年，高拱为内阁首辅。高拱，“性直而傲”，“持论多偏”，说话随便，常常为此得罪人。他与徐阶有矛盾，在徐阶谢政归里以后，高拱即“扼阶不遗余力”，为此又与张居正关系破裂，成为冤家对头。高拱主阁，坚持反对宦官越权，为此触犯了当时内廷的大红人太监冯保。冯保遂与张居正内外串通起来，欲置高拱于死地。穆宗去世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神宗听到这话，“专权之疑，深中帝心”。他不问高拱说此话的背景，是否属实，即于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将他免职，以张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终坚持自操威柄。他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 ”高拱一走，高仪也惊得呕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同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堆积如山。面对着这些重重的困难，这个万历帝没有畏缩不前，为了“皇图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气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这根权柄，励精图治，推行新政，神宗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为。 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以后，神宗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九日，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神宗就在平台（即后左门）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由于明穆宗在位从没有召见过大臣，所以这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使廷臣看到神宗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又大大提高了张居正的威信。
明神宗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新政。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1573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明神宗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 ”其时，因为神宗年幼，对祖制还不十分明白，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关系。后来，他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国田亩；二是推广“一条鞭法”。这是万历初年整个社会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最有意义与成绩。清丈田亩，又称“清丈田粮”，目的是为了纠正田制混乱。这是继洪武朝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丈。万历六年（1578年）十一月，明神宗下令在福建进行试点。 中心问题是为了改变有田者不交纳税粮、无田者苦于赔纳的怪现象，使田亩与税粮挂钩。由于明神宗态度明确，张居正指导得力，坚决排除阻力，试点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至万历八年（1580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 神宗与张居正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至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 推广“一条鞭法”，是当时经济改革的又一出重头戏。万历九年（1581年），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尽行之”。这标志着整个张居正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万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神宗从此开始亲政。 这次改革，始于万历元年（1573年），至万历十年基本结束。它是明中叶以来地主阶级革新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动的深刻反映。其范围，覆盖政治、经济诸方面。具体步骤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转了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 朱翊钧亲政后，曾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先后在明王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巩固了汉家疆土。 后世有说明军虽均获胜，但军费消耗甚钜。而三大征实际军费则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三大征结束后，内帑和太仓库仍有存银。
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 （一说是染上***烟瘾 ）。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历十七年（1589年），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 万历十年（1582年）的三月，朱翊钧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神宗在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与当初荒唐的武宗有一点类似。 至于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括民财。
万历二十五年（15***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朱翊钧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顺父母、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约开支、听取意见、亲人和贤人，都不能够像当初一样。” 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等四位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那些致力于废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一个接见大臣，天下将要沦陷的忧虑。” 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万历对于日军攻打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都有反应，表示虽然忽略一般朝政，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明神宗晚年身体虚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因此，朱翊钧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朱翊钧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的惟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时朱翊钧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正如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朱翊钧的荒怠造成的。
在东林党争无休无止之时，由于明神宗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之国，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福王之国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史称“梃击案”。它是明末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第一案，也是最重要的一案。外人闯入宫廷，这类事在明代多有发生，光是万历朝就有好几次，结果都是不了了之。对这次“梃击案”，当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以为张差是一个疯人，是一次偶然***；另一种则认为张差非疯子，是明神宗爱妃郑氏使人有意加害皇太子朱常洛的阴谋活动。起初，皇太子也以为“必有主使”。是时，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明神宗见事涉郑氏，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很快就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并特地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将此案草草收场 。 就在明神宗晏处深宫，“万事不理”，导致从内廷到外廷闹得不可开交之际，辽东后金迅速崛起，不断出兵南犯，向明军发动进攻，辽东战争爆发。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后金***正式建国，终于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自此明朝辽东的形势也随之每况愈下。尤其是经过东征援朝战争和矿税使高淮乱辽以后，辽东边防空虚，军民困甚，供应艰难，加上明神宗用人不当，明军屡屡败北。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丧师九万，败局遂成。辽东战争每年约需银四百余万两， 明神宗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自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开始。加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纷纷投入反对明皇朝的革命洪流。明神宗自己也因此情绪低落，愁眉不展。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皇帝朱翊钧驾崩，传位皇太子朱常洛。朱翊钧是明代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持续将近48年之久。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朱翊钧的儿子朱常洛在即位一月之后即去世，万历一朝应当足足是48年，即从公元1573年至1620年。朱常洛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即位，九月驾崩。大臣们当时建议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以纪念这位短命的皇帝。因此万历纪元未满48年。
七十一：《梦溪笔谈》
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
在中国历史上难以胜计的笔记***中，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巨，传播最广者，无过于《梦溪笔谈》一书了。作者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钱塘（今杭州）人，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进士，曾任负责天文、历法的提举司天监，负责兵器制造的判军器监。负责全国财政的权三司使，负责边关政务和防务的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兼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又曾出使辽国，并曾多次巡察地方政务，相度农田水利，后因边事获罪被贬。他博学多才，为一代学问大家，史称："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宋史》本传）本书乃集其一生学识和见闻之精萃而撰成，因成书于梦溪园，故名《梦溪笔谈》。
其最初版本为30卷，条数可能亦较多，但早已亡佚。现存26卷本至迟在南宋初年之前亦已流行。《补笔谈》2卷、《续笔谈》1卷则为本书成书后，作者所写的补稿。《补笔谈》为作肯或后人所编，《续笔谈》则为后人所辑补。把原书与补、续合编成册，最早出现于明代会稽商浚在万历年间所刻《稗海》的再印本。现本以上海古籍出版社胡道静先生的校正本最为流行。胡先生对原书的不少错讹进行了订正，并加有大量注释、解说，又把书中条文按顺序编加序号，计分为609条，使阅读、寻检更为方便。
全书按内容分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等17门，涉及典章制度、财政、军事、外交、历史、考古、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等广阔的领域，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如叙典章制度，有官制、礼制、兵制、舆服、仪卫、文牍、掌故。叙财政，有茶法、盐法、均输法，以及北宋历朝铸造铜钱之情况。叙军事，有阵法、兵器、筑城、屯边、战守、粮运、谋略。叙外交，有作者熙宁八年（1075年）受命使辽，与辽方谈判边界争议的记述，为史籍中关于宋辽使节往来之最翔实、精确的实录。其于史学，除全书所记述大多为可靠史实外，又有很多记述，为其他史籍所无，或较其他史籍记载翔实。如王小波、李顺起义***，以及不少科学技术发明事略，即是如此。这些记载，弥补了史料之缺陷，或考证了史料之错讹。其于考古，对各种出土文物之时代、形状、花纹、文字等，均有细致的考证，对宋古学之发展，其影响颇大。其于文学，除文字流畅、洗练，描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本身就是一部笔记体文学佳作外，于诗、词亦有独到之论。其叙艺术，有书法、绘画，音乐方面更有清乐、雅乐、燕乐，以及律制、音制、乐器等。书中强调把形式、内涵、情感、技巧融为一体，再行升华，追求"意韵萧然，得于声外"的艺术境界，如是等等，可见全书极富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而本书之著名，尤以科学技术价值见称。
全书所论及之科学技术内容极为广泛，据英国专事中国科技史之大家李约瑟博士统计，书中有关科学技术之条文有207条，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强。内容包括有天文、历法、数学、地质、地理、地图、气象、物理、化学、生物、农学、医药学、印刷、机械、水利、建筑、矿冶等各个分支。
在天文方面，记述有作者改进浑仪、浮漏、圭表之事迹，开了宋元时代天文仪器改革之先锋。又记述有作者利用改进后的浑仪，连续对北极星进行3个月之观测，绘制星图200余幅，得出极星离天极三度有余之结论；利用改进后之浮漏，进行长达10余年之测量，第一次从理论上推导出冬至日长度"百刻而有余"，夏至日长度"不及百刻"的结论。对岁差、日月五星之运行、二十八宿距星等，亦均有所论及。
在历法方面，记述了作者主持编订《奉元历》之始末，民间天文学家卫朴之成就和在改历中之贡献。又论及历代历法之疏密，以及历法推步之术。书中所记载的"十二气历"，以节气定历，为一纯阳历制度，乃对传统阴阳合历所作的一根本性变革，是作者之首创。19世纪英国气象局***用的肖伯纳历，与此相似。
在数学方面，记述有作者首创之隙积术和会圆术。隙积术为一种求解垛积问题的方法，属于高阶等差级数求和之范畴。会圆术为一种已知弓形圆径和矢高，求弧长的方法，属于求解高次方程的问题。这二种方法，开辟了中国传统数学新的研究方向，对宋元时期中国数学的高度发展，其功甚大。
在地质、地理、地图方面，记述有浙江雁荡山"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穹崖巨谷"，西部黄土地区"立土动及百尺，迥然耸立"等地貌特征，指出此乃流水之侵蚀作用所造成。又记述了河北太行山之山崖间，往往衔蚌壳之化石，在石壁上横亘如带，从而推断这里为昔日之海滨，华北平原乃泥沙淤积而形成。又记述有作者利用木屑、面糊和熔蜡，以及用木刻等方法，制作立体地理模型，并被推广的情形；还有作者"以二寸折百里为分率"，按"二十四至以布郡县"，绘制天下州县图"守令图"的情况。
在物理学方面，记述有指南针乃方士（即风水先生）利用铁针磨磁石磁化所发明，当时有四种使用方法，即水浮法、置指甲上、置碗唇上和悬丝法，并指出指南针不全指正南，而常微偏东，指南针有指南、指北二种。这是关于指南针发明、应用，及地球磁偏角之发现的重要史料。又记述有作者关于球面镜成像的实验。指出凹面镜照物时，有一处叫"碍"（即焦点），在此点之上照物无所见，在此点之外照物成倒像，在此点之内照物成正像，并用小孔成像、细腰鼓、船上橹担等现象作比拟，来解释凹面镜成像原理。指出凸面镜只成小于原物的正像，并解释古人铸镜，镜大则平，镜小则凸的道理。
此外，还记述有演示月亮盈亏的模拟实验，演示声音共振的实验。对于海市蜃楼、虹、雷电等现象，以及透光镜，也都有所记述，并进行解说。
在化学和矿冶方面，记载有利用铜铁离子置换反应，而发明的湿法冶铜方法"胆铜法"，以及古代最先进的炼钢方法灌钢法。又记述了石油、井盐、池盐，以及青堂羌族的冷锻铁甲法。
在农学、生物学方面，记述有不少作物和动、植物的地理分布、生态特征和分类，并对一些古生物进行了考证，使这些早已灭绝的生物让人们有所了解。
在水利方面，记述有作者在汴河分段筑堰，逐段进行测量，测得从汴京（开封）上善门起，经420公里，至泗洲（今江苏泗洪）淮河口，水位落差64．95米的事迹。又记述有当时木工高超在治理黄河时，发明巧合龙门的三节压埽法。
对于漕渠复闸、苏昆长堤和淤田法等，亦皆有所记述。
在印刷技术方面，记述有庆历年间（1041-1048年）布衣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以及活字印刷的工艺过程。这是关于活字印刷术最早的文字记载。
在建筑学方面，记述有著名匠师喻皓加固杭州梵天寺木塔的事迹，以及其所著建筑学专著《木经》的片断。《木经》早已佚亡，人们仅藉此方知这部重要著作，并了解其内容之一斑。
在医药学方面，记述有人体解剖生理学，并阐述了食物、药物、空气进入人体后的运转过程，以及人体新陈代谢的原理。又记述有大量植物、矿物药物的特征、性味、***制和功效，以及用药配方的原则。
对于全书所记述的极其丰富的科学内容，当然不可能予以一一列述。但从上列各端，即可看到本书科学价值之高。可以说，本书反映了11世纪时中国科学技术的水平，其中不少成就在当时世界科学技术领域中居于领先的地位。因此，本书被视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上里程碑式之典籍，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郭秉文
郭秉文（1880—1969），男，字鸿声，南京浦口人，生于上海青浦，早年卒业于上海清心书院，1908年赴美留学，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即参与“南高”创办，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校长和国立东南大学校长。曾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华美协进社首任社长，国民***工商部国际贸易局局长，国民***财政部常务次长兼中央贸易协会主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兼秘书长等职务。1947年退休留居美国。
郭秉文是在国际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中国教育家，20世纪20年代，他连续3次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并连续3次被推举为世界教育会副***兼亚洲地区***。
郭秉文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开创人。他主持的国立东南大学，被教育界称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大学”，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中文名：郭秉文
别名：鸿声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日期：1880年
逝世日期：1969年8月29日
职业：教育家
毕业院校：哥伦比亚大学
主要成就：创建国立东南大学
中国第一个教育学博士
代表作品：《TheChineseSystemofPublicEducation》
籍贯：南京市浦口区
个人生平
1880年，郭秉文出生于江苏青浦（今上海青浦）。
1896年，郭秉文毕业于上海清心书院。
1908年，已经工作12年、年近30的郭秉文弃职就学，远涉重洋，到美国俄亥俄州的伍斯特学院攻读理科。
1911年，郭秉文从伍斯特学院毕业后随即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
1914年，郭秉文收到正在筹备之中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谦校长的聘书，邀请他做教务主任。同年，他以题为《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一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博士，也是在美国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之一。
1915年，应江谦之聘，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
1918年3月21日，江谦因病休养，由郭秉文代理校长。
1919年9月1日，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为校长。
1920年4月7日，郭秉文提出建立东南大学的建议，随即组织“筹议请改本校为东南大学委员会”。同时决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开放“女禁”。
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南高”、“东大”其实是双轨制运行，郭秉文同时兼两校校长。
1921年东大成立后，郭秉文开始积极推动两校的合并，决定“南高”自1921年起不再招生，俟其学生全部毕业后即并入东大。同年，“南高”商科扩充改组并迁址上海，成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今上海财经大学）。
1923年3月，郭秉文任中国首席代表参加第一次世界教育会议，被推选为世界教育会副***兼亚洲地区***，之后连任两届。
1923年6月，“南高”正式并入东大。
1924年，郭秉文奉派为保管美国庚款华籍董事之一，组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1925年1月6日，段祺瑞北京***于国务会议上通过免除郭秉文东南大学校长决议。
1925年2月1日，东大校董会举行会议，否认教育部易长之令，请郭秉文照旧任职，先请赴国外考察教育。
1926年5月，与门罗（PaulMonroe）在纽约创立“华美协进社”（ChinaInstituteinAmerica），任首任社长。
1931年郭秉文受孔祥熙之邀回国，出任国民***工商部国际贸易局局长。
1941年3月，郭秉文任国民***财政部常务次长，兼中央贸易协会主任。
1945年抗战胜利，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兼秘书长。
1947年，郭秉文退休留居美国。
1957年，郭秉文与恒慕义（ArthurHummel）及曹文彦、鲍幼玉等人以私人力量在美组织华府中美文化协会（Sino-AmericanCulturalSociety），举办学术活动，从事中美文化交流活动，并应邀担任“中华民国在美教育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9年8月29日，郭秉文在美国逝世。
人物著作
《TheChineseSystemofPublicEducation》（1915年，中文版为《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
人物思想
教师任用
郭秉文认为，一所大学的师资力量是其存在的前提和发展的保证。因此，他认为办学的首要任务是聘请优秀教师，并为此不遗余力。在创立东南大学之初，郭秉文广延名师，聘请一流的教授、学者到校任教，他以自己“平、和”的人格魅力，为学校积累雄厚的师资力量。每个学科基本上都有多位学术水平出色的专家学者。郭秉文非常重视吸纳留学生，以打造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在国外考察之余，他经常设法向各校探听中国留学生的情况，通过听课、观察和面谈等方式深入调查，并亲自走访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诚邀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生归国后在南高师和东大任教。郭秉文不仅延聘国内著名学者来校任教、讲学，更亲自到国外邀请世界知名***来校讲学。
高等教育
郭秉文认为办理大学应该力求达到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平衡，科学与人文平衡，师资与设各平衡，国内与国际平衡。
通才与专才平衡
郭秉文认为大学应设立多种学科，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正科注重通才教育”，但不忽视应用；“专修科注重专才教育”，但不忽视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两者并非截然划分。一个综合大学的好处，通才与专才相互调剂，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大学生都应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郭秉文认为，一所综合大学，可以既设偏重学理的学科，同时又设偏重应用的学科，两者互补，相得益彰。
人文与科学平衡
人文与科学平衡，在郭秉文眼里有两层意思。第一是开办综合大学，需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需要两大类学科的相互交叉和渗透，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较高人文修养和科学素养的复合性人才。例如，东大心理系即同时隶属于“文理”和“教育”两科；生物系则同时隶属于“文理”和“农学”两科，以期能收到人文与科学相互利用对方优势、吸取对方长处、依赖对方支撑之效。郭秉文力主教育学要“科学化”，强调把教育学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培养人才。第二是大学既要提倡民族精神、重视民族文化，又要吸纳西方文明，重视科技新知。通过沟通和融合，使大学成为弘扬民族文化的基地，成为发展科学的重镇，成为人文精神与科学新知的交点，进尔培养出文理兼修、既有人文情怀又有科学思维、既喜琴棋书画又好声光化电的高素质人才。
师资与设备平衡
郭秉文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的珍贵价值。不过，在他眼里，所谓大学者，既是***之谓，亦是大楼之谓，那便是他的“师资与设备平衡”。***们的人品学识、志趣才调、言谈举止，对于学生良好的治学态度、治学精神、治学方法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对物资设备的规划与努力，目的在于改善教学和科研条件，培养各类合格人才。
国内与国际平衡
郭秉文认为只有博取百家之长、广求世界知识，才能使学生放宽眼界、开拓心胸、广纳人类无限的知识和智慧。他不仅广延具有真才实学的留洋博士、硕士来校任教，还不断派遣教师出国进修，东大每年还必邀请多位国内外著名人士来校讲学或演讲。当时，学校开设的课程和所使用的教材，也几乎都是以欧美大学为蓝本的，并且经过了一个引进、消化、改造和创新的过程。文理科各系的学生都可以学习这些前沿性学科。
三育并举
郭秉文执掌东大，贯彻实施“三育并举”的办学宗旨。所谓“三育并举”包括三方面：一是坚强的体魄，二是充实的精神，三是道德、学术和才识。“三育并举”旨在促使学生养成完善的人格，成为一个对国家负责的国民。郭秉文坚信：“欲广求知识于世界，务使同学们放宽眼界，开拓心胸，则爱国之心，油然而生。”在办学措施方面，他提出“严格甄审，宁缺毋滥”的招生原则，并把心理测验运用到入学考试中。另外，他格外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自控能力和自制力。
师范教育
郭秉文认为师范生不仅要具备普通大学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更要重视教材教法的精研和器识抱负的秉持。在郭秉文看来，一所学科单一的师范院校难以培养出高素质的教师，而一所学科专业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可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学习和发展空间。因此，郭秉文认为要培养高质量的教师，必须将高等师范学校并入综合大学，将师范教育放在综合大学教育的大背景下，使学生获得更全面的发展。因此，他效仿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兼办师范学院的办学模式，提出“寓师范于大学”的观点。
郭秉文认为，凡中等以上的教师，必须有宽厚的基础知识，并且应该是双料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在一个单科性的师范院校里，是很难从根本上提高师资的质量，所以在综合性的大学里学科齐备，各科知识互补，才是造就师资的理想场所。郭秉文指出，“师范学院办在大学里，教师的来源不必局限于师范院校。”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在经过一番教育理论的训练，定可成为卓越的师资。
大学自治
郭秉文主张大学自治，办学独立，学校为教育和学术的神圣殿堂，应独立于党派，不应与任何党派发生纠葛。“学校是教育、学术性机构，是培养人才、振兴科学之地。非学者不能担当此重任”，“学者不干预政治”，“学者不党”。
郭秉文倡行学者治校，发展民主治校体制，校务实行责任制与评议制并行，即一方面确立校长总理一切校务之责，一方面规定凡学校大政方针必须交校务委员会议决。校务会议相当于学校的立法机构，所作决议经由校长批准后即由学校行政部门付诸实施。同时，成立各种常设或临时的专门委员会，将学校的各种事务交由教职员自行办理。经过完善，逐步形成了校董会制、校长制与“三会制”并存的学校治理模式，即校董会决定学校大政方针，校长总事校务，评议会、教授会、行政委员会各司其职，评议会议处学校重大事宜，教授会议处全校教学、研究及学科建设事宜，行政委员会统辖学校行政事宜。
郭秉文提倡学术自由。从政治思潮来说，当时学校所在的南京，***被当局视为异端赤党，***亦处于地下状态，东大却包容着持有各种主张的师生，三民主义、国粹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社会主义等种思潮，汇于一堂，成为自由思想的堡垒。
郭秉文提出“自动主义”，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和自治素养。自动主义，对在校学生而言，指学习上的自学和自力研究，生活上的自立、自理，各种学术、文化、体育活动上的自行组织和主办。“自动主义”的熏陶也培养了学生自治、民主的现代共和国民素养。。
教育经费
郭秉文通过多种渠道筹集办学经费，使学校从社会各方面获得支持和资助。其中，由校董会出面集资是其中最重要的渠道之一，他还利用各种机会，或是请人来华讲学，或是出国考察讲演，积极扩大东南大学的国际影响，从而争取国外一些知名人士和机构的援助。郭秉文还模仿美国哈佛大学的办学方式，鼓励私人捐助办学。
教育管理
教育性
在郭秉文看来，教育管理是为了教育而管理。在教育管理的管理职能与教育要求之间，教育要求的达成是首要的，管理职能的履行则是从属性的，是为促进教育活动、实现教育目的服务的。教育管理首先是作为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而存在的，是稳定教育教学秩序、为学生发展服务的工具；同时，教育管理除了工具价值外，还具有本体价值，特定的组织形式与管理方法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力量，要发挥其积极的教育效果。
公共性
郭秉文认为教育管理之所以要具有公共性是因为，教育是一项具有公共价值的事业。从教育中受益的不只是某一个体、群体或地区，而是整个社会与国家。郭秉文主张，一个国家应当积极地发展其公共教育制度，公共教育制度在对象上面向的是所有公众，公共教育发展的首要责任主体是***。郭秉文指出，要摆脱普及教育踌躇不前的状况，需要有效化解两大难题：一是要解决文字语言所造成的学习难繁问题；二是要解决学校建设所需教师的培养及其经费问题。
本土化
郭秉文对于西方教育制度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并从创造美好国家前途的角度，对西方公共教育制度心向往之。但与的主将们所倡导的“抛弃传统、全盘西化”的主张不同，他又有着明确的文化自觉意识，强***育制度建设一定要在世界眼光中保持清醒的本土思考。在他看来，只要将世界眼光与本土思考结合起来，一方面***用欧美制度所长，一方面保存、发扬中国教育之所宜是，就能够迎头赶上，创造教育和国家的美好前途。
历史感
郭秉文关注教育制度的历史沿革，主要不是为了记叙史实，而是为了解教育的过去，理解当下教育的来路，以及思考未来教育治理的去向。同时，他也是用这种方式提醒教育管理者确立教育管理的历史意识。首先，郭秉文相信，现实是历史的一个部分，是经历史一步步演变而来的。郭秉文也认为，教育管理很大程度上不是管理问题，而是历史问题。很多现实的教育管理问题，必须回到过去，才能明白现实的由来，找到问题的原因所在。其次，郭秉文认为，现实虽是历史一步步演变而来的，但今未必胜于古。再次，郭秉文也强调，时事有变迁，宜于古者未必宜于今。他倡导一种辩证的历史观，不迷信“今必胜古”，也不陷于“复古主义”。
渐进性
郭秉文对于教育改革持渐进立场，他对于传统的教育观念与教育内容不是简单地排斥与否弃，而是在肯定其价值的基础上寻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倡导新兴教育价值与教育制度的同时，也关注其局限、现实适应性以及实施条件等问题。因此，学校行政改革切不可一下子由严格高压变为放任自流，不能“迈大步子”，只能“一步一步走”。同样，在当时教育界普遍倡导的“学校全体共作之精神”与“学生自治”问题上，郭秉文也主张审慎对待，不可求之过切、操之过急。
人物评价
“东南大学之父”。（新浪网）
“郭秉文先生是我校最有影响力的校友。”（美国伍斯特学院）
郭秉文先生是推动中美教育交流的近代巨擘，也是全面学习美国教育的先驱。
“各国人士的眼睛里，中国人在外交界上只有顾维钧、施肇基，教育界上只有郭秉文。”
人物轶事
禁
“五四”之前中国的高等学校，除个别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外，大都仅招男生而不招女生。教育史上称此现象为“女禁”。1920年4月7日，南高决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考虑到这一举措可能遇到的阻力，为造声势，郭秉文与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等人商定，南北一致行动，共同开放“女禁”。
兼收女生的消息传出，朝野哗然，流言蜚语不堪入耳，甚至思想比较开明的张謇和南高老校长江谦也明确表示反对。后经郭秉文、陶行知等人多方解释，招收女生的入学考试终于如期进行。当时有一位叫张佩英的女生，在陈独秀、张国焘等人鼓动下，专程从上海赶来南京投考。据她回忆，她曾在北大和南高之间多次权衡，终嫌“北大官僚气太浓”而选择了“学风深厚”的南高。高等教育中“女禁”的打破推进了教育的民主化，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创办东大
1920年4月7日，郭秉文在校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建立东南大学的建议，经过讨论，一致赞成。郭秉文雷厉风行，随即组织“筹议请改本校为东南大学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奔走，虽几经波折，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郭秉文任校长。
经过几年发展，国立东南大学声誉鹊起。从学科结构来看，覆盖面之宽，居全国之首(北京大学只设文理科和法科，中山大学设文理、法、农3科)。无论从师资条件还是办学设施看，国立东南大学在国内大学中都堪称一流。美国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会亚洲部主任孟禄博士考察了中国各主要大学之后，称赞“国立东南大学为中国***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
国立东南大学的创建是郭秉文办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正是由于他在国立东南大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郭秉文被人们誉为“东南大学之父”。
董事会制
中国对美国大学模式的引入自东南大学始，郭秉文从一开始就努力移植美国大学模式，南高——东大的选科制、评议会、董事会，处处可见美国大学模式的痕迹。和北大的欧洲大学模式相比，东南大学的美国模式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在学校行政管理上，设置董事会；在大学职能的定位上，面向社会，服务社会。
还在东南大学筹备之初，郭秉文就借鉴欧美各大学设立董事会求社会赞助、协助校务的经验，着手建立学校董事会。董事会的职权是很大的，据1924年正式制订的《国立东南大学校董会简章》规定，其职权包括：决定学校大政方针；审核学校预算决算；推选校长于教育当局；决定学校科系之增加，废止或变更；保管私人所捐之财产；决议学校其他之重要事项。它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决策机构，地位与校长并列甚至更高。这种领导体制在国立、公立各高校中是首次建立。1921年3月，经全体职员大会议决，组成了东南大学董事会，
董事会不仅加强了学校与***、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提高了东大的知名度，而且，为东大在解决资金、物质供给以及与地方相处方面的各种具体问题提供了极大便利。1924年东大筹建生物馆，其中10万元是校董筹集来的；校董穆藕初独资兴建了东大农具院的房舍，还捐资66000两白银，资助东大教师出国深造。
然而，大学董事会制度也带来急功近利的问题，1924年3月，东南大学校董会以经费不足为名停办工科，事先不与主任茅以升通气，酿成风潮。1921年，校董会决定将商科迁往上海与暨南大学合办商科大学，也没有征求商科主任杨杏佛的意见，杨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的，顿时勃然大怒，这是他与郭秉文后来矛盾激化的始因。
在校董会决策下，哪个系给钱多，哪个系给钱少，完全暗箱操作，常不顾教育规律，引发教授不满。致命的是，郭秉文利用校董会制度的缺陷，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他在管理上任用私人，不及时公开帐目，他要求会计李仲霞只听命于他本人，可李仲霞却趁机***。
筹资办学
东南大学筹建之时，他借鉴美国哈佛大学卫谛氏图书馆和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图书馆的经验，规定，若有人独资捐建，图书馆就以其别号命名；若有集资建图书馆，就将其芳名刻于铜牌，悬挂在馆内正厅。
当时郭秉文得知原江苏督军李纯***前曾立遗嘱，将遗产的一部分捐给南开大学建造校舍，于是，便亲自写信给继任江苏督军齐燮元，劝说他独资捐建东大图书馆，将好事办在生前。齐燮元心动，以其父的名义捐助15万元修建孟芳图书馆。后又陆续募集到现款17000余元，图书2612种，从而使“东大”的学习条件大为改善。
中国科学社
“南高”以科学名世最典型的表现大概要算中国科学社的整体进驻。中国科学社与南高是同年出生的，它比南高还早两月，1914年6月在美国成立。当时，以任鸿隽、杨杏佛、赵元任为首的一批中国留美学生看到“欧美各国的强大，都是应用科学发明的结果”，遂成立了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的中国科学社。南高成立时，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尚在美国留学，由于郭秉文在留美期间交游广泛，还曾担任过留美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会长，因此，在他的号召之下，这些人陆续学成回国时，不少人应其之邀到南高任教。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总部就设在南京。其主要成员相继应聘到南高，南高——东大遂成为科学社骨干成员的云集之所。1920年南高改组东大时，文科的梅光迪、陈钟凡、汤用彤、陈衡哲、陆志伟，理科的任鸿隽、竺可桢、张子高，农科的邹秉文、胡先，工科的茅以升，商科的杨杏佛，教育科的陶行知、陈鹤琴，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
由于南高——东大和中国科学社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南高——东大被时人称为“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这种联系也形成了南高——东大“注重科学”的特色，使之迅速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基地”。
易长风波
东南大学所处的江苏省一直在直系军阀的控制之下。1924年12月22日，北京***下令讨伐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齐被迫下野，避居上海。
齐的被讨给郭秉文带来了厄运。作为国立的东南大学，预算经费的2/3是由江苏省承担的，郭秉文不能不与齐燮元搞好关系，而齐燮元也确实给过郭秉文以支持。这样，郭与齐的交往在党争的有色眼镜中就变成了对直系军阀的依附。1925年1月6日，段祺瑞的北京***于国务会议上匆匆通过了免除郭秉文国立东南大学校长的决议，教育部下发了第一号训令，并于次日在报上公布。
对于郭秉文的被免职，多数人大惑不解，就连郭秉文本人也莫知所以。虽然郭秉文为了学校的生存，与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的关系较为密切，但郭秉文“学者不干预政治”、“学者不党”的主张是人所共知的。直到2月上旬《京报》把吴稚晖给邵飘萍的信登了出来，大家才弄明白，原来是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等***人的主张，说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吴佩孚”，属于“直系人物”。而此时经过第二次直奉大战，直系军阀已悉数倒台，于是便有人出来赶直系“学”阀下台了。
说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吴佩孚”只是一种借口，真正的原因是郭秉文与身为东大教授的***员杨杏佛矛盾激化所致。因为杨杏佛秉性耿直，对郭秉文的工作常加指责，言语尖刻，因此郭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直奉大战之后，打了胜仗的奉系首领张作霖和在前线倒戈的原直系将领冯玉祥为防止吴佩孚东山再起和稳定大局，一方面请皖系首领段祺瑞出山，暂掌***；一方面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因此，***中的一些上层人物，如汪精卫、吴稚晖等人，在这段时间里与段祺瑞等人打得火热，说出来的话自然也很有份量。
郭秉文看到这一消息，遂取消返宁***，给教育部和东大各拍了一封电报，没有说什么抱怨的话，只叮嘱校方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并希望教育部速让新校长胡敦复到任，以免“学校停顿，学子失学”。
但东南大学这边却已是群情哗然。东大学生自治会当即发表全体学生宣言，对免郭表示强烈反对；东大部分教师也以全体教职员名义致电教育部；东大行政委员会则立即致电黄炎培、蒋梦麟诸校董，要他们出面维持。
社会上的许多知名人士也对免郭持反对意见。曾任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王朝阳在致电教育界时慷慨陈词：“东大郭校长，无端免职，实骇听闻。从此学界亦将卷入政党倾轧潮流。”“敢告全国，共抒正论，为学界留一线人格，为教育界延一缕生机。”当时已辞去东南大学教职的陶行知更点明：这是***“实行党化教育之先声”。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教育部钦点的新校长胡敦复一再表示不就东大之职。
1925年2月1日，东大校董会再次举行会议，决议否认教育部易长之令，请郭秉文照旧任职，先请赴国外考察教育。由东大校董会和商大委员会组成临时委员会，协助两校行政委员会维持校务。
2月中旬，《民国日报》又登出了一封汪精卫答复东大学生的***。他在信中说：“郭与齐（燮元）之关系，齐未败时郭未尝讳言，即就郭平日与铭（汪精卫自称）所言，亦自谓参与齐督外交机要也。”汪精卫的这封信把本来还认为“公道自在人心，原不必斤斤计较”的郭秉文惹恼了，他立即于2月21日发表了驳斥汪精卫的***：“文（郭秉文自称）与足下，自1919年同船赴美后，绝未再面，何来‘即就郭平日与铭所言’？如此说在1919年同船赴美之时，则东大尚未诞生，苏督系李（纯）非齐（燮元），何至有参与齐督外交机要之谈话?若此函果为足下所写，空中楼阁，窃为足下不取也。”这封信弄得汪精卫既有“自套近乎”之窘，又有信口雌黄之嫌，落了个灰头土脸。紧接着，郭秉文又将了汪精卫一军，既是叫他难以收场，更是为自己讨个清白：“文以为足下平时之人格，决无此言。尚祈将《民国日报》所登足下原函明示，即可证是否足下所发，以释群疑。”结果是，再也没有下文。有资料表明，汪精卫之所以如此起劲地拱郭秉文下台，实际上是自己想当东南大学的校长，只是后来形势有变，未能如愿。而郭秉文也于当月挂冠而去，先是赴美考察教育，接着就到英国参加世界教育会议去了。
但郭秉文的怆然离去并未让风波稍事平息。3月9日，本来声称不来就职的胡敦复突然来到东大，径至校长室，令文牍员交出学校印章。正在上课的学生闻讯赶来，愤怒之下，有的同学对胡拳脚相加。1925年3月11日，教育部训令取消东大校董会，19日，东大教授召开紧急校务会议，致电执***，退***育部训令。
1925年4月18日，北京***仍决定由胡敦复简任校长，东大风潮再起。胡则要求江苏省***派卫队保护，进驻东大，但遭到拒绝。
鲁迅
周作人（1885.1.16～1967.5.6），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的杰出代表。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秋瑾
（1875～1907)民主革命家。女，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绍兴人。官绅家庭出身，通经史，工诗词，善骑射击剑。光绪三十年(1904)抛儿别女，东渡日本留学，办《白话》杂志，创"共爱会"、"十人会"。翌年三月，回绍省亲，筹措学费，参加光复会。七月又赴日，会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任评议员、浙江分会主盟人。同年冬回国，在《中国女报》鼓吹民主革命，又先后在绍兴、湖州女校任教，并在江浙一带联络会党，建立秘密组织，武装起义。三十三年(1907)初，接任大通学堂督办，联络会党，组织光复军，与徐锡麟约期分头于浙皖起义。七月六日，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牺牲，秋瑾于七月十三日在大通学堂被捕，十五日凌晨慷慨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后由好友吴芝瑛、徐自华按其遗愿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桥畔。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亲笔为秋瑾写了"巾帼英雄"4个大字及楹联一副。为纪念秋瑾，绍兴建"秋瑾烈士纪念碑"于古轩亭口?
王曦之
303～361，又作303～379，307～365，321～379)晋代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酓(今山东临沂)。西晋末，随晋室南迁，慕会稽山水，定居山阴。后随从王导去建康求学。学成，初为秘书郎，后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又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任内，关心民众疾苦。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上已节)，与谢安、孙绰等修禊兰亭，畅饮赋诗，撰写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后因与扬州刺史王述有隙，耻为其下，遂称病辞官，自誓永不出仕，尽山水游弋之娱。其书法博***众长，被誉为"书圣"，代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传世作品有《丧乱帖》、《奉桔帖》等20余种。?
蔡元培
（1868～1940)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字鹤卿，号孑民。绍兴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早年任绍郡中西学堂监督。后在沪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校，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与陶成章组织光复会，任会长，并加入同盟会。嗣后留学德国。1912年回国任南京临时***教育总长，主张***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曾与吴玉章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后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倡科学与民主，主张文学革命，反对北洋军阀，同情学生爱国运动，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北京大学成为五四运动的摇篮，后被迫辞职。1924年当选为***一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后又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后，历任国民***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司法部代部长等职，延揽和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晚年主张抗日，不满当局的黑暗统治，与、杨杏佛、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7年上海沦陷，移居香港，力主国共合作抗日。1939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会长。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致唁电，称誉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有《蔡元培全集》行世。?
马一浮
中国学者、诗人、书法家。名浮，字太渊，后字一浮。号湛翁，晚号蠲叟、蠲戏老人。浙江绍兴人。生于四川成都，六岁返籍。早年应县试，旬列榜首，又至上海习英、法、拉丁文。十九岁与谢无量、马君等创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介绍欧美学说。旋应清***驻美使馆之聘，赴圣路易斯任学生监督公署文牍，其间游历英德，博览《四库全书》，潜心儒家经典。贯通文中哲，融会儒释道。倡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之说。抗战时避难所地江西、广西有《秦和会语》、《宜会会语》之作。1939年于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任主讲，撰有《复性书院讲录》六卷，并刊行诗集《避寇集》。1942年起辍讲，专家刊记得宋明理学著作。建国后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浙江文中馆馆长，全国政协特邀委员。著作辑为《马一浮集》。
钱三强
1913～1992)核物理学家。原籍湖州，生于绍兴。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次年赴法国留学，在约里奥·居里夫妇指导下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发现铀核三分裂现象，深化了人类对核裂变的认识。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德巴微物理学奖。先后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1948年和夫人何泽慧回国。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所长。1954年加入中国***，参加中国科学院和中科院学部及我国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的组建，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局副局长、局长，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副院长、学部委员，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浙江大学校长，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全国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副主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中国科协副***等，是全国人大代表。1992年6月28日在北京病逝。毕生致力于科学技术事业，特别是为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和、氢弹研制，作出了卓越贡献。
竺可桢
（1890～1***4)地理学家、气象学家、教育家。字藕舫，又名绍荣、烈祖、兆熊。绍兴上虞市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及唐山路矿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专攻气象。191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南开大学。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国际百科全书》编辑室主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等职。1936年4月任浙江大学校长，立"求是"为校训。抗战开始，带领浙***生西迁，途经赣、湘、粤、桂，到达遵义。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以其卓越的治校才能使浙江大学不断发展壮大。1949年前夕，拒绝去台湾，只身潜赴上海，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气象协会名誉理事长等职，还兼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和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主任等职。1962年加入中国***。当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始终坚持"求是"精神，为研究解决我国水土流失、沙漠治理、盐碱土改良、沼泽开发和海洋***的开发利用等问题，脚踏实地，调查考察，足迹遍及全国除***、台湾外的所有地区，对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4年2月6日逝世，著有《竺可桢文集》。浙江大学塑有竺可桢铜像。
周建人
（1888～)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原名松寿，字乔峰，笔名克土、高山等。鲁迅三弟。绍兴人。早年从事教育、出版工作。1932年12月，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调查、揭露***迫害政治犯的罪行，参与营救***员和爱国志士。1945年，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1948年4月加入中国***。中国人民***接管北平后任华北人民***教育部教科书编委会副主任。1949年后，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浙江省***，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年7月29日病逝于北京。著有《科学杂谈》、《进化与退化》、《鲁迅回忆录》、《鲁迅故家的败落》，译有《生物进化论》、《生物学与生问题》、《优生学》等。
许寿裳
（1883～1948)教育家。字季黻，号上遂。绍兴人。早年就读于绍郡中西学堂和杭州求是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留学日本，与鲁迅相识，后成挚友。曾主编《浙江潮》。三十年(1904)冬，加入光复会。宣统元年(1909)回国，在杭州任教，1921年任教育部佥事、科长、参事和普通教育司司长，此后历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中央研究院干事兼文书处主任和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职。1912年起，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成都华西大学。鲁迅逝世后，珍视鲁迅文稿和遗物的征集保护，积极筹备出版《鲁迅全集》、筹建鲁迅纪念委员会，并多方筹集鲁迅纪念文学奖金。1945年任台湾编译馆馆长、执教台湾大学。1948年2月18日，在台北寓所惨遭暗杀。著作主要有《章炳麟传》、《鲁迅年谱》、《中国文字学》、《俞樾传》、《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
马寅初
（1882～1982)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绍兴人。幼年随家迁回祖籍嵊县。光绪二十七年(1901)入天津北洋大学，后赴美留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中国银行总司券、浙江省***委员、南京***立法委员会委员长、金陵大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重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重庆大学教授、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教授等职。抗战期间，因抨击四大家族而遭******监禁和软禁。1949年后，历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遭到不公正的批判。1***9年9月恢复名誉。1982年5月10日病逝于北京。主要著作有《马寅初经济论文集》、《经济学概论》、《马寅初演讲集》、《中国关税问题》和《新人口论》等。
邵力子
（1881～1967)政治活动家、学者。原名夙寿，字仲辉，笔名景墨、闻泰。绍兴陶堰人。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曾任上海大学代校长，提倡革新文学，主持上海《民国日报》，辟《觉悟》副刊。1920年5月，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转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加入中国***。1925年任黄浦军校秘书长，参加***改组工作。1926年蒋介石后，接受陈独秀、瞿秋白建议脱离***。1927年后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中国公学校长、甘肃省******、陕西省******、***中央宣传部长，驻苏大使和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949年为******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拒绝签订和平协定后，脱离******，留在北平。应邀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务院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出版有《邵力子文集》上下集。
陶成章
（1878～1912)民主革命家。字焕卿，笔名汉思、巽言，化名起东、会稽先生。绍兴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留学日本，倡导革命。翌年离日返沪，参加革命活动。三十年(1904)与蔡元培等组织光复会，翌年五月与徐锡麟、龚宝铨等人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三十三年(1907)皖浙事败，避居东京。后下南洋，先后任新加坡《中兴日报》、仰光《华光日报》主笔、记者。三十四年(1908)在日本主编《民报》。宣统二年(1910)与章太炎重建光复会，任副会长。翌年又到南洋募款，支援国内武装起义。回国后在沪建立光复会秘密机关锐俊学社，积极筹划光复杭州、南京。浙江光复，被推举为省临时参议会议长。1912年，被陈其美指使的人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著有《浙案纪略》、《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陶成章集》等。为纪念陶成章烈士，建陶社于绍兴东湖，孙中山等莅绍，曾专程到陶社致吊，后毁于战火，1982年陶成章殉难70周年时重建
任伯年
（1840～1895)清代画家。初名泣，又名润颐，字次远，号小楼，后改字伯年，以字行。绍兴县人。自幼得父指授，14岁去上海扇庄学徒，画技大进，未成年即有名声。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克绍兴，他参加太平军为旗手。太平天国失败后，留居家乡，又流寓宁波，得名师任熊、任薰教授，于同治七年(1868)二月随任熊去苏州。中年后长居上海，以卖画为生。其画师法陈洪绶、华岩，擅画人物、花鸟，重视写生，勾勒、点簇交施互用，别具一格，成为"海上画派"重要创始人之一。与任熊、任薰、任预并称画坛任门"四杰"。有《三友图》、《蕉荫纳凉小像》、《八仙祝寿》、《祝福》、《蟠桃会》、《关河一望萧索》、《钟馗》、《倒骑驴图》等名作。
徐锡麟
（1873～1907)民主革命家。字伯荪，别号光汉子。绍兴东浦人。早年从事教育活动，光绪二十九年(1903)赴日参观，在留日学生民主思想影响下，立志革命。三十一年(1905)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同年九月与陶成章、龚宝铨等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培养革命志士，并以开展军体为名，购买大批武器，图谋起义。翌年，为掩护革命活动，捐资入官，赴任安庆，先后任陆军小学堂会办、安徽巡警处会办与巡警学堂会办、陆军小学堂监督。后与秋瑾约定，三十三年(1907)七月中旬在皖、浙两省同时起义。事先被清***觉察，遂趁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际，提前在七月六日发难，枪杀巡抚恩铭，被清军包围，寡不敌众而被捕。审讯后惨遭剖腹挖心酷刑，大义凛然，从容就义。
徐树兰
（1838～1902)近代图书馆事业开创者。字仲凡，号检庵。绍兴县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授兵部郎中，后改知府，补用为道花翎盐运使，因母病告归，致力于建闸筑塘、平粜赈济等地方公益。光绪二十三年(18***)，倡捐巨资，在府城创办绍郡中西学堂，任校董。同时，捐银3万余两创古越藏书楼，又捐入古今中外书籍7万余卷。光绪三十年(1904)正式开放，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供公众阅读的图书馆。开办后，又每年捐钱1000元，作馆内工作人员工资及经费。
赵晔
生卒年待考。东汉学者。字长君。绍兴人。早年为县吏，奉檄迎督邮，耻于斯役，弃官去犍为郡资中(今四川资阳)拜经学***杜抚为师，学习"韩诗"。一去20年，音讯全无，家人误认为他已亡。回乡后，闭门著述，写就《诗细》、《历神渊》和《吴越春秋》，后蔡邕到会稽，读其《诗细》、《历神渊》，以为优于《论衡》，惜此书已佚。《吴越春秋》原书12卷，今存10卷。前5卷叙吴，起自太伯，迄于夫差；后5卷记越，始于无余，终至句践。从少康封庶子无余于会稽起，比《越绝书》更详细地记述了句践战败，向吴称臣，3年后回国，具体部署复国措施，终于灭吴称霸的过程。该书糅合正史、稗史、民间传说等资料汇集而成，虽非正史，却可补遗缺，后人注释《史记》、《文选》、《水经》等书，引用了该书不少记载。
王守仁
（1472～1528)明代哲学家、教育家。幼名云，字伯安，号阳明子。先祖世居山阴，后徙余姚，幼年全家迁回山阴。尝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早年因反对宦官刘瑾，遭廷杖，贬为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后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但不予铁券与岁禄，乃回山阴，辟稽山书院讲学，又立阳明书院于西郭门内，环坐听讲者300余人，前后讲学5年余，创"致良知"学说。嘉靖六年(1527)起用为原官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翌年，因病上疏乞归，卒于归途南安舟中。穆宗隆庆初，谥文成。其故宅原在城区光相桥侧，后在王衙弄新建府第，人称"伯府"，墓在绍兴城西南花街鲜虾山。生平著作由门生辑成《王文成公全书》，共38卷。其中《传习录》和《大学问》是其主要哲学著作。其学说对后世影响巨大，且流传至日本，朝鲜及东南亚。?
徐渭
（1521～1593)明文学家、书画家。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山阴布衣，或署田水月。绍兴人。20岁中秀才，屡应乡试不第，曾任塾师小吏等职。37岁时，闽浙总督胡宗宪招为幕僚，对抗倭军事多有策划。曾一度精神失常，因误杀继妻下狱7年，经同乡张元忭营救释放。此后，纵情山水，游历南北各地，以鬻书卖画代人撰文谋生。其画，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工，为明中期水墨写意画派创始人，对后世画坛影响极大。书善行草，涉笔飞动，纵逸恣肆，气韵畅旺。还写过大量诗文，曾参与编撰地方志书。能操琴，谙音律，73岁时贫病死去，草藁简葬，凄凉而终。族人将其葬于绍兴木栅姜婆山。其著作有《四声猿》、《南词叙录》、《徐文长全集》、《徐文长佚稿》、《徐文长佚草》等。
姚长子
（1522～1555)明代抗倭英雄。绍兴独山村人。是位连名字也不为人知的贫苦农民，因身材魁梧高大，人称姚长子。嘉靖三十四年(1555)一股倭寇由诸暨流窜绍兴柯桥，正在田间作业的姚长子，挥稻叉只身与寇搏斗，寡不敌众，执为向导。他佯装带路，引寇到柯桥四面临水的化人坛，用方言告诉乡人："等我过桥，你们就把前桥、后桥均拆掉。"村人按其吩咐，断敌退路。倭寇知道中计，便将他剁成肉酱。官兵与村人赶到，将被困的130余名倭寇尽歼。乡里为纪念姚长子，将"化人坛"改名为"绝倭涂"，前后两桥分别命名为"得胜桥"和"万安桥"，并在绝倭涂上建3间砖木结构平屋的"姚长子纪念祠"和一座高6?5米的"姚先烈绝倭纪念碑"，文学家张岱写了墓志铭。?
王端淑
生卒年待考。明末清初才女。王思任次女，字玉映，号映然子，又号青芜子。绍兴县人。自小酷爱读书，过目不忘，尤精史学。诗文诸体，靡不涉笔，与人论文，终日不倦。其父赞道："生有八男，不及一女。"成年后，与钱塘丁肇圣结为伉俪，曾随夫寓居京都。清世祖闻其才名，欲将其召入宫中教授嫔妃公主，被婉言谢绝，并举家南归，一度居于青藤书屋，后迁居杭州吴山，吟诗作画，著书立说。其画、诗、词俱佳。工画花草，风格疏落苍秀。著作颇丰，著有《吟红集》30卷、《玉映堂集》、《史愚》、《留箧恒心无才宜楼诸集》、《历代帝王后妃考》，辑有《名媛诗纬》、《名媛文纬》、《秋虫赋》、《荷赋》、《菊赋》等。享年80余岁。?
章学诚
（1738～1801)清代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原名文酕。文镳，字实斋，号少岩。绍兴人。幼年资质鲁钝，记忆力弱，被人视为"朽木"。但他"好深湛之思，隆冬盛夏读书，恒至***不倦，每有所得，辄笔之于书"。对文史有浓厚兴趣，立志追求学问。26岁肄业国子监。28岁在京师事大学士朱筠，得以尽览其丰富的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业大进。乾隆四十二年(1777)应乡试中举，翌年中进士。自以为"迂流"不合世用，不愿入仕，在保定、定州、归德等地书院讲学。乾隆三十七年(1772)起开始撰写《文史通义》，20余年从不中断。还应聘纂修过和州、永清县、亳州、常德府和荆州府等地方志，参与《湖北通志》的修订。一生穷困潦倒，从32岁起，因父亡而靠讲学和修志所得维持生活，十分拮据。他学识渊博，史学理论有独到见识，因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所限，未能充分施展才能和抱负。他刻意编辑12年的《史籍考》也未问世。《文史通义》生前只刻印了篇目，道光十二年(1832)其次子首次刊印了8卷。去世120年后由刘承干搜集整理出版了《章氏遗书》。
一、霍金说：“我们用观测创造历史,而非历史创生我们”
没看过《大设计》，看过《时间简史》，本人学哲学，只尝试提供一种解释，这是背景，呵。
“我们用自己的观测来创造历史，而非历史创生我们。” 这句话里，历史的概念是时间性的概念，时间的概念有三个维度：过去，现在，未来。在这三个维度当中，过去与未来的维度的确立，都依赖于当下，这是时间概念的特性。如当下是2011年，那么2010是过去，而2012是未来。而如果当下是2012，那么2011是过去，而2013是未来。历史是当下的人对过去的事情的回溯与整理，这样历史是由当下的人确立的，用创造这样的词也可以。
宇宙大爆炸是在距离现在100多亿光年（注意是空间距离，非是时间单位）的远地发生的事，物质运动的空间距离展开为时间，于是变成宇宙大爆炸发生在100多亿光年前。例如说，我们现在接收到宇宙大爆炸时产生的射线，是100多亿光年前产生，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其产生于距离我们100多亿光年的远地，经过了100多亿光年的传输，到现在为我们所接收，于是我们接收的是100多亿光年前的射线。当下，我们是用我们的观测到的过去的信息试图重建宇宙的历史，于是就有了“我们用自己的测量创造历史”这种说法。但霍金的第二句话，本人不太苟同。当下是对过去发生的物质运动的继承，如果没有过去的历史，就没有当下的物质运动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历史，就没有我们”，可能霍金为了强调第一句话所表达的意思，而说了“而非历史创生我们”。霍金的话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就容易认识了。
再说第二句，“宇宙经历所有可能的历史。”哲学家莱布尼茨曾说过：我们当下的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这句话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霍金的话。先要理解，什么叫作可能世界，在哲学和逻辑中，可能世界的概念被用来表达模态断言。认同可能世界概念的人认为“实际”世界只是很多可能世界中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宇宙可能不是唯一的（也可能是，我们现在的宇宙是经历了众多的可能性后剩下的唯一）。
由于量子运动的不确定原理，这样就使得宇宙大爆炸后，我们去形成宇宙时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这样就可能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宇宙之外，还存在的其它的宇宙，据我现在模糊的记忆，好象科学家一度相信，在我们的空间层次之外，还存在着其它的宇宙。在理论上，肯定还存在着其它的宇宙，但是其它的宇宙在哪呢？有的人相信其它的宇宙肯定在，只是我们无法认识，有的人相信，其它的宇宙曾经在过，但是由于什么原因（不稳定性？），这些其它的宇宙都不在了（崩塌了）。现在可能科学家更倾向于相信，我们现在的宇宙，是经历了其它的一切可能性后，剩下的唯一的必然性。所以霍金说：宇宙经历所有可能的历史。接着霍金的话说下半句应是“剩下必然的当下”。剩下的当下之所以存在下来，用莱布尼茨的话来说，是因为它是最好的。所以莱布尼茨认为，当下的世界的存在必然有其充足的理由，所以他提出了一逻辑的规律“充足理由律”。
先说这些吧，关于你提出的双缝干涉实验，你看一下薛定谔的猫的相关解释，可能有助于你理解，但这个问题是没有最终的答案的，哲学也提供不了，因为上升到最后，可能还是要用GOD才能最终解释。于是我们在很多时候，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不能不最后油然的敬仰这背后安排着所有这一切的“大手”，当然不一定非得用GOD这名称啦！
二、美国大峡谷的历史传说据地理学家考证，大峡谷已走过六百万年的历史，是大自然在地球上的杰作，辉煌与壮丽远非一般自然景色可比。美国人以此为骄傲与自豪。
大峡谷的泥墙小屋废墟，表明在13世纪印第安人是开发这里的最早的主人。但大峡谷的天然奇景之为人所知，应归于美国独臂炮兵少校鲍威尔的宣传。他于 1869年率领一支远征队，乘小船从未经勘探的科罗拉多河上游一直航行到大峡谷谷底，他将一路上惊险万状的经历，写成游记，广为流传，从而引起美国朝野的注意，于1919年建立了大峡谷国家公园。现每年接待300多万游客。
据说在十六世纪，有一个叫科罗拉多的人为了寻找传说中的七座，从遥远的地方跋涉到此地并发现了大峡谷，科罗拉多大峡谷之名也由此而来。
印第安人传说，大峡谷是在一次洪水中形成。当时上帝化人类为鱼鳌，始幸免于难。因此当地的印第安人至今仍不吃鱼鲜。实际上，刻凿大峡谷的工作，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历了几十亿年的漫长岁月，而且至今犹未停歇，直至永远。人类不能觉察每天镌刻的进度，但时间的演进，却显示了令人不能置信的伟观。
三、本文是怎样刻画班超这个人物形象的公元33年---耶稣***巡游传教并被钉上十字架那一年，一个男婴班超降生在关西地区一个儒者之家。
这一家的始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宰相）子文。在楚语中，“班”这个字的本意是“老虎”，传说这个家族的始祖子文是被一只母虎喂养大的。
这也许暗示了这一族人内在的勇猛弘毅的素质。秦灭楚后，子文的后代迁往北方的边境晋、代之间，从此以班为姓氏。
这一家出过很多“任侠雄边”的人物，后来，班固因此不无自夸地说自己的家族“家本北边，志节慷慨”。然而到了此时，这种素质已被掩藏在修身养性的儒家礼仪之下。
关西素以民风刚健，好勇斗狠而著称，而他的家庭数代以来一直以书香门第著称，其父班彪更是当时最著名的"儒学***"。 这种差异在班超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也被培养成一个儒生，从小接受父亲严格的教诲，饱读诗书，但相比他那天才早慧的哥哥班固及妹妹班昭，他被称道的美德只是对长辈孝敬恭谨和不辞劳苦，在学问方面似乎乏善可陈。
而他的不修细行、疏朗豪迈更使他成为家族中的另类。父亲死后家庭生计陷入困境，班固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潜心修业，而养家的担子落到了班超的身上。
突然降临的灾祸改变了这一家人的命运。班固被人诬告，以私修国史的罪名逮捕进京。
班超随之进京营救，他向皇帝上书鸣冤，并得到召见，他的胆略和口才使汉明帝留下了深刻印象，可能也是因此，明帝亲自审查了那些被指控为“大逆不道”的著作。由此，班固因祸得福，被提拔为兰台令史，负责国史的编修工作，日后，他以一部《汉书》回报了这个王朝。
后来明帝召见班固时，问起了他那个侃侃而谈的弟弟，听说班超只是靠为别人抄书为生，明帝也让班超充任了兰台令史。 这个职位对班固可以说适得其所，但对班超而言，抄书修史却不能让他感到快乐和满足。
他越来越难以忍受枯燥的文牍工作，一天突然投笔而起，发出"大丈夫当效张骞立功异域，安能久事笔砚间"的感慨。然而他却受到几乎每个人的嘲笑。
在一群书生中间，这个“燕颔虎须”（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形象）的关西大汉就象羊群里的骆驼般格格不入。没多久，他受别人的牵连被免了官——可能这又是他疏放的个性造成的后果。
这段短暂的文官生涯对他来说远非愉快，失去了也并不遗憾。可是，此时他已经人到中年，还是一事无成。
希望的落空，年华的流逝，未来的渺茫，这些不可能不使他苦闷。当他在洛阳繁华街道上徘徊时，一个相面师预言他将封侯万里之外，在那个崇信命运的年代，这给了他一点安慰，可他却看不到任何实现的可能性。
一定有很多人生不逢时，在平庸中碌碌无为度过一生，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班超要比他们要***多了。
在他满四十岁时，机会终于敲门了。 秦始皇扫平关东六国、建立起统一的秦帝国以后，立刻兴建了一项空前绝后的伟大工程——万里长城，这道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围墙既是划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军事分界，同时也是一道心理分界。
它是这个“中央帝国”的院墙，而对墙外的蛮荒之地，这位千古一帝并没有兴趣。秦帝国很快就崩溃了，继承了它全部遗产的汉帝国，也继承了它的自满，这是一片辽阔的文明的乐土——东南临大海，西北极大漠，甚至可说，自己就是一个世界，对于"中央帝国"的人们来说，除了不时来侵扰的游牧民族，外面的世界并不存在。
然而匈奴人的兴起和不断侵扰，使汉王朝有了了解外界的要求。汉高祖刘邦曾亲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却险些全军覆没。
此后的数十年，汉朝只能通过和亲和防御抵挡匈奴人的汹汹来势。直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这种被动的形势才有了根本改变。
在出动大军向匈奴发起反击的同时，汉武帝派出张骞，向未知的西方出发，去寻找传说中的盟国---大月氏。 张骞历经艰险，十几年后才回到国都，他未能完成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的使命，但带回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消息。
中原人从此知道大漠的另一边有一片辽阔的土地，那里城邦林立，民族众多，那里有不同的景物，不同的风俗和信仰，不同的特产和宝藏。从此， *** 将这片土地称为"西域"。
汉武帝击败了匈奴，在匈奴故地上建立了州郡，打开了通往西方世界的大门。西域成了冒险者的乐土，他们成群结队西行，去博取功名和利益。
然而匈奴人并不甘心放弃这片过去的属地，各国叛降不定，西域大地百年间闪耀着剑与火的光芒。 西汉王朝最终获得了胜利，建立都护，将这块陌生而辽阔的土地划入帝国的版图。
但这种统治还并不牢固，随着西汉王朝的很快衰落，中原陷于一片战乱，西域再次落入匈奴的役使之下。 光武帝刘秀恢复了汉王朝，立都洛阳，史称东汉。
但他关注的是扫灭各处的割据势力，对经营远在天边的西域即无力量也无兴趣，他给予前来朝拜、并要求保护的西域各国使节丰厚的赏赐，但告诉他们：汉王朝无法提供他们所想要的保护，如果他们不能抗拒匈奴，那么可以选择臣服。 又过了几十年。
终于，匈奴人的一再袭扰使汉明帝忍无可忍，况且，国力的强盛已经为攻击匈奴提供了条件，他任命两位功臣之子----窦固和耿秉担任这次大反攻的正副统帅。 班超加入了远征军——他的先。
四、当年明月,请还原历史的真相按说历史应该是一个普及性的学科，是***都得知道的，不是只针对学历史的那些人，对于一些非历史专业甚至是历史还停留在初中课本的学理工科的人而言那些太过于专业化术语话的东西，似乎不是那么好理解。再者说当年明月也没有说历史就得按照他说的去写啊，就像毛佩琦教授所说的，历史只有一个，但是每个人看到的不一样，就像小时候春游后的游记，大家去的一个地方写出的东西却各不相同！
所谓的严谨的历史，难道就是那些用一些生僻的字词，以及离我们过于遥远的词汇嘛？不见得吧，容易懂的历史不一定就不严谨啊，你说它不严谨，那好啊，你拿得出史料来佐证你的观点吗？深度和简单的语言并不矛盾，简单的话能把事理说清楚不是更好嘛，至于故作高深，有些人确实有这些毛病（例如一些高考作文）其实文以载道，把你想说的说透不就完了，没必要追求多么华丽，多么难理解，让人都读不懂的，或者让大众不能明白的历史书算不上好书吧！
如果你不喜欢当年明月的风格可以找一些你喜欢的看啊，我喜欢一些大家的作品，例如邓广铭先生，钱穆先生，黄仁宇先生，但是我也不排斥当年明月，至少他在普及明朝历史知识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五、布喜娅玛拉的历史东哥又名布喜娅玛拉，于1582年出生在吉林梨树县，是女真族第一美女，自幼就美名远播，部落巫师还说她“可兴天下，可亡天下”，有着非比寻常的来历。
努尔哈赤当然心花怒放，立即下聘定亲。 东哥***如顺利地嫁给努尔哈赤的话，那就是要与姑姑孟古姐姐共侍一夫了。
然而她坚决反对，向哥哥布扬古贝勒说：“努尔哈赤是杀父仇人，谁能够杀了他，我就嫁给谁。”于是，叶赫部毁掉了东哥与努尔哈赤的婚约，并以“杀努尔哈赤”的条件向诸部落公开为东哥征婚。
事实上，这在东哥的婚姻史上，已经是第三度毁婚了。她九岁时许嫁哈达部歹商贝勒，然而这只是一条美人计：在迎亲的路上，歹商被“岳父”叶赫部伏兵所杀。
随后，叶赫部又将东哥许配给乌拉部布占泰，以诱使他参与“九部之战”，布占泰随后便在这场战争中做了努尔哈赤的俘虏。当布占泰四年后被释放打算迎娶的时候，东哥却早又被许配给了努尔哈赤。
听说东哥征婚，哈达部酋长孟格布禄立即血气上涌，报名应征，订下婚约后遂于万历二十七年五月向努尔哈赤宣战。九月，孟格布禄兵败，向努尔哈赤投降。
努尔哈赤找了个借口把他给杀了，又将富察氏所生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儿子武尔古代，万历二十九年以后，哈达部彻底被努尔哈赤吞并。 孟格布禄的结局并没有使得垂涎东哥美色的男人们停止前赴后继的脚步。
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辉发部的首领拜音达理贝勒与东哥订婚，背弃了原来与努尔哈赤之女的婚约。九月，怒火中烧的建州女真出兵扈尔奇城，没费多大力气，就把辉发部给消灭了。
接着，东哥又再次与乌拉部贝勒布占泰订下了婚约。布占泰听说有机会抱得美人归，立即把自己与努尔哈赤六度联姻、七度盟誓的事情全丢到了脑后。
当年，他就派重兵埋伏自己的岳父之一舒尔哈齐以及舅子禇英与代善，被击败后又以鸣镝射了舒尔哈齐嫁给他的女儿娥恩哲。忍无可忍的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年九月亲率大军攻***拉部。
第二年正月，乌拉部灭亡，布占泰逃往叶赫部。 然而眼光极高的东哥根本就没把败军之将布占泰看在眼里，她拒绝履行婚约。
又气又羞的布占泰不久郁郁而终。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东哥已经三十三岁，东蒙古暖兔部首领之子吉赛看中了她，向她的哥哥布扬古求娶。
然而东哥没看中吉赛，即使他以征讨叶赫相要胁，她也坚决拒绝出嫁。正当吉赛与努尔哈赤为争夺东哥而准备大打出手的时候，东蒙古喀尔喀部达尔汗贝勒之子莽古尔岱也来向东哥求婚。
已被妹妹弄得筋疲力尽的布扬古大约是想要把吉赛和努尔哈赤的两支队伍引开，让他们找莽古尔岱的麻烦而自己坐收渔利，终于不顾明朝边防将领的警告，下定决心在当年九月将东哥嫁到蒙古去了。东哥出嫁之时，年龄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普遍的婚龄（当时有些女人在她这年纪，恐怕已经是祖母级了），因此，她在史书上也被称为“叶赫老女”。
然而布扬古没想到的是，东哥出嫁后不到一年，就死了，努尔哈赤的怒火仍然要向叶赫部发作。 努尔哈赤是在东哥去世的那一年正式称帝建立后金的。
三年后，即后金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后金汗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与明王朝决裂，其中“第四恨”即为明朝廷偏帮叶赫，使该部将本来许配给自己的东哥转嫁蒙古（原文为：“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此恨四也”）。 第二年八月，努尔哈赤用同样的理由灭掉了叶赫部。
叶赫那拉东哥，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奇异的人物之一。她似乎是专为给努尔哈赤制造统一女真、挑战中原王朝的借口而降生的。
她的婚姻经历，即使最拙劣的言情剧编剧也甘拜下风。这匪夷所思的一切，验证了巫师关于她“可兴天下，可亡天下”的预言。
当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她也就离开了人世。 东哥应该是个性极强的女人，她强烈地拒绝了做“礼物”的命运。
就在她将婚姻一变再变的同时，她的又一个姑姑（孟古姐姐的妹妹）在明万历三十八年，姐姐去世七年后甘心接受了和亲的命运，代替她嫁给了努尔哈赤。然而即使如此，也不能改变东哥必置努尔哈赤于死地的主意。
努尔哈赤曾因为自己居然不能征服这位绝代美女而诅咒连声，说：“此女生不祥，哈达、辉发、乌喇三部以此女构怨，相继覆亡。今明助叶赫，不与我而与蒙古，殆天欲亡叶赫，以激其怒也。
我知此女流祸将尽，死不远矣。”——努尔哈赤真是太不应该了。
东哥给他带来的好处，仅亚于他的生身母亲。 中国的男人，多数都喜欢把亡国的责任推到女人的头上，曰：“祸水”。
若是照这种说法，东哥堪称是天下祸水第一人。 ——自东哥这儿，绝代美女的意思明白了：凡是跟她扯上关系的男人和国家，都“绝代”了…… 叶赫那拉部的女人，总是跟爱新觉罗家族的关键时刻联系在一起。
除了开国之初的孟古、东哥，叶赫那拉氏还在清王朝覆灭的时候为其提供了慈禧和隆裕，该家族的这等风水，实在值得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