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宋朝的溢美之词，从历代的迁客骚人的文字中表达出来的可谓汗牛充栋，对宋朝的向往之情，历代文人墨客、专家学者也从不掩饰和忌讳。他们赞美宋朝的文化氛围，他们向往宋朝的文化辉煌。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评价宋朝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他对于宋朝的文化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言语间也透露出他对文化盛世宋朝的向往。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在谈到宋代时也曾感慨道：“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散文家余秋雨也曾坦言：“我最向往的朝代是宋朝”。
这些学富五车的博学鸿儒、名扬天下的专家学者、妇孺皆知的散文大家，为什么都几乎一致地赞美宋朝、向往宋朝呢？而且，这肯定不是人云亦云，他们的赞美之下，有着数十年对宋朝精深研究的基础，有着以世界眼光并对世界进行全景式搜索、分析、比较之后的审慎态度，他们的结论，是有着体系和科学的，也是由衷的。那么，产生这种结论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他们为什么齐了心似地喜欢宋朝呢？
我想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者，宋朝有着繁荣昌盛的文化科技。科技大家都知道，四明有三个产生在宋朝。而文化更是唐代以后的一枝独秀，可谓后无来者。这里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除了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其余六人全部出在宋朝；又如，中国历史的词人，宋朝人压轴，晏殊、晏几道、李煜、欧阳修、苏轼、柳永、范仲淹、李清照、辛弃疾等等，可谓群星灿烂；再如儒家学者，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朱熹等等，皆为儒学的集大成者。上述这些人，随手拈出一位，都是站在文化艺术的巅峰并足以影响中国文化史走向的“塔尖式”人物，每一个人都是一本文化词典，让人景仰和感叹。
二者，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策，让人们的个性高度张扬。明朝的政治太苛刻，严刑酷法，让生命没有过多展示的空间；而清朝的文字狱绵延不绝，让许多人噤若寒蝉，讲话说事还要小心翼翼，也无法充分展示生命的丰满与精彩。而宋朝推行偃武修文政策，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尤其是对读书人的尊重和对言论的宽容，其他帝制王朝，无可比拟。
三者，宋朝极少文字狱。文人个性张扬，难免会有说话无忌惮的时候，如果统治者心胸狭窄，就会构狱陷害，文字狱自然就会泛滥，以至于人头滚滚。但宋朝极少文字狱，清明时期，更是完全没有。比如，宋仁宗一朝，就没有“文字狱”，相反，宋仁宗还非常痛恨罗织材料、陷人以罪的行为。当时，一个举子给成都知府献诗说：“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鼓动成都知府造反。
成都知府看后，都吓蒙了，赶快把举子捆绑至京，请求治罪。宋仁宗了解情况后却哈哈一笑，说这不过是老秀才急于求官而做出的出格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中国桃文化
据古文献记载和科学考证，确认中国西部是桃的起源中心。早在4000年前，桃就被人类利用、选择、驯化、栽培。有文字记载的古书有《诗经》、《山海经》、《管子·地员篇》，以后《尔雅·释木》、《初学记》、《本草衍义》、《救荒本草》、《本草纲目》、《群芳谱》等书，又从不同角度对桃品种类型、生长特性、适栽地域、加工方法、医药应用等方面做了阐述，为现代桃栽培发展奠定了基础。
早在汉武帝时代之前中国桃就向外输出，对世界桃的贡献与影响极大。如上海水的输出，改变了世界桃的品种组成，提高了桃果实的品质，增强了桃的抗病性等等。桃现已遍布全球，雄居核果类果树之首。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桃的生产经历了恢复、发展、停滞、再发展等各个阶段，到1996年为止全国桃的栽培面积已达28万hm2，年产量232．2万t，年产值46．44亿元，为繁荣农村、市场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美化、改善环境等均起了积极作用。
桃原产中国，分布广泛，在中国北纬23°一45°的范围内都有栽培。自古以来，桃作为五果之首(桃、李、杏、枣、栗)，受到人们的喜爱。
桃的文物资料始见于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家在新石器时代(纪元前6000一7000年到纪元前4000年)氏族社会的遗址中发现桃核的资料见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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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资料说明，要新石器时代，野生桃已被广泛集利用，成为氏族社会的一种食品来源。
中国商、周时期已有普通桃的原始种。主要文字记载如下：
1．《诗经》中有关桃的记载有5处。从出现的地域看，“何彼稿矣，华如桃、李”(见于《召南》，为周公姬爽的驻地镐京，今西安以南的地域)；“园有桃，其实之殷”(见于《魏风》，为今山西西南部商城等地)；“投我以桃，报之以琼瑶”(见于《上风》，为今河南北部漠县、滑县、复县、濮阳、汤阴、新乡及河北南部临漳等地)；“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桃之天天，有苍其实”(见于《大雅》，为周王室统治中心王韶所在地，指今陕西中部、西安、户县、武功、歧山等地)。总的看来，《诗经》中桃的出现是在黄河流域中上游，与汝水以南、武汉以北的江汉合流地域。从记载“园中有桃”，“有蔷(指果大小)其实”，可知当时开始已有人工栽植，且结实繁多。
2．《山海经》中桃的记载有6处。其中“不周之山…爱有佳果，其实如桃。”“边春之山多…桃、李。”不周、边春两山即指昆仑山，位于今甘肃、新疆、青海之间，产桃的具体范围还可缩小到西宁、酒泉、敦煌一带。《东山经》中“吱山…其木多桃、李”。歧山位于今陕西歧山县，在扶风、风翔中间。《中山经》中“灵山…其木多桃、李、杏”。灵山位于河南宜阳。
又“卑山…其上多桃、李”。卑山在今河南泌阳。可知《山海经》中的桃多出现在黄河中上游甘肃、青海、陕西、河南等地。桃水、桃山分别见于《西荒经))及《大荒北经》。《中山经》《中次六经》中有“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员三百里，其中多马。”《尚书正义》卷十一中有“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可知桃林是大量野生桃集中生长的地方，亦是我国桃树大面积原始林最早的历史记载。
3．《夏小正》中记有“正月…梅、杏、拖桃则华…六月煮桃。”夏王朝的历法以孟春为正月，今日农历又称夏历。则桃应是公历2—3月开花的山桃。从西汉载熙的传释至清邵晋涵的《尔雅·正义》等均认为“桃也者，拖桃也，拖桃也者，山桃也，煮以为豆实也”。现知山桃不可食。但宋。林洪《山家清供》中有“山桃用米柑煮熟施置水中，去核，候饭涌同煮倾之，如今饭法称之为蟠桃饭”。明·朱棣《救荒本草·桃部。救饥》内记载野生之桃叶、桃果匀可煮食，未熟之桃果还可以切片晒干“以为楼，收藏备用”。可推之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除了食普通桃外，果小而木之山桃，味酸且有时有苦味之毛桃均在煮食之列，甚至特别利用其酸味作“滥桃”。
古代习惯将春季分为孟春、仲春、季春3部分，分别为夏历正月、二月、三月。上述
《夏小正》中桃开花物候期的正月约为公历2月。而《吕氏春秋》及《礼记·月令》中为“仲之月桃始华”，则在公历3月。《逸周书·时训解》中“惊蛰之日桃始华”。惊蛰约在公历3月5日至6日。据张福春《中国农业物候图》，今日黄河流域山桃盛花期为3月21日前后，而在较暖的长江流域山桃盛花期提早到3月1日前后。东汉张仲景(150—210年)在《神农本草经·下经。桃仁》中注释为“…花三月三日…”，山桃花期被推迟到公历4月上旬才开花， 说明东汉时的气温较《夏小正》时为低。
4．《周礼·天官》中：“馈食之遵，其实枣、栗、桃…”。东汉成书的《礼记》中“桃诸 ，诸卵盐”及“瓜、桃、李、梅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说明桃及干藏的桃作为食品至东汉时已有千年以上历史。《礼记·内则》中“桃曰胆之”，对胆的解释，唐·孔颖达认为“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青如胆也”。又释“胆”为苦桃，“有苦如胆者去之”。可知当时的栽培桃多毛、色青，有的还带苦味，尚处于驯化、改良的早期阶段。从多毛、味苦的性状看，显然，还受其亲本毛桃的影响较大。甜味桃的记载见于《韩非子·外储》第三十三卷，“弥子暇有宠于卫君，食桃为甘，不尽其半唱君…”。推之河南淇县、汤阴、新乡、濮阳为当时甜味桃的一个产地。
5．桃的栽培记载，在《管子·地员篇》中最早论述栽培与土壤的关系。主张用好的土壤如“息土、位土与沃土”栽培桃树。在《苟子·富国篇》中有“…今之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古代计量单位)，然后瓜、桃、李、枣，一本数以盆鼓”。认为桃等果蔬栽培是仅次于粮食生产的一项富民措施。可见，桃在当时人民生活中已有相当地位。在《墨子》中包有多处关于桃的记载，墨子认为偷人犬泵比窃其桃李更为不义，这也侧面反映了当时民间种植桃李如同养猪犬一样普遍。此外，在《韩非子·外储》第三十三卷十二及《吕氏春秋》还已有“子产治郑，桃李之荫于街者莫援也”。说明桃除了可食用外，在河南新郑还有用于美化环境，作行道树。
桃生产的兴衰联系着国运的兴衰，国家兴旺、人民安居乐业，桃树就得以蓬勃发展。如20世纪30年代，地处中原的河南较为集中的桃产区有5个，即偃师桃区、宁陵桃区、汝南五里岗桃区、商水桃区、叶县桃区，出产甚多。后因连年的战争，桃树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全省仅剩桃树180万株左右，栽培面积仅为4000hm2，曾经是历史上重要产区的甘肃，全省亦仅有桃树122．71万株，年产鲜桃842．28万kg。
20世纪50年代以来，桃的生产经历了恢复、发展、停滞、再发展等各个阶段，桃的栽培面积和年产鲜果量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与提高。1987年全国桃树栽培面积已超过ll万hm2。1990年迅速扩大到24万hm：，年产鲜果60万t以上，1996年栽培面积又增至28万hm2，年产鲜果232．2万t，年产值达46．44亿元。随着食品工业迅速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开拓，全国罐藏桃生产也快速发展，浙江、江苏、辽宁、河南、四川等地已建成大规模的黄桃商品生产基地，而且有了自育的黄桃罐藏品种。1990年据全国罐藏桃协作单位统计，罐藏桃生产面积达5．3万hm2，年生产罐头1．44万t, 获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自古以来，桃因其花艳春色，果称佳品，在中华大地广为栽培。在中国古文化中，中国 的桃文化源远流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桃是中华文化的一朵奇葩。
一、和平景象，人间乐园
在古时，桃树的兴衰，常联系着国家的兴衰。适逢太平盛世，百姓安居乐业，桃也得以很好发展。《尚书》记载：“周武王克商，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周武王凯旋而归，坐定天下，便公布了一项偃武修文的重大措施。这是一幅和平景象，不用别的花作陪衬，只用桃花，足见桃花和西洋的橄榄枝具有同样的意义。
桃生长旺盛，花色艳丽，结果早而多，亦象征着家庭人丁兴旺、祥和与幸福。在《周南·桃夭》中，就有以桃起兴的著名贺婚诗：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其茨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诗词大意：桃树茂盛，花红似火，果实累累，绿叶成荫。预示出嫁的姑娘，也会像桃树那样，给家庭带来兴旺、幸福与吉祥。
到了东晋末年，陶渊明更巧妙地构思出一片世外桃源的景象。“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在陶渊明的笔下，桃又变为世外乐土的标志。
二、人才、人品的象征
古人在用植物比喻人才时，较著名的有屈原的《橘颂》。橘为常绿乔木，经冬不凋，结果多，味香甜，用它比喻人才十分贴切。但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与《韩诗外传》中讲的故事，赵简子把橘柚改为桃李，把枳棘改为蒺藜并非偶然。子质在魏国当官犯罪，逃到赵简子门下，对赵说：“我以后不再推荐人才了。魏国朝堂和守边的官吏；有一半是我推荐的，当我处境危难时，他们不但不助我，反而落井下石。”赵说：“夫春树桃李者，夏得荫其下，秋得其实；春树蒺藜者，夏不可其叶，秋得其刺。今子所树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择而后种焉。”这是把桃李比喻人才、人品的最早记载。桃比橘分布广，以桃比喻人才、人品自然比橘更为人们理解认同。
至于桃、李并称同喻，《诗经》中就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诗句。在汉代，还常把两者比喻成互爱互助的兄弟。“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旁。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汉，乐府诗《鸡鸣》)。桃李本为同属植物，比喻非常生动。此后，在古籍中古人用植物比喻人才、人品时，多钟情于桃、李了。如“桃李满天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桃李盈门”等成语，一直沿用至今。
三、果中佳品，吉祥长寿
把桃视为百果之冠，在春秋时代已有记载。据《晏子春秋·谏下二》载，春秋齐景公身边有三个勇士，都恃功而骄，齐相晏子劝景公除去三人，设计让景公送去两个桃子，要他们论功大小取桃，三人互不相让，结果都弃桃***。国君能用两只桃子当奖品，使三个勇士为桃而死，也反映在春秋时代，桃子已被人们看成果中佳品。嗣后，神话不断渲染发展。宋王锤在《云仙杂记》里首先把“王母桃”称为蟠桃。在《三藏取经诗话》中，又设想出天上有蟠桃园。到了吴承恩写《西游记》时，又引出大闹天宫：孙悟空监守自盗，偷食仙桃的故事，使王母娘娘群仙招待会也无法进行。人吃仙桃能长寿、成仙，于是桃子逐渐变成了长寿的象征。桃的生长受生态环境的影响，有季节性，而人的生辰并非都在桃成熟季节，于是用面粉、糯米粉、甚至奶油蛋糕制成的寿桃就被发明出来。手捧寿桃的老寿星贺卡、年画年年印制，经久不衰。一个观念，一种习俗，一旦形成，其习惯作用是何等强固。
四、艳外之艳，花中之花
桃花的喻意在古籍中极为丰富多彩。它不像梅花象征坚贞，兰花象征高雅，牡丹象征华贵，荷花象征高洁，菊花象征傲骨，都较单一。桃花可就不同了，它既是春光春色的象征，又是女性艳丽、青春的同义语。桃花开放是在仲春时节，春光明媚，春意盎然。桃花一开，众多的花也随着开放，顿时大地万紫干红。所以许多诗人便断言：“占断春光是此花”“无桃不成春”“惟桃举蕾急春迎”“桃花落尽春归去”等等。
唐·大诗人皮日休的《桃花赋》更是把桃花称作“艳外之艳，花中之花”，并用许多古代美女比喻，这是任何名花都不曾有过的。“艳如桃花”“桃花面”“人面桃花相映红”等等，都是古人赞誉美人的诗词。
正由于桃花在历史上一直有着美好的喻意，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才编了一段“桃园结义”的故事。许多诗人，亦借桃吟诗：白居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李白“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杜甫“桃花一族开无主，可爱深红映浅红”“三月桃花水，江流复旧痕”，苏拭“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等等。这些诗句不仅用桃花赞美了万物复苏的春天，也抒发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相对生活的炽热之情。
桃花盛开时候，多为清明时节雨纷纷，一场春风，花飞满天，一夜春雨，红落遍地。落花这本是植物生长的自然现象，花受精后，花瓣必然要掉落，这并非桃花如此，其他花也一样。或许是古人对桃的偏爱，却由此联想到韶光易逝，春光短暂。“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李贺诗)。桃花既然是美女的重要喻体，就很容易联想到红颜薄命，青春易逝，又成了感叹薄命美女的现成比喻。其中最典型的要算春秋时息夫人的故事了。息夫人出嫁，途经蔡国，姐夫蔡哀侯调戏遭拒，恼羞成怒，便去鼓动贪色楚文王灭掉息国，夺占了息夫人。息哀叹不幸，在楚宫三年不言，郁郁而死。后世人怜惜息夫人，为她立庙，并种了桃树，称她为桃花夫人，庙也命名为桃花夫人庙。
至于古代用桃表示某一地名或某一植物，在中国大地亦甚普遍。如以桃花命名地名的就有湖北的仙桃，湖南的桃花源，苏州的桃花坞，黄山的桃花峰，五台山的桃花洞和台湾、福建的桃园、桃源；以桃命果的也有“樱桃”“阳桃”“核桃”“猕猴桃”等。
在上海、北京、成都、兰州等许多城市，当那桃花盛开的时候，还年年举办盛大的桃花节，招徕赏花游客，已成为现代都市农业的一大景观。
可见，桃文化与其他中华文化一样，虽历经千载，却依旧青春常在，生机勃勃，并以其艳丽秀姿，装点着中华大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各民族长期生活在统一的国家中，共同创造开发了中国的统一、辽阔的疆域与繁荣的民族文化。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泱泱大国，其民族与文化、疆域与统一，在东亚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一、地理环境中的民族关系——半封闭内向型的地理环境导致了各民族的内聚趋势
中国的地理环境，从边界的自然环境来看，除东部与南部临海，其他边界大多被山脉、高原、沙漠所阻隔，自然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内向型的地理区域。这种环境，一方面阻断了区域内各民族与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区域内各民族之间密切的交往，使各民族的多元文化能在发展中逐渐走向一体，而中国历史上多次分裂后而统一的版图都基本相似也得益于该地理环境。
而从内部环境来看，内部地形变化多样，又造成了各民族社会、经济与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北方是蒙古高原，以草原游牧民族为主，相继有北狄、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和蒙古等部落和民族；东北既有茂密的森林丘陵又有辽阔的东北平原，主要以民族为主，相继有东胡、肃慎（满族祖先）、乌桓、鲜卑（锡伯族祖先）、室韦（蒙古族祖先）、契丹和女真等族；西北地区是一系列的山脉和沙漠，其间有绿洲适合人类发展，不少民族在此孕育了绿洲文化，相继有塞人、乌孙、月氏、匈奴、突厥、回纥和蒙古准葛尔部等居住；西南是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以藏、羌等半农半牧的高原民族为主，自古就有吐蕃（藏族祖先）、门巴、羌、白、苗、傣等几十个民族。
这些周边地区的民族，与边界外的联系被自然地理屏障所阻断，而中原地区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平原、丰富的物产和先进的文化对他们充满了吸引力。所以，尽管周边民族之间互相也有一定的流动与交往，如东北的鲜卑、室韦等民族向西进入蒙古草原，蒙古草原上的匈奴、突厥向西北扩张等，但总体来说，中国历史上的四边少数民族总是向着中原方向发展的，这是地理环境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断内聚的影响。
二、政治中的民族关系——“中原—四方”的“天下一统”格局和多元一体的政治制度
中国一词作为我们国家的名称，是从辛亥革命以后才开始使用的。在古代，中国是指国家领域的中心部分，而整个国家的概念是以“天下”、“四海”、“海内”等词来称呼的。中国历代皆认为天下既包括中原地区，也包括四方的少数民族地区，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不管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都有“天下一统”的思想。尽管在国家之内有华夏和狄夷的区分，有民族歧视的观念和政策，但几千年来，“夷夏一体”、“四海一家”的思想始终与这些民族歧视的观念并存。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历代统治者都执行或多或少的善待异民族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中原王朝，境内都包括了众多的民族，“夷蛮狄戎，犹错处内地”，而即便是少数民族的地方，也往往是多民族杂居的局面。几千年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往，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使得华夷之分的概念逐渐淡漠，各民族大一统的思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则日益深入人心。至清末民初，各民族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意识和中国的国家概念。
几千年来，中国多元一体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权制之下允许多种类、层次的管理制度与多种类型的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的并存，也是多民族得以始终维持统一的重要原因。中央集权制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占主导地位，皇帝是国家最高权力代表，独掌大权，首都设立三公九卿或三省六部制的中央，其中也有专管少数民族事务的部门，地方上设立郡县制，包括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由中央统辖。这种集中的行政管理制度，便于中央对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统一管理，既巩固，又强化国家的统一。同时，在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自治或半自治的封国（册封）制和羁縻州府（土司）制度，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管理。这种多元一体的政治制度既有助于打破民族间的隔阂和地区间的分裂割据状态，又有助于每个民族内部和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治凝聚力的形成，使中华各民族既能够独立地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与文化，又能方便地互相交流与学习，并逐渐走向团聚与统一。
羁縻制度是封建国家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一种制度，用以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自西汉以来，羁縻制度经历了边郡制、羁縻州府与册封制、土司制三个阶段。
边郡制：西汉对边疆地区新设的郡成为边郡或初郡，大多是少数民族地区，以当地民族或部落原有的地域为郡的范围，保持当地原有的头人和风俗法纪。边郡有两套官吏系统，一是由中央直接派遣任免的官吏，属于流官系统；二是由原当地民族的首领世袭充任的官员，属于土官系统。当地少数民族原有的部落和人民由土官管理，不缴赋税，只是想交纳一些土贡，以此对中央表示政治上的臣服。
羁縻州府与册封制：到唐朝时，取“偃武修文”的方针，以通使、和亲、册封和互市等政策和经济的手段为主，武力威慑为辅的策略，对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进行招抚。对较强大的民族，如吐蕃、回纥、南诏等取通过册封、和亲和互市，建立甥舅、属国关系，维持双方友好往来，在其他民族地区则直接建立大量羁縻州府，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充任州府的都督和刺史，同时又在这些边疆地区设都护府和节度使来统领这些羁縻州府。总的来说，这些接受册封的地方民族和羁縻州府，都是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管理，地方首领和与中央保持联系，在军事上要“奉征调”，中央在这些地区不收赋税，仅接受以政治象征意义为主的土贡。
土司制度：元朝时，对边疆地区实行有别于内地的土司制度。土司既土官，除最高一级的宣慰使司官署内为由中央任命的流官外，其他的官署都是土官，由地方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土司所管辖的境遇实行自治。
三、经济中的民族关系——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密切而又互相依存的经济联系
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第一步通常是从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开始的。由于各民族居住地自然环境的不同，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北方民族多为游牧业和业，南方民族多从事农业和渔业，边疆地区民族的经济往往比较单一，而中原地区物产丰富，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因此，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使得各边疆少数民族都有与其他地区，特别是与中原进行物质交流的迫切愿望，中原地区也得到了自己所缺乏的畜牧业等产品的补充。这种交流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有朝贡、赏赐、互市等各种形式。这种经济上的联系，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凝聚力，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几千年来四边少数民族都向中原发展的动力，也是各族之间关系日益密切的基础。
在各民族中，以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手工业产品的依赖和向中原的积极发展表现最为突出。游牧经济产品比较单一，牧民日常生活的所需的粮食、布匹、金属工具和各种手工业品等都需要用畜产品从中原换回，所以游牧经济对商业有很强的依赖性。历代中原与北方民族之间经济交流的方式主要有互市、朝贡、赏赐、通使、和亲等。当交流比较顺利时，双方关系就比较友好，而当交流不顺利时，草原上的生产生活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他们就会利用游牧民族武力上的优势对中原施加压力，要求互市，甚至发动大规模战争南下掠夺。如隋唐时期，北方突厥部落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大规模的贸易，双方互惠互利，关系友好，当时也有一部分突厥贵族，特别是后突厥汗国，与唐朝为敌，后唐朝对其实行经济封锁，后突厥遂逐渐衰亡；明代，明朝廷将与北方蒙古的经济交流视为维护边防和控制蒙古的羁縻之术，对互市诸多限制，不仅影响双方关系和各自的生产生活发展，蒙古更为此发动了多次对明战争，双方损失惨重。
四、文化中的民族关系——各具特点又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的各民族文化 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来源于各个民族的创造与发明。各民族不仅发展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随着历史上与其它民族的交往交流并不断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也逐渐产生出来。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就是各民族大融合的结果。随着民族之间日益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交往，民族之间杂居、通婚、通商现场越来越明显，少数民族受汉族文化影响，融入汉族，而汉族也学习和接受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与其互相融合甚至有些汉族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融入少数民族文化之中。
这个问题就涉及到王朝周期律，涉及到社会学与自然科学。它不是巧合，是制度局限性与历史局限性所致。
中国家族王朝基本以三百年为界，与中国相比，古代的西方王朝则要长寿的多，奥斯曼土耳其国祚九百多年，波旁王朝从建立到现在也超过了四百年。西方王朝超过三百年的比比皆是。
制度漏洞决定了王朝命运的长短,或者说决定了王朝超不过300年很有问题.没有一个制度是完善的,历史存在太多的偶然性，从法家治国到无为而治再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家族统治者绞尽脑汁，从浩瀚的中国文化领域寻求自己王国长存的的那一根稻草，终告失败。
重武轻文、偃武修文，总是在制度体系间不断修补，但是遗憾颇多，王朝初期还能略见成效，中期各种矛盾便会凸现，义军突起，改朝换代，周而复始。
王朝初建，与民休养生息，生产得以恢复，人民得以安居。然不断膨胀的人口远非单一农耕能够解决。因此粮食生产速度和人口增长速度便产生剧烈矛盾，加之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王朝也从次面临崩溃的边缘。
科技的落后，自然灾害频发，加之统治阶级与民争利，天灾与人祸并存，民岂能不反。
一个国家的运行如同一个生命个体一般,当我们处于新生环境中的时候,对很多事情有着探索和学习的能力,身体内部也就保持着正常的平衡关系,随着我们年岁长大,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偏好,严重影响着我们身体的平衡关系,从而导致了身体机能各方面的衰弱,那么最终接受死亡.
我认为一个国家主要受3个方面力量来维持平衡,管理阶层,拥有生产力的阶层,和被剥削阶层.三个阶层共同享有社会,也就是共同占有利益.在一个王朝成立的初期,管理阶层可能是从其他阶层升级上来的,所以不会有太大的占有欲,而生产力阶层和被剥削阶层共同平衡管理阶层的权利.当随着社会稳定下来,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力阶层看到了管理阶层所享受的特权,而逐步向管理阶层靠拢,导致了整个天平的逐渐倾斜,直到颠覆.而更多的生产力阶层试图代替管理阶层享受特权,从而进一步打破整个平衡,而所谓好一些的体制可以尽量多的调整平衡关系,让它没可能一下子崩溃掉.而生产力的进步使得粮食生产的增加等也只是尽量防止平衡的崩溃.至于什么天灾什么的,完全可以成为压倒这个平衡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而每次的改革让我感觉像是把天平上的东西拿下一点,重新摆放,若成功了就使天平恢复平衡了,而失败就是拿的时候就让天平倒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代表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先进政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实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并不断自我革新，推陈出新。中国***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从制度上打破了历史局限性，打破了历史周期律，实现了与民同治，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共同富裕的大同社会迈进。
说明：
易学是中国古代哲学，在道教创立前就已经存在的学术，而非宗教化的神学。《周易》是古人对自然万物规律的总结，不是神鬼论。作为国学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应正确看待，别用宗教的眼睛来看待。
解译：
“紫微圣人”其祖辈是秀才和文人。
出生前其母梦到在院子里仰望北极星（即天罡星，也作紫微星）异常明亮（“紫微星明”），后被房顶上一片玻璃瓦的碎裂声惊醒。
1986- 1996年间生于四川省北部一个无政治背景的普通家庭（“来自田间第一人”），右手腕有小痣，右肩有大痣。
小时聪慧，喜好艺术，但不被一家之主的父亲支持。
后来父母婚姻破裂，思想受到影响，患上了，头顶长出一点白发（“此人头顶一瓮”）。
喜欢文科类，尤其是中华古文学说，因偏科严重和家庭矛盾，导致学业未成。
父母离异后他随父亲生活，但与母亲的关系更好，其母贤良，可比孟母，邻里无人不夸。
2009年10月1日离开父亲步入社会，经受了很多精神上的磨难，几乎没人理解他。
后续几年，他在成都或重庆创业失败多次，花光了积蓄。他是个习惯散漫的闲人（人闲心不闲），他对未来有希望但也迷茫，渴望有一翻大作为。
2016年前后，他决定参加成人高等教育，深造自己，父亲不问，唯有母亲支持。
2018年前后，他与一位在四川工作的河南籍女子成婚（“圣女有姓画有名，其名隐于河洛书”）。
2019年左右考上公务员，开始了从政之路（“白头变作赤头人”）。
从政后他廉政为民（“造福人群是真命”）。
某某年（年代不便解译）五十多岁的他参与民主制总统竞选（“无王无帝定乾坤”），他的体型不算胖不算高（“腰系九筋带，身穿八丈衣”），因演讲精彩绝伦被选举执政（“一言为君”）。
执政后，他取顺天应民的无为而治（看似无为，实则大有为，指实行宽松政策）管理国家，习惯闲暇时读中国古代典籍（“好把旧书多读到”），很少参加国外首脑会议，但天下局势尽在其掌控之中（“大修文武圣主裁”），这正是因为他尊重自然规律且知人善用，尤其重用有才华的文人的缘故（“秀士登紫殿”）。比起出国访问，他更乐意接待媒体和群众，义正言辞的话一说出口就足见他的英明（“义言一出见英明”），新成立的国家在他的领导下国力（指经济、科技、军事）得到飞速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和中华古文化（易学、道学、儒学，这里指学术，而非宗教）得到大力弘扬（“偃武修文”、“大开文风考对联”），甚至包括服饰（“衣冠文物一齐来”），整个社会堪比刘秀的“光武中兴”（“定国安民功德盛”）。
在他执政十多年满三届后（“众君揖让留三星”），已经七十多岁的他淡出了政治舞台。他还有很多好的思路没有实现（“巍巍荡荡希尧禹”），但他知道自己老了（“百年世事不胜悲”），只希望来生还能与贤臣们一起公事，为国出力（“好修因果待来生”）。
造句指懂得并使用字词，按照一定的句法规则造出字词通顺、意思完整、符合逻辑的句子。依据现代语文学科特征，可延伸为写段、作文的基础，是学生写好作文的基本功。造句来源清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八：“其用意，其造句，均以纤巧胜。”夏_尊叶圣陶《文心雕龙》四：“造句也共同斟酌，由乐华用铅笔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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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偃武修文，经济也在一天一天地恢复。
2、唐朝建立五十年后，唐太宗下令偃武修文。
3、不要武器，要长袍即：偃武修文维尔福微微欠身道。
4、东汉光武即位后，便偃武修文、励精图治。
5、应该尽快制止目前的混乱局面，引导人民偃武修文，以经济建设为重心。
6、他凭借着做局长的权力，偃武修文，用妻舅的名义开了几个商店。
7、唐太宗记取隋_帝灭亡的教训，实行偃武修文，知人善任，为帝业打下良好基础。
8、北宋统一的社会局面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使“程朱理学”逐步居于统治地位。
9、北宋中后期文化的展，其根本推动力在于建国之初赵匡胤定下的偃武修文基本国策。
句子是语言运用的基本单位，它由词或词组构成，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如告诉别人一件事，提出一个问题，表示要求或制止，表示某种感慨。它的句尾应该用上句号、问号或感叹号。造句的方法一般有以下几种：
1、在分析并理解词义的基础上加以说明。如用“瞻仰”造句，可以这样造：“我站在广场上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因为“瞻仰”是怀着敬意抬头向上看。
2、用形容词造句，可以对人物的动作、神态或事物的形状进行具体的描写。如用“鸦雀无声”造句：“教室里鸦雀无声，再也没有人说笑嬉闹，再也没有人随意走动，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了。”这就把“鸦雀无声”写具体了。
3、有的形容词造句可以用一对反义词或用褒义词贬义词的组合来进行，强烈的对比能起到较好的表达作用。如用“光荣”造句：“讲卫生是光荣的，不讲卫生是可耻的。”用“光荣”与“可耻”作对比，强调了讲卫生是一种美德。
4、用比拟词造句，可以借助联想、想象使句子生动。如用“仿佛”造句：“今天冷极了，风刮在脸上仿佛刀割一样。”
5、用关联词造句，必须注意词语的合理搭配。比如用“尽管?可是?”造句：“尽管今天天气很糟，但是大家都没有迟到。”这就需要在平时学习中，把关联词的几种类型分清并记住。
6、先把要造句的词扩展成词组，然后再把句子补充完整。如用“增添”造句，可以先把“增添”组成“增添设备”、“增添信心”或“增添力量”，然后再造句就方便多了。
随着信息新媒体的发展，网络已经成为继报纸、收音机、电视之后的主流媒体，并有将其整合的趋势。网民数量的激增使得网络话题的热议和网络语言迅速成为流行语。出现了很多新现象：网络造句——当某一新闻在网络迅速流传之后，新闻中的某一具有代表性的词语，在网友们的推广下，成为造句的主体，并迅速在网络流行展开。比如李刚中，我爸叫李刚成为流行语，以它进行的造句活动在网络铺开。例如：窗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给我一个李刚，我能撑起整个地球等。而在360与腾讯的3Q网络大战之后，一句“我很艰难的做出决定”也迅速流行。这类造句的特征主要是将已有的诗句、文章等进行改变而成。
慎交游，勤耕读；
笃根本，去浮华。
赏析：赠子侄联。今天也可以用来教育孩子。对孩子来说，努力读书学习，不去游玩胡闹，磨练意志，培养能力，这些就是根本。
闭门种菜，
开阁延宾。
赏析：此为左公题兰州拂云楼联。“种菜”“延宾”既是明说隐居生活，也暗用“刘备种菜”的典故，表达终久要为国家民族做事的意思。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书万卷，神交古人。
赏析：自题联。据说此联是左宗棠15岁时所作，抒发了其意志和抱负。45岁时重写了一遍。短短十六个字，言浅意深，可以铭于座右。
勤以补拙，俭以养性；
和神当春，清节为秋。
赏析：勤俭清和，是左宗棠的自我要求，在今天也值得我们学习。
文章西汉两司马，
经济南阳一卧龙。
赏析：晚年自题书斋联。“西汉两司马”指司马迁和司马相如。“南阳一卧龙”指诸葛亮。“经济”的意思不同于今天的常用含义，而是经济天下的意思。联语表达了左公的抱负。
出处动关天下计，
草庐我亦过来人。
赏析：题卧龙岗诸葛草庐联。左宗棠以诸葛亮自许，晚年经常自称“老亮”。
损人欲以复天理，
蓄道德而能文章。
横额：履和
赏析：题山西省晋中祁县乔家堡村乔家大院联。联语为理学名言，今天对我们修身做人仍有借鉴意义。
不见古人真恨晚，
力当事时莫辞难。
赏析：驻节甘肃平凉时所书，表达自己不畏艰难，收复新疆的决心。
日暮乡关何处是，
古来征战几人回。
赏析：集唐诗题***昭忠祠。上联集自崔颢《黄鹤楼》：“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下联集自王翰《凉州词》：“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中圣人之清，有如此水；
取醉翁之意，以名吾亭。
赏析：题甘肃省酒泉县酒泉亭联。三国时曹操禁酒甚严，对人讳说“酒”字，称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尚书郎徐邈私饮沉醉，对人称“中圣人”，犹言“中酒”。
上联借“中圣人”代指醉酒，并以比喻水清澈。下联化用欧阳修《醉翁亭记》中“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的名句，说明取名“酒泉亭”也“在于山水间”，即有像美酒一样清醇的甘泉。读此联，给人以酒泉之泉为酒般浓香飘溢的美感。
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
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
赏析：题吴县柳毅井联。柳毅井在东山镇翁巷村，为神话故事“柳毅传书”的遗迹。柳毅见义勇为，为龙女传书，所以左宗棠称赞柳毅为“书生”。
在山本清，泉自源头冷起；
入世皆幻，峰从天外飞来。
赏析：题浙江省杭州天竺山冷泉亭联。1846年秋作。“入世”，谓投身到社会。下联是说人生如梦幻，世事万物都不好解释。俞曲园的夫人也有一冷泉亭联：“泉自冷时冷起，峰从飞处飞来。”左宗棠之联言简意明，是篇好答卷，不是俞夫人的俏皮话能比的。
遗爱在川湖，倡议早为天下首；
中兴诸将相，推诚咸知老臣心。
赏析：挽骆秉章联。概括了骆秉章平生功业，指出骆秉章德行诚笃。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赏析：赠陶澍返乡联。这既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景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中最引为得意的一段经历：1835年12月道光帝在皇宫14次召见陶澍，并亲笔为其幼年读书的“印心石屋”题匾。陶认为此事是“旷代之荣”。
上联“廿载”，陶澍出山做官已20年。“家山”，家乡。下联“大江”，语出谢脁《夜发新林至京邑赠送西府同僚》诗：“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八州”，指全中国。“翘首”，抬头而望，形容盼望殷切。
公为诸葛上流，尽瘁鞠躬，死而后已；
我侍文忠数载，感恩知己，生不能忘。
赏析：又一挽骆秉章联。左宗棠早期在骆秉章幕府做师爷，骆秉章对他信任有加，所以左宗棠对他以知己相许。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生平。
赏析：挽曾国藩联。左宗棠大半生瞧不起曾国藩，曾去世时，用这副挽联表达了对曾的敬意，并表示二人虽有龃龉，其实同心都是为了国家。
热血化红磷，羌塞之低，吴江露冷；
忠魂归白下，秦淮月暗，楚地***。
赏析：挽抗俄阵亡将士联。联语慷慨沉郁，感人肺腑。
经始问何年，果然逃墨归儒，天使梵王纳士；
筹边曾此地，恰好修文偃武，我从漳海班师。
赏析：题福建省漳州芝山书院联。芝山书院原为寺。
上联说，原先是佛家寺院，今天开设了书院，用以弘扬儒家为主的文化。“果然”，表示愿望的实现。
孟子曾言：“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孟子·尽心下》）。意为离开墨子一派的，一定归入杨朱这一派来；离开杨朱一派的，必归回儒家。后人以“逃墨归儒”表示儒家一统天下的思想。
“梵王”乃指佛界无所不在的天神，竟也收纳儒家子弟。下联说，我曾在此筹划军事，现在修明文教，偃息战争的理想也可以实现了，可以班师回总督府了。联语今昔对比，借景抒情，言近而旨远。
都想要拜相封侯，却也不难，这里有现成榜样；
最好是忠臣孝子，看来容易，问他做几许功夫。
赏析：题甘肃省兰州某庙戏台联。这是左宗棠劝人向善之作，虽然有些幽默，但是措辞通俗，用意深长，平易顺和，寓意深刻，发人自省。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馀年遗直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赏析：挽林则徐联。上联赞颂林则徐“忧国如家”的品德。下联惋惜林则徐出师未捷身先死，联语用杜甫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和岳飞词句“八千里路云和月”，并以诸葛亮“星沉”喻林则徐逝世。
论及中古士族，一般按地域将其分成山东士族、关陇士族、侨姓士族、吴姓士族、代北虏族等。晋永嘉之际，诸胡南进，中原失据，造成中国南北大分裂。东晋时期，随晋室南渡的侨姓士族与吴姓士族开始融合，形成了本文所论述的对象：江东士族。自东晋至隋唐，山东士族、关陇士族、代北虏族成为北方文化的代表；江东士族则成为南方文化的代表。
江东士族的情况与山东士族颇有不同，山东士族以“五姓七家”为代表，包括清河崔氏与博陵崔氏、陇西李氏与赵郡李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与太原王氏，他们几乎涵盖了山东士族的主体。江东士族包括侨姓士族与吴姓士族，姓族繁多。永嘉之乱造成大批北方士族南渡，过江士族有“百谱”之多，再加上大量吴姓士族的存在，江东士族的姓族之多远非“五姓”所能比肩。
永嘉之乱前，江东居住着吴姓士族，吴姓士族为原有土著或汉代移民，其著房大概有19姓，包括吴郡：吴县朱、张、顾、陆，钱塘朱氏；会稽郡：余姚虞氏、上虞魏氏，山阴孔、谢、贺、丁；义兴郡：阳羡周氏、许氏；丹阳郡：秣陵纪氏、陶氏、句容葛氏。
晋永嘉之乱造成更大规模的移民潮，黄河以南的士族纷纷南渡。永嘉南迁的北方士族主要包括琅琊诸葛氏、琅琊王氏、琅琊颜氏、谯国桓氏、颍川庾氏、颍川钟氏、高平郗氏、汝南荀氏、范阳祖氏、汝南周氏、汝南应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陈郡殷氏、泰山羊氏、南阳范氏以及济阳考城蔡氏等。他们纷至沓来，组建了北方侨姓，并且与吴姓士族一起形成了六朝时期的江东士族。
隋唐源自北周体系，以关陇为本位。隋开皇九年平陈后，“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资治通鉴》卷一七七）。大批江东士族才俊云集长安，唐人孙元晏对此咏叹道：“文物衣冠尽入秦，六朝繁盛忽埃尘。”（《淮水》）隋炀帝践祚后，开始重用江东士族，如许善心、虞世基、虞世南、虞绰、王胄皆梁陈文坛执牛耳者，陈亡后入隋。吴郡陆知命、吴兴姚察等亦得到重用。江东士族是六朝时期的文化高门，南北混一虽以北朝征服南朝而告终，但作为俘虏降臣的江东士族尚能以其学术修养屹立于新朝。
唐太宗总一寰宇，号称得人为盛。唐开国伊始，天下初定，太宗即修文偃武，以文德绥海内。彼时，江东世家大族依旧保持了相当雄厚的势力。元代胡三省《资治通鉴》“武德四年”注云：“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勇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学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这些“东南儒生”多来自南朝，他们大多出自江东士族。
唐初政治上虽然取关陇本位政策，但江东大族仍然有许多人在初唐朝廷中担任要职，如贞观时期会稽虞世南为太宗所器重，杭州褚遂良、许敬宗一时间亦能总揽机要。高宗时苏州陆敦信，武后朝吴兴沈君谅，苏州陆元方、顾琼，中宗朝润州桓彦范，睿宗时的陆象先等，均曾任宰相。太宗朝江东士族子弟在儒学方面人才济济，仅举其荦荦大者：出自吴郡陆氏的陆德明，秦王府文学馆学士、太学博士；出自吴郡朱氏的朱子奢，弘文馆学士；出自吴郡张氏的张后胤于高祖镇太原时引居宾馆，太宗就授《春秋左氏》，曾任国子祭酒，散骑常侍；出自高阳许氏的许叔牙，崇贤馆学士。唐代江东士族虽被皇权有效肢解，并被重新置于皇权政治的框架之内，但其社会影响力仍不容小觑，他们仍能绍继六朝门风，在唐代英才辈出，簪缨相继。
太宗喜好庾信诗文，诗歌受南朝齐梁绮艳、骈俪诗风影响十分明显。围绕在太宗周围的诗人多元老重臣，很多出自江东士族。他们文词辨丽，学涉稽古，皆邓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
贞观年间最著名的宫廷诗人当属虞世南。虞世南出自会稽余姚虞氏，属于江东士族中的吴姓士族。虞世南少时便受到徐陵赏识，陈灭后，与兄虞世基入隋京城长安，时人誉之为西晋入洛阳之陆机、陆云兄弟。入唐后，虞世南甚为太宗所重，太宗称“世南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并称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为“五绝”。《贞观政要》卷二载：“贞观初，太宗引为上客，因开文馆，馆中号为多士，咸推世南为文学之宗。授以记室，与房玄龄对掌文翰。”虞世南曾仕陈、隋二朝，以宫廷诗知名于时，深受齐梁浮艳诗风的影响，其雍容俊朗的诗歌为当时文坛所效仿。入唐后，太宗作宫廷诗，命群臣赓和，世南却谏道：“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新唐书·虞世南传》）虞世南入唐后的诗作力图摆脱齐梁体格，呈现出清新、刚健的气息，流露出对宫廷以外现实生活的关怀。他的佳作以拟乐府为后世称道，其边塞诗对盛唐边塞诗有明显启迪意义，如《从军行》：
涂山烽候惊，弭节度龙城。冀马楼兰将，燕犀上谷兵。剑寒花不落，弓晓月逾明。凛凛严霜节，冰壮黄河绝。蔽日卷征蓬，浮天散飞雪。全兵值月满，精骑乘胶折。结发早驱驰，辛苦事旌麾。马冻重关冷，轮摧九折危。独有西山将，年年属数奇。
该诗描写塞外苦寒之地边关将士征战艰辛，却得不到朝廷的恩赐，流露出作者对将士们的同情。清人沈德潜认为此诗“渐开唐风”（《唐诗别裁集》卷一），指出了虞世南在唐诗发展中的筚路蓝缕之功。
虞世南的咏物诗也别有趣味，往往借咏物来抒发自己的志趣，如《蝉》：
垂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该诗寓意巧妙自然，具有深刻的哲理，又契合作者所处境况，达到了物我情融，主客观合二为一的境界，与后来骆宾王、李商隐同题之作被推为唐人咏蝉诗的“三绝唱”。
作为当时一代文宗，虞世南不仅工于诗，文章亦妙绝天下。太宗时期追怀旧臣及纹饰太平之政治文书，多由世南创制。
唐初另一位出自江东士族的重要作家是陈子良。陈子良吴人，出自江东侨姓士族颍川陈氏，唐初与出自江东士族的萧德言、庾抱同为太子学士。陈子良是唐初开一代风气的作家，其诗作不乏清新之作，如《咏雪》《七夕看新妇隔巷停车诗》等。
唐初宫廷诗歌占据诗坛的统治地位，陈子良的宫廷诗也别具一格，如《新宫词》云：“春色照兰宫，秦女坐窗中。柳叶来眉上，桃花落脸红。拂尘开扇匣，卷帐却熏笼。衫薄偏憎日，裙轻更畏风。”该诗清新自然，颇脱齐梁诗风藩篱。陈子良的足迹曾远至塞外，他的诗歌题材亦突破了宫廷诗的窠臼，如《于塞北春日思归》：
我家吴会青山远，他乡关塞白云深。为许羁愁长下泪，那堪春色更伤心。惊鸟屡飞恒失侣，落花一去不归林。如何此日嗟迟暮，悲来还作白头吟。
该诗描述作者出使塞北时思念江东家乡时的愁情，语句悲凉。全诗对仗工整，清新自然。陈子良虽身处宫廷，其诗歌表现范围已扩展至宫廷以外的社会。论者往往将初唐诗歌题材的扩大归功于“初唐四杰”，而忽视了陈子良的开创之功。
唐初宫廷文坛的重要诗人中出自江东士族者尚有褚遂良与许敬宗，其中，褚遂良为弘文馆学士、著名诗人褚亮之子。许敬宗声名狼藉却久居高位，他是东晋著名文学家许询之后，陈隋时期大儒许善心之子。许敬宗于隋大业年间中秀才，后为秦王府学士，因其起草诏书得体而深受太宗赏识。许敬宗屡修国史，在高宗、武后朝拜相，其诗歌多应制之作，《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许敬宗文集》八十卷。
“初唐四杰”中的骆宾王出自江东士族东阳骆氏（见林宝《元和姓纂》卷十）。骆宾王自幼聪颖，七岁时即以《咏鹅》诗才名远播。少年气盛的骆宾王却偏偏命途多舛，其一生经历远非当时宫廷诗人所能相比，故其诗文表现内容得到很大拓展，有真实生活感受。骆宾王从军边塞的经历长达五六年，创造了不少边塞军旅题材作品，开盛唐边塞诗先声。如《从军行》：
平生一顾念，意气溢三军。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
该诗抒发了诗人建功立业、誓死报国的雄心壮志，极富感染力，较之虞世南的同名作品更多亲身体验。骆宾王咏物诗创作亦颇有建树，如《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该诗托物言志，慨叹朝廷混淆视听，使忠良蒙难，无人为自己平冤昭雪，继承了虞世南《蝉》的借咏物抒情的方式。
骆宾王不仅是诗人，亦为骈文圣手。其骈文仍是骈四俪六的形式，继承了六朝骈文的词藻富赡、语言秾艳的特点，但又添入了新的因素和时代特色，透露出英才华发和俊逸清新的气息，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成为与陈隋骈文迥然异趣的唐代新骈文，因而具有革新意义。骆宾王的骈文名篇《讨武曌檄》是为徐敬业起草的檄文，历来为人传诵。文章融叙事于抒情之中，寓号召于议论之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政治煽动性。
盛唐时期主要指唐玄宗天宝年间。这一时期，唐朝经济文化发展臻于极盛，文学亦发展至巅峰时期。盛唐时期首先“名扬于上京”的江东文士是“吴中四士”，他们皆出自江东士族，包括：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杜甫《饮中八仙歌》）。杜甫将贺知章列为“饮中八仙”之首，足见老杜对贺知章的喜爱。贺知章出自江东士族会稽贺氏，为太子洗马贺德仁之族孙，贺德仁少与从兄德基咸以词学见称，时人称之：“学行可师贺德基，文质彬彬贺德仁。”（《旧唐书·文苑传》）贺德仁兄弟八人，时人喻之“荀氏八龙”。贺知章少以文词知名，尤擅草隶，他性格放旷，自号“四明狂客”。贺知章对盛唐气象的形成贡献很大，他在长安与李白一见如故，留下了“金龟换酒”的文坛典故。贺知章在唐代文学史上有重要贡献，被认为是开盛唐七绝风气之先的作家。
贺知章是“吴中四士”中仕途最得意者，其余三人皆仕途蹭蹬，沉沦下僚。包融出自延陵包氏，梁肃《秘书监包府君集序》称：“（包融）实以文藻盛名，扬于中。”包融之子包佶与包何皆有文名，能延承乃父之业，其中，包佶文名更盛。
张旭出自江东吴姓士族吴郡张氏，是吴郡陆彦远外甥。张旭被称为“张颠”，以草书知名，后人称之为“草圣”。唐文宗曾将张旭的草书、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称之为唐代“三绝”。张旭的诗歌显示的是一种清新俊逸、豪放洒脱的独特风格。张旭不以诗名，但其狂放洒脱的独特个性以及草书成就正是盛唐富于浪漫气息的时代精神的体现。
张若虚虽存诗绝少，总共就两首，却以《春江花月夜》“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该诗孤篇压全唐，攀上了诗歌创作的巅峰，张若虚正是凭借这一首诗而成为大家。“吴中四士”和贺朝、万齐融、邢巨等人共同名扬长安，正是隋唐以来江东文士不断努力的表现。
萧颖士为梁鄱阳王萧恢（梁武帝萧衍兄弟）七世孙，郡望兰陵萧氏，属于江东士族中的侨姓士族。末举进士，对策第一。萧颖士能取得“后世为文者，皆以为法焉”（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之美誉及出现“顷东倭之人，逾海来宾，举其国俗，愿师于夫子”（刘太真《送萧颖士赴东府序》）的情况绝非谬赞。当时新罗使入朝时都说：“国人愿得萧夫子为师。”（《旧唐书·萧颖士传》）
萧颖士是文体复古的积极倡导者，他在《赠韦司业书》中说到：“仆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他强调为文取法魏晋之前，实际上是否定了魏晋以来流行的骈文。萧颖士在古文创作、古文理论方面皆很有建树，并通过人才的培养为古文运动积聚了力量，是古文运动的先驱人物。
盛唐时期的一代名臣张九龄亦出自江东士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张九龄出自始兴张氏，始兴张氏为西晋司空张华之后，永嘉之乱时随晋室南迁，属于江东侨姓士族。张九龄进士及第后仕途颇为顺遂，于玄宗二十一年拜相。张九龄七岁知属文，被张说称为“后出词人之冠”。张九龄有文集20卷传世，以五言古诗最为擅长，其五古《感遇诗》颇得 *** 之旨，为一时之佳作，往往被论者与陈子昂《感遇诗》相提并论。其近体诗亦很有成就，五言律诗往往清淡自然，情致深婉。
张九龄作为一代贤相，亦是当时文坛盟主，他提携后进文士不遗余力，对王昌龄、孟浩然、王维、卢象、裴迪、钱起、包融等皆具奖掖之功。张九龄大力赞同陈子昂提倡“兴寄”“风骨”，反对齐梁文风的主张，认为改革文风的关键是“去华务实”（《送张说上赐燕序》）。他崇尚朴实、力排浮华，清人王士祯《古诗选凡例》说：“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陈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继之，太白又继之。”他反对浮华，又十分重视文学艺术的特征，在盛唐初期文学革新中居功甚伟。
总之，由六朝进入隋唐，被关陇集团牢牢控制于手中，其他集团很难有入仕机会，更遑论国破家亡之南朝士族余绪。江东士族失去六朝时期的社会地位，他们逐渐依附关陇集团，凭藉其文学才能与时俯仰。初盛唐时期，江东士族在文坛上依旧星光熠熠，为初盛唐文学的辉煌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学院）
宋朝历史简介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继五代十国后的朝代。分为北宋(960年—1127年，首都开封)与南宋(1127年—1279年，首都杭州)，合称两宋。
北宋
五代后周显德七年正月（960年），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是为宋太祖，史称北宋。鉴于一些将领、节度使可能拥兵自重而影响皇权，宋太祖听从赵普建议，杯酒释兵权，使兵、将分离，保证了统治权的集中，但是同时削弱了军队战斗力。6年10月，赵匡胤之弟赵光义在斧声烛影中登上皇位，即宋太宗。到9年，消灭北汉，中国大部分被统一。
北宋开国后，通过收兵权、削相权及制钱谷等等措施，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同时，科举制度获得极展。北宋中叶，朝政日益萎靡，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宋仁宗时，出现短暂的“庆历新政”。熙宁时，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产生了影响巨大的王安石变法,但是后来遭到保守派反对而废弃。北宋末，统治极度腐朽。1127年，金国军队攻入开封，宋徽宗、宋钦宗被俘，史称靖康之变，北宋灭亡。
南宋
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即宋高宗，南宋建立。1138年正式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
南宋时期，当权者长期执行求和政策，向金朝称臣纳贡；压制军民抗金斗争，甚至不惜惨杀爱国将领。1142年和秦桧合谋以莫须有罪名害死了力主抗金的岳飞。南宋后期，抗蒙战争连年，到1276年，元朝军队占领临安，益王赵是、广王赵昺等残余势力继续抵抗元朝，直到1279年，8岁的小皇帝宋幼主赵昺被元朝逼的走投无路,被大臣陆秀夫背著跳海而死,南宋残余势力才被元朝消灭。偏安王朝虽最终覆灭，却产生了文天祥等民族英雄。
宋朝经济、文化
两宋时期，在技术改进与租佃制的推动下，农业生产获得显著发展；手工业分工细密，工艺先进，产品闻名于史；商品经济水平超越以往，城市、市镇繁荣，货币流通扩大，诞生最早的纸币。
宋代文化空前进步，理学、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硕果累累，二程、朱熹、欧阳修、苏轼、司马光及沈括等优秀人物，享誉千古；而活字印刷、指南针及火药的发明和应用，更对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宋朝 是中国历代朝代中 经济最发达的 国民文化最兴旺的 科技创新成果最多的 人口基数增长最健康的 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
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 繁荣鼎盛朝代 如果您不相信 鄙人将向您介绍一个如梦如幻的宋朝 让我们一起梦回宋朝:
1 经济发达 宋富
这已早成历史的定论，其他王朝“抑商”，而惟独宋例外。宋初，太祖赵框胤就言“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
歌儿***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后，宋太宗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
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宋之初，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朝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法，轻民法的传统做法，专门研究施行了专卖法，如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宋代则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而且宋的经济法令，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是非常科学的法律法规。这些正确的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发展迅猛，手工业发展迅猛，使宋朝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银行，这是绝无仅有的!甚至银行可以，异地付款，就算是从近代来看都是非常先进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地域而言，宋时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江浙和四川等老牌地区，就连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也比唐代有较展，这也是另人很惊讶的。从手工业看
，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都比唐代进步的多。宋的手工业除了产地扩大、产量增加以外，技术提高也是非常明显。比如“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单筒井”的开凿，宋瓷的精良等，无不反应了技术的成熟和创新，而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解放了大量受俘于土地的农民，使他们投入于商业，手工业中
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大量开金、银、铜、铁、煤等矿藏，而且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加工工厂。如：造船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火器厂、还有各地的官窑等等。可见当时的手工业之兴旺是空前的！
早在北宋，中国已懂得用烧煤、炼钢、大型手工业则雇佣几百全职的产业工人。而的两处军工业聘用八千工人——这已经是重工业规模了！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一年为例，年产达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此外，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宋代无愧于世界近代之前的"高科技"之家。更是当时世界上的手工业之霸主!
从商业看，唐代的城市多趋于行政中心，而宋代市镇则趋于工商业化，唐代都市内的贸易地区由官员严格控制，宋代则更加自由，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城市的发展，“坊制”的突破，集镇的兴起，因此住宅区与商业区的界限逐渐消失。宋代的这一类的"新型"都市有些发展至有了很大的规模，如开封和杭州都达到一百万人口，而后者就是"马可波罗"在元初所见的“前所未有”的城市，即使是到了至元朝后期，中国以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达"
其人口只有三十至五十万之间，数百年后***旅行家伊本．贝图塔也称杭州为"世上最大的城市"!从事工商业的人口逐步增多，产量加大，投入资本大幅度扩充，因此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也已不单独只是农业了，工商业所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且在其商业运作中还出现了铜板印刷的广告，这比西方资本主义的广告要早三百多年。就学士苏东坡来说，他就曾给一位做油食老妇人，做过一首广告诗使之兴隆。更有意思的是，宋朝还出现了近似现代报纸的“小报”和史上最早的商标，商标是小可意义重大，这标志着宋朝商业化体系的逐步完善。此外，著名学者沈括所著<货币流通速度论>也是达到了现代货币理论水平，大宋强盛的商业浪潮，也是世界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母体，而宋代的经济突飞猛进则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
2 文化辉煌
物质生活的富足，精神追求变的越发迫切，于是宋朝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有了强烈的文化需要，国民闲暇的生活，审美趣味，生活情趣，都促成了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诗词、歌赋、杂技、戏曲、民间音乐、、书法、建筑等艺术都在宋代高速发展。与此同时宋朝出现了一大批名垂青史的文人骚客，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苏轼、欧阳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岳飞、文天祥、沈括、辛弃疾、朱熹、李清照等，这些学者们即使现在看来也是风华依旧，其光泽不减当年，古今中外最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宋朝就占了六位之多，可见其文化之光辉是何等之耀眼!
书法家更是举不胜举，最著名的四大书法家有：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他们的作品足以让书法家们叹为观止，就是"大汉奸"秦桧也能习得一手妙笔，舞得一手好文，若是其为人正派必然也是一位书法家文学家。更不论岳飞等文滔武略的英雄了!
因文化的百花齐放，两宋大家又分之为南北 ：
南宋有四大家：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北宋有二程：程颐、程颢(理学家)。南宋东南有三贤：朱熹、张拭、吕祖谦，也正是因为宋文化的蓬勃发展，使宋朝完成了“儒学复兴”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使得传统的“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也促进了儒、释、道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
“词”自唐末兴起，经五代至宋已经达到全盛。因此有唐诗，宋词，元曲等并称。可见词是宋朝文化的代表之一，是急先锋之一。要考究宋朝文化必然要先对其词有所了解，而最具有代表的是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此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是一般的孩童都会吟唱两句。全词高雅，飘然，使人如登仙境，又独身于世外，孤独且满目而悲者矣，可谓登峰造极之作，把水调歌头词牌名形式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江城子?密州出猎》也是出自其手笔，而其他词人同样成绩斐然，就算是李清照等女词人也是所见不鲜，可女子好习文且达到如此水平者，古往今来也惟独宋时一个李清照。也是，若把宋词之人一一列举，鄙人一天也未必言尽，再举下去也只是数数宋代“词”文化的九牛一毛了。就那《全宋词》来说吧，全书共收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章近两万赋，孔凡礼的《全宋词补辑》，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词人百家之多
词作四百多篇。这足以反映了词文化在宋时的地位，足以反映了词无愧于宋文化之代表，足以放映了宋文化的欣然朝气！
“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在宋把对“诗”的诠释提升到新的层面，一个更加大众化的普及层面，一个更加自由的格律层面。宋朝虽然是“词”的全盛时期，但是同时是一个“诗”的国度，我们无论在小学中学大学乃至于研究生唐宋朝之诗，是接触过最多的宋代的诗，是唐朝之诗的延续，再发展与突破，宋朝的诗人更广泛，诗篇更丰富，诗歌的种类和形式在宋朝达到丰富，宋诗创作的数量空前的多，根我所知，北京大学正进行《全宋诗》的编纂，据初步统计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为《全唐诗》的四倍！就个体诗词数量，而言诗词作品最多的个体还是在宋代诞生了，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忧国忧民之人的名字吧，他就是-----陆游。你还记得这位伟大的诗人对国家复兴的致死愿望吗？
可曾记得他的临终遗言吗？
如果你忘记的话，那么你听吧！“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多么朴实的语言啊！一个爱国义士临终遗言，我生前没看到复国啊，我死后也要听到这个消息……
我的孩子们啊，大宋复国之你们千万不要忘记，在拜祭的时候，告诉你们的父亲这个消息啊…… 让我九泉之下也能瞑目……
写到这里，我闭上了眼睛，不知为何，泪流不止。是的，是的确实流泪了！而且在尽情的流泪！不光为了“诗”所隐藏了的悲楚而流泪，也为了千千万万的象陆游这样爱国志士流泪，更加是为了宋朝最终命运而流泪！（呵呵
键盘上湿一大片，休息以下，还是振作起来继续写吧）
唐宋之诗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取之不完，用之不绝，诗中包含了无数知识财富，但这个宝库我们认知和开发的非常之少，能不遗憾吗？如此之多的潜在等待着我们去开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动心呢？
在之前鄙人谈到了四大书法家，书法方面不多说了，宋朝的书法的成就是世人皆知的，而宋代所涌现的画家有哪些呢？
最富盛名的画家有：赵佶、范宽、马远、夏圭、郭熙、李唐、张择端等。艺术界，闻名遐迩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出自张择端之手。纵观中国历史，最能代表中国画最高艺术成就的，非宋代之山水画莫属了，时而博大如鸿，时而飘渺如仙，意境挥洒如行云，意随豪泼如流水。宋时，山水画家可谓人才辈出，各有所长，比如：北宋画家有范宽（以崇山峻岭和雪景
见长）、许道宁（以林木野水 见长）、郭熙（以描四时朝暮 风雨明晦的细化 见长）、李成（以塞林平远
见长）、惠崇、赵令穰（以抒情小景见长）、米芾、米友仁父子（又以云山墨戏见长）画中内容之丰富无法用言语穷尽。而南宋的夏圭、马远、李唐，富有诗意的山水反映了山水画艺术的不断变革和发展。他们与刘松年共称为南宋四家。不知名或者隐居的民间画家也多如牛毛，可见宋朝书画方面也已经达到可艺术创作的颠峰。除此之外，宋时兴起的话本，也是在我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可以说它开创了明清白话的先河，而平民文化也蓬勃地发展起来了如戏艺的有：皮影戏、滑稽剧、杂技、傀儡戏、杂剧、说话、等等。经济的飞跃发展，物质生活的越发优越，业兴盛了，宋时，分得很明确，大致分为了“商妓”、“艺妓”、“声妓”、“官妓”四类。当然此妓非彼妓，她们大部分都不卖身，只卖艺。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对琴、棋、书、画、歌、诗，样样精通。有的甚至可以自成一家，也就是现在的民间艺术家一类，这四类艺妓中，最具有才貌双全特性的非“官妓”莫属。自然官妓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宋朝时期，所有的茶文化也是很有品位的，根据个人喜好调制，与其说是品茶不如说是品差饮料，连茶盏都分：黑釉、酱釉、青釉、青白釉四种。可见宋人也是优越之优越，享受之享受啊。宋还有斗茶之风，民间有各种花瓣茶流行叫卖，国君徽宗也在《大观茶论》二十篇文章介绍茶文化，可以说宋代茶文化是中国古代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综合体现，是雅俗共有之文化。由于徽宗非常喜爱，上行下效，玉雕艺术有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木雕、竹刻、漆器、碑帖、印章、铜器、金银器、牙角器、乃及笔、墨、纸、砚等等都有极高的造诣。这些都，表明了宋的文化艺术的高超深厚!
宋朝时期还创造了现在使用的 "宋体字"
可见其对文字的影响也颇为深远，宋代史学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宋代史学体裁多样，兴起了方志学，金石学(类似考古学)
史学著作也异常丰富，著名史家辈出，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东汉后早已失传，也是经宋朝的徐铉氏兄弟重新编纂的。学者认为，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文化曾经出现过三次大的***：1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2 第两宋时期的文化复兴
3"四运动"
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些评价是很值得重视的，史学家汤因比（英国）曾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余秋雨先生也曾说过“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连邓广铭也曾说“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是的，宋朝文化吸引了无数学者们，它的确是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空前绝后的！
宋南北两朝历代年号表
北宋年号表
年号 庙号 名字 即位时间 即位年龄 在位
年数 死时
年龄 世系 备注
建隆、乾德、开宝 太祖 赵匡胤 (960) 34 17 50 父是赵弘殷
仕后周，以军功累至殿前都典检，掌禁军。恭帝显德七年（960年）一月，领兵到陈桥驿，与部将策动兵变，被拥立为皇帝，国号宋
开宝、太平兴国、雍熙、端拱、淳化、至道 太宗 赵光义 (6) 38 22 59 太祖弟
即位前任开封府尹、中书令，加封晋王，位在宰相之上。太祖卒，嗣位
至道、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兴 真宗 赵恒 (9) 30 26 55 太宗第三子 以皇太子嗣位
乾兴、天圣、明道、景佑、宝元、康定、庆历、皇佑、至和、嘉佑 仁宗 赵祯 （1022） 13 42 54 真宗第六子 以皇太子嗣位
嘉佑、治平 英宗 赵曙 (1063) 32 5 36 赵允让第十三子 年四岁，由仁宗养于宫中，后立为皇太子，以皇太子嗣位
治平、熙宁、元丰 神宗 赵 （1067） 20 19 38 英宗长子 以皇太子嗣位
元丰、元佑、绍圣、元符 哲宗 赵煦 （1085） 9 16 24 神宗第六子 以皇太子嗣位
元符、建中靖国、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 徽宗 赵佶 (1100) 19 26 54 神宗第十一子
即位前封端王。哲宗死，嗣位。靖康二年（1127年）被金兵虏归，后死于五国城
宣和、靖康 钦宗 赵桓 (1126) 27 2 62 徽宗长子
政和五年（1115年），立为皇太子。宣和七年（1125年）12月，受父禅即帝位。靖康元年（1126年）11月，金兵攻破汴京。明年二月，金废钦宗及太上皇徽宗为庶人，虏诣金国，北宋亡。帝在位一年又四个月。
南宋年号表
年号 庙号 名字 即位时间 即位年龄 在位
年数 死时
年龄 世系 备注
建炎、绍兴 高宗 赵构 (1127) 21 36 81 徽宗第九子
即位前称康王。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兵虏徽、钦二宗。五月，康王在南京（河南商丘）即帝位
绍兴、隆兴、乾道、淳熙 孝宗 赵昚 (1162) 36 28 68 太祖赵匡胤七世孙，太祖少子秦王德芳之后。父季王赵子偁
高宗无子，纳赵昚于宫中以为嗣子，后立为皇太子。高宗死，遂即位
淳熙、绍熙 光宗 赵敦 (1189) 43 6 54 孝宗第三子 以皇太子嗣位
绍熙、庆元、嘉泰、开禧、嘉定 光宗 赵扩 （1194） 27 31 57 光宗第二子 以皇太子嗣位
嘉定、宝庆、绍定、端平、嘉熙、淳you、宝you 、开庆、景定 宁宗 赵昀 (1224) 20 41 60 太祖十世孙，父赵希lu
嘉定十七年（1224年）宁宗病危，权相史弥远称诏，另立宗室子贵诚为皇子，改名昀。同年八月宁宗死，史弥远拥立赵昀嗣位，原皇子赵hong被废
景定、咸淳 度宗 赵淳 （1264） 25 11 35 太祖十一世孙，理宗侄。父荣王与芮
理宗无子，立ji为皇太子，理宗死，ji为太子嗣位
咸淳、德you 恭帝 赵显 （1274） 4 3 度宗幼子
度宗死，权相贾似道拥立赵显为帝，显兄赵shi遂不得立。德you二年（1276年），蒙古军陷临安，赵显被俘北去
景炎 端宗 赵shi (1276) 9 3 11 度宗长子
恭帝被蒙古军掳归，陆秀夫在温州奉益王赵shi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德you二年（1276年）复拥立赵shi为帝，即位于福州，元军进逼，帝逃走，病死
祥兴 赵bing (1278) 8 2 9 度宗子
端宗病死，陆秀夫、张世杰拥立卫王赵bing为宋主，移驻崖山。1279年正月，元军攻崖山，二月陆秀夫负帝赵bing跳海死。南宋亡
赵构也是明君,在宋快亡之时力挽狂澜,振社稷于即倒,延续***半壁江山又是数百年,秦桧贤臣,在国家危亡之际,助明君,保我***江山,功盖千古.
赵构肯定不是昏君,在徽钦二帝被掳之后,自任兵马大元帅,支撑起了与金抗衡的半壁江山,南宋中兴之后,又将帝位及早传给了青年人,自己则做了十五年的“太上皇”，是中国历史上做“太上皇”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宋绍兴九年（1119年），宋金达成和约。第二年，金方发生，主和派被杀，主战派得势而背盟南侵。宋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吴玠、岳飞等五路兵马齐出，迫使金人回到谈判桌上，和平局面自此形成。在宋朝，皇帝是三军最高统帅，而枢密院使则相当于三军总司令。以宋朝修文偃武的官僚制度，没有最高统帅的命令，没有三军总司令的调度，军队决不可能擅自行动。史料尽管可以众说纷纭，而事实只有一个。事实是，金人挨了打，乖乖地回到谈判桌上来。宋的官僚制度和这一段事实说明，仗是皇帝赵构让打的，总指挥总协调则是枢密院使秦桧，赵秦是以战促和，两人都不是软骨头。试问，在当时除了赵秦二人之外，还有哪个能够调动五路兵马去打金人呢？难道是张、韩等人自己联络好了去打仗的吗？
很显然他们实为韬光养晦,保存实力积蓄力量之举.
另外各位还可以比较明末,如果崇贞皇帝死后他的儿子中也有像赵构这样的挽狂澜于即倒，振救江山社稷的,明朝会这么快亡吗?
秦桧有句很有名的经济策论：“中国人但着衣吃饭，徐图中兴”。意思说中国人先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国力,解决穿衣吃饭问题，再谋求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需要一步步地实现，不是愿望怎么样就一步到位。宋是古代经济最繁荣的朝代,宋最后灭了金，还是被蒙古灭了，毕竟蒙古的崛起当时世界没谁挡得住．
宋朝历代皇帝
宋太祖
宋太祖 （927—6）即赵匡胤。宋朝创建者（960—6）。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出生于河南洛阳。原为后周殿前都点检。
建隆元年(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后周，称帝于开封，建宋朝，史称北宋。自建隆三年
（963年）起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攻灭荆南等南方割据,且在北方要地驻兵防守。又以杯酒释兵权等策,削夺禁军宿将及藩镇兵权。改革官制,以文臣出任州县长官。中央增设副相（参知政事）,又使枢密使、三司使分掌兵财，以分相权。在位时加强中央集权,结束了藩镇割据局面,但其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方针,对宋代的“积贫积弱”有较大影响。
宋太宗
宋太宗
（939—9）北宋皇帝（6—9）。名赵炅。太祖弟，初名匡义，后改光义,即位后,改名炅。他曾参加陈桥驿兵变，拥立其兄为帝。继承太祖各个击破割据的方针,迫吴越王献土归降，又亲征灭北汉，试图收复幽云十六州。但在两次对辽征战失败后,取消极防守的方针。对内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科举取士制度，建崇文院编《太平御览》等。他注重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统治晚期剥削加重，激起王小波、李顺起义。他背弃了“金匮之盟”，费其弟光美为庶人后杀掉，又费其长子楚王元左为百姓。9年，病逝于汴京万授殿，终年五十九岁。
宋真宗
宋真宗
（968—1022）北宋皇帝（9—1022）。名赵恒,原名赵德昌，太宗第三子。曾被封为韩王、襄王、寿王。后立为太子。统治前期的咸平、景德年间因勤于政事,
经济发展,号称治世。但景德元年(1004年)辽国进犯澶州，真宗亲征，澶渊之役订城下之盟，开创纳岁币求和苟安的先例，以物质换取和平，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后期任用王钦
若大兴祥瑞,东封泰山,西祀汾阳,又广建佛寺道观,劳民伤财,导致社会矛盾激化.1022年病逝于忭京宫中延庆殿，终年五十五岁，在位二十五年，葬于永定陵。
宋仁宗
宋仁宗
（1010—1063）北宋皇帝(1022—1063)。名赵祯,原名受益。真宗子。其即位时只有十三岁，由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十余年后亲政，他的统治开始较为节俭。但对西夏战争屡败,被迫以“岁赐”
银、绢、茶妥协，对辽也以增纳岁币求和。土地兼并及冗宫、冗兵、冗费现象日益严重,虽起用范仲淹等进行改革,但结果失败。但总的来说，仁宗在位期间国家比较安定，1063年，仁宗病逝于宫中福宁殿，终年五十四岁。据《宋史》载，其母李氏生仁宗后，被刘德妃窃为己子，仁宗即位后，仍认刘后为生母，李氏临死也没敢母子相认。刘后死后，仁宗才知道内情，追封李氏为皇太后。后人根据这段历史编写了《狸猫换太子》。
宋英宗
宋英宗名赵曙，太宗曾孙，濮王允让之子。仁宗无子，英宗幼年被任宗接入皇宫抚养，赐名为宗宝。1050年为岳州团练使，后为秦州防御使。1055年立以为嗣。英宗在位期间，任用旧臣韩琦等人，不想改革，但与辽国和西夏没有发生战争。1067年，病逝于宫中福宁殿。在位四年葬于永厚陵，陪葬有高后、狄青、杨延昭等。
宋哲宗
宋哲宗赵煦，原名佣，神宗第六子。曾被封为延安郡王。神宗病危时被立为太子。哲宗即位后，年仅九岁，由高太后执政，1093年，亲政后，任用主张变法的大臣，对守旧派、中间派进行打击。追贬司马光，并将苏辙等人流放到岭南。恢复免役法、保甲法、青苗法等。终止与西夏的谈判，加强边境防御，屡败西下，迫使其求和。1100年正月，病逝于汴京，在位十五年，终年二十四岁，葬于永泰陵。
宋徽宗
宋徽宗 （1082—1135）北宋皇帝（l100—1125）。名赵佶。统治期间重用蔡京、童贯等奸臣权阉,***横暴,
掠夺民财。又尊奉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大兴木土、广建宫观庭院,设局搜刮奇花异石，称“花石纲”。于京师筑“艮岳”,劳民伤财，导致农民揭竿起义。宣和七年（1125年）传位给钦宗赵桓,自称太上皇。靖康二年（1127年）为金兵俘虏北去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至死不得归。工于书画，以花鸟画和“瘦金书”书法名于世。书法初师薛稷，草书学黄庭坚。楷书瘦劲峻丽，有“屈铁断金”之誉，自成法度，世称“瘦金体”。传世书迹有《真草千字文》、《临写兰亭绢本》等。
宋钦宗
宋钦宗
(1100—1156)北宋皇帝。名赵桓。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南下时受父徽宗之禅即位。次年被迫起用主战派李纲抗金,斩杀罢黜了蔡京一党。但仍答应以赔款、割太原等三镇乞降求和。汴京城破后，降金，北宋灭亡。靖康二年
（1127年）与徽宗为金兵俘掳北去，囚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1161年，钦宗赵桓在金国被马踩死，终年五十七岁，葬处不明。
宋高宗
抚民以静 偃武修文 单看老子的“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这段话仿佛老子的意图就是使人民愚昧无知的统治，很容易被人误解。要是整篇联系起来看呢？情况截然相反，这是一段典型的“无为而制”的经典论述。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名字的意思是“济世安民”。汉族，陇西成纪（今甘肃省静宁县成纪乡）人，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诗人。平窦建德、王世充之后，始大量接触文学与书法，有墨宝传世。即位为帝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努力学习文治天下，成功转型为中国史上最出名的政治家与明君之一。唐太宗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经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此举为后来的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唐太宗李世民用 “抚民以静”、“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使得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空前繁荣。 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年仅二十九岁的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登上了唐朝帝位，年号“贞观”，史称唐太宗。 他即位不久，北方强大草原民族首领颉利统率二十万铁骑兵临长安城下，江山顿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李世民审时度势，决定以屈求伸，以退为进，遂###辱负重，与对手签订城下之盟，为朝廷赢得了增强实力，伺机反攻的宝贵时间。李世民经过数年卧薪尝胆，厉兵秣马，最终击败了强大对手颉利，洗雪前耻，实现了一统。 战争胜利后，李世民趁热打铁，大力推行“夷汉一家”的民族和解政策，缓解因长期争战而形成的，开创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新篇章，各草原民族倾心归附，共同尊奉李世民为“”。 国家承平后，李世民以隋亡为鉴，推行开明的治国方略，选择了“抚民以静”、“偃武修文”的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把理政的重点放在发展农桑，安定民生之上，省官并职，整肃贪渎；虚心纳谏，健全法制；擢拔人才，繁荣文化；造就“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尚，新生的唐王朝走上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因此而成为一个四方来贺、八方来朝的强盛国家。著名的“贞观之治”从此被记录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永远的光荣与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