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他们两虽然认识的时间很早，但应该一直就是朋友或者好朋友的关系。朋友或好朋友关系开始变质的时候应该就是他们一起被捕之后开始慢慢发生变化的。
唐爽和周立波认识的时候还在复旦大学就读，周立波曾经在自己的微博晒出他们在一起的合影，并且符文称唐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天才“。
周立波的微博关注好友就有唐爽的微博，而周立波微博关注的好友只有30人，而唐爽就是其中一个，可见两个人的关系应该是挺好的，算得上是好朋友的关系，应该没有什么恩怨或利益***的。
在出事的当天唐爽为参加一个论坛活动为周立波做翻译，这时候两人还是没有恩怨的，唐爽还为他做翻译，周立波开车载着他一起去参加论坛活动。
在去的路上周立波开车出现蛇形状，被当地值班的交警发现，骑上车去追赶拦截，并进行检查。在车子里搜出一些毒品和，周立波和唐爽在这个时候两个人同时被逮捕。
按照正常的理论他们两个同时被捕，应该是标准的难兄难弟。但是结果出人意料，周立波先被保释出来，而唐爽比周立波晚半天才被保释出来。一起进去，却没能一起出来，这里面的原因让人摸不透，唐爽也应该更是摸不透，这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应该开始了微妙的发生变化。
事情结束后，周立波回国向媒体澄清，说自己是无辜的，受到别人的陷害和律师的欺骗等等，总之是把自己的一身臭屎洗的干干净净，把所有的罪责指向别人。
而身为当事人的唐爽在周立波发表言论后，所有的罪责和矛头都指向了他，直接影响到他的个利和声誉。唐爽应该也是不得已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权益和声誉才公开发表揭穿周立波，也就是这样两个人开始有了恩怨的。
施耐庵（约1296～1370）中国元末明初作家。名子安，一说名耳。兴化（今江苏兴化县）人，原籍苏州。相传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明嘉靖十九年（1540），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自20世纪20年代，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和《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据这些材料分析，施于元明宗至顺二年（1331）中进士，曾官钱塘二年，因与当权者不和，弃职还乡，回到苏州写作《水浒传》，追溯旧闻，闭门著述，悒悒不得行其志。还有的传说他此时与元末农民起义将领张士诚有过联系。
名子安（一说名耳），又名肇瑞，字彦端，号耐庵。籍贯江苏兴化人。祖籍泰州海陵县，住苏州阊门外施家巷，后迁居当时兴化县白驹场（今江苏省大丰市白驹镇）。中国古代著名作家，元末明初人，长篇古典《水浒传》作者。明嘉靖十九年（1540），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
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施耐庵简介，在今江苏省兴化、大丰、盐都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等，另有《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
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子弟之一施之常后裔施耐庵简介，唐末施之常后人在苏州为家。其父名为元德，操舟为业，母亲卞氏（卞氏后裔亦迁至今江苏省大丰市境内）。施耐庵自幼聪明好学，才气过人，事亲至孝，为人仗义。19岁中秀才，28岁中举人，36岁与刘伯温同榜中进士。
其曾在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为官三年，因不满官场黑暗，不愿逢迎权贵，弃官回乡。张士诚起义抗元时，施耐庵参加了他的军事活动。张据苏以后，施耐庵又在他幕下参与谋划，和他的部将卞元亨相交甚密。后因张贪享逸乐，不纳忠言，施耐庵与鲁渊、刘亮、陈基等大为失望，相继离去。施耐庵与鲁、刘相别施时，曾作《新水令秋江送别》套曲，抒发慷慨悲痛之情。不久，张士诚身亡国灭。施浪迹天涯，漫游山东、河南等地，曾与山东郓城县教谕刘善本友善，后寓居江阴徐氏初，为其塾师。随后还旧白驹，隐居不出，感时政衰败，作《水浒传》寄
托心意，又与***罗贯中撰《三国志演义》、《三遂平妖传》等说部。他还精于诗曲，但流传极少。除套曲《秋江送别》以外，还有如顾逖诗、赠刘亮诗传世。施耐庵为避明朝征召，潜居淮安，染病而殁，就地高葬，享年75岁。施耐庵殁后数十年，其孙文昱（述元）家道炽盛，始迁其祖耐庵骨葬于白驹西落湖（今江苏省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村），并请王道生作《施耐庵墓志》。
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也有人认为是同***罗贯中合著或者有罗贯中续写。
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施耐庵这个人还是有的，但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史书鲜有记载。即使有的材料，虽有明确记载，但材料本身的真伪与可信程度，至今还没有得到公认。我们认为他大概是杭州人，至少曾长期生活在杭州一带，有人推测他可能是一个专门为说书艺人编写话本的书会才人，或者本身就是一个粗通文墨、技艺精湛的说书艺人。其生活的年代在元末明初，祖籍姑苏，名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1296)年，少年聪慧，写得一手好文章，后为至顺辛未科(1331)进士，也曾在钱塘做官两年，因一身抱负未得施展，不合于当道权贵，弃官归隐，闭门著述。有人说他曾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将卞元亨交情不错，卞向张推荐施耐庵做其幕僚，但施在多次延请后仍不应征，据说张士诚还曾经亲自登门拜访过他，见他正在书房撰写《江湖豪客传》一书，即《水浒传》也。后来张士诚兵败，施耐庵为避祸，举家迁徙到淮安，继续著述以自娱。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也曾下诏书请他出来做官，但他仍然坚持不出仕，在当地积德累行，名声极佳。他写完《水浒传》后没过几年，就病逝了。
在写《水浒传》之前，虽然有点才气，但施耐庵混得却很惨，名字也是不见经传的“施子安”。在元末明初那个年代，“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每个年轻人的最高理想，更是一个男人成功的标志。不过年轻的施耐庵却远没他的苏州老乡唐伯虎那么，十年寒窗，鼓捣来鼓捣去连个秀才的功名也没落着。对朝廷的看法和对社会的心理由此失衡。
更雪上加霜的是，失败的爱情也不期而至。18岁那年，小施迷上了邻家女孩金莲莲。按照现在的说法，不久两人就偷偷坠入爱河。可由于莲莲的母亲一心想让女儿攀个有钱人家，爱情最终还是输给了金钱。见最后一面时，莲莲用酷酷的表情对施耐庵说，子安哥，别恨我，我真的想过好日子，都不容易……这句话让年轻的施耐庵偏激地感到，女孩子都是靠不住的。
经别人介绍，第二次，施耐庵遇到了一个叫潘巧巧的姑娘。要说巧巧这女孩子，第一面就看上了小施，可巧巧天生是个追求爱情自由的姑娘，所以在和施耐庵周旋的同时，她又和别人好上了。尽管施耐庵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银子，但巧巧最后连个屁也不放就寻找自己的幸福去了。这让施耐庵再次受伤。经受两次 *** 后，施耐庵才由原来的施子安改名为“耐庵”，有点遁入空门的意味。
不论如何，生活还得继续。无奈之下，施耐庵到城外十字坡找梁山泊大客栈的掌柜王伦，想寻个记账之类的差
事，算是打工挣钱娶媳妇。不想这王伦也是个不及第的秀才，文人相轻，居然把施耐庵奚落了一通，而他的老婆孙氏更是把施耐庵推出了店门，让施耐庵好没面子，几乎对王伦和孙氏恨之入骨。
又过了几年，依旧落魄的施耐庵委曲求全，娶了卖豆腐的寡妇顾大嫂为妻，终其一生。这顾大嫂虽然性子烈，属于稍不顺遂便拿鞋子满街追打老施的主儿，但总算还支持施耐庵走文学创作之路。谁曾想过，这些不幸的经历却 *** 了老施的创作灵感，洋洋洒洒一部《水浒传》很快杀青，成为畅销书。不过文人嘛，难免小心眼，所以在人物和情节安排上就有了以金莲莲、潘巧巧为原型创作的潘金莲、潘巧云两个偷情 *** 形象和顾大嫂、孙二娘两个野蛮女友典型。而十字坡的店自然是黑店，王伦则是因为心胸狭窄被杀！由于那个时代人们 *** 意识很弱，早已当上奶奶的金莲莲、潘巧巧以及王伦、孙氏等得罪过施耐庵的人虽然窝了一肚子火，但却无法去告官说老施影射他们、丑化他们、诽谤他们！倒是因为看到施耐庵把扈三娘描写得很可爱，顾大嫂起了疑心，追问起谁是该形象的原型，施耐庵战战兢兢地说，那是自己理想中的好女子形象：漂亮、有能耐、重情意、不记仇，纵使家人被强盗也要坚决嫁给一个丑陋的小个子强盗。于是，一部《水浒传》，五个女主角，没一个是美丽的。看来，施耐庵这家伙注定不讨女孩子欢心。
《水浒传》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李□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36人），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1119年）至宣和三年（1121年），前后三年多。
宋代说书伎艺兴盛，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篇目《青面兽》、《》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这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但龚开的赞并
未说故事内容。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止，顺序和现在的《水浒传》基本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第15头领。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传》成书以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这或者同在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这部优秀的古典名著《水浒传》。《水浒传》的故事最初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间，从南宋开始就成为了民间口头文学的主要题材。目前流传下来的根据说书人编成的话本中就有“青面兽”，“”，“武行者”等。元朝初年，出现了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描述了晁盖、吴加亮（吴用）等36人的故事，初步具有了《水浒传》的故事梗概。元朝，元杂剧中还出现了一些水浒故事剧本。 《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像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
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 *** 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
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 *** 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的语言不仅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对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有时也能准确地表现出来，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如李逵第一次见宋江，就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责备他粗鲁，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绍了情况，他还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他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他是个粗人，见人不懂得什么客套和应酬之事，不受礼节的约束，他刚上梁山便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 *** 哥便作小宋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象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话，只有李逵才说得出，是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吴用的足智多谋，宋江的谦虚下人，通过他们的对话，无不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鲁迅曾经指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我觉得他们的恩怨应该积累的很深了。
如果你想说你对中国相声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想你会想到两位老师，侯宝林和马三立。但如果你想说在相声的低迷时期，它在引领相声走出困境、让相声再度活跃于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你必须说今天的热门相声演员郭德纲！
姜昆姜是一边倒的批三俗，叫嚣相声大***。也许我们想得太多了。人们说相声应该从头到尾忽略郭德纲的表演。如果你这样看，你会豁然开朗。主流相声已经崩溃，看起来更赏心悦目。另一方面，郭德纲坚持三次普通相声的最高标准，还在许多方面借鉴了东北二人转的表演风格，将***贱的表演风格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它可以被称为非主流串扰的高峰。
这两人仿若宿敌，也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姜昆贵为中国曲艺协会，上过多次春节晚会，也表演了不少的所谓高压相声。在主流相声圈可以说是最高统帅。而郭德纲自称非主流相声演员，相声门里的小学生。他创立的德云社垄断了国内大半的相声市场。更是将相声商演开到了能和明星演唱会同等级别的规模，但就这一点，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没过多久就出现了郭德纲，大家才重新越来越喜欢相声。当然姜昆许多经典的相声作品带给我们许多欢乐，但是近年来媒体关注点不再是他的相声，而是与郭德纲之间的话题。几年前，姜昆在某次演讲时，对郭德纲相声的流行表示了质疑和批评：“郭德纲在网上闹那么多事情，在道德在上，出现这么多问题，我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他？”在姜昆眼里，郭德纲的相声太粗俗。
所以这就是他们之间的恩怨。以上仅是个人观点。
魏晋是一个美文的时代，骈赋则是这个时代美文的最突出标志。魏晋人以其缘情绮靡之美学观指导下的逐美实践以及所形成的骈美形式，最强烈地表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典型情绪和美学特征。骈赋的出现，是文学个性化表现的特殊要求，也使文学真正地成为了“人学”。 从文体的性质上看，骈赋很像舶来品的散文诗。骈赋的丰富性、繁复性和华赡性，非常有利于表现深沉而激荡的情感，适应个体生命的复杂难言的哀怨惆怅的含蓄抒写，往往表现“生命不谐”的悲悯主题和幽怨情感，形成强烈而浓郁、悠长而缠绵的情韵，读来让人回肠荡气而生成一种艺术***的颤栗。魏晋骈赋不仅有其自身的形式优势，还对其他文体具有深刻的影响。
骈赋，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代表样式，是当时文学创作的主流势力，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最为壮丽的奇观。魏晋南北朝骈赋（以下简为“魏晋骈赋”），无论是产量，还是品质，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突出的时期，这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很重要也很有意味的现象。何以魏晋文人普遍地爱好骈赋呢？魏晋骈赋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一个没有被人们所真正重视而必须正确对待的文学史现象。
因为人们对“骈”字讳莫如深，甚至大有谈“骈”色变的倾向，把“骈赋”与***联系在一起，在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时多着眼于五言诗，或者说在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最大关注是在五言诗上。我们以为，这一时期的骈赋，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影响上，都远远超出了五言诗，甚至超出了文学的本身。朱光潜先生在论述诗赋的格律形式问题时说：“律诗有流弊，我们无庸讳言，但是不必因噎废食，任何诗的体裁落到平凡诗人的手里都可有流弊。律诗之拘于形式，充其量也不过如欧洲诗中之十四行体（sonnet）。我们能藐视彼特拉克、莎士比亚、弥尔顿、济慈诸人用十四行体所做的诗么？我们能够藐视杜甫、王维诸人用律体所做的诗么？”① 我们很欣赏这样的说法，再于其后加上一问：我们能够藐视曹植、王粲、陶潜、和庾信等人用骈赋形式所做的赋么？
一、魏晋骈赋的***与士人自我觉醒的时代情绪
自建安始，骈赋取代了大赋而畅行，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写骈赋，几乎什么都可以入骈赋，据严可均所辑《三国六朝文》和陈元龙所辑《历代赋汇》之统计，魏晋南北朝有赋1095篇（包括残篇），作家284人，其总数是今存汉赋的6倍。曹植和傅玄等人创作的赋超过了50篇。这些赋的形式，又主要是以骈俪为主流的，至少可以说在这些赋里都具有骈俪的要素或成分。
按照表现内容或题材分，魏晋骈赋大致可分为三类：
咏物写志：曹植的《白鹤赋》以鸟喻人，通过对“遘严灾而逢殃”遭遇的描写，表现作者遭受迫害的幽愤；他的《蝉赋》、《鹞雀赋》等则写出了一种特定环境中的忧谗畏讥的惶恐；应玚的《闵骥赋》，以“良骥不遇”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幽愤；祢衡的《鹦鹉赋》，写鹦鹉的不幸即是暗喻自己的不幸。王粲的《槐树赋》表现出“鸟愿栖而投翼，人望庇而披衿”的渴望；还有如嵇康的《琴赋》，张华的《鹪鹩赋》，的《舞鹤赋》，谢惠连的《雪赋》，谢庄的《月赋》，庾信的《枯树赋》等。咏物赋特别的发达，几乎没有什么不能入赋的，甚至连飞蛾、苍蝇、老鼠等都可以成为赋的对象。
即景抒情：魏晋士人的悲悯之情往往通过自然物的吟咏而表现出来，从山川和草木凋落中联想到人生无常。曹丕和曹植都写过不少这样的辞赋，曹丕有《感物赋》、《愁霖赋》、《登城赋》等，曹植有《愁霖赋》、《节游赋》、《游观赋》等，还有如应玚的《愁霖赋》，王粲的《登楼赋》，谢灵运的《山居赋》，沈约的《郊居赋》，《芜城赋》，庾信的《哀江南赋》等。
思旧怀人：这类作品都是伤叹与哀悼亲人故旧的，如曹丕的《悼夭赋》，《感离赋》，曹植这方面的赋更多，如《离思赋》、《静思赋》、《释思赋》、《归思赋》、《幽思赋》、《闲居赋》、《闵志赋》等，还有《洛阳赋》、《洛神赋》，再有如向秀的《思旧赋》，陆机的《叹逝赋》、《悯思赋》、《大暮赋》、《感丘赋》等，江淹的《恨赋》和《别赋》，庾信《思旧铭》等等。
无论哪一种题材的骈赋，基本上都适应了抒写惆怅、压抑或者凄苦心境的需要，都是以悲为美的美学追求，这些作品里总是回荡着一种哀怨低回的悲怆之音。可以这么说，悲悯是魏晋辞赋的共同主题，是主旋律，主色调，是这些辞赋的共同本色。
骈赋，作为一种文学奇葩在魏晋盛放，肯定具有其合理的历史意义。我们可以在“人的自我觉醒”上找到原因。一般研究认为，时代使然，而偏重于社会的直接原因，也就是饥饿、贫困、瘟疫、迁流、疏离、贬谪、放逐等，这自然不错。社会的剧烈变化，动荡不安，人民劫难深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我们以为，所以出现骈赋大量写作的最为深刻原因还在于，士人的生命意识，在于他们特殊环境中的个体生命感动，在于自我觉醒的时代情绪。魏晋的，破坏了正常的安定的生活，无论是地位显赫的***还是衣不蔽体的贱民，都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感觉，随时都可以遇到天灾人祸而结束生命。魏晋时期迭变，对于士人来说，除了具有与一般百姓所共有的战争和瘟疫所带来的死亡恐惧外，还多了一个政坛党争而引起杀身之祸的惶徨。以建安七子为例，没有一个寿终天年的，孔融死于曹操刀下，王粲亡于东征途中，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同时死于瘟疫，阮瑀也只活了四十余岁。魏晋名士如何晏、嵇康、陆机、陆云、潘岳、张华、石崇、郭璞等人，都是在中被送上断头台的。刘琨、等在乱兵之中死于非命。陆机年届四十，感叹于同龄亲友已死亡过半，他在《叹逝赋》里感伤不已地叹道：“夫何天地之辽阔，而人生之不可久长”。对于文人来说，最困惑的有两种：一是生命无常，一是穷困不遇，在某种意义上说，后者还超过前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②
波斯比洛夫在分析悲剧性与悲剧情绪产生的原因时指出：“它不只是因为与外界的威胁力量发生冲突而造成，而首先是因为个人的切身要求与他所认定的超个人的生活价值之间的矛盾造成的。③这种“矛盾”所引发的士人的悲哀与孤独，远胜过其他“情感”的痛苦，也造成了远胜于其他情绪的复杂与激烈。这种“穷困不遇”而引起的悲悯与孤独，成为魏晋时期的普遍情绪，也反映了魏晋人的自我觉醒。士人的强烈的个性意识与情感欲望，在遭受到严酷现实的摧残和压抑后，特别是在感到对命运的无可把握后，心灵多创，因此而形成了这个时代的士人特别的多愁善感，性格怪僻，行事乖张，不近人情，进而形成了魏晋人悲天悯人、惜时怜物的审美心境，形成了以悲为美的心态与趣尚，形成了凄婉哀怨的悲剧美的骈赋文本。
因此，骈赋写作，以及骈赋把幽忧悲悯主题的表现放在中心位置上的文学创作，完全是基于自我觉醒之上的时代的情绪，是在当时高压政治下士人心灵的深重叹息，是生命不谐的感奋颤音。另外，“‘文章不朽’这种全新的文学观念生动地反映着建安文人对人生永恒价值的追求，鼓励着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去从事此‘不朽之盛事’，而且也促使人们将文学作为表现自我内在情感、自我精神世界的手段或方式。他们用文学抒已之情，从而使抒情化成为建安文学的灵魂，成为文学摆脱经学束缚而获得独立的重要标志。”④这也是人自我觉醒的时代情绪的一方面。
二、逐美时代的美学要求与美文极至
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典论·论文》），到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文赋》），再到刘勰“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文心雕龙·情》），钟嵘“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诗品》）等，从文学理论上高标出魏晋时代的尚美逐美的风气。
鲁迅先生对曹丕的“诗赋欲丽”的艺术主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文章的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首当其冲地提出美的主张的曹丕，他最先把握到了时代逐美的需要和趋势，鲁迅说：“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现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 sake）的一派。”⑤着眼于文学的形式美，把形式美放到了重要位置上，是顺应时代的要求，同时也标明文学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文学已经具有了“绮靡”的形式美的要求与形态。
也许是为经学束缚太久的缘故，也许是文学质木无文而不能够适应抒情需要的缘故，文学到了魏晋这个“文学的自觉时代”以后，出现了矫枉过正的极端要求。魏晋成为了一个“美文”的时代，时代需要美文，使凡是能够美文的一切文字都美文化了，不仅文学上所有的文字美文化了，几乎所有的官样文章也美文化了。而且，人们对美的追求，已经渗透到所有的方面，他们不仅欣赏自然，也欣赏人的自身，追求种种风流放逸。美，已经成为他们的深刻需要，成为他们置换或超越其精神的生命形态。人们对美的这种需要和追求，在骈赋上的表现最为突出，换言之，魏晋人以辞赋的形式最强烈地表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典型情绪和美学特征。而这种在文学上对于形式美的追求，成为文学摆脱经学束缚而获得独立的重要标志，成为魏晋人表现自我的内在情感、自我的精神世界的生存需要。人们用美的尺规来评判人，评判作品，关于这一点，钟嵘的美学态度最为鲜明，也最具典型意义。比如，“钟嵘对建安文学中那种慷慨激昂的感慨是不欣赏的，对嵇康的无所顾忌的、近于愤激的思想表现是不以为然的，对于宋代杰出诗人作品中常给人以凌厉雄浑之感的意气的表现也是不满的。”⑥这是因为激直凌厉的表达不能为钟嵘所欣赏，而陶潜诗“平淡”、“真古”的另外一种风貌，也不被他看好，其诗被列为中品。钟嵘钟嵘为什么对这些我们现在一致叫好的诗人和诗歌并不欣赏呢？钟嵘欣赏什么呢？我们以为，弄清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弄清了这个时代的美学趣味的本质问题。钟嵘所特别推崇的李陵、苏武、曹植、刘琨、阮籍、陆机等人，这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具有怨深文绮、意悲旨远的要求。钟嵘的文学观的核心也是“怨而不怒”的，他在对诗的本质的认识上更加突出“怨”。但是，他特别讲究“情兼雅怨”，“文典以怨”。钟嵘即以此来作为品评的标准，把诗人和诗歌分为上、中、下三品。很明显，他是把“形式”标准放在首位的，十分重视表现，重视表现和表达上的美的形式。这虽然说的只是钟嵘个人的美学趣味，却代表了魏晋主流美学思潮，代表了魏晋时代的美学观。文学的评判标准全部美文化了，即便是“怨”的内容，如果不出以“雅”的形式，也是注定要被那个时代所冷落的，陶潜就是最好的例证。刘勰的诗美观是儒家正统的，他对陶潜诗也没有什么好感，《文心雕龙》里纵论历代诗人，竟然无一语提及陶潜。然而，如果把陶潜的骈赋放在那个时代里衡量，其重视表现美的精神、手段及形式与效果，绝不在时人之下了。陶潜虽然存赋仅三篇，却篇篇精致完美，欧阳修对他的《归去来兮辞》评价极高，说是“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此赋辞流丽斐然，骈四俪六而又参差错落，俪对工巧，奇偶天然，其中巧用双声、迭韵、迭字，如“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等等，造成了语言上律化了 的鲜明乐感。
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使文学进入了一个“逐美”的时期。这种“逐美”成为魏晋南北朝的整个时代的风气，使几乎所有的文学样式都极其重视辞、重视骈偶、重视韵律的形式美，只不过是骈赋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罢了。应该说，骈句偶句在此前已经不乏先例了，但是，像魏晋人这样认真、这样执着而在作品中这样频繁出现的，还实在没有。尤其是在韵律的自觉使用上更是前无古人。语言趋向骈偶化和韵律化，是时代对“美”的最重要的形式要求，这是魏晋南北朝辞赋的主导倾向，也是魏晋南北朝的辞赋不同于东汉抒情小赋的最显著的外在特征，更加区别于一直板着严肃脸而“劝百讽一”的汉大赋。
陶潜的《闲情赋》因为不是“劝百讽一”而单纯言情，在文学史上一直被视为有争议的作品，连最先对陶潜有高度评价的萧统也因此指责为“白璧微瑕”而大呼“惜哉”。其实，陶潜也是努力想要“有助于讽谏”的，其序中叙说作赋之原委时就有这样的表述。他在序中自谦说：“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意思是，即便文辞不能如前人那么优美高妙，我也是要仿作一篇的。这就说明在文学的“逐美”时期里，陶潜也有这方面的追求和能力。事实上他的这篇骈赋超过了古人，而且在后来几乎所有的这样题材的古代诗文中也找不到可以媲美的作品。“赋是一种大规模的描写诗。”①陶潜以这样“大规模”的描写，充分显示了赋的优势特点，也表现出其个体的艺术造诣、丰富情感和创造精神。此赋写得镂金错彩，缠绵悱恻，渴望与失望、欣喜与恐惧、热烈与冷静、欢歌与悲叹等情感交织，心理矛盾激烈，感情跌宕起伏，形成了极大的内在张力。特别是中间部分的“十愿”与“十悲”，更是不遗余力，极尽铺张扬厉，逐层开展，尽写热烈爱恋中的一系列感受，心理过程微妙逼真，充分显示了作者非凡的想像力和高超的驾驭力，形成了一气流转而百旋千回、自由奔放而酣畅淋漓的文势，形成了强烈而浓郁、悠长而缠绵的情韵，读来让人回肠荡气，生成一种***的颤栗，久久沉浸于淳美的意境之中而不能自拔。
骈赋的出现，是文学的个性化表现的特殊要求，是文学真正成为“人学”的艺术特征，也是文学顺应了逐美的时代要求和趋势。这种对美的深刻需求，使魏晋人变汉大赋的乏情而为悯情，在内容上变大赋的炫耀性的堆砌为感发性的体物，因此在风格上也变大赋的富丽艳靡而为清疏幽怨，使骈赋成为那个时代文学形式美的代表和极至。即便要求近乎苛刻，文句、辞和使事用典上十分讲究，但是，因为魏晋人执着的美的追求和高超的艺术技能，使极难对付的骈赋形式而达到“情兼雅怨”的标准，给人以美的享受，而绝少矫情、卖弄、堆砌的感觉，读后令人感奋而有袅袅之余音挥之难去。尽管有人说这些骈赋“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但是，它在体验世俗、缘情绮靡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成为觉醒个体的忧患意识的悲鸣载体。这种在文学上突出性灵抒发和形式美的创造，无疑是文学发展上的一大进步，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向。特别是到了齐梁，建立了美学、文论的系统，而欣赏论的出现，则是对骈赋的创作的总结，也是推动，并且使骈赋中运用和出现的美学的要素，渗透到了其他各个艺术乃至生活的门类里去了。朱光潜先生认为：赋本来是诗中的一种体裁。中国诗走上“律”的路，最大的影响是“赋”。诗和散文的骈俪化都起源于赋。朱先生解释说：“何以说诗和散文的骈俪化都起源于赋呢？赋侧重横断面的描写，要把空间中纷陈对峙的事物情态都和盘托出，所以最容易走上排偶的道路。”①朱先生赋的观念，严格意义上说是指骈赋，也就是说，骈赋不仅有其自身的形式优势，还对其他文体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魏晋骈赋的文体优势及其特征
魏晋人何以一定要用骈赋骋情呢？骈赋何以只有在这个时期最为畅行呢？思考这些问题很有意义。
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说：“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述，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⑦此论有两点意思为我们所同感：其一是骈赋出现于建安这个文风转变的重要时期，虽然其作者还没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但是，在他们的撰述中，已经具备了骈赋的一些基本特点，而且，建安文人乃骈赋的开风气之先者；其二是因为这些骈赋形式的拥有，而使这些文字明显区别于东汉的抒情小赋。我们以为，虽然这种“文体复殊于东汉”，但又明显让人看到这是从小赋中胎脱而来，是在小赋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更适宜表现幽怨情感且更具有绮靡形态的美的形式。或者说，骈赋的直接源头，其主要艺术养分是屈宋的辞赋，而不是汉大赋。大赋之旨归在于讽谏，也结穴于讽谏，而铺排堆砌过多，又往往带有炫耀和自赏的意味，不仅冲淡了主题，致使结尾处的讽谏显得乏力，特别是削弱了赋的文学性，以至于有人这样认为，在大赋中增删去一些章节其内容与主题都不会受到影响。故而，大赋成了一种“官学”，一种死板的套路，一种浮肿而贫血的面目，而不是文学，更不是“人学”。
钟嵘处于骈赋的成熟期和***期，处于文学理论化、美学专门化的时代，他的《诗品》用“生命不谐”评论李陵的诗歌。钟嵘十分欣赏这种不谐的生命状态，欣赏这种生命状态中所产生的“幽忧”颤音，这实际上也是时代趣味的概括，是当时创作风格的总结性的提纯，自然也是对与诗歌同源甚至同质的骈赋的具体要求。他在《诗品》中多用“怨”来论述魏晋时期的诗人诗作，“怨”类字眼真有几十处之多。⑥钟嵘十分强调“怨”在文学中的地位，认为“怨”是与作者个人遭遇所引起的各种感慨分不开的，他在《诗品》中以“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评论李陵的诗歌，并分析了其形成原因，“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他直接用作者的人生际遇来阐释这种幽怨主题的因果。
何谓“生命不谐”的颤音？这是孤独、困惑、烦恼、骚乱、彷徨、惶恐、惊悸、惆怅、抑郁、孤闷、愤慨、哀伤等等，诸多情感混合而成的悲悯心灵的交响，这是生命处于被毁灭性打击的绝境中而生成的本能上的大激动和大震颤，这就形成了情感上淋漓奔放、纵横排荡 而若决江河的抒发之需求，“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钟嵘《诗品》）而在对于这种生命颤音的展与骋上，骈赋比诗具有更多的优势。生命的苦难以及这种苦难所引发的个体人生的深沉感受和思考，不长篇敷陈不足以舒展情怀。陈诗的要求和长歌的性质，即是情感抒发对体裁的积极选择，是性情展示的特殊要求。辞赋的丰富性、繁复性和华赡性，非常有利于表现深沉而激荡的情感，适应个体生命的复杂难言的哀怨和惆怅的含蓄抒写，形成感人深切的艺术效果。从这种文体的性质看，骈赋，倒很像是舶来品的散文诗。
从文体形态上比较，散文诗与赋一样，既是诗而又区别于诗。从表述的方式上比较，二者都是“独语”的抒发。可以说，独语性是散文诗最“正宗”的表现。何其芳就直接以“独语”称《野草》。⑧钱理群等也把鲁迅的散文诗说成是“‘独语体’的散文”。他们认为：“（‘独语’）是不需要听者（读者）的，甚至是以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紧张与排拒为其存在的前提：惟有排除了他人的干扰，才能径直逼视自己灵魂的最深处，捕捉自我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包括直觉）、情绪、心理、意识（包括潜意识），进行更高、更深层次的哲理思考。”⑨以这些特征来看骈赋，在表述上也是完全酷似的。然而，我们的着眼点还不在其外形，而主要在于其内质，也就是说，在表现生命的大悲苦、大感动和大担当的情感和心绪上，二者有更多的共同点。法国象征派***波特赖尔认为，散文诗“是以适应灵魂抒情性的动荡，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的特殊文体。考察散文诗的诞生，它是灵魂大震颤的产物。⑩在这种源自于人生大痛苦，源自于生命大悲悯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上，让我们看到了魏晋骈赋的相似处。魏晋辞赋多写人生失意与哀悼悼亡的悲悯幽怨情感，这样的文体性质及其特征，与散文诗相通。魏晋人灵魂大挣扎而造成大震颤的存在体验，最适合用骈赋来表现。这就是骈赋的文体意义。刘熙载在《艺概·赋概》里说：“赋起源于情事杂遝，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11）古人所云，也说的是赋体的这种形式特点和优势。我们不妨取证于王粲的《登楼赋》。此赋抒写的不是简单的身世之忧。赋中万感齐发，百转愁肠，离乡之忧，寄人篱下之忧，厌恶战争之忧，流离失所之忧，落拓江湖之忧，明君难遇之忧，怀才不遇之忧，生命无常之忧，真可谓哀怨之极。生命的大痛感及其大担当情怀而生成的大激动，自是“诗不能驭”，不用骈赋不足以骋情使气也。作者先是以乐景衬忧，引发怀归之悲，再通过对惨澹萧瑟景色的描写，来烘托和强化因为漂泊不定，踌躇不安而身心憔悴的精神状态，又反复用典，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激烈的感奋，情感如谷中之溪流，斗折蛇曲，在百转千回中到达抒情的***。
骈赋这种形式，决定了它擅长表现那种让作者心灵颤栗和生命痛感的深切内容，换言之，也只有这些内容，才是最佳骈赋产生的最佳心理状态。我们可以列举大量的作品来说明。曹植的《白鹤赋》、《蝉赋》、《鹞雀赋》等都是写他遭受迫害的幽愤，写他忧谗畏讥的惶恐，代表了其赋最高成就的《洛神赋》，也是表现在特定环境中的哀怨已极的悲剧心态；祢衡被害时年仅26岁，他的《鹦鹉赋》代表了这时期咏物赋的最高成就，是其身处逆境时的心灵写照。向秀的《思旧赋》虽然文字极少，却写得百感交集，深切曲婉；江淹的《恨赋》、《别赋》表现的是一种让“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的生命痛感，古人说“读之英雄雪涕”；的《芜城赋》吊古而伤今，以遒丽之文辞、俊爽之格调而写悲惨景象和哀怨心境，让清人姚鼐赞之为“赋家之绝境”，他的《舞鹤赋》也写得驱迈苍凉，诗人“结长悲于万里”，其赋中“仰天居之崇绝，更惆怅以惊思”，表现的正是一种生命不谐的音符；庾信的《哀江南赋》被人誉为骈赋的最高成就，更是灵魂震颤的“危苦之辞”，赋中大量使典，形成了恢弘博大而苍凉悲壮的气韵和史诗般的结构，诗人满怀去国羁孤之怨愤而感慨道：“春秋迭化，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 总之，这种灵魂大挣扎而造成大震颤的存在体验，最适合用辞赋来表现。骈赋以敷陈取胜的文体优势，适合抒情者对于过多积郁在心的情感的发泄。笔者在评论鲁迅写作《野草》时的心态时是这样表述的：“作者在极度的幻灭和虚无中进入神秘和超升的大境界，在旧我速朽的大酷刑里，诗人在心灵炼狱经过深刻的恐惧、锥心的裂痛和极端的孤独后，获得了死灭后新我诞生的大满足。”⑩ 我们以为，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看，这种创作心理和过程与魏晋重要骈赋作家是极其一致的。
《文心雕龙·情》云：“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12）刘勰比较诗赋而阐释情与文的关系问题，他所以轻赋而重诗，是因为赋体“滥忽真”而生成的浮肿和贫血的形态。他在《文心雕龙·序志》里也说：“辞人爱奇，言贵浮诡”。（12）这些都体现了他以情性为上、标自然为宗的美学主张。然而，魏晋之际的重要辞赋作家正是出于“为情而造文”的需要，十分娴熟地运用骈俪的形式，而往往又都是在需要表现人生大悲恸、情感大动荡的时候而运用骈赋这种形式，善于用这种形式来发抒“危苦之辞”，因而形成了魏晋骈赋的悲悯主题和幽怨旋律。这种完全基于自我觉醒之上的文学的个性化表现的特殊要求，是文学真正成为“人学”和“美学”的时代需要，而非“为文而造情”的一种。我们以为：魏晋骈赋的成功，正在于其缘情绮靡美学观指导下逐美的实践以及所形成的骈俪美的形式。骈赋文学的失误，不是文体的失误，而是这种文体作者在追求绮靡形式时人文精神和悲悯情怀的失落，在于因此而造成的气格下沉和思想浅薄。
韩寒、郭敬明：一对针锋相对恩爱有加的冤家
1、他的书是写给城乡结合部的人看的。
韩寒曾经在接受一家媒体访时称，郭敬明的《小时代》自己在网上看过几章，就像写给城乡接合部的人看的，估计是想向他们展示一下大上海的风情和奢侈吧！不过我真该夸夸他，他很勤奋，这一点我就比不上，我太懒散了！
2、所有的女孩子异口同声道：郭！敬！明！
韩寒在自己的网络付费里添加了一个个熟悉的名字——郭敬明。连该的公告板中也放上了相关内容的提示。在该章节中描写了郭敬明出席一个活动的场面，文中这样写道：“所有的女孩子异口同声道：郭！敬！明！”，接着韩寒还描写了粉丝为郭敬明而狂热和激动的场面“在腰鼓声中，郭敬明登台了。他向大家挥手。人群里的好多人开始嚎啕大哭，有人已经支撑不住，需要旁边的人搀扶。”
3、我们是自家人，床头吵架床尾和。
当有媒体问到他将郭敬明的名字写到自己的里，会不会遭到郭敬明的反对时，韩寒轻松的回答道，我们是自家人，床头吵架床尾和呗。
4、只要不让他当文化部部长就好了。
记者继续追问他对于郭敬明当上杂志副主编有何看法时，韩寒不仅说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还说只要不让他当文化部部长就好。
…………
郭敬明调侃韩寒经典语录：
1、：韩寒的杂文没有我公司的新人卖的好
郭敬明有次在接受媒体访被问到如今自己已经游刃有余的在经营一家公司，有没有考虑到签约其他新人。郭敬明非常非常的说，自己公司有两个新人，他们的作品可以卖到20多万册，韩寒的杂文也没有这个销量。
2、我已习惯被韩寒骂。
曾经有网友专门制作了一个韩寒跟郭敬明“合作”而成的《上海绝恋》，郭敬明第一时间的回应是习惯被韩寒骂，他们高兴就好。
………………
韩寒、郭敬明交恶记录：
●2006年5月22日，北京市高院终审判决郭敬明抄袭案成立，并判令赔偿和道歉。
●郭敬明在博客上发表言论不会道歉。
●韩寒发表博客称，郭敬明道不道歉没关系，但郭的众多粉丝一味支持偶像，是非不分。韩寒在博客中继续调侃郭敬明，说“兄弟，你知道吗？你很***，你为什么要弯着你的腰写作，就不能直着腰写吗？”，而对于郭敬明粉丝的不理智，则称为“狗护主叫太猛，咬着了自己舌头。(指郭敬明的粉丝脑残，帮倒忙)
●郭敬明在博客中回应韩寒，骂我可以，请不要骂我的粉丝。
●韩寒继续发表博客称，对于是非不分的出版社，就算给百分之三十的版税，自己也不会考虑在那里出书。
●交恶升级，粉丝加入对决。在2007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郭敬明的粉丝看到自己偶像的泥塑跟韩寒的塑像放在一起大为不满，接着遭到韩寒粉丝的***，最后一位学生模样的男生径直冲向摆放泥塑的台右侧，突然将郭敬明泥塑砸毁。
●郭敬明对于韩寒任何针对自己的言论，用冷处理的方式对待。
韩寒郭敬明杂志之争：
虽然韩寒没有点名，但这位同行很容易让人与郭敬明联系起来，由他主编的杂志《最》在青春读物市场卖得非常火。当被问到与郭敬明的杂志有何不同时，韩寒笑称自己给的稿费是郭敬明给的稿费的30倍左右，他觉得自己的杂志在各方面都很大气，出手也更大方。
韩寒曾经在他的博客上公布了自己新杂志的征稿启事，出手大方的他，开出了普通稿件1000字1000元、封面文章1000字2000元的高标准。韩寒自称，这个标准高出郭敬明30倍，对此，郭敬明则以一向对韩寒“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冷处理，只是对记者说了一声“多说无益”。
两大主角初次见面关系忽冷忽热
在2008年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十周年庆典活动上，韩寒与郭敬明首次见面，当主持人问及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时，两人回答得格外小心。韩寒只吐出“久仰”两字，而郭敬明干脆称“不了解”。但后来韩寒以“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郭敬明，所以今天想来看一看，开开眼”继续调侃郭敬明，而郭敬明看到比自己黑很多的韩寒，笑道“从来没有见过面，很高兴认识你！”
后来组织方接受媒体访时称，迄今为止也只有新概念才能让韩寒跟郭敬明聚到一起，毕竟两个人都是因为这里“平步青云”，但一直以来，韩寒跟郭敬明一直不间断明争暗斗，一个是运动型的赛车手，一个则是斯文的文化公司老板。按说分属不同的行业领域，但同因为都有作家这个名号，常常将它们联系到一起，对于韩寒的个性不变，郭敬明则像深谙各种场合的老者，用一贯不变的官话来应付着韩寒，皆因两个不同类型的人的个性使然。
两人矛盾中的共同点：
韩寒：请叫我赛车手韩寒
郭敬明：作家和商人不存在对立
韩寒不希望被叫作家与郭敬明不喜欢被人叫做商人一样
喜欢赛车的韩寒
喜欢当作家的郭敬明
之前韩寒在很多地方极力强调希望大家称呼自己为“赛车手韩寒”，对于如此抵触“作家韩寒”这个称呼，一方面是因为自己通过赛车挣到了一部分钱，另外一部分就是赛车手的职业可以吸引更多的女孩子。韩寒曾经做客湖南卫视《零点锋云》与画家陈丹青共话传统文化时，回忆自己当上赛车手的初衷承认道，当以一个赛车手的职业与作家的身份去泡妞时，总是会认为作家显得非常的寒酸，远远没有赛车手的身份更能吸引女孩。
事实证明也是如此，京城一家媒体访韩寒如何看待自己的爱情观时，他坦言只喜欢一个人太残忍，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姑娘挺好的，得去泡到她，这就是一个信仰。姑娘就像草一样一拨儿接一拨儿的，你就不会存在信仰危机问题。无独有偶，《萌芽》的一位资深编辑也曾经回忆年少的韩寒时，常常被他有很多女朋友，且能同时稳住的话震惊。看来韩寒不喜欢被人叫作家原因在此。
而郭敬明却从来不反对别人叫他作家，而且在多次接受访问时他称自己喜欢作家这个称号而不是商人，邹邹有理觉得，但恰恰相反如今郭敬明的商业运作被很多人称为艺人的经营模式，一天几个地方的赶通告，参加签售会，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带有明星的范儿，而且郭敬明深谙市场的运作规律，在接受访时称，作家和商人并不是对立的，当书籍还摆在书店里贩卖的一天，当书本背后依然标注着定价的一天，作品就依然还是一种商品，商品只有被购买了，才具有价值。否则，标榜得再厉害的作品，失去了购买力，就什么都不是。而成为一个优秀商人也是他从小的一个梦想，因为自己小时候就对金融、文化产业链很有兴趣，当可以从事相关行业的时候，就希望自己在这个领域可以做到更大，让别人认为郭敬明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同时还是一个优秀的出版人，优秀的商人。
韩寒与郭敬明是80后不同的两种榜样
我们习惯称呼韩寒跟郭敬明为偶像作家，他们有自己的拥趸群，有自己的不同个性，但除了个性一样张扬外，韩寒却和郭敬明迥然有别。从韩寒身上，我们可以找到“郭敬明”们所缺乏的社会责任意识。这也是许多人对韩寒赞誉有加的根本原因。因此就有人说郭敬明和韩寒形成了“80后”两大风向标：一者坚信“实力决定一切”，为此甚至不惜牺牲某些原则；一者除实力之外，还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和批判精神。如果说郭敬明是“现实主义”的化身，韩寒身上无疑还有着难能可贵的理想主义气质。
成为郭敬明或者韩寒，说到底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的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所以，对于郭敬明及其“成功现象”我们并不特别悲观，尽管，我们对韩寒式的人物更加怀有温情与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