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攻进北京，百万大军兵临城下，北京守城的只有老弱病残，城破只是早晚的事。这时农民起义军提出投降，是的，你没看错，是李自成要投降，不是崇祯要投降。
李自成投降，无非是要崇祯封他为王，承认他的合法性。崇祯如果答应，李自成可以帮助崇祯去打清兵。真是奇葩，马上就可以把崇祯拿下，轻松就可以灭掉大明，李自成却要投降，不想当皇帝，只想当王爷。更奇葩的是崇祯，他已经没有出路了，李自成给他一条出路，他竟然不答应。他觉得向贼寇妥协是莫大地耻辱。
其实我觉得，崇祯不接受李自成投降还有一个原因，他还心存幻想，因为吴三桂的关宁军前来勤王，正在路上，山海关离北京不远，很快就会到达，吴三桂来了，大败李自成没有问题。
李自成逼近北京，崇祯下旨让左良玉、刘泽清、唐通、吴三桂勤王。接到圣旨后，左良玉要求朝廷给出行军方案，刘泽清谎称骑马摔下来受了伤不能前行，他们两个意思不想勤王。唐通进京勤王，崇祯很高兴，高规格接待，亲自宴请。唐通也很感动，决心誓死捍卫京城。临别崇祯给唐通安排了太监监军，唐通觉得崇祯不信任自己，于是带着队伍离开京城，投降了李自成。
这时崇祯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吴三桂身上，他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还把自己收藏的宝刀送给了吴三桂。吴三桂的关宁军是大明朝当时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数量上有五六万。崇祯对吴三桂是寄予厚望的。要是吴三桂勤王，打败李自成还是有把握的，至少北京城不会被攻破。
但是崇祯错了。吴三桂接到勤王命令没有着急，他的部队一天只行军二三十里，半个月过去了，才走了一半路程，到了香河他还不走了。崇祯眼都盼蓝了，吴三桂连影子都看不见。
李自成攻克北京外城，内城危在旦夕 ，逃是逃不出去了。崇祯下旨让所有嫔妃自尽，杀了公主，把太子和两位皇子送出皇宫，自己准备自尽。
其实这时崇祯还有一个选择，他可以向李自成投降。李自成占了北京，当了皇帝，南方大片地盘需要平定，他还用得着崇祯，不会杀他。
让他投降李自成，这耻辱比接受李自成投降更严重，李自成投降他都不接受，投降李自成更不可能。
“君王死社稷”崇祯是头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他把面子看的得比命都重要，除了死，他还能怎样？
崇祯寄希望于吴三桂勤王，可是吴三桂没给他机会，李自成给了翻盘机会，崇祯又没抓住。
***如崇祯答应李自成的条件，北京城不破，他的皇帝可以继续当下去。封李自成为王，把陕西、山西划给李自成，让李自成帮助打清兵。崇祯在，吴三桂不会投降清兵。李自成部队文化程度很低，最高的牛金星也就是个举人，成不了大事。让李自成和吴三桂一起打清兵，打赢了更好，大明少个后患，打败了，两败俱伤，大明不受损失，敌弱我强，对大明有利。只可惜这个翻盘机会崇祯没把握住。
互关互助，互利共赢！
近日有网友提问：在明十三陵中，为什么有一座太监的陵墓？这名叫王承恩的太监到底做出了什么事情，才被允许陪葬在皇帝的陵园之中？
1、被文武百官抛弃的崇祯
如果要评最勤奋的皇帝，崇祯无疑会上榜。如果要评最被文武百官厌恶的皇帝，崇祯无疑也会上榜。《明史》载：崇祯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面临即将兵临北京城下的李自成，崇祯下诏让天下之兵入京勤王。直到三月五日，仍无兵而来。
崇祯只好封吴三桂、左良玉、唐通、黄得功为伯爵，于次日再次下诏，征各镇官兵火速救援。三月七日，总兵官唐通终于到了，崇祯命唐通和内臣杜之秩据守居庸关。3天后，等不来其他勤王之师的崇祯，只好让太监王承恩领着一群太监去守卫北京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句话：文武百官已把崇祯抛弃。同样这批文武百官，在李自成坐上金銮殿后马上大献殷情。对此，献愍太子朱慈烺被活捉、押送到李自成面前时曾预言：“文武百官最无义，明日必至朝贺”。这个预言次日就兑现了——
史载，次日李自成早朝，前来朝贺者的原明朝官吏达1300余人。李自成感叹道：“这群人如此不义，天下怎会不乱？”而李自成下葬崇祯时，原明朝官吏哭拜者30人，拜而不哭者69人，其他人都“睥睨过之”，斜着眼睛、充满厌恶的走过去。
2、随崇祯赴死者只有一名太监
崇祯在歪脖子树上吊死后，与他共同赴死者只有一名太监——王承恩。《明史》载，王承恩入宫后的师傅是司礼监秉笔太监、东厂提督、总提督京营戎政曹化淳。随后，王承恩接替曹化淳，继任朱由检的司礼监秉笔太监。
唐通、杜之秩投降，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王承恩总领京营的部队守卫。因士卒太少，只好征调太监充数。李自成派人进攻西直门、平则门（即阜成门）、德胜门。王承恩令人发炮攻击，连毙数人，“取得大胜”的太监们惊喜异常，忙给崇祯递送捷报。
崇祯下诏，召见了王承恩，让他调集更多太监，***率领太监军队御驾亲征。但当晚，北京内城失陷，天蒙蒙亮时崇祯吊死，王承恩也在一处亭子里上吊陪死。所谓“守国门、死社稷”的大明天子，只能感化一名太监共同殉国，事实就是如此残酷。
3、殉国赴死的太监不只有王承恩
崇祯死前和死后，出现令人难解的现象：文武百官漠然不救崇祯，明朝亡国后又争相向李自成朝贺、争宠，以王承恩为代表的数名太监却争相殉国赴死。
《明史》载，山东人方正化，任崇祯的司礼监太监，曾于崇祯十五年，在保定军中出任监军，立有保全城池之功。李自成围困北京城后，崇祯让他镇守城池，方正化叩头推辞不去，崇祯不准。
方正化再次叩头说：“此行肯定无所作为，不过是以死报答主上恩德而已”，此话的潜台词是：现在大势已去，谁也无法挽救时局，守城之人只能尽职一死罢了。
崇祯含泪派他赴死。方正化守城时，有兵士就战事来请示，他的回答总是“各位好自为之。”城池失陷，他击杀数十人，李自成的兵士问他：“你是谁？”他大声答：“我是总监方公！”后被乱刀砍死，随从太监也被杀死。
与方正化殉国赴死的太监还有：原司礼监掌印太监高时明，司礼监秉笔太监李凤翔，提督诸监局太监褚***、张国元等4人。南明建立后，曾建“旌忠祠”专门祭祀殉国赴死的太监，王承恩为正祀，方正化等人为附祀。
4、王承恩死后发生了什么
崇祯先吊死，王承恩后吊死。李自成进京询问后，得知崇祯已自缢于煤山，其部下就用两扇木门，抬着崇祯和周皇后的尸体，送到魏国公牌坊下。
崇祯的衣襟里留有一封遗书：“我因无德，触犯上天震怒，降下了这场灾难，这都是文武大臣害了我。我死后无颜地下见列祖列宗，因此去掉冠帽，用头发盖住面部。任凭你们分裂身体，但不要伤害百姓一人。”
李自成的部下给太监二贯钱，到街上买来柳木棺，用土块垫起来，停放在东华门外的施茶庵里。有两个僧人诵经超度，四五个老太监守灵，“王太监极薄一棺，亦在其旁”，王承恩也安放在一口薄木棺材里，放在崇祯棺木的旁边。
原明朝文武百官都不敢哭灵，只有襄城伯李国祯和兵部郎成德、主事刘养贞抚棺大哭。李国祯哭着求其他大臣，一起上书请求以帝礼安葬崇祯。李自成回答，你们这些人多半是沽名钓誉，根本毫无诚心，撕碎书信扔出大殿来。
李国祯等大臣再次哭诉请求，最终青衣使者手持红笔批注的书信出来，宣读对崇祯以皇帝之礼安葬，但是祭礼享受王侯的规格……崇祯十七年四月四日，崇祯帝与周皇后被安葬在昌平田贵妃的墓穴中。
大清立国后王承恩得谥号“忠愍”，修建了占地60亩的祠堂，立碑表彰他的忠诚，并在崇祯陵帝修建了王承恩陵。
清朝用一名太监长久陪伴崇祯，也许是对明朝末年文武百官的一种嘲讽，也许是在回应崇祯临死前的另一句遗言：文官不合心，武官不用命。文武可杀，百姓不可杀。
1644年春天，以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为标志，享国276年的大明王朝宣告灭亡。
明朝是中国继汉朝、唐朝、宋朝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期。276年间，一共创造了“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成化新风”“弘治中兴”“嘉靖中兴”“万历中兴”7个盛世，远远多于清朝（2个），也多于汉朝（6个）。甚至到了崇祯皇帝即位之初，整个国家还能够维系正常运转，虽有内忧外患，但不足以造成致命伤口。
崇祯皇帝的治理很糟糕吗？似乎也不是。崇祯皇帝是明朝少有几个可以称得上“勤政”的皇帝之一。堪称夙夜在公、宵衣旰食。
但是，短短17年后，明朝这艘巨大的船舶就触礁沉没，空留千古遗恨。
明朝为什么灭亡于崇祯皇帝之手？一个巨大的问号摆在无数后人面前。无数人试着进行解释，答案层出不穷。
多年以后，清朝皇帝康熙皇帝，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
1684年，康熙皇帝第一次南下巡行，来到江宁（今南京市），见到经历风雨沧桑、早已破败不堪的明朝皇宫时，不由感慨万千，挥笔写下《过金陵论》。在这篇文章中，康熙皇帝指出：“万历之后，政事渐弛，宦寺朋党，交相构陷。门户日分而士气流漓，赋敛日繁而民心涣散。闯贼以乌合之众，手燕京，宗社不守；马、阮以嚣伪之级没，托名恢复，仅快私仇。使明艰难创造之基业，未三百年而为丘墟，良可悲夫！”
康熙皇帝在《宋高宗父母之仇终身不雪论》中，以南宋为由头，再次提及明朝灭亡的原因：“明朝引南宋讲和之非，始终不悟，归罪兵部尚书陈新甲为秦桧，弃市示众。发天下兵迎战，如袁崇焕、毛文龙、洪承畴、祖大寿、唐通、吴三桂，前后千余员，凡出关者，非死即降，靡有孑遗。财赋因之已竭，人心随而思乱。百万雄兵，尽没东海，亿兆穷民，罹于边戍。元气尽伤于关东，闯贼蜂起于陇西。贼至京师，文武逃散，无一死于难者，岂非当日不主议和者乎？”
后来，康熙皇帝在《讲筵绪论》中，第四次解释明朝灭亡的原因：“后世亦有无关大失德而陨复其家国者，如明崇祯年间是也。皆由臣子背公徇私，处言路者交易是非，淆乱可否，曾无实心体国之人，故至此耳。?”
一是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攻破北京，给了明朝致命一击。二是明朝的大臣们陷于朋党之争，内耗不休。三是明朝吸取南宋的教训，拒绝与清廷议和，然而几十年辽东战争让明朝损兵折将、大伤元气。四是朝廷赋税太重，使得朝廷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对于崇祯皇帝本人，康熙皇帝并没有更多苛责，认为他没有大的失德。
对于明朝灭亡的教训，清廷很好地进行了吸收。清廷入关后，迅速废除了崇祯朝的“三饷”，减轻民众负担，安抚百姓。为了避免朋党之争，清廷严禁太监干政，并削弱了文人大臣的权力，收归于皇帝一人。因此，有清一代，是没有朋党之争的。
明末政治***，积弊难匡，权阉魏忠贤与客氏狼狈为奸，残害臣民，荼毒天下。熹宗至死不能察其***，终生为之蒙蔽。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病笃，召见阁、部、科、道官员于乾清官，宣谕魏忠贤、王体乾都是老实听命、对皇室忠贞不渝之人，可以与之共商大事。“内阁黄立极等对曰：‘皇帝任贤勿贰，诸臣不敢仰体！’上悦”。熹宗又下一道遗诏说：“以皇五弟信王由检嗣皇帝位。”时魏忠贤势力猖炽，中外危傈。熹宗召信王入宫，对群臣说：“吾弟当为尧舜之君。”信王惶恐不敢当，只说：“陛下为此言，臣应万死。”信王出，熹宗死于乾清宫，年23岁。魏忠贤亲迎信王入大内，朱由检万分惶恐，在袖中自带食物入宫，不敢用御膳，深惧食中***。时大臣亦不得见信王。朱由检是夜燃烛独坐。久之，见一太监持剑过门，信王取剑观赏，留于几上，允以有赏。旋又有值更者击梆而过，信王出门慰劳，问左右欲给酒食，何出？侍者以宜问光禄寺。传旨取给之，欢声如雷。次日，即皇帝位于中极殿，受百官朝拜，不准庆贺，是为庄烈帝。
朱由检即位之初，颇思有所振作，素知魏忠贤专权误国，蓄意除之。先是，杨所修、杨雏垣弹劾崔呈秀，诚探朱由检是否能辨奸邪。崇祯帝览奏，令崔呈秀归里守制。接着，贾继春上疏弹劾崔呈秀，给事中许可征揭露崔呈秀子崔铎***，非法中举做官。经吏部核实后，罢崔呈秀官。又浙江巡抚潘汝祯为魏忠贤建祠作俑，被削籍。因崔呈秀案件事多涉魏忠贤，所以崇祯帝将魏忠贤调离大内，安置于凤阳。
先是，魏忠贤奸党颂其功德，请建生祠者络绎于道。此时杨邦宪上疏披露此事，朱由检刚刚继位，读此疏时，边读边笑。魏忠贤预感崇祯帝深恶此事，急忙辩解，硬说疏中颇有夸张不实之辞，朱由检权且作罢。后主事钱元憋又上疏揭露说：魏忠贤构党株连，阴养死士，陈兵自卫。员外史躬盛、主事陆澄源也都交章论其罪恶。嘉兴贡生钱嘉征，列魏忠贤十大罪状。其中，“掩边功：辽左用兵以来，堕名城、杀大将，而冒侯封伯。伤民财：郡县请祠遍天下，一祠所费不下五万金。敲骨剥髓，孰非国家之脂膏！亵名器：崔呈秀之子铎，目不识丁，贤书（因魏忠贤致书考官示意）遂登前列”。读后令人发指。于是朱由检召见魏忠贤，使内侍宣读十大罪状疏，忠贤震恐丧魄，以重宝赂信王府太监徐应元求解难。徐应元曾是魏忠贤的赌友，朱由检得知此事，痛斥徐应元，立即下令收捕魏忠贤。诏谕说：“逆恶魏忠贤，擅窃国柄，诬陷忠良，罪当死，姑从轻发凤阳。乃不思自惩，素蓄亡命之徒，环拥随护，势若叛然，令锦衣卫逮治。”魏忠贤接旨从凤阳上路后，走到阜城，忽闻皇帝下谕逮治，知无生路，即与死党李朝钦一起自缢身亡。崔呈秀在家，听说魏忠贤已死，于是排列姬妾，罗列珍宝，呼酒痛饮，一杯毕则碎一杯，饮后自缢而亡。熹宗乳母客氏亦被处死，其家属无少长皆被诛。人皆以为这是客氏一家过去荼毒天下臣民的报应。
初，魏忠贤用事，外廷文武大臣阿附魏忠贤者，有“五虎”、“五彪”之目。“五虎”是文臣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仇文焕五人，他们主要是给魏忠贤出谋划策的。“五彪”是武官许显纯、田尔耕、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五人，他们主要是主管杀戮的。所以在诏书***别标明这文武十人名姓。此外还有周应秋、曹钦程等号为“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不可胜数。总之，朱由检即位之日，也正是魏忠贤势力极为嚣张之时，然而崇祯帝能不动声色，惩办元凶，尽诛党羽，旁无一人相助，能做到“神明自运，宗社再安”。史书谓“崇祯始政，天下翕然称之”。在诛杀魏忠贤翦除阉党的同时，还罢苏、杭织造。并诏谕天下说；“封疆多事，征输重繁，朕甚悯焉。不忍以衣服组绣之工，重困一方民。其俟东西底定之日，方行开造，以称朕敬天恤民至意。”
南京御史刘汉建议尊崇儒学，整顿吏治，慎加名号，重农节用。朱由检同意此议。下旨：吏部对现任官员严加清汰，正式编制之外的官员，要严加荐选，宁缺勿滥。文臣不是正卿，武臣不是勋爵，总兵不是实有战功之人，不得妄加保、傅之衔。朱由检在便殿批阅奏章，闻到一股香气，心意扰乱，他很怀疑，出外散步片刻才安定下来。他询问内官此为何香？内官回答说：这是内宫发春之香，两朝都照此点燃。崇祯帝怒斥内官，让他们立即毁掉，不准再燃。同时还长叹说：“皇考、皇兄皆为此误也。”
崇祯元年（1628）正月，禁止宫中穿文绣华丽衣饰，妇女不准戴金冠等。这是听了御史梁天奇的谏议后，崇祯帝作出的决定。敕命司礼监典卖魏忠贤田宅。有人请求将魏忠贤宅院加赐功臣。崇祯帝说：“俟东西底定，留赐策以待功臣。”并榜示其宅第为“策勋府”。户部给事中黄承昊上疏说：太祖时，边饷银只有四十九万三千八十八两，神宗时就增到二百八十五万五千九百余两，熹宗时已达三百五十三万七千七百余两。其他京支杂项，万历年间岁收不过三十四万一千六百余两，而近年来竟增到六十八万二千五百余两。今户部开支共五百余万两，而岁入不过三百二十三万两，亏空近二百万两。这样边兵无法不荒疏，而农官也无法不愁怨。请求敕令各边都抚，清查历年增饷用度。至于京支杂项，也要切令各衙门自加严汰。还建议西北边塞，应督责当地官府开垦荒田，以定军饷。
户部给事中韩一良上言：以前皇上召大臣于平台，有“文臣不爱钱”之语，然而今天世上哪一个地方可以不用钱呢？又有哪一个官员不爱钱呢？韩一良认为，当时的官员，县官是行贿的首恶，各部给事是纳贿之魁。而当今说起蠹民之罪，没有一个不归罪于郡守县令的。然而守令的薪俸又多不到位，又怎能养廉呢？他说，自己上任不到两个月就辞退赂金500两。他说自己交友很少，还有贿赂者，其余官员贪赃情况就可想而知了。他建议严惩纳贿贪赃者，首恶重办，使所有官员视钱为污，惧钱如祸，这样文官不爱钱的风气才能树立。崇祯帝认为韩一良的建议很好，特将中外大臣召集于平台，让韩一良宣读他的建议，并予以褒奖，当即提升他做右佥都御史。
崇祯元年（1628）七月，宁远兵变。当时四川、湖广兵驻宁远的人，因为缺饷四个月，哗变。其于13营也都响应，变兵将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捆绑于谯楼上。兵备副使郭广刚刚到任，收集了两万金颁发给部众，士兵仍不满足，于是又向商民借了钱共足5万两。士兵怨恨稍平，释放所缚官员。毕自肃引罪自缢。崇祯帝遣袁崇焕前去调解。袁崇焕八月抵山海关，与郭广商议，先诱首恶张正朝、张思顺，让他们先抓15人斩于市。再斩中军谋士吴国琦，杖责参将彭簪古，贬黜都司左良玉等人。然后让张正朝、张思顺为前锋戴罪立功。张世荣、苏涵淳以贪虐而引发兵变，也予以贬斥。只有都司程大乐所辖一个营没有附和哗变，特予以褒奖。于是宁远兵变始靖。十月，锦州又发生兵变，袁崇焕请增军饷。崇祯帝召廷臣议，阁臣求允发增饷。崇祯责成户部尚书毕自严全权办理。礼部尚书周延儒说：“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且效尤。”帝曰：“‘卿谓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发，但需求经久之策。’帝颔之，降旨责群臣。居数日，复召问，延儒曰：‘饷莫如粟，山海关粟不缺，缺银耳。何故哗，哗必有隐情。安知非骄弁捕煽，以胁崇焕邪？’帝方疑边将要挟，闻延儒言大悦，由此属意延儒”。崇祯此时暗问周延儒，并听信奸臣之言，对有功边臣，始生狐疑猜度之心，为后来冤杀袁崇焕种下夙因。
崇祯二年（1629）四月，山陕大饥，起义发生，朝臣捐俸助饷。崇祯帝认为诸臣捐俸助饷是兴利除弊，国家受益必多。顺天府尹刘宗周说：陛下励精图治，召廷臣于文华殿，亲理细务，朝令文考，急欲太平盛世速来。然而急功近利，就要见小利而慕近功。他说：朝廷汲汲所求者，边事也。然而“竭天下之力以养饥军，而军愈骄，聚天下之军以冀一战，而战无日，此计之左者矣”。边塞防守，情况复杂，应从长计议，不应急求数年之效，这样必会引发相反效果。他又举例说：“今日所规规于小利者，理财也。民力已竭，司农告匮，而一时所讲求者皆聚敛之术，水旱灾伤，一切不问。有司以掊克为循吏，而抚字之政绝；大吏以催科为殿最，而黜陟之法亡，赤子无宁岁矣。顷者严赃吏之诛，自执政以下坐重典者十余人，可谓得救时之权。然贪风不尽息者，由于道之未尽善，而功利之见不泯也。”崇祯帝不久又复故大学士张居正荫，赐故都督戚继光表忠祠堂。
八月，魏忠贤遗党王永光、高捷、史堇，阴谋兴大狱为魏忠贤及逆党报仇。就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定袁崇焕罪名。还牵连到过去首辅钱龙锡，认为杀毛文龙，是钱龙锡首倡。史擎说：“袁崇焕离京时，以重金数万贿赂钱龙锡，钱龙锡巧为营干，转祸于毛文龙，置国法于不顾。”崇祯览奏后大怒，敕命刑部官五日内查明此案，案情查明后上报。崇祯帝召诸臣于平台，认为袁崇焕谋叛，当处以极典。群臣认为，斩帅虽钱龙锡开端，但有“处置慎重”等语，本意不在专杀；至于议和之事，首倡于袁崇焕，钱龙锡并未批准。然而军国大计，两臣私下商议就去执行，不上疏请示，造成恶果，罪责难逃。“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刘宗周于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己巳之变，误国者袁崇焕一人。小人竞修门户之怨。异己者，概坐以崇焕党，日造蜚语，次第去之。自此小人进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廷日堕，边防日坏，今日之祸，实已巳以来酿成之也。”’可见崇祯自错杀袁崇焕后，对朝廷危害极大，奸臣竞进，朝政日暗，明王朝危亡之势已难挽回。
刑科给事中吴执御说：理财加派不得已而用之，这种事怎可逾年而不废止？他认为，捐募和搜刮，两者很难取法。崇祯帝则认为，加派是向富人加派，连累不了穷人，捐募是凭人们的正义感，至于搜刮固然会滋养奸邪，但如果得到循吏，依法行事，难道还会给百姓带来不利吗？这时崇祯帝已经露出刚愎自用，不纳嘉言的本性。是年（1631），浙江海盗扰害沿海，湖广民变后树帜与朝廷对抗。宣大兵饷需数十万，责成两广解纳，实际只纳银七千两远不及酬，崇祯帝责其***。山、陕饥民起事，见官兵即散，官兵退则又聚。崇祯帝认为，“寇”也是朝廷子民，可抚就抚。广西靖江王府，因争继位内哄。四川乡绅褒挟御史事发生。云南、贵州亦生民变。朝廷面临多事之秋，吴执御上疏说：现在朝廷每年收入四百万两，今天又加到七百万两，但仍缺额一百六十万两，朝廷仍觉粮饷不裕。吴执御认为，加派则害民，不加派则害兵。过去宁远、锦州兵变，袁崇焕集数百万金消解，耗费浩大。他认为沿边各城邑，应令吏部选补贤能，用本地钱粮训练本地土著，这个办法一实行，粮饷可以不取偿于司农，兵不借助于戍卒，当属方便可行之策。崇祯帝认为，钱粮留截本地，国税将从何而出？不听。不久，吏科给事颜继祖又谏减催科事，严遭斥责。此后，吏部考选官员，先看税粮能否完足，不问如何抚民。朝廷选官又专于催科。这一切都导致了明朝法制的明显变化。
崇祯帝于多事之秋，惟思急功近利，不思纳谏革弊，摧旧立新。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上言曰：“养凤欲鸣，养鹰欲击。今鸣而箝其舌，击而绁其羽，朝廷之于言官，何异于此！使言官括囊无咎，而大臣终无一人议其后，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忧，臣所为太息也！且皇上所乐听者谠言，而天下误以攻弹贵近为天子所厌闻，其势将披靡不止。”崇祯帝认为袁继咸是越职言事，痛加斥责。这时崇祯帝益加刚愎自用，不纳忠言，再也不像初登极嘁那样谦恭谨慎了。
崇祯后期，边关战事日紧，山陕农民起义日炽，全国灾荒频仍。在危难之中，崇祯帝还要经常游猎，性格也变得喜怒无常，苛责直言忠鲠之士，亲信重用佞俸之臣。为应付后金进攻，加强蓟辽边防，加派辽饷；为镇压农民起义，加派剿饷；为操练士马，再加派练饷。三饷负担已超过农民—之半，再加上其它京用杂项催征，百姓苦不堪言。荒年饥岁则人相食。以致朝野臣民均斥崇祯帝为暴主昏君！终于在内外交困之下，陷大明王朝于覆亡之地。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左都御史刘宗周上言六事：一、建道揆，他认为京城是首善之地，先臣冯从吾曾建“首善书院”，请求迅速恢复，以表明朝廷致治之本；二、贞法守，太祖读《老子》，深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之理，立即焚毁锦衣刑具，要求一切诉讼，听法司决断，不必下锦衣，今应恢复此事；三、崇国体，大臣三品以上获罪应该让九卿、科、道会审后，交付刑法部门，依法收系，不可滥系无辜。即使在刑戮之时，也不能忘记礼遇之意；四、清伏奸，凡是朝廷收到匿名文书，请求立即毁掉；五、惩官邪，京城士大夫与地方官员交际愈多，奸巧愈深，要求臣属听到消息后，就马上弹劾告发。再遇中外官勾结之事，皇上要严断；六、饬吏治，他认为当今吏治***，如催科火耗、词讼赎锾，已成定例。至于营升谢荐，贿赂之风就更加厉害。请求严惩贪赃枉法，以清吏治。不难看出，刘宗周所言六事，活生生勾勒出崇祯末年明朝官场***，弊端丛生、风教败坏的黑暗政治概貌。崇祯帝对这六条建议虽深感痛切，但已无力回天。
崇祯帝统治晚期举措失当之处更多。如不顾天下灾荒频仍，催科捐税，加派三饷日甚一日，把全国人民推入苦难深渊；为加强防边和镇压各地起义，督饬巡抚、总兵奋力剿讨，也不顾条件如何，敌我形势是否许可，凡边将失事败阵者，非系即杀，从不与廷臣商讨。因此很多镇将遭敌围袭，只能战死疆场，以报效朝廷，致使名将越来越少。尤甚者，偏信中官，总以中官镇抚、监督各要害，以致边将镇卒难以独立运作，手脚被缚。如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明朝覆亡在即，清兵与李自成起义军都逼近京师，崇祯帝仍“遣内臣高起潜、杜勋等十人监视诸边及近畿要害”。关键时刻京城守备至关重要，崇祯帝竟令“太监王承恩督察城守”。然而太监并不完全忠心于崇祯帝，如李自成兵至宣府时，“太监杜勋降”。当李自成兵临居庸关时，崇祯帝又遣他认为可靠的唐通“偕内臣杜之秩守居庸关”。不料，起义军一到，“唐通、杜之秩降于自成”。李自成入居庸关。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一向宠信的贴身太监王承恩，应在京城守卫战中大显身手。不料，李自成军刚到，未及交手，“京师京营兵溃”。这时，只能把崇祯帝逼上煤山与王承恩同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京城面临危急时，左都御史李邦华、右庶子李明睿“请南迁，及太子抚军江南”，皆不准。当李自成起义军兵临居庸关时，李建泰亦请南迁，崇祯帝却“召廷臣于平台，示建泰疏曰：‘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李邦华等复请太子抚军南京，不听”。既无充足准备，又根本不具备必胜条件，不思***取灵活变通之计，死守京城。自己不思转机，又不肯放权于皇太子，那么京城的文武重臣、皇亲国眷就只能随这个糊涂皇帝一起殉葬了。在国家危亡，迫在眉睫之时，崇祯帝的措置之误，更是难以令人理解到崇祯帝缢死煤山前，在御书衣襟中还说：“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崇祯帝自信自用如此，至死不觉己非，将一切罪过都推给诸臣，其刚愎自用则可想而知！但，他毕竟不能算是个荒*暴君。史论说：崇祯帝“端居深念，旰食宵衣，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而驯致败亡，儿与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贬”，其主要原因是“化导鲜术，贪浊之风成于下，股肱乏材，孤立之形见于上”。倒还颇有些功过分明的两点论味道。比起崇祯帝的怨天尤人来要高明得多；《明史》的评论说：“崇祯帝虽每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但十分可惜的是他“用匪其人，益以债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这样的评论似乎更近乎公允。因此讲述崇祯帝，宜应区别前后两期，前期诛灭权阉，不近声色，不殖货利，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大有中兴气象，因此“天下翕然称是”。但到了后期，刚愎自信，不纳忠言，用匪其人，以至于达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的程度，最后落得个国破身死、求告无门的悲剧下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还能有谁？
不就是崇祯他自己吗，他自己把自己给挂到煤山那歪脖子树上去的。
现藏于中国国家档案馆的清朝档案中，有一份顺治十六年（1659年）四月二十二日，满族工部尚书孙塔向顺治皇帝上的奏章。这份奏章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在崇祯五年（1632年）时，崇祯皇帝下旨在南都南京的玄武湖上修建了几座高标准的库房，从北京运来的数以千万计的明朝档案被存放在了其中。这一史实说明，在崇祯帝登基的第五年时，明***便已经在进行迁都南京的准备了。
然而不知道究竟是出了什么事情，尽管清军入关南下深入到山东省，切断明朝首都北京命脉京杭漕运已经达两次之多，但是明廷除了将宫廷档案运到南京这一不载于正史的行动外，史料中就再没有其它迁都的具体动作被记录了。《明史》言之凿凿地说是因为崇祯反对迁都，所以明朝没有进行迁都南京的准备，但是从转移了上千万份档案到南京的这一举动来看，崇祯皇帝显然是赞同迁都的。
总之明朝迁都之事就这么一拖再拖，从而直接导致了崇祯最终的悲剧。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八（1644年2月15日）李自成誓师东进伐明，本来李自成的战略规划是先定河南山东两省翦除北京的羽翼，然后再挥师北上北京，这一战略规划基本照抄了朱元璋北伐北元。如果李自成照着这个几乎稳扎稳打的话，崇祯自然有大把的时间从天津出海逃遁。
李自成率领的大军出潼关后并没有马上向东去进攻河南，反而是向东北直奔了山西北部的宣大卫。李自成此行并不是要去攻打宣大卫，而是因为宣大卫的边军是明朝当时的***军精锐之一，为避免在陕西门口的宣大卫偷自己的老家，李自成决定带领自己的大军去转一圈，向宣大卫示个威后再南下河南。
然而当李自成率军到了宣大卫时，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大同的明朝总兵姜瓖竟然直接开城投降了。姜瓖的投降，使得从山西北部直取明朝首都北京的一条近道出现在了李自成的面前。于是李自成改变了既定战略，选择了从宣大向东直趋北京。
李自成的这一战略改变，使得崇祯帝自挂东南枝的命运就此拉开。
李自成所部一路东进，所遇的明军关隘无不是不战而降。之所以这些镇守太监和守将会纷纷投降大顺朝，就是因为崇祯对待败将太严苛，镇守的臣工一旦战败就只有死路一条。崇祯的暴虐使得满朝臣子对他早已经心寒，因此眼见李自成百万大军杀来便尽皆不战而降了。这些归顺了大顺朝的明军守将和镇守太监们立马就为大顺朝开始效力了，他们纷纷向崇祯发奏章谎称自己大败了大顺军将其堵在了关下。
三人成虎，即便崇祯有所怀疑，但是传来的奏章都众口一词说堵住了李自成，他也就此放松了警惕，并没有立即调兵入京勤王。直到宣府被大顺军攻克，崇祯得报后才如梦初醒地诏命天下兵马入京勤王。而由于路途遥远等各种因素，短时间内来到北京勤王的仅有蓟镇西协总兵唐通的一支兵马。崇祯便诏命唐通率军镇守北京北面的门户居庸关堵截李自成大军，为其它明军赶到北京勤王争取时间。
可崇祯到了这种危亡之时依旧不信任臣子，他派太监杜之秩作为监军监视唐通。当李自成大军到了居庸关下后，唐通虽然对清军作战是一个长腿将军，但是对于大顺军他还是敢一战的，于是唐通便率军出关迎战大顺军。唐通难得勇一回前脚刚出关，后脚监军太监杜之秩就向李自成献关归降了！
进退不得的唐通对大明朝的忠诚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率军向李自成投诚，这一下再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李自成直接进到北京城下了！
除了唐通，另一支能救援北京的近水就是吴三桂的关宁军了。本来吴三桂三月六日（阳历4月12日）接到崇祯圣旨后，星夜兼程是可以在大顺军之前赶到北京城的。可崇祯给吴三桂的放弃宁远入关到北京勤王的圣旨中，又要求他掩护关外民众全部撤入山海关内。由于带着民众撤退难以快速行动，所以直到三月十九日（阳历4月25日），吴三桂的关宁军才撤入山海关内。而就在这一天，走投无路的崇祯已经把自己挂在了煤山那棵老槐树的树杈上，大明朝完了。
所以崇祯会被大顺军堵在北京城，主要归咎于他自己惩罚太过导致臣子离心，以及他不信任臣子重用宦官，还有他判断失误使得最后的救命稻草关宁军未能发挥作用这三点上。因此他自挂东南枝完全是他自己的过错，怪不得旁人。
明末较为重要的将领，于明亡前夕为宣化总兵、密云总兵等要职。手握兵权，举足轻重。崇祯皇帝曾召见唐通并赐莽玉，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但唐通终负所托，先降李自成，后降多尔衮，身份变换不定。《清史列传》将其列入《贰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