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知人论世」乃就作品蕴含的意象，回归写作当时的文化密码(cultural code)，藉此文化密码本以破解作品中意象的寓意，进而建构精准的启示。至於「以意逆志」更是以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为本，重返临界情境(critical condition)以建立人作为在世存有(Dasein)的评价基地。
「知人论世」的误解易把作者的背景时代与遭遇拿来曲解作品，把悲哀自怜、感叹命运，认为际遇不好的文人的文章表现必定如此。然而际遇失落之人未必没有「隐居求其志」之胸襟；生活顺遂者未必没有愁闷之文，若将个人对於作者的生平认知，以「可想而知」地态度强加曲解文学作品，作为文学批评便无法有正确客观的分析。
「以意逆志」的误解易以自己对语词的主观感受去诠释原作者的意思，也就是以读者主观的认定去诠释文意。然而分析文学作品之基本必回归原作者的认知，方能正确地解开文本的「密码」(所谓「以经解经」最不易偏差之意也)，才能重返当时的「临界情境」，以终极的关怀去体会作者的意境。
西方文学批评理论***Umberto Eco说：「一个故事的模范读者(Model Reader)不是经验读者(Empirical Reader)，经验读者常将文本作为自我情感的容器，这情感来自文本以外的世界，也或者经由文本偶然引发。……所谓的模范读者(Model Reader)，是能按照作者在文本里设下的机制来阅读作品。」(Eco 14)
Eco确是强调以正确的「知人论事」与「以意逆志」来做阅读活动或是文学评论。就作者写作当时的文化密码(cultural code)，藉此文化密码本以破解作品中意象的寓意，进而建构精准的启示；以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为本，重返临界情境(critical condition)以建立人作为在世存有(Dasein)的评价基地。是将文学评论之理论拉到客观化之标准，以评价文学作品之境界方能「不偏」、「不失」矣 。
苏轼和辛弃疾是豪放词的两大家，在中国词史上历来以“苏辛”并称，两人
是宋词不可企及的两座高峰，如同唐代“李杜”一样值得称道。两个人不仅是文学创作的集大成者，在人生境界、品德修养上也都属上乘，但是由于所处时代、成长环境、人生经历有着诸多的不同，他们有着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生况味与追求，而这些差异表现在两人的创作之中。虽然同属豪放派，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一、“知人论世”——苏轼、辛弃疾的不同人生经历
先秦思想家孟子曾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
子·万章下》强调得到文章“真义”的条件之一就是“知人论世”，即了解作家并联系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状况。下面我们就来简单回顾一下苏轼和辛弃疾的不同人生经历。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字画家，他出身于清寒地主之家，自幼聪慧早学，20岁随父亲苏洵参加科举即以文***扬名天下，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自此以后历经宦海沉浮，多次卷入新旧党争的政治漩涡，由于不能见容于任何一方，多次遭到贬谪，成为北宋王朝党争的牺牲者。苏轼一生离京外放三次，分别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八处担任了16任地方官。元丰二年（1079）因“乌台诗案”入狱，九死一生，被贬黄州，59岁因“诽谤先帝”被贬英州，后又一贬再贬置惠州、儋州。后哲宗驾崩，徽宗立，苏轼才终于遇赦北归，于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病逝于常州，终年66岁，追谥“文忠公”。
辛弃疾（1140－1207），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后改稼轩居士，山东历城人。
辛弃疾自幼随祖父辛赞生活，因为处于金人统治下的沦陷区，从小深受爱国主义熏染，立志恢复中原，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耿京领导的起义，后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归途中，听到起义头目被杀，
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擒回叛徒擒交给南宋朝廷处决，成为名噪一时的少年英雄。从此开始了在南宋坎坷的仕宦生涯，他重建滁州、消灭“茶商军”、论“盗贼”、办荒政、创建“飞虎军”，虽然他的才能有目共睹，南宋统治者却因为他是主战派不敢重用，只是当有解决不了的难题时才会启用他，而且将他频频调动，主和派又嫉妒他，因此，他被迫退居带湖、瓢泉二十年，虽晚年启用却终因病入膏肓于铅山含恨去世，终年68岁。
虽然苏轼和辛弃疾所处的时代相隔一百多年，但是两人却有着众多的相
似之处：他们都历经宦海风波，遭人嫉妒陷害，一生坎坷波折；两人都有着安天下、济苍生的宏图，都是百姓称道的好官，当然他们都有着令人称道的文学创作，同是豪放词的代表人物。正是因为两人不平凡的经历才使其创作时能够摒弃那些靡靡之音，能够开拓词的境界、开辟词的内容，使豪放词能够被创立、发扬光大并最终和婉约词分庭抗礼，这一切正如清代诗人赵翼曾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题元遗山集》）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少年成名是因为文***卓绝，而辛弃疾少年名动一时则恰恰是因为他的勇猛，可以说两人本可能一个成为大文豪，一个成为封疆大吏驰骋沙场，然而由于所处的时代，最终倒是两个人都成为了大文豪，但是人生追求的不同还是造就了他们词作中人生况味与具体风格的差异。
二、苏辛词作所体现的不同人生况味
所谓“文如其人”，一个人的性格气质、人生态度、爱恶喜好、理想追求
无不在体现在他的创作之中。本文拟从写人、写景、记梦、怀古、隐逸五类写作题材上来具体分析苏辛词作所体现的不同人生况味。
（一）写人
苏轼和辛弃疾词作中都有大量描写人物的句子，但是两人所描写的人物
却有很大区别。苏轼平生仰慕张良、贾谊、陶渊明，如：“瑶林终自隔风尘。试看披鹤氅，仍是谪仙人。”（《临江仙·赠王友道》）“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由此可见苏轼追求老庄的隐逸，因此内心中向往的都是世人难得一见的游仙及洒脱的隐士，他虽然经历宦海沉浮，却能够在磨砺中深刻地领悟老庄思想，凡事淡然处之。
而辛弃疾的词作中出现的更多的是豪气冲天的英雄人物，如曹操、刘裕
等沙场英雄：“英雄事，曹刘敌。”（《满江红·江行和杨济翁韵》）“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可见辛弃疾少年英雄，人生理想是做一名统领千军万马、纵横沙场的将军，但由于所处时代这一理想竟然一生未能实现，***如辛弃疾生在秦皇汉武的年代，也许历史上就多了一位封疆大吏，但文学史上也就会少了一位才气纵横的词人，正是由于报国无门，作者才将满腔愤懑寄于词作之中，故他的词中充满了一个爱国志士的满腔热情和悲壮。
（二）写景
在景物的意象选取上，两人也有很大不同，如在苏轼的词中，虽然也有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奔腾豪放的色彩，但更多的是“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 萧萧暮雨子规啼。”（《浣溪沙》）“到日长安花似雨，故关杨柳初飞絮。”（《渔家傲·送张元唐省亲秦州 》）“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行香子·过七里滩 》） 那样幽远、深邃、淡雅的景色，在意象选择上，多是薄云细雨、清风明月、青山碧水，无不给人以澄澈、旷逸之感，和苏轼文人才子的气质极其符合，这些清丽雅致的词句，无不体现了作者高洁的人生志趣。
相比而言，辛词则长于描写飞腾壮阔的景象和场面。辛弃疾本是行伍出身，
对军旅生涯十分熟悉，他所选取的意象自然都是带有沙尘味道，场面往往都是气势恢宏，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高搂。”（《水调歌头·舟次扬洲和人韵》）词人以一个军人的意念，把静态的山水都写成了万马奔腾的动态，他的笔下很少有小桥流水的宁静，写人便是千军万马，如：“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菩萨蛮·赏心亭为叶丞相赋》）“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写山水则是千山万水，如：“满眼不堪三月暮，举头已觉千山绿。”（《满江红》）这些群山阔水的描写，无不有着壮阔磅礴的宏大气势。由此可见，辛弃疾纵然是进行文学创作，也处处体现着他英雄的气概和军人的心胸，眼界和心境到哪里，笔锋自然转到哪里。而这些经历苏轼并没有，他更多的是一个文人，所以他眼中的景物自然也就处处充满着娴静之美，这和辛词的动态壮阔之美是两种类型的美，这恰恰反映了两人的人生体悟有所不同，自然界的景物本应都是一样的，就是看的人因为心境、思想、追求有所差异而对其赋予了不同的感彩，所以在作品当中才会呈现差异性。
（三）记梦
在苏词和辛词中都有大量描写梦的句子。古人大都愿意写梦，因为现实
生活中总有许多的不如意，也会有许多的顾忌，而在梦里就不同，所以梦是古人慰藉苦痛、求得心理平衡的一种手段，对于苏轼和辛弃疾则更是如此。苏词中的“梦”多是两种体现，一是将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需要在梦中达成，譬如《南歌子》：
带酒冲山雨，和衣睡晚晴。不知钟鼓报天明，梦里栩然蝴蝶一身轻。
老去才都尽，归来计未成。求田问舍笑英豪，自爱湖边沙路兔泥行。
这首词作于苏轼改知湖州，因写诗被指“谤讪”朝政而入狱，词中他化用庄周梦蝶自表倦于俗务，想要归隐田园的心境。又如“夜来幽梦忽还乡”（《江城子·乙卯正月十二日夜记梦》），则反映了夫妻永别而长期被压抑的情感需
要，而在梦里让这一切得到实现，来慰藉自己在现实中已经倦怠的灵魂。
然而对于苏轼来说，他并没有沉湎其中，他清醒地意识到，梦是虚幻的，并且由此引申出一系列人生哲理的思考，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乌台诗案”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醉蓬莱》）、“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 [7](P65) “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南乡子 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这里干脆将一切都视为梦，以之为虚幻的了。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反倒能从中获得感悟，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
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
从梦中醒来之后，他能超脱自我，这就是为什么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苏轼依然能以乐观的心态面对人生，不断地走向成熟，最终超脱自我的原因。
相比较而言，辛词的梦却没有那么轻松，对于一个报国无门的英雄志士来说，梦境可能会为他提供上战场杀敌的机会，如：“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只有喝醉了，睡着了才能实现夙愿，这是多么悲凉的一件事。这和南宋的另一位伟大爱国诗人陆游很相似，陆游也曾有“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的诗句。更多的时候，辛词的梦里，没有苏轼的那种超脱，他不是在梦里寻求解脱，不是在梦里超越现实，而是即便是在梦中，也依然为现实的痛苦所累。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辛弃疾忧国忧民，一想起祖国沦陷的山河，想起自己那些生活金人统治区的乡亲父老，当然是长吁短叹、夜不能寐，即便入睡心中也满是牵挂，如：“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他梦里也忘不了祖国的万里江山，只是梦醒以后，发现自己却是华发苍颜，悲伤之情油然而生。又如：“过眼溪山，怪都似、旧时曾识。是梦里、寻常行遍，江南江北。吴楚地，东南拆。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满江红·江行和杨济翁韵》）作者看着景色觉得似曾相识，原来是梦里曾走了无数遍。“不堪向晚檐前雨，又待今宵滴梦魂。”（《鹧鸪天》）现实中的凄凉夜雨让他即便伸出梦中也难以释怀，即便梦中也是孤独的。
我们可以看出，在辛词中，“梦”与其说是作者现实的寄托还不如说是残酷现实的又一映衬，他执着于现实梦里不能自拔，也体现了他是像屈原一样的“往而不返者”。所谓“盖庄子用情，如蜻蜓点水，旋点旋飞；屈原之用情，则如春蚕作茧，越缚越紧。”（《缪钺说词》）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四）怀古
苏轼最为著名的的怀古词是《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七月，当时苏轼遇“乌台诗案”被赦，是其贬居黄州时游黄风城外的赤壁矶时所作。此词对于一度盛行缠绵悱恻之风的北宋词坛，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开篇即景抒情，时越古今，地跨万里，把奔腾不息的江水与名高累世的历史人物联系起来，布置了一个极为广阔而悠久的空间、时间背景。它既使人看到大江的汹涌奔腾，又使人想见风流人物的卓荦气概，并将读者带入历史的沉思之中，唤起人们对人生的思索，气势恢宏，笔大如橼。接着引出“羽扇纶巾”、“雄姿英发”的周郎，内结连理，外拓君臣，以三十四岁的年纪就统帅三军，建功立业，是何等的让人羡慕。这让作者想起了自己，自己有着“安社稷，济苍生”的积极入世思想，然而世事的艰辛，宦海的浮沉已经让他身心疲惫，已经“尘满面，鬓如霜。”古人怀古都是为了伤今，然而苏轼若也是简单的伤今，这首词也就不会成为千古绝唱，经过了磨难的苏轼已经涅槃再生，虽然“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结句的“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却将刚才所引发的一缕人生短暂、壮志未酬的叹息瞬间溶解了，读至此句，心中都会升起一种豪迈之感，这就是这首词的魅力，怀古却没有给人伤感的感觉。
相比较而言，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也是久负盛名，但是和苏轼的怀古却有很大的区别：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此词作于开禧元年（1205）。当时，韩侂胄正准备北伐。赋闲已久的辛弃疾于前一年被起用为浙东安抚使，当时他已经六十四岁，这年春初，又受命知镇江府，出镇江防要地京口（今江苏镇江）。从表面看来，朝廷对他似乎很重视，然而实际上只不过是利用他那主战派元老的招牌作为号召而已。辛弃疾到任后，一方面积极布置军事进攻的准备工作；但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意识到政治斗争的险恶，自身处境的艰难，深感很难有所作为。在一片紧锣密鼓的北伐声中，当然能唤起他恢复中原的豪情壮志，但是对独揽朝政的韩侂胄轻敌冒进，又感到忧心忡忡。这种老成谋国，深思熟虑的情怀矛盾交织复杂的心理状态，在这首篇幅不长的作品里充分地表现出来，成为传诵千古的名篇，而被后人推为压卷之作（见杨慎《词品》）。词的上片就运用了孙权、刘裕一系列的英雄人物的事迹，他们都曾驰骋
疆场，弄潮时代，正是作者最敬仰的人，下片则以刘义隆好大喜功，打无准备之仗结果一败涂地，影射了当时的韩侂胄，事实上，后来作者一语中的，南宋王朝大败而归。结尾作者引廉颇典故，再一次抒发了自己壮志未酬的悲愤。这是一首最正宗的“怀古伤今”词，词人运用了大量恰当的典故，与苏轼的词最大的不同就是全词笼罩着一种悲壮、愤慨之感，读完让人心中难以平复。
我们可以看出，同样是怀古，苏轼是作为一个历史旁观者的身份加以评价，虽有伤感但却不会过深的走入苏轼就像是一个学习者，他可以看见古人身上的缺憾，从中明白人生的缺憾在所难免，即便是古今风流人物，又何况自己呢？从中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和超脱；而辛弃疾则是将自己的人生经历、生活体验和古人结合起来，深陷于古人的遭遇不能自拔，在他的词里，弥漫着抹不去的忧伤，词外，自己仿佛就是那个不行的古人，这样的思考只会让他越陷越深、越想心中越不平。缪钺在《诗词散论》中说道：“吾国古人之诗，或出于《庄》，或出于《骚》，盖诗以情为主，故诗人皆深于哀乐；然又有殊异之方式，一为入而能出，一为入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旷，往而不返者缠绵。”他认为庄子和屈原就是这两种的代表，现在看来苏轼和辛弃疾的区别也在于此，他又在《缪钺说词》中赞同陈廷焯的说法：“苏词‘极超旷而意极平和，’辛词‘极毫雄而意极悲郁。’”他们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都写进词中，后人则从中读出了折射的人生况味。
（五）隐逸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认为，“苏轼思想的显著特点是‘杂’?是融合佛、道、儒三家的大杂烩。”苏轼一生，对此三者，染濡均深，儒家给了他积极的入世思想，佛道则给了他出世和遁世的精神避风港，而他对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佛道的超脱隐逸思想能够达到融会贯通，所以在以后的生涯中，他才能既在处于庙堂之时坚持儒家经国济世的精神，又能在人生的低谷中超脱苦难、看穿功名利禄的虚幻无常，这样的人生况味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使其具有豪放旷达清新自然的风格，同时又于文学创作当中体现了他洒脱的人生态度。他赞美老庄、陶潜的隐逸是发自于真心，也怀有隐逸之心，“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幡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念奴娇·中秋》）
在他的作品中，田园和乡村是他的避风港，他也曾和苏辙定下“夜雨对床”的约定，相约要一起归老田园，还曾经劝说弟弟苏辙：“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职。”（《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他是清醒的，在一次次的沉浮中早就懂得“伴君如伴虎”虽然世事无常难遂人愿也让他发出了“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的感叹，但是当心灵清闲下来的时候，他是那么想驾一叶扁舟而去，从此寄余生于江海，这一切都体现了他隐逸的渴望，相比较居庙堂之高似乎他更愿意处江湖之远，当然这绝不等同于消极遁世，也不是没有责任心的表现，事实上，他绝对是个有治世之才又爱民如子的好官，可能
因为他以文***闻名于世，所以很多人都会忽略他的政治才能，事实上每次外调任职，他都政绩卓著，深得民心。也正是由于在地方任职，深切的体验了百姓的生活，所以他的一些反映田园、归隐的作品才能感情真挚毫无做作质感。
辛词中也有一部分赞美隐逸的作品，如《清平乐》、《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但是隐逸对这样一位少年就立志横戈杀敌，收复失地而直到中年都还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将帅来说，恐怕赞美也只能是出于无可奈何，并非真心想归隐，在很多的词中，更多生发的都是不甘被弃置，被迫隐逸的情绪，如：“落魄封侯事，岁晚田园。谁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马，移住南山？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八声甘州》）在作者心中，归晚田园是无奈之举，封侯都是落魄之事，
“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他以东晋谢安自比，但是谢安晚年得以启用用于东山，而自己就只能在田园靠棋局打发时间，所以才会“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
事实上作者也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他和苏轼一样很欣赏陶渊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他早年的《美芹十论》、《九议》都化为了纸上谈兵，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和遗憾。
辛词有很大一部分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情怀，满怀着爱国之情，所以他被称为爱国词人，当然这并不能说明苏轼不爱国，苏轼没有生活在战乱的年代，自然没有那种体会，他生活的北宋虽然处于“积贫积弱”的局面但至少还算是个太平之世，而辛弃疾从小生长在金人统治区，又深受祖父爱国主义的教诲，对民族忧患感同身受，当然会造就一个那样的他。我们可以说，苏轼是一个失意的文人，而辛弃疾却是一个失落的英雄，两人不同的人生追求必然会让他们对人生有不同的希冀，但最终两人的归宿似乎很相似，相比较来说，辛弃疾的遗憾也就多于苏轼，渴望建功立业的辛弃疾只能是忧愤以殁，含恨而终。
三、苏轼和辛弃疾不同的人生悲剧
苏轼和辛弃疾的人生一定程度来说都是悲剧的人生，他们人生的悲剧在于，有满腔学识和抱负却不能见容于当世；他们悲剧的不同在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辛弃疾比苏轼更加不幸，更加充满悲剧的色彩。
苏轼将儒、道、佛三家学说融合，使自己具有超然的人生态度，他虽然一生经历了宦海沉浮，但当朝的统治者都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他很多时候是由于遭人嫉恨，而他自己又生性耿直，才导致仕途坎坷。而且虽然两人都是至情至性之人，苏轼却天性忠爱，自如畅达；辛弃疾则气势沉雄，豪壮悲愤。所以苏轼词风旷达，辛弃疾词风豪健。苏轼的豪放是很洒脱的，是个性使然。因为苏轼是一个很达观的文人。虽然他的政治生涯一直很不顺达，但是他的学问、他的个性，使他始终能够很洒脱、很轻松地看待生命中的挫折和不如意，所以苏轼的豪放是从心里自然而然的一种流露，给人的感觉是飘逸和洒脱，如行云流水。
而辛弃疾的豪放给人的是壮烈是沉郁，对于辛弃疾来说他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生不逢时，他生在国家危亡的时刻，最大的愿望是收复北方失地，本应被委以重任，披坚执锐，可惜宋王朝是一个重视文治的朝代，而且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苟且偷安，是一个懦弱的王朝，大部分当权者是主张苟且偷安的主和派，毫无疑问，稼轩的主战肯定会得罪当权者。他英雄一样直爽的性格，使他的愿望一直不能够实现，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就自然充满了一种冲天的豪放之气，弥漫着一个爱国战士的悲壮和愤激。这一切都使他成为一个***的词人，同时也注定了他一生浓郁的悲剧色彩。
知人论世不仅是成语,更重要的是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是评论文学作品的一种
原则.语出《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
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尚”同
上,尚友就是上友.上友是以古人为朋友.文学创作有
时需要借鉴古人.对古人的作品进行批评和鉴赏,更需
要了解古人.人是不能离开时代而生活的.这就还需要
了解他的时代.
掌握“知人论世”的原则,有助于理解古代文学作
品.例如北宋梅尧臣在《和淮阳燕秀才》中说：“惭予
廷荫人,安得结子□,心虽羡名场,才命甘汨没.”他
认为自己由恩荫出身,和燕秀才由进士出身不一样,因
而感到很惭愧.可是杜甫却完全不同,他在《壮游》中
说：“气磨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
堂.”杜甫考不上进士,便浩然归去；梅尧臣考不上,却
半辈子感到委屈.这是因为唐代读书人的进身之阶,可
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宋代主要的就是这一条路,即
使由他途出身,头衔上总得加一个“右”字,例如“右
迪功郎”之类,成为终身的耻辱.因此,不知道唐宋两
代的风气,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对于进士的得失杜甫全不
关心,梅尧臣却痛心疾首.只有了解他们的时代,才可以
更好地理解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所以“知人论世”,应
当是“论世”第一,“知人”第二.进行文学批评,也
必须“知人论世”,才能够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
（朱东润）
知人论世：
所谓知人，是指了解作家各个方面的情况和他的创作意图，所谓论世，是指要了解作品反映的时代背景和作家创作该作品时所处的社会状况。在既知人又论世的基础上，再结合运用其他方法，才能对作品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价。
知人论世与西方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有共通之处。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说：“一部文学作品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
因此，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丹纳也在《艺术哲学》中认为“种族、环境、时代”是影响文学的三要素。
可见“知人论世”这种批评方法能够从外在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角度出发，联系诗歌产生的背景和根源，结合诗人生平，对作品进行深入解读。
以“知人论世”原则鉴赏诗歌，可以有效地对表面文字相近诗歌的不同含意加以仔细区分。
以意逆志：
“以意逆志”就是“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用自己的心灵去追寻诗人的心灵的踪迹，明了诗人之用心所在，而不是一味地拘泥于字面之意义。
“以意逆志”法要求于读者，是以追求诗人之志为旨归，因此，读者应平心静气，对作品反复涵咏，仔细体味，用真挚的情感来读诗，以求得诗人之用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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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所代表的文学接受理论从表面上看是相冲突的，“以意逆志”注重文本对意义的生成作用，“知人论世”注重的是作者对文本意义的生成作用。
但是在孟子这里，有着一个中心的指向，即作者和文本只有相结合才能更好的理解作品。“以意逆志”是为了更好的了解作者的感情，从而更好的理解作品。
“知人论世”是为了从作者的角度出发来理解作品，可以更好的获得对作品的理解。
这就和西方现代的文本批评有很大的不同之处，现代的文本批评注重的是文本自身，当他们接触到文本的时候，作者已经处于“缺席”状态，不需要通过了解作者来解读作品，只需要从作品本身出发即可，如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等。
1. 九年级语文（上）文言文总复习资料含答案
〖知人论世〗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
字子长，夏阳人。《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长达3000年的历史。
〖内容主旨〗 本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以可靠的历史资料为依据，生动的再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大泽乡起义的发生、发展过程，鲜明的揭示了它的实质—一场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反对暴力统治的伟大革命运动。文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是陈胜，作者通过对典型历史环境的描写和人物语言、行动的刻画，栩栩如生的塑造出一位农民革命运动领导者和组织者的光辉形象。
〖通***字〗 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 适通“谪”，发配去守边。 为天下唱 唱通“倡”，倡导。
固以怪之矣 以通“已”，已经。 卜者知其指意 指通“旨”意图。
将军身被坚执锐 被通“披”，穿着。 〖重点词句〗 1、辍耕之垄上：停止 2、怅恨久之：失望 叹恨 3、苟富贵：倘使（如果） 4、若为佣耕：你 是 5、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征发贫苦人民去驻守渔阳 6、屯（于）大泽乡：停驻 7、皆次当行：都（被）编入谪戍的队伍 8、会天大雨：恰巧 （适逢） 9、举大计亦死：发动 10、等死：同样 11、死国可乎：为国事而死 12、天下苦秦久矣：苦于秦（的统治） 13、今或闻无罪：有人 14、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果真 15、吴广以为然：认为 16、固以怪之矣：原来，本来 17、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陈胜）又暗中命令吴广往驻地旁边的丛林里的神庙中 18、吴广素爱人：平常 19、令辱之：让 20、召令徒属：召集并号令所属的人 （随从） 21、借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即使仅能免于斩刑，戍守边塞的人也得死十分之六七 22、死即举大名耳：干出大名声 23、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王侯将相难道有生来的贵种吗 24、袒右：露出右臂（做为起义的标志） 25、收而攻蕲：收集义军 26、行收兵：行军中 27、比至陈：等到 28、守丞死：郡守的副职 29、号令召三老：封建社会里长官教化的乡官 30、将军身被坚执锐：指亲自作战 31、复立楚国之社稷：国家 〖词类活用〗 1、大楚兴，陈胜王 王：名词用作动词，称王，为王 2、天下苦秦久矣 苦：形容词意动用法，以……为苦 3、尉果笞广 笞：用鞭、杖打。
4、皆指目陈胜 目：名词用作动词，看 5、夜篝火 夜：名词用作状语，在夜间 篝火：名词用作动词，燃起篝火 6、置人所罾鱼腹中 罾：名词用作动词，本义为***用的网，这里是“捕捞”的意思，与“所”一起作“鱼”的定语 7、将军身被坚执锐 坚：形容词用作名词，坚硬的铠甲锐：形容词用作名词，锐利的武器 8、忿恚尉 忿恚：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恼怒 〖重点语句翻译〗 1、陈胜佐之，并杀两尉 答：陈胜协助（帮助）吴广.一同（一共）杀了两个军官 2、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
如果我们这些人冒称公子扶 苏， 答：项燕的队伍，向全国发出号召，应该有许多人会响应。 3、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候将相宁有种乎！ 答：何况大丈夫不死则已，死就要干一番大事业。
王候将相难道有天生的贵种吗？ 4、为坛而盟，祭以尉首。 答：（用土）筑台并（在台上）宣誓，用（两）尉的头祭天。
5、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答：王侯将相难道有天生的贵种么！ 6、借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 答：即使仅能免于斩刑，戍守边塞的人也得死去十分之六七。
〖课文理解〗 1、起义的直接原因：失期，法皆斩 2、起义的根本原因：天下苦秦久矣 3、为起义所做的舆论准备： “为天下唱，宜多应者”与孟子所主张的观点相似，用孟子的话来说是：得到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
4、陈胜、吴广起义的策略是：今诚以吾众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 5、文中写陈涉发动起义“召令徒属”时，直接向封建统治者挑战，以激励众人的一句话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6、表明陈涉从小有远大理想的一句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7、陈涉揭竿起义，各地百姓纷纷响应的原因是：（诸郡县）苦秦久矣 8、起义的导火线是：遇雨失期，失期当斩 9、“将尉醉”的“醉”在该段的情节发展中起什么作用？ 答：“醉”为该段情节的发展起铺垫作用 10、人物欣赏 （1）从分析当时形势和所提策略口号中和为起义做舆论准备及发动起义，可以看出陈胜具有什么样的品质？ 答：表现了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和超人的胆略。 （2）文中“且壮士不死而已，死即举大名耳，五候将相宁有种乎？”一句，表现陈涉叛逆的性格特点和出众的宣传鼓动才能。
11、吴广是个有勇有谋的人，请你说说在杀死两尉的过程中，他的智谋表现在哪里。 答：（1）抓住时机 （2）故意使自己受辱（使用激将法） （3）激怒众人 12、出自本文的成语及名句 鸿鹄之志：比喻远大志向 篝火狐鸣：***托鬼狐之事诱众起事。
苟富贵，无相忘：有朝一日谁富贵了，别忘了咱们。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燕雀怎么会知道鸿鹄的远大志向呢。 王侯将相宁有种呼！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贵种吗？。
2. 九年级上册语文古文题目九年级上册的古文比较少，大概就是以下几篇
21.《陈涉世家》 司马迁
22.《唐雎不辱使命》 选自《战国策》
23.《隆中对》 陈寿
24.《出师表》 诸葛亮（这篇是重点）
剩下的都是古诗了、、、
25.词五首
望江南（梳洗罢） 温庭筠
渔家傲 秋思 范仲淹
江城子 密州出猎 苏 轼
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 李清照
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 辛弃疾
课外古诗词背诵
观刈麦 白居易
月夜 刘方平
商山早行 温庭筠
卜算子 咏梅 陆游
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 晏殊
浣溪沙（蔌蔌衣巾落枣花） 苏轼
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 李清照
南乡子 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辛弃疾
山坡羊 骊山怀古 张养浩
朝天子 咏喇叭 王磐
不知道是不是要那几篇***、、、、
17.智取生辰纲 施耐庵
18.杨修之死 罗贯中
19.范进中举 吴敬梓
20.香菱学诗 曹雪芹
就是这些了、、、、、
3. 求训练三部曲九年级语文下册的答案人教版求训练三部曲九年一、背诵这两首诗，并写一段赏析文字. 此题意在让学生深入理解这两首诗，并提高诗歌的鉴赏能力. 二、这两首诗大量运用重章叠句的表达方式，充分表达了诗人细腻的思想感情.试从诗中找出一两处，反复朗读，加以体会. 此题意在让学生了解《诗经》中常用的重章叠句的表达方式. 三、朗诵下面这首诗，并和课文中的两首相对照，体会其思想感情. 木瓜 投我以木瓜 报之以琼（琼：赤色玉；亦泛指美玉）琚（jū 佩玉）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 报之以琼瑶（瑶：美玉；一说似玉的美石）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 报之以琼玖（jiǔ 黑色玉石）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此题意在扩大学生的阅读视野，引导学生多读多背《诗经》中的名篇. 有关资料 一、译诗 关 雎 关雎鸟关关和唱， 在河心小小洲上. 好姑娘苗苗条条， 哥儿想和她成双. 水荇菜长短不齐， ***荇菜左右东西. 好姑娘苗苗条条， 追求她直到梦里. 追求她成了空想， 睁眼想闭眼也想. 夜长长相思不断， 尽翻身直到天光. 长和短水边荇菜， ***荇人左***右***. 好姑娘苗苗条条， 弹琴瑟迎她过来. 水荇菜长长短短， ***荇人左拣右拣. 好姑娘苗苗条条， 娶她来钟鼓喧喧. （余冠英译） 蒹 葭。
知人论世意思是指要理解一个人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
1、这个成语出自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著作《孟子-万章下》中的一句话：“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意思是说，阅读一个人的诗和文章，要了解这个人是谁，他所处的时代是怎样的。
2、这个成语通常用于文学批评中，通过对作者及其所处时代的了解，来更好地理解和评价其作品。通过了解作者的个人经历、思想、信仰以及其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读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作者的创作动机、意图和作品的意义。
3、在阅读鲁迅的***时，通过对鲁迅的生平、思想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的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中所表达的社会批判和思想内涵。同样的，在欣赏古人的诗词时，通过对古人的生平、思想和时代背景的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诗词中所表达的情感和意义。
4、知人论世是指要了解一个人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通过这种了解来更好地理解和评价其作品。这个成语通常用于文学批评中，但也可以用于其他领域中的人和事的评价和理解。
知人论世的意义
1、增进相互了解。知人论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一个人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从而增进相互了解。在人际交往中，了解一个人的背景和经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思想、情感和行为，这对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2、提高沟通效果。知人论世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沟通效果。在人际交往中，了解一个人的背景和经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观点和立场，从而避免因为缺乏共同语言而产生沟通障碍。同时，通过了解他人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言行举止，这对于沟通和交流也具有重要的帮助。
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古代文化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学习古代文论这门课，让我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增强了学习古代优秀文化的兴趣与欲望，徜徉于古人的思想海洋里，如痴如醉，如梦如幻，感受古人的思辨，敬佩古人的智慧，学习古人的睿智。这门课程内容及其丰富，时间跨度也大，涉及面广，对开阔学生的视野很有帮助，让我受益匪浅。鉴于兴趣和其他一些原因，我简单地谈谈孔子的文学思想及自己的一点拙见，如有偏颇，也仅是一家之言。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儒家的创始人，也是儒家文论的奠基者。他的思想对后世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刻影响，甚至今天，孔子的一些思想还被人们认可和接受。孔子创立的儒学，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人格标准，以“诗三百”为人格修养的教材，从而将其文学理论建立在仁学的基础上。孔子的文论思想不仅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能，还涉及到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批评的标准等问题。
一、文学的社会作用
《论语·阳货》记载：“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孔子很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并对此做出了专门的阐释。那么，“兴”、“ 观”、“ 群”、“ 怨”，是什么意思呢？
“兴”，感兴、感发。诗歌***用比兴的手法创造生动感人，并且包含着普遍道理的文学艺术，感染读者的感情，激发读者的意志，使其兴奋激动，表现出某种情绪，从中受到心灵上的影响和教育。我觉得“兴”是一种感性的东西，流露出自己最真实的感情就可以了，不需要理智的制约，也不用升华读者的思想境界。
“观”，就是观察，看之意，不仅可以观各国的政治来知其得失，也可以观察人的品行志向，可以知人论世。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我们可以了解某一个时期的社会习俗、风尚，及其重大***，甚至能分析出特定时期社会文化的盛衰之势，考察社会政治的利弊。孔子提出的“可以观”思想，强调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他把文学看成是一面反映社会政治状况，习俗风尚的镜子。
“群”，是指全体社会人们之间的“群”，具有普遍性。文学作品可以起到让广大读者沟通感情，密切交往，交流思想，相互切磋，共同提高的作用。孔子主张的“群”，重在强调人和人之间互帮互助的和谐关系，体现了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先秦时期的孔子，已经能够站在较高的角度分析问题，足以证明其远见的卓识，超人的智慧。人，处在社会之中，不可能脱离这个群体而存在，只有通过人与人的交流，人与社会的互动，社会才可以发展，人才可以提升自己，实现自己的人身价值。
“怨”，在孔子看来，主要指的是“怨刺上政”，即对社会政治的怨刺和作者的牢骚不平。我们知道《诗经》里，就有许多含“怨”的作品，对不合乎“仁”的现象的指责和不满，对“礼”的破坏的愤懑和不平，还有关于男女爱情、婚姻不称意而产生的怨恨等。“怨”是一种情绪的发泄，把自己内心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抱怨喷洒出来，然后一吐为快，是带有感彩的批评。“怨”在孔子文论思想中分量很重，它开启了文学作品批评社会、批评文学的先河，对之后的文学发展影响深远。
孔子从***教化的角度出发，全面总结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有情感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等，对后世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二、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论语?雍也篇》记载：“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此处的“文”是指合乎礼的外在表现，“质”是指内在的仁德，一个人只有具备“仁”的内在品格，同时又能合乎“礼”地表现出来，才能成为“君子”。文与质的关系，也就是礼与仁的关系，它一方面体现了孔子极力推崇的“君子”之理想人格；另一则反映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既不主张偏胜于文，也不主张偏胜于质；应该不偏不倚，做到适中。
《论语?八佾》说道：“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孔子认为，绘画要先有好的质地，然后才可以随意的添加色彩，它旨在说明作品必须先要用好的内容，然后才有可能对其进行加工与修饰。子夏从孔子的回答“绘事后素”中，领悟到先仁后礼的道理，受到了孔子的称赞。这里的礼，是指对行为起约束作用的外在形式，即礼节仪式，孔子认为，外表的礼节仪式同内心的情操应该是统一的，如同绘画一样，质地不洁白，就不会画出丰富多***的图案。
孔子强调文质并重，要求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达到完美的统一，他把这称为“尽善”、“尽美”， 他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思想对后世的绘画、文学创作、舞蹈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也仍然强调这一点，不管是社会实践活动，还是艺术创作方面，二者的统一都是人们进行活动时所尽力遵守的，若有一方面的失衡，就必然会影响事物整体的美的效果，不被人所喜爱。
三、文学批评的标准
孔子在评论诗歌总集《诗经》 三百篇时提出了“思无邪”的文学批评的标准，即“《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对于“思无邪”的解读，众说纷纭，下面简要列举几种：（1）杨伯峻《译注》中说，“思”是无意的语音词，本来没有意义，是孔子独创性的将其做作“思想”解。（2）刘宝楠《论语正义》中说：“思无邪者，此诗之言。诗之本体，论功德，止僻防邪，大抵皆归于正，此一句可以当之也。”（3）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思无邪，乃是要使人读诗人思无邪也。若以为作诗者三百篇，诗，善为可法，恶为可戒。故使人思无邪也。若以为作使者思无邪，则《桑中》、《溱诸》之诗，果无邪也？”因为角度不同，所以各家的说法不同。“思无邪”源自“诗经”，“思”原来是句首语气词，无实际意义，“无邪”是描写人神情专注的样子，孔子赋予其新意来概括《诗经》特征。
从刘宝楠的解说中可以得知，“思无邪”是指诗的内容符合孔子所倡导的政治思想、审美标准和***道德。不过，单从内容上来概括《诗经》的特点，有些片面，因为《诗经》中的作品内容非常丰富，有歌功颂德的，描写爱情婚姻的，批判社会现实的，歌颂劳动者的，很难用“思无邪”来作出评价和判断。
孔子的“思无邪”批评标准从艺术上看，就是提倡“中和”之美。“无邪”就是“归于正”，就是符合“正”，即“中正”，也就是“中和”。孔子提出“乐而不*，哀而不伤。”的原则，表达的正是中和之美，意思是说，好的文艺作品表达感情要适度，欢乐而不放纵，哀怨却不过于悲伤，感情的表达要有节制，一切情感的外观都是那么得恰到好处。孔子认为男女关系、青年恋爱都应在“和谐”的尺度之内，在“合礼”的规范之内进行和完成，必须是合乎礼和合乎规范程序的。可见，孔子的“中和”思想是跟政治、道德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文艺所表现的情感不但要具备道德上的纯洁性和崇高性，即“思无邪”，而且要受到理智的节制，讲究适度、平和，不能过于放纵、任其泛滥。
对于孔子的“思无邪”批评标准，我们不仅应该从思想内容层面来理解分析，还应该从感情的表达需要一定的制约，即“中和”的角度来剖析，只有两者结合，才能真正的领悟到孔子这句话中的精髓所在。孔子的文论思想内容很丰富，以上只是简单涉及，还有其他的一些思想理论没有提到。
接下来谈谈我的一些个人感受。在开课之前，我就想本门课程一定是及其枯燥、乏味的，一听到“文论”二字我就从心底里怕了，并且还是“古代”，觉得想要攻下它，任务着实太重了。怕课程的枯燥，又担心错过精彩内容，我还是选择了本课程，第一堂课初次看到了老师的容颜，我和同学议论到：文院还有这么年轻、这么漂亮的老师呀！老师不仅很漂亮，讲课也很有特色，我告诉自己要好好学习这门课程。通过学习，我觉得古人的某些思想还真是抽象，很难懂，但是认真听老师的讲课，还是可以学到很多知识的，老师授课时，总是化古人思想的抽象为具体，有助于我们理解、领悟古人的思想。同时，涉及课外内容，或者与本课程相关的内容，大大开拓了同学的视野，丰富了课堂内容，有利于激发同学们的兴趣。比如说，老师推荐的相关***，我总会在课下抽时间看完，内容非常精彩，更重要的是，有些给人心灵上的震撼很大，使我感触颇多，一个人总会去想它、思考它，确实耐人寻味。尽管说我有时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但总的来说，我还是挺喜欢古代文论的，接触了以后你会发现，它并不是像你想象中的那么苦涩无聊，我还是学到了许多知识，视野也开阔了很多，最起码从心理上喜欢一些古人的思想了。
苏轼和辛弃疾是豪放词的两大家，在中国词史上历来以“苏辛”并称，两人 是宋词不可企及的两座高峰，如同唐代“李杜”一样值得称道。两个人不仅是文学创作的集大成者，在人生境界、品德修养上也都属上乘，但是由于所处时代、成长环境、人生经历有着诸多的不同，他们有着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生况味与追求，而这些差异表现在两人的创作之中。虽然同属豪放派，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一、“知人论世”——苏轼、辛弃疾的不同人生经历 先秦思想家孟子曾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 子·万章下》强调得到文章“真义”的条件之一就是“知人论世”，即了解作家并联系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状况。下面我们就来简单回顾一下苏轼和辛弃疾的不同人生经历。
我在网上找了一篇，你看看对你是否有帮助，O(∩_∩)O
让时代来解释人物
一本知人论世之书
“知人论世”这个成语，出自《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个“世”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身世”，二是“时世”。朱熹注云：“论其世，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则不可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这是作“身世”解，文义可通。但是如果作“时世”解，文义亦可通，似乎更有意思一些。那么，“知人”是一层，“论世”又是一层。“知人”已经包括了知道其人的身世行事；“论世”则是放大范围，论究其所处的时世，反过去更足以帮助理解其人与其文。这样解释是 否一定比朱注更符合孟子的本意，我不敢说，也不想深究。我这里只是按照这样的解释来说：我近来读了一本书，真正是“知人论世”之书，这就是朱成甲著《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
本来，李大钊牺牲之年才三十九岁，而所谓“早期思想”，不包括他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思想，大致上只是他三十岁以前的思想罢了。书中所引李大钊诗文，最早的是《登楼杂感》二律，作于一九○八年，即从此算起，到他三十岁，也只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所研究的时间范围是这么短，而全书洋洋四十二万言，我一气读完，毫无支离琐碎之感，这就因为正如书名所示，它是把“李大钊早期思想”同“近代中国”这个广阔的背景联系一起来研究的。作者在后记中说：“我费了比研究李大钊本身的材料多得多的时间去研究与之相应的背景，去研究与之相关的大量***和人物，同时也自然地涉及到与这些***、人物的联系问题和评价问题。”这很生动地说明了他怎样在“论”那个“世”。李新、刘桂生二位共同署名的序言里说：“从这本书中，人们所获得的知识决不仅仅限于一个李大钊，它不是让历史人物自己来解释自己，而是让时代来解释人物。所谓时代，也不是那种一般化的老生常谈，而是和李大钊的思想和行动密切相关的气氛、矛盾、 ***和人物。书中以李大钊为中心，以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为线索，几乎涉及这一时期的所有重大政治***和主要历史人物，其中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梁启超、汤化龙，孙洪伊、白坚武、章士钊、陈独秀、高一涵等。有些人物关系，例如与章士钊、孙洪伊、白坚武的关系，是过去很少研究的。书中通过对一些历史人物之间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使这本书具有比较深广的内容，增加了历史的份量。”这个评价十分深刻，说出了本书“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的特点和优点。尤其是“不是让历史人物自己来解释自己，而是让时代来解释人物”，这两句话说得最好，我以为是“知人论世”方法的精髓。
但是，我不想全面评述此书如何运用“知人论世”方法，论证了李大钊早期，怎样艰苦地探索救国道路，怎样从改良主义调和主义一步一个深深脚印地走向马克思主义，不想全面评述作者运用这方法多么娴熟，所获得的成果多么丰富，那得写一篇专门的论文，而且李新、刘桂生二位合写的序言已经做了提纲挈领的介绍。我在这里，只想略谈几个小例子。
一个例子是李大钊一九一三年冬去日本之前写的一首诗：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
此诗的题目是：《南天，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读此诗，首先要弄清“天问”是谁？长期以来，研究者都说是郭须静即郭厚庵。朱成甲不取此说，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天问”即是李大钊的挚友白坚武。他所根据的是第一手材料，即《言治》月刊第五期所载白坚武的一篇论文，其中正是自称“天问”，以及未曾发表过的白坚武日记，其中记明他在李大钊去国之前，充任冯国璋的秘书，随冯国璋军南下。南下干什么？是奉袁世凯之命，由津浦线向南去进攻“二次革命”的讨袁起义军。朱成甲作了大量论证，证明李大钊直到袁世凯实行帝制、背叛民国之时，才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站到坚决反袁的立场上来。而在此之前，他一直是拥袁和基本拥袁的。对于孙中山所号召的“二次革命”，李大钊是反对的。朱成甲还以充分的证据，证明白坚武的政治态度，是坚决拥护袁世凯，坚决反对***的。所以，朱成甲指出，上引的那首诗，长期以来被误解为李大钊送人去参加讨袁起义军，把事实正好颠倒过来。诗题中所贬称的“南天”，其实正是指“二次革命”讨袁起义军而言。诗题中的“军中”，不是指起义军，而正是指讨伐起义军的袁军，即白坚武所参加的冯国璋军。
另一个例子是，李大钊在《大哀篇》中分析评论了民国初年的政党，分为稳健、急进、折衷三派。关于急进派，李大钊说明道：“急进者，蛮横躁妄之暴徒也。”还评论道：“骄横豪暴之徒，乃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且悍然号于众曰：‘吾为尔民造共和幸福也。’呜呼！吾先烈死矣！豪暴者亦得扬眉吐气，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下矣。”这些蛮横躁妄、骄横豪暴的暴徒，是指的什么人呢？长期以来，有些研究者认为指的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官僚，朱成甲纠正了这个误解，指出它指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朱成甲之前，刘桂生已经在《辛亥革命时期李大钊政治试析》一文中论证了当时的社会舆论是怎样使用“暴民”这个词的，论证了民国初年各派政治人物，例如朱执信、蔡元培、章士钊、李剑农、梁启超以及袁世凯的笔下，“暴民”这个词都是指革命党人的。朱成甲介绍并且同意刘桂生的研究，此外，朱成甲还指出：当时，急进(激进)、温和已成为人们习惯的划分政治分野的用语，而“暴徒”“暴民”更是对持“破坏主义”者的特有的“尊号”。朱成甲引用梁启超的话，证明他明确自称“温和派”，称对手同盟会(革命党)为“急进派”，又引梁启超的门徒罗瘿公的话，毫不含胡地把同盟会与暴徒联系起来。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来看，李大钊《大哀篇》中所谓“急进者”，所谓“暴徒”，同样是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就非常清楚了。李大钊描写的“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自称共和缔造者，在国徽之下击柱论功，这样的画像只有同盟会(革命党人)才对得上，而袁世凯是对不上的，他身为国家元首(大总统)，怎么会在殿下击柱论功呢？如何能称之为“暴徒”呢？尤其有价值的研究是，朱成甲还举出陈其美命蒋介石派人刺死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陈炯明光复会员许雪秋、陈涌秋、陈芸生，将他们的革命武装包围缴械，这些都是同盟会人在民国初年所干的事，以及光复会领袖章太炎为这些事写信给孙中山***，这些都可以证明：李大钊称同盟会***为“暴徒”，虽然从根本上说是不正确的，但不是事出无因的。朱成甲指出这一点，使我们可以想得更多。同盟会***本是很复杂的，他们在对清朝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使用革命暴力，当然是正义的，必要的，但是同时，他们在革命阵线内部矛盾中也使用暴力，这就已经埋伏下后来***统治变成***统治的***，蒋介石后来的正非偶然。李大钊早期视同盟会***为“暴徒”，这个不正确的认识中，亦自有其合理的因素。
以上两例，一诗一文，长期被有些研究者的误解所颠倒，都因为不了解李大钊当时的政治思想政治态度的缘故，这正是“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而为了要正确认知李大钊当时的政治思想政治态度，不能就李大钊论李大钊，而要联系白坚武，联系梁启超、罗瘿公，联系袁世凯、冯国璋，联系蒋介石、陈炯明，联系章太炎、陶成章……，这正是“是以论其世也”。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如果说这些都还只是关系一诗一文的理解，是较浅层次的“知人论世”，那么，下面再就更深层次的来举一些例子。
书中从头到尾，注意分析李大钊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交游关系。
首先是李大钊出身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书中有很长的一节，专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对于李大钊的影响是复杂的、深远的”(在第一章第二节内)，这里不可能详细复述，只把这一部分的纲目抄在下面：
1.消极方面的影响
(1)在思想体系和思想方法上
(2)在社会关系上
(3)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
2.积极方面的影响
(1)学问家的准备时期
(2)思想家的准备时期
(3)革命家的准备时期
从这个纲目，即可看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多么细致，多么全面。关于社会关系的影响，书中指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有一个组织，就是北洋法政学会，其政治倾向是保守的，而李大钊是这个组织的骨干之一。“李大钊在这里有一批关系密切的朋友，其中尤以与白坚武、郁疑关系最深。李大钊在一九一八年进入北京大学以前，他的交游主要是在北洋法政学会这个范围。他的很多活动都和这个社会关系有关，例如去日本留学，办《晨钟报》，办《宪法公言》等。他的文章，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几乎全部是在《言治》月刊上发表的。北洋法政学会由于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具有保守的倾向，尽管李大钊自己有其独特的见解，但终究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其次是，约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李大钊在日本东京认识了章士钊，结为挚友，书中对此事的重要意义作了最充分的估价。(在第三章第三节中)书中论述“所受章士钊的影响”这一部分，有一万三四千字之多，可谓淋漓尽致，其纲目如下：
1.社会关系上的影响
2.在政治上的影响
3.在学术思想上的影响
4.在思维方式与文风上的影响
5.对于其后前进道路的影响
在社会关系方面，书中指出：“突破北洋法政原来的狭小圈子，广泛地接受革命党人的影响，是李大钊留学东京的一个极大收获，而这个收获恰恰又是从章士钊这里开始的。”书中又指出，李大钊成为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的热心的读者和作者，“并且通过这个杂志，使自己逐步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翻开《甲寅》杂志来看，《新青年》上的很多重要人物，除去鲁迅而外，如陈独秀、胡适、高一涵，都已经在这个刊物上汇合了。李大钊从此才开始走出北洋法政的小天地。”尤其重要的是，章士钊后来推荐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接替自己，当图书馆主任。
关于李大钊到北京大学一事，书中给以极大的重视。第十五章第一节指出：“第一，他由此真正置身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与真正的战友和同志紧密地结合起来。”“第二，他有了研究国外的思想和学术的最优越的条件。”“第三，他可以有条件和他一向所热爱，所寄予最大希望的青年结合起来。”第一条所论的还是社会关系交游关系问题，书中极细致地论述道：
李大钊一直在关心支持新文化运动。他的《民彝与政治》、《青春》、《晨钟之使命》、《孔子与宪法》、《青年与老年》、《暴力与政治》等，都是参加与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之作。但是，由于所处的具体条件与工作环境的不同，李大钊在此以前还不能全身心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结合起来，他的思想和行动还不能不受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束缚和影响，其中主要的是章士钊和白坚武的影响。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的生活圈子，和当时一大批时代的先进人物结合起来。这对于他个人的思想发展必然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15页)这是毫无疑义的。
下文还详细论述了李大钊到北京大学后与陈独秀等《新青年》的战友们结合的过程，直至如何为中国***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干部)条件，都说明朱成甲此书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的具体性和生动性。中国本有“观人观其友”的话，其实也即是“知人论世”之意。而朱成甲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那句话：“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更是深刻的理论阐明。当然，这所谓“进行交往”的范围比“朋友交游”要大，大到包括了敌人在内。此书对于这一方面，也作了深入研究，例如他指出，反对袁世凯帝制和段祺瑞、梁启超伪共和的斗争，是对李大钊的思想上的两次大推动。这就很生动地证明了“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当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原理。
一九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