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一开始，作者运用了排喻的手法，作者首先举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两组比喻，从而引出了“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作者先设置这样两个形象性和哲理性都很强的比喻，而后引出了自己要表达的真实意图，这种手法的应用是有很强的说服力。如果作者开篇不用这十分形象的排喻，而只是简单地讲述抽象的道理，是很难吸引对方，使对方理解信服。作者引喻用得好，好就好在比喻用得“巧”、“俗”、“切”。比喻的应用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具体化，使深奥的问题通俗化。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所说的：“喻巧而理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设喻明理，比喻不但要设得巧，而且喻体要浅显通俗，树木、江河，处处可见，***熟悉。所讲的道理也是***皆知，不难理解的通俗事理。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文章中比喻运用的“切”，实际上就是喻体与本意要相切合，要抓住重点，选最集中、最深刻、最精彩的喻体来表现本意，作者用十分熟悉的树木，泉源，用这些微不足道的事物，引出国之大政，平易而自然。
使用了排喻的方法开篇后，作者又以三个“不”字的排比句从反面来说明问题，“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从而进一步强调了作者的政治意图。作者使用的言辞尖锐，用反激法去激发对方。作者指出，自己所列举的比喻和叙说的是连自己这样愚笨的人都明白的道理，何况英明圣哲的皇帝。然后作者很明确地向唐太宗指出，做为一国之主的帝王，身负重任，就要在安乐时想到危难，尽量避免奢侈，要提倡节俭。不然的话就会做出象伐根而求树茂，塞水而望流长一样的愚蠢事。这里，在文章结构上前呼后应，环环紧扣，充分表达了作者进谏规讽的本意。
紧接着作者向唐太宗指明历史上的君王，一开始创业时大多都能兢兢业业，而善始善终的就不多了。作者这里用了一个反问句来说明“创业容易，守业难”的道理。作者同时明确地告诫唐太宗，不要危难忧患时诚心待人，而成功后就放纵，傲慢待人。并指明，对人以诚相待，仇敌也团结成为一个整体；傲慢待人，即使是亲人也会众叛亲离。对人民使用高压钳制，用威势来统治他们，会造成他们与你貌合神离，表面十分顺服而实际上却十分怨恨。作者这里指出被激怒的百姓是十分可畏的。并再次用一个真切生动的比喻来说明帝王与百姓之间的辩证关系。作者将百姓妙喻为水，将帝王比喻为行船。水能浮载行船，但也可以将行船倾翻。这个比喻简洁而传神，直接明了地向唐太宗表明其利害关系。为谏劝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不要“纵情傲物，骄奢*逸”。结合具体实例进行分析，妙喻警人，陈述利害。引用古圣先哲的“怨不在大，可畏惟人”和“载舟覆舟”等至理名言，哲理剀切，反复阐述，耐心说服，言语婉转动人，用心不可谓不良苦。
道理述尽，作者便向唐太宗提出“十思”的建议。“十思”是作者前文提出的“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具体内容。前边提出问题并进行了分析，后边则提出如何解决的建议。使得文章前后呼应，全文形成一篇结构严谨的统一体。而“十思”又以“谦冲而自牧”、“虚心以纳下”、“慎始而敬终”、“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为中心，为至要。“十思”的角度不同，但都贯穿着“积其德义”的主线。作者告诫唐太宗“总比十思，宏兹九德”这样就会达到天下“文武并用，垂拱而治”。只要做到这“十思”，就不必自己去劳神费思，代替百官去行使职权了。
全篇以“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为中心展开论述。先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述，提出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结论。然后提醒太宗，守成之君易失人心。因在“殷忧”时易“竭诚以待下”；而在“得志”时则会“纵情以傲物”，便有“覆舟”之危。由此提出“积德义”必须“十思”。着重规劝太宗对于物质享受要适度，在自身修养上要“谦冲”，在用人上要“虚心纳下”，在行施法制上要不计个人恩怨。结尾归结出治国方法的关键在于知人善任，选拔人才，达到“垂拱而治”的理想境界。作者的这些主张，为唐太宗所***纳，有助于成就唐王朝的“贞观之治”。全篇以“思”字作为贯穿行文线索，脉络分明，条理清晰。文中多用比喻，把道理说得生动形象；并***用排比、对仗，句式工整，气理充畅。
第一段从开头至“塞源而欲流长也”，先正说，后反说。以固木之根、浚流之源，来比喻治国需要从积德这个根本做起。这是正说。接着以比喻的手法来反说，“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是万万不可能的。正说和反说，归结到君主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否则，那将是“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危及治国之本，动摇王朝的根基，葬送李唐的天下。
第二段从“凡百元首”至“所宜深慎”，分别从“在殷忧”和“既得志”等不同时期所***取的不同态度，正反论述。君主“在殷忧”时，一定能竭尽诚意对待手下的人；而君主如果能对部下竭尽诚意，就能使君臣契合，上下一心。君主在“既得志”时，往往为所欲为，傲视他人；而君主如果傲视他人，即使亲属也会变得如同行路人那样互不相认。这样分别从“在殷龙”和“既得志”等不同情况下正说反说，归结到守业的君主容易失去人心，从而，告诫唐太宗不可以帝王之尊傲视群臣，与人结怨。因为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是与众人结怨，如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众人能保护君主，也能推翻君主。
第三段从“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至结尾，以“十思”全面阐述“积德义”的具体内容。这“十思”，好象是魏征提醒唐太宗从多侧面进行观照，多侧面地照一照“积德义”的镜子。人以铜为镜，唐太宗则以魏征为镜，魏征又给唐太宗以“十思”之镜。可以说，“十思”之镜是一个多棱镜。之所以说“十思”是多棱镜，是因为它从多侧面反映了“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主旨，从多方面开拓了唐太宗“居安思危”的境界，从多方面开拓治理李唐王朝的途径：“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
一、类比入手，亲切生动
作者要论述的是治国安民的根本大计，而进谏的对象又是国君。从流水、树木这些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入手说理，就显得亲切、生动，容易为人君所接受。同时，要“木茂”就必须“固其根本”，要“流长”就必须“浚其泉源”，这都是生活中的常识。通过类比，推出要“国安”必须“德厚”，就很有论辩力量。在这个基础上，作者进一步以“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比做“伐根”“塞源”。这样，不居安思危的危害性不言自明，而作者的观点也鲜明地表露出来了。
二、骈散结合，华美流畅
唐代的奏疏，习惯上都用骈文来写，这篇奏疏虽然用了许多骈偶句式，却突破了骈体的束缚，骈散语句交替运用，既有骈文的整齐华美，又有散文的自然流畅，易于诵读。
三、正反论述，务尽其旨
全文以论述为主，对同一个问题，作者往往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剖析，使说理更透彻。如第一段先从正面论述“固本浚源”，再从反面论述不这样做的危害；第二段关于“殷忧”“竭诚”与“得志”“傲物”的反复论述；第三段贯穿“十思”的本能欲望（或反应）与理性自制的对举，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四、比喻排比、生动有力
文章以浅显的比喻衬出中心论题，比喻作为一种推理手段，起到生动、直观的效果；全文的论述多用排比句式，铺排罗列，勾连而下、气势不凡，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
后晋·刘煦等撰《旧唐书·魏征传》：史臣曰：臣尝读汉史《刘更生传》，见其上书论王氏擅权，恐移运祚，汉成不悟，更生徘徊伊郁，极言而不顾祸患，何匡益忠荩也如此！当更生时，谏者甚多。如谷永、杨兴之上言，图为奸利，与贼臣为向导；梅福、王吉之言，虽近古道，未切事情。则纳谏任贤，讵宜容易！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一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所载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虽汉之刘向、魏之徐邈、晋之山涛、宋之谢眺，才则才矣，比文贞之雅道，不有遗行乎！前代诤臣，一人而已。
赞曰：智者不谏，谏或不智。智者尽言，国家之利。郑公达节，才周经济。太宗用之，子孙长世。
清·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此魏公贞观十一年之疏。以思字作骨，意谓人君敢于纵情傲物，不积道义以致失人心者，皆坐思耳。思曰：睿睿作圣。故有十思之目。若约言之，总一居安思危而已。十三年五月，复有《十渐不克终》之疏，非魏公不敢为此言，非太宗亦不敢纳而用之。千古君臣，令人神往。文虽平实，当与三代谟训并垂，原不待以“奇幻”见长也。
清·吴楚材等《古文观止》卷七：通篇只重一“思”字，却要从道义上看出。世主何尝不劳神苦思，但所思不在道义，则反不如不用思者之为得也。魏公十思之论，剀切深厚，可与三代谟、簿并传。
清·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卷二：评解以文论，总冒总收，有埋伏，有发挥，有线索，反正宕跌，不使直笔，排奡雄厚，不尚单行，最合时墨；以理论，忧盛明危，善始虑终，虽古大臣谟诰，不过如此。疏上，太宗即纳，此魏公所以称贤相，而贞观之治，亦几于古也。
对比论证：是正反对比论证的简称，也称比较法，是把两种事物加以对照、比较后 ，推导出它们之间的差异点，使结论映衬而出的论证方法。这是一种常用的、有说服力的论证方法。事物的特征和本质在对比中最容易显露出来，特别是正反相互对立的事物的比较，具有极大的鲜明性，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经过对比，正确的论点更加稳固。例如：如《俭与奢》《索取与奉献》《“知足长乐”与“知不足长乐”》等，都适宜用此法完成作文。
类比论证：辩士透过比较两种相似的事物，主张因为两事物相似，因此在其中之一成立的现象，在另一事物身上也应该成立的推理过程。如《晏子使楚》中的因水土不同而橘变为枳，也可以是寓言故事，如《察今》中的三个事例；还可以是成语典故，如《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的滥竽充数。在同一论证过程中，主体事物与客体事物之间的相同特点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许多个。如《察今》，主体事例“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与它的三个客体事例之间，就只有“主观的做法不适应客观的变化”这一个相同的特点；而《邹忌讽齐王纳谏》中，主体事物齐王与客体事物邹忌之间，在宫妇左右、朝廷之臣，四境之内对齐王的态度及妻、妾、客对邹忌的态度上，均表现为“私”“畏”“有求”这三个方面的相同特点。相同的特点越多，主体事物就越具有客体事物的性质，越能暴露主体事物的本质。类比论证法在实际运用中也存在着不同的情况，有的通篇都用这一种论证方法，类比到底，如《邹忌讽齐王纳谏》；有的只在文章的某一部分运用这种论证方法，并把它与其他论证方法结合起来运用，如《公谏》就是把类比论证与演绎推理结合起来运用的。
我听说：想要树木生长，一定要稳固它的根基；想要河水流得长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要使国家稳定，一定要积聚它的民心。源头不深却希望河水流得远长，根不稳固却要求树木长得高大，道德不深厚却想国家安定，臣虽然愚笨，（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像陛下这样）明智的人呢？国君掌握帝位的重权，处在天地间最高的地位，（应该）推崇皇权的高峻，永保永无止境的美善，不居安思危，不戒除奢侈而行节俭，道德不能保持敦厚，性情不能克服欲望，这就像砍伐树木的根却要求树木茂盛，阻塞水的源头却希望水流得长远一样啊！所有君主帝王，承受上天的重大使命，无不是在深深的忧虑中就治道显著，而一旦功成名就就道德衰退，开头做得好的实在很多，而能够坚持到底的却很少。难道夺取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就难了吗？当初创业时，能力绰绰有余；现在守卫天下却力量不足，这是为什么呢？大凡在深重忧患当中必须竭尽诚意对待臣下，得志以后就放纵自己傲慢地对待一切人；竭尽诚意就能使吴和越这样敌对国家也能结成一体。傲慢对人就是骨肉亲属也能行同陌路。虽然可以用严刑来监督他们，用声威震慑他们，但是结果大家只图苟且免除罪罚，却不感念（皇上的）仁德，表面上恭顺而不是内心里悦服。怨恨不在有多大，值得尊敬的是人民；人民能拥戴皇帝，也能推翻他的统治，这是应当深切戒慎的。用腐朽的缰绳驾驭飞奔的马车，这样可以忽视不理吗？作为君主的人如果真的能够做到一见到能引起（自己）喜好的东西，就想到该知足来警惕自己；将要兴建什么，就要想到适可而止来使百姓安定；想到帝位高高在上，就想到要谦虚并加强自我约束；害怕骄傲自满，就想到要像江海那样能够（处于）众多河流的下游；喜爱***，就想到网三面留一面；担心意志松懈，就想到（做事）要慎始慎终；担心（言路）不通受蒙蔽，就想到虚心***纳臣下的意见；考虑到（朝中可能会出现）谗佞奸邪，就想到使自身端正（才能）罢黜奸邪，施加恩泽，就要考虑到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奖赏不当；动用刑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发怒而滥用刑罚。总括这十思，扩大这九德的修养，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们，挑选好的意见而听从它。那些有智慧的就会施展他们的全部才谋，勇敢的就会竭尽他们的威力，仁爱的就会广施他们的恩惠，诚信的就会报效他们的忠心，文臣武将都能（被）重用，君王大臣之间没有什么事情（烦心），可以尽享游玩的快乐，可以颐养像松、乔两位神仙的长寿。（皇上）垂衣拱手（不亲自处理政务），不必多说，老百姓就可以被教化，何必劳神苦思，事事过问代替百官的职务呢？劳损聪明的耳目，违背无为而治的方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