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选”是唐朝在江淮以南地区设置的一种特殊铨选制度。
中国古代的每个封建王朝，都很注意网罗知识分子。但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差异，历代铨选必然存在着地域的差异，并出现某些带有集团性的现象。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历代铨选办法也不同，如汉代***用察举、辟举制、六朝实施九品中正制，唐以后科举制等等。
而在唐代，出现了在京师以外的定期选人制度。据《新唐书·选举志》载云：“太宗时，以岁旱谷贵，东人选集于洛州，谓之东选。高宗上元二年，以岭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土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为选补使，谓之南选。其后，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岁水旱，皆遣选补使即选其人，而废置不常，选注又不著，故不复详焉。”王溥编纂《唐会要》时，也已注意到这一点，具列了“东都选”、“南选”专条。清赵翼《陔余丛考》也辟专条谈唐代之东选、南选。但可惜王、赵二人所收集的资料十分有限，更没有指出设置“南选”的原因缘由。本文即拟从其特点及其产生之原因，作一粗浅的分析，更望籍此求教于各位方家。
历代以来，铨选的办法不一，汉魏六朝时期，中央及地方的主要官吏由朝廷直接任命，下级掾属例由各地长官自行选拔。《续汉书·百官志》载云：“公府掾史，皆自辟除。”两晋以来，豪门氏族迅速发展，逐渐控制了乡举里选的大权，以致出现了‘世任州郡’的现象。南北朝后期，氏族地主势力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选拔官吏的办法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唐长孺先生曾指出科举制萌芽与南北朝后期。（1）而到了隋朝，变化自然就更明显了。但由汉至隋长达八百余年间的铨选用人办法，有一相同的铨选途径。这种情况一直到唐朝出现“南选”才变化。
唐朝***之所以设定“南选”据《新唐书》的解释，乃是“官非其才”，但未免失之简约，下面拟就岭南、黔中的社会状况来分析唐代南选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我的粗浅的意见。
一
“南选”之制，始自于高宗之时。唐高宗上元三年（公元676年）八月壬寅，“置南选使，简补广、交、黔等州官吏”。（2）《旧唐书·职官志》云：“其岭南、黔中，三年一置选补使，号为南选。”《新唐书·百官志》载监察御史职掌之一就是“岭南、黔中选补”。可见，唐代南选重点是在黔中、岭南。
《唐会要》卷七五《南选》备列高宗时以至文宗之时南选资料十七条。其中高宗时敕书之：上元三年八月七日敕，桂、广、交、黔等州都督府，比来所奏拟人首领，任官简择，未甚得所。自今已后，宜准旧制，四年一度差强明清正五品以上官充使选补，乃令御史同往祝拟。其有应任五品以上官者，委使人共所管督府，祖知具条景行艺能政术堪称所职之状奏闻。”根据这则敕书，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南选”制度的一些特点。
第一，既是“准旧制”四年一度差使选补那么，始置南选应早于上元时，估计在高祖武德后期或太宗贞观时即已存在南选。
第二，敕称黔中、岭南奏拟土人“简择未精”（《通鉴》卷二○二），而在总章二年（公元669年）记事云：“其黔中、岭南、闽中州县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选择土人补授。”（3）即是说，实施南选之初，是由朝廷授权所在都督直接选补土人，在出现用人不当之后，朝廷才下令于以改进。
第三，南选使由五品以上清正强明***承担，并派监察御使同往监察，力纠选人不当之弊，说明唐***对南选用人是谨慎的。
第四，南选用人，如发现有应任五品以上***的人，由选使和所在都督府向朝廷具报某人品行艺能情况及其所能承担的职务。这一处置符合唐代“五品以上，以名下而听制授”的用人原则。（4）
第五，选补使的派遣年限，《旧唐书·职官志》说是“三年一置选补使”，《唐会要》卷七五、《册府元龟》卷六二九、《通典》卷一五、《通鉴》卷二○二都说是四年一选，似乎表明《旧唐书》的记载有误。可是，《册府元龟》卷六三二和《旧五代史》卷一四八《选举志》所载后唐明宗天成四年（公元929年）十月诏云：“本朝一统之时，除岭南、黔中去京地远，三年一降选补使，号为南选······”值得注意的是《旧五代史》的这个诏书不是录自《册府元龟》因此，颇难轻易断言三年一置选补使的记载错误。只能说，选补使曾有三年或四年一置的规定。
第六，内地贡举，除特殊情况外，通例是每年进行一次，自十月始选，至季春月铨毕。南选却是三、四年举行一次，反映南方广大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还比较低，因而数年一选。
第七，岭南置选，自唐初以来大都准时进行，遇有特殊情况，如长庆二年（822），太和三年（829）、太和七年（833）、开成二年年（837）、都下令权停一、二年或三年，这和常贡因故权停一样已成为固定制度。
第八，御使监南选已形成制度，如***时，柳泽曾监岭南选。（5）元和二年，崔元方监岭南选。贞元二年，韩参监选，揭发选补使“选人留放，注官美恶，违背令文，惟意出入”之罪而配流之。（6）唯一例外的是《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记初即位，曾下令“南选使可以专达，勿复以御史流之”，但只是临时措施，后来没有形成固定制度。
与南选相对称的是“北选”，即在京师应选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七月敕：“如闻岭南州县，近来颇习文儒，自今己后。其岭南五府管内白身，有词藻可称者，每至选补时，任令应诸色乡贡，乃委选补使准其考试。有堪及第者具状闻奏，如有情愿赴京者亦听。其前资官并常选人等有词理兼通才堪理务者，亦任北选及授北官。”（7）从这一个诏书来看。
第一，唐代岭南的文化水平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少人学习儒家经典并取得成就，曲折地反映出岭南的经济状况有了较高的发展。
第二，岭南白身有文化的人，“任令应诸色乡贡”。所谓诸色乡贡举是指秀才、明经、进士等等，诏令岭南儒生同样可以参加州县贡举，被录取者由地方逐级上报于朝廷尚书省，再参加省试。事实上，岭南儒生早已参加贡举。玄宗***时，官至宰相的张九龄是广东韶关人，《唐登科记考》卷四记他在武周长安二年（公元702年）中进士，并在中宗、睿宗时连中制举。（8）同时，张九龄的兄弟九章和九皋也都颇有才能。玄宗以后，爱州人姜公辅在唐代宗时登进士第，并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及第。这都表明上述天宝诏书乃是适应大势所趋而***取的政策性措施。
第三，岭南文人以及前资官等有文才并能办理政务者，允许予选及授官，这是吸收岭南土著文人参与唐***各级官吏仕进的道路。张九龄在朝廷任中书舍人，又迁冀州刺史，为照顾本人“请换江南一州”的意愿，才转为洪州都督。
第四，当韩佽出任桂州观察使时，“桂管二十余郡，州掾而下至邑长三百员，由吏部而补者什一，他皆廉吏（使？）量其才而补之”。韩到任后，不少豪强“因厚其资，以求邑宰”。（9）岭南节度使卢均奏称，“海峤择吏与江淮不同，若非熟谙土风，即难搜求尼瘼”‘岭南所管二十五州，“唯韶、广两州官僚，每年吏部选授”。（10）这是由于内地人不愿远途跋涉去边地做官，乃派遣本地了解情况的人为官吏，这比外地来人更便于管理。
其时，岭南南选已深入人心，朱温篡唐建立后梁，疆土并未到达岭南，而其兵部尚书知贡举姚洎奏称，“近代设词科，选胄子，盖所以纲维名数，崇树邦本着也。曩时进士不下千人，岭徼海隅，偃风向化”，请求招徕南士。（11）不久，后唐***也下令鼓励南方人士去北方应试。在岭南建国的南汉***已经常在境内进行科举考试。（12）但尚未如中原***那样每年定期应试。据南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法制门·定拟》和《摄官》等条所记，岭外地区直至宋代仍然存在南选制度，但已和唐代有了很大的区别。
至于黔中南选，玄宗***八年（公元720）八月，诏岭南及“黔中参选吏曹，各文解每限五月三十日到省，八月三十日检勘使了，选使及选人限十月三十日到选所，正月三十日内铨注使毕”。（13）黔中南选在高宗时是由都监选择土人补授，至玄宗时，改由朝廷派人参选，并明令规定选限日期，使之形成一定制度。德宗贞元时，敕令黔中、岭南选人补注完毕，给牒放上，“其俸除手力、纸笔、园除杂给之外，余并待奏申，敕到后，据旨给付”。（14）说明以土人为官，朝廷同样给予俸禄。长庆二年和太和七年都曾下令权停黔中选补。从五代后唐明宗诏书可以察知，黔中也是三年一降选补使的定期选补。仲子陵即曾”典黔中选补“。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顶格，黔府与岭南、福建、邕容同样，诸道每“所送进士不得过七人，明经不得过十人”。（15）五代后唐明宗也诏令黔蜀远人解送选举，（16）充分说明黔府的南选是长期施行了。
二
唐代创设南选制度的原因，笔者认为，和唐代的民族政策有很大关系，同时，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有关。
唐时，岭南，黔中地区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唐***为此设置了羁縻州府。《册府元龟》卷一七○记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闰二月诏：“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朕只膺宝图，抚临四极，······要荒藩服，宜与和亲。”说怀柔远人的羁縻是“昔王御世”之策，确是事实。《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记曰：“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自汉魏六朝以至隋朝，历代中央***对待边境除了用武力征服外，还分别***取了诸如册封、和亲、互市以及其他优待方法，这些同样属于羁縻的范畴。
唐朝设置的羁縻州府，《新唐书·地理志》中设有专篇集中论述，并在卷首概括地说：“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藩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及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那时，唐***在全国共有约羁縻府八百五十六个。其实羁縻之意，唐人一再说是“羁縻，系朕之意，马络头曰羁，牛靷曰縻”。（17）
全国八百多个羁縻州府皆由唐***任命当地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力量的增强和全国大一统局面的相对安定。并且。也对各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
唐代南选主要是在黔中、岭南地区，而这正是羁縻州众多之地。由此说明，南选和羁縻州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应该注意到，黔中、岭南有不少地方是直属朝廷的州县所在，它是不同于羁縻州的。还不要忘记，全国八百多羁縻州中，有将近三分之一是分布在西北地区，而黔中、岭南却只有一百四十四州，仅全国总数的六分之一。西北诸地羁縻州数既大多与黔中与岭南，距离京师长安的里程又并不比黔中和岭南为近。按《元和郡县志》所记里程，黔中之播州至长安为三、四千唐里，岭南之邕州、钦州等地距长安为四、五千唐里。即是说，除交州以外，黔中、岭南至长安不过四千唐里左右。而西北的庭州、西州等地，却远离长安五千唐里以上，即使是河西的瓜、沙等州也离长安三千多唐里。可见西北诸地离京师的路途更远，那里的少数民族人口多、势力大，政治斗争频繁复杂，为什么唐***不在西陲另行设置“西选”呢？我们再注意到唐朝在闽中、江南当时并未设置羁縻州府的地区实施南选，那就进一步说明了南选的设置，不完全是由于羁縻州府的设置，而是与黔中、岭南以及江南，闽中的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治措施。
三
唐代的南选，至要是黔中、岭南地区，有时还包括闽中、江淮以南广大地区，下面就黔中、岭南的社会发展状况，提出我的意见。
黔中、岭南都在江淮以南。唐代黔中道比秦代所置黔中郡（主要在现今湘西一带）或汉代牂柯郡（主要在现今贵州境内）为大。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一直属于贫困地区，据《南齐书》卷一五《州郡志》云，黔中所属的宁州等地，“道远土塉，蛮夷众多，齐尼甚少”。
唐代黔中道的户口也不多，不只是由于众多羁縻州府管下户口不报户部，还要由于户口隐匿所致。《隋书·地理志》记牂柯等地风俗，“其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役夷僚”，这是一方面；还有象杜佑所说的全国性户口大量隐漏，史书就屡记西南山区和江南户口隐匿最盛。因此，黔中道正式编户虽只有三万户，十六万人，却不能得出实际人口很少的结论。当然，就该地区社会财富而言，有如唐人罗让所说：“黔中，山南已还，X塉啬薄，货殖所入，力不多也。”（18）说明当地民族众多，而且社会面貌仍相当落后。
唐代黔中、岭南同是贬斥臣僚和流放罪犯的地方，如唐太宗长子承乾被废黜后，“徙黔州”。（19）贞观宰相长孙无忌在唐高宗时政治斗争失败，“去其官爵，流黔州”，其子“并除名，流于岭外”。（20）唐玄宗时的奸相李林甫死后，其子“恶徙岭南、黔中”。（21）著名诗人李白也“坐长流夜郎”（22）黔中既是斥逐臣僚的居地，又是民族杂居地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朝廷选择土著首领补授地方官比较便当。同时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也有必要这样做。
岭南包括现今两广及其南面的大片地区。广州在西汉时已是著名外贸中心，然而广大岭南地区自秦汉以至唐宋之世社会面貌仍很落后。
岭南由于生产落后，多数情况下，郡太守是由徙居岭南人中的***担任。例如山东汶阳人士氏在西汉末避乱至苍梧，六传至士燮兄弟，分别为交趾、合浦、九真、南海诸郡太守。三国孙吴初年，久居岭南的薛综上疏谈到汉代以来的岭南情况，“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桔徙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然在九旬之外，长吏之选，类不精核，······刺史会稽朱符多以乡人虞褒，刘彦之徙分作长吏，侵虐百姓，强赋于民，黄鱼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贼并出，攻州突郡，......今日交州虽名粗定，尚有高凉宿贼，其南海、苍梧、郁林、珠官（按珠官即合浦郡改名），见《吴书》卷三《孙休传》四郡界未绥，依作寇盗，专为亡叛之薮，......国之安危，在于所任，不可不察也”。（23）薛综的话概括地指明了岭南地区民族杂居和经济、文化的落后情况，并揭示了朝廷不重视岭南地方官吏人选所引致的严重后果。
晋代，岭南交、广二州共有十七郡，《晋书》卷五七《陶璜传》记璜上言：“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不羁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可见那时直属晋朝的编户不多，而少数民族为数并不少。南齐时，岭南分置广、交、越三州五十二郡。广州所领二十三郡，包括广大部分地区，“民户不多，而俚僚猥杂，皆栖居山险，不肯宾 ，西南二江，川源深远，皆置督护，专征讨之”。越州始置于宋明帝时，主要包括海南岛和雷州半岛地区，“夷僚丛居，隐伏岩障，蔻盗不宾，略无编户”。（24）可见，两晋以至南朝时，岭南地区始终有大量少数民族居住。
通过上面简略叙述，可以看出，黔中、岭南长期以来都有大量少数民族聚居。在汉代，主要是靠武力征服，把当地百姓尽可能多地纳入国家的正式编户。但高压并没有解决问题，不断地反抗斗争使民族杂居的现象长期存在，众多的少数民族人户摆脱了朝廷的管辖。当然，任何封建王朝的民族政策免不了要对边境诸族实施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不过，各个朝代也还是存在某些情节上的差别。
在民族融合和隋末农民战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李唐王朝，它的创始人很注意调整社会关系，李渊使臣服于唐的突厥 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25）李世民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如，不必猜忌异类，若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26）他还说过：“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夷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中落皆依朕如父母”。（27）“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弊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旦绥之从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28）这样话，不完全是自吹之辞。唐代创设羁縻州，把历代的羁縻措施提高到了一个崭新阶段，这是比较注意尊重少数民族存在的特点，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利于各族自身发展的政治措施。在这种政策的感染下，汉族与其它少数民族通婚的现象比较普遍。所以唐高宗时礼部尚书许敬宗也以女嫁岭南蛮酋长冯盎之子。而在当时的广州，是“广人与夷人杂处”。（29）“蕃僚与华人杂居，相婚嫁”。（30）
唐代黔中所辖诸州有赋有贡，常赋有各种的布，贡物有药材、麸金、斑竹、蜡、犀角等，那里有盐泉，“官收其课”。（31）珍州之夜郎、丽皋、洛源诸县都有畲田，费州有多田县，南州山出楠木为大船，反映黔中生产事业有一定发展。因此，到了唐末，石处温为奖州刺史，“招纳亡命……广事耕垦，常积谷数万千石”。（32）就不足为怪了。黔中羁縻州地区，《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传》记东谢蛮和西赵蛮所在，“土宜五谷，不以牛耕，但为畲田，每岁易”。牂柯蛮所在，“土气郁热，多霖雨，稻粟再熟”。稻粟均是秋熟，不可能一年再熟。但它可以说明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生产有了很***展。因此，中唐时黔中经略招讨观察使王础奏称：“牂柯两州，户口殷盛，人力强大，邻侧诸蕃，悉诸敬惮”。
所以尽管唐代黔中、岭南和西北、东北诸地一样是民族聚居地区，但它们不象西北乃至东北那样战争不已，加以南方地区自然环境优越，发展生产比较容易。因而随着岁月的流逝，社会的生产重心是在逐渐向南转移。文化发展和人才的涌现是离不开一定的经济条件的。唐朝统治者意识到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决定派人去黔中，岭南就地简选，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进入统治层中，借以维护和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
四
与此同时，唐代在江淮以南设置羁縻州府的辽阔地区也曾实施南选，但江淮南选与黔中、岭南的情况有所不同，它只是临时性的措施，没有形成长期固定的制度。探寻其缘由，笔者认为也是和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
史书谈到南选，往往将闽中和黔中、岭南并提。《通典》卷一五、《通鉴》卷二○一记南选时都提到“闽中郡县之官，不由史部”。闽中置郡始于秦代，秦汉时，当地为闽越人所居。刘安对汉武帝说“越，方外之地，劗 发文身之民也，……非有城邑里，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33）汉朝击败东瓯、闽越后，迁其民于江淮之间，《史记》和《汉书》都说“东越地遂虚”，其实不尽然。《宋书》卷三六《州郡志》云：“建安太守，本闽越，秦立为闽中郡，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逃遁山谷者颇出，立为治县，属会稽”。刘宋时，江州所属在进福建境内，设有十二县，共有五千九百户，三万八千人，有越人，但更多***。
唐玄宗时，《旧唐书·地理志》记今福建境内已置五州（福、泉、建、汀、漳 ）二十三县，计有九万余户，四十一万余人。唐代福建境内已罕见少数民族人，可耕荒地正在日趋垦殖。初期是“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十月，设漳州，辖漳浦，龙溪二县。***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开山洞置”汀州，辖长汀、龙岩、宁化三县，“***二十九年，开山洞置”福州龙溪县。这些开山洞所置州县之民，或是外来逃户，或是土著未开化的居民，他们文化水准普遍较底，因而在福州设置都督府，这便是《通鉴》卷二○一所说“委都督选择土人补授”州县官，以便进行管理。中唐以后，福建地区兴修了大量农田水利工程，并出产盐、铁、银、铜等矿藏，历年向朝廷进贡不少方物。当南诏进攻安南时，唐朝诸道援兵屯聚岭南，自江西、湖南运粮溯湘、漓以济，“劳费艰涩，诸军乏食”。于是有人提议，“造千斛大舟，自福建运米泛海不一月至广州”。后来建议被付诸实施，“军食以足”。（34）充分反映了福建农业生产的长足发展。后来，王审知兄弟在福建立国，宽刑薄赋，劝农桑，当地面貌改观更快。所以，北宋秦少游说：“今天下之田称沃衍者莫如吴越、闽、蜀，其一亩所出，视他州辄数倍”。（35）同时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福建的文化事业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唐语林》卷四称：“闽自贞元以前未有进士，观察使李锜始建庠序”林蕴与欧阳詹“相与结誓，继登科第”。韩愈说：“欧阳詹世居闽越，自詹以上皆为闽越官，... ...闽越之人举进士由詹始。”（36）从此以后，闽人业儒有成就者日增。这也说明福建地区的文化水平已随生产的发展有了迅速的提高。而与江淮以南地区这种日趋发展的社会经济相比的关中地区，各种生产事业逐步相形见绌。虽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在关中，但长安一带，却常常处于日不暇给的状态。唐人赵匡在讨论选举时说：“官司运江淮之储，计五费其四乃达京邑，刍薪之贵又十倍于四方”，全国士子集试京师，吃住等日用耗费大大增了长安的经济负担。就应试者来说，“大抵举选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归，休息未定，聚粮未办，即又及秋，... ...羁旅往来，糜费实甚”，而“贫窭之士在远方欲力赴京师而所冀无际，... ...使兹人有抱屈之恨，国家有遗才之阙”。（37）可见，远程赴京应试的仅限于少数富户。为了缓和各种矛盾，唐朝***设置了南选制度。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在观念形态制度等方面的必然反映。
玄宗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两京陷没，“举选路绝”。肃宗从宰相崔涣为江淮宣谕选补使，巡抚江南，补授官吏。（38）如果认为这是战时的权宜措施，那么，代宗即位后，东西二京早已恢复，朝廷仍任命李岘为荆南节度使、江陵尹，“知江淮选补使”。不久，他又被任命为吏部尚书，“知江淮举选，置铨洪州。”（39）朝廷先后几次在江淮选人，并正式置铨洪州，不能说是偶然的。至于为什么会选在洪州，因为洪州是江南西道驿传的中心，又是“江淮之间一都会”（40），在洪州置选，可物色江右人士。同时，南选的设置，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南方整体的文化水平。到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各地所送选人，荆南、鄂岳、湖南、两浙、江西和鄜坊、泾邠、郑滑、陕虢等中原各道人数完全一致，比北方的河东、泽潞、陈许、徐泗、灵夏、淄青、兖海等道人数为多，（41）反映出科举制的重***展。
唐亡以后，在江南建国的吴、南唐、吴越、闽、南汉等国，也纷纷设立科举取士。吴作礼贤院，吴越置择能院，都很提倡发展文化，招礼士大夫，不少著名文化均出自江南。
到了宋代，科举应试与铨取人数都比唐五代大为增加。王禹偁在真宗时上上疏称，“太祖之世，每岁进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五十人。······太宗···临御之后，不求备以取人，舍短用长，拔十得五，在位将逾二纪，登第殆近万人”。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宋太祖时，“川蜀、荆湖内附，试数道所贡士，县次往还续食”。（42）太宗之世，“岭表初平，上以其尼久困苛政，恩惠养之，令吏部铨自襄、荆以南州县，选见任年未五十者，移为岭南诸州通判，得携族之官”。（43）这都是奖励江淮以南发展文教事业。而欧阳修说“东南之俗好文”，苏东坡“出守东南，亲历十郡，及多见江、湖、福建士人，皆争作诗赋其间工者己自追继前人”。（44）说明南方的文化发展，在南宋时更为突出了。到了明代，朝廷为了平衡全国取士人数，只好***取硬性规定，“如当取百人，则南六十，北四十”。（45）这样的情况，若在唐代，实是企望而不可及也。
2005-7-20 03:49 PM
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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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释：
（1）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8年版，页一二四~一三一。
（2）《旧唐书》卷五《高宗纪》。
（3）《通鉴》卷二○一总章二年。
（4）《新唐书》卷四六《白官志》。
（5）《新唐书》卷一一二《柳泽传》。
（6）《唐会要》卷七五《南选》；《旧唐书》卷一三七、《新唐书》卷一六○《徐浩传》。
（7）《唐会要》卷七五《南选》。
（8）《唐会要》卷七六《制科举》。
（9）《旧唐书》卷一○一《韩佽传》。
（10）《册府元龟》卷六三一《铨选·条例》。
（11）《册府元龟》卷***一《贡选·条例》。
（12）《新五代史》卷六五《刘龑世家》。
（13）《唐会要》卷七五《南选》。
（14）《册府元龟》卷六三○《铨选·条例》作贞元二年，《唐会要》卷七五作贞元十二年，文字亦有不同。
（15）《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
（16）《册府元龟》卷***二《贡选·条例》。
（17）《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司马贞《索隐》；《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师古注。
（18）《全唐文》卷五二五罗让《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
（19）《旧唐书》卷七六《李承乾传》。
（20）同上卷六五《长孙无忌传》。
（21）《新唐书》卷二二三上《李林甫传》。
（22）《旧唐书》卷一九○下《李白传》。
（23）《三国志》卷五三《薛综传》。
（24）《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
（25）《旧唐书》卷一《高祖传》。
（26）《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末。
（27）同上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五月。
（28）同上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二年二月。
（29）《旧唐书》卷一五一《王谔传》。
（30）《新唐书》卷一八二《卢钧传》。
（31）《元和郡县志》卷三○《江南道》。
（32）《九国志》卷九《石处温传》。
（33）《汉书》卷***上《严助传》。
（34）《通鉴》
越货[ shā rén yuè huò ]
越女齐姬[ yuè nǚ qí jī ]
翻山越岭[ fān shān yuè lǐng ]
胡越一家[ hú yuè yī jiā ]
越俎代庖[ yuè zǔ dài páo ]
越货[ shā rén yuè huò ]
释义：越：抢劫。害人性命，抢人东西。指盗匪的行为。出自《尚书·康诰》：“越于货；嚥不畏死。”
越女齐姬[ yuè nǚ qí jī ]
释义：相传古代越国和齐国出美女，后泛指美女。出自汉·枚乘《七发》：“越女侍前，齐姬奉后。”
翻山越岭[ fān shān yuè lǐng ]
释义：翻：翻过；越：过；岭：山岭。 翻越不少山头。形容野外工作或旅途的辛苦。出自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第六章:“他的腿脚好，只要肚子里填饱了瓤子，翻山越岭，跟年轻人一样。”
胡越一家[ hú yuè yī jiā ]
释义：比喻居地远隔者聚集一堂。犹言四海一家。出自《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七年》:“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越俎代庖[ yuè zǔ dài páo ]
释义：越：跨过；俎：古代祭祀时摆祭品的礼器；庖：厨师。 主祭的人跨过礼器去代替厨师办席。比喻超出自己业务范围去处理别人所管的事。出自先秦·庄周《庄子·逍遥游》：“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唐代继隋代之后，受到隋代的影响不少，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科举制度等，特别是运河的建设，唐代受隋代之赐匪浅。加上唐代雄才之主屡出，始有太宗，虽中经武韦之乱，然唐之国势日隆，以玄宗***天宝之世，而达至顶峰。兹试比较唐太宗之贞观之治及唐玄宗之***之治，以见两个盛世之同异。 首先从***之获得而言，太宗与玄宗均经历不少险阻与挣札。太宗世民是高祖之第二子，以促成高祖起兵，及削平群雄之过程中，立下丰功伟绩；同时世民与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之冲突越来越大，至武德九年，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兄弟，然后才得登大宝，是为唐太宗，那年他才二十八岁。 至于玄宗，他与太平公主讨平韦后之乱，然后又诛除居心叵测的太平公主，有效才防治了唐室的女祸，然后在二十九岁那年即位。 由于太宗与玄宗之得位都不容易，均经过一番挣扎，且年轻即位，故在其即位之初，均能勤政爱民，励精图治，而奠下了日后治世之基础。 至于君主之才能和品德，太宗与玄宗均能勤政爱民。如太宗常以天子为民父母自警，留心地方的吏治等；他在即位初便以炀帝之荒*为戒，把大部分宫女释放出宫，务求君主能孜孜求治，使天下无事。太宗又力求节俭，例如他建造玉华宫，只在其所居主的地方用瓦覆盖，其余的都用茅草。太宗时常抱着民为邦本的思想去治国，反对君主的穷奢极侈，认为这样等于吃自己的肉来充腹，虽然会饱，但不免一死。 ***初期的玄宗励精图治不比太宗逊色。如他曾销毁金银器玩，以供国用；又把珠玉锦绣焚于殿前，以示检仆等，又不准天下再***珠玉，和织锦绣。可惜玄宗在***末年便纵情酒色，宠幸杨贵妃，又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而「从此君王不早朝」了。 在用人方面，太宗可谓以才任人，人才之多，史所罕见。如王珪对太宗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出将入相，资兼文武，臣不如靖；理繁治剧，众务必举，臣不如胄；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如如彦博；以诤谏为心，耻君不见尧舜，臣不如征；至激浊扬清，疾恶好善，臣于数子，有一日之长。帝称善。 案太宗极能受惜人才，房谋杜断，相得益彰，即魏徵和王珪，本是太子旧人，太宗仍然吸纳引用而不见嫌弃，可见他用人虽才之态度兼收并蓄，成一代之治。 太宗在接纳谏言上，亦是难得的，最著名的谏官是魏徵，魏徵对太宗要求严格，期望太宗能有始有终，比隆尧舜。当魏徵死后，太宗说他丧失了一块宝贵的镜：「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又太宗在对高丽的战争失败而回后，又很想念魏徵，认为有他在的话，便一定没有这结果了。从纳谏的态度而言，前期的太宗是十分开明的，可谓千古难得，但太宗晚年，便变得不接受谏言了。 至于玄宗一朝，也有不少的贤臣辅政，较有名的是姚崇和宋璟。他们影响了玄宗，颇能纠正武则天以来的弊政。例如则天时为了专政，同时并设许多的宰相，玄宗时便恢复宰相的职能。***中的名臣不少，还有卢怀慎，张九龄等。但玄宗晚年用人上颇有过失，如不学无术的李林甫和杨国忠专相位十几年，卒引致安史之乱。可见玄宗在用人上是有始无终的，比不上太宗。 在民生经济上，贞观之世继大乱之后，人口压力不力，地广人少，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相配合，为民制产，成为一代之美制。故贞观之世，经济之发展是健康向上的。 但玄宗之地，虽然物价平宜，但潜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最严重的是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杜甫诗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又如＜丽人行＞深刻地揭露了杨氏之穷奢极侈，令人侧目。另外，户籍的紊乱失实也令赋税收入减少和不公平，富者越富，贫者越贫，严重的社会危机，一触即发。 太宗和玄宗之晚年均有过失。太宗尤受到嗣位问题之困扰，因为承干之太子地位不稳，并蓄意叛变，这事令太宗精神崩溃，几致***。及后立高宗李治为太子又受到朝中大臣的反对，几经挣扎，才定下太子之人选。但李治无甚才能，造成日后武后篡唐之恶果。 玄宗晚年故以女子致祸，杨贵妃既得玄宗之专宠，其兄杨国忠又掌宰相之位，无能而害材，激成安史之反叛。又在赴蜀途中，太子李亨私带部属至灵武，并自立为帝，几同***，而玄宗回京后，又受到宦官李辅国之玩弄和压迫，可谓不得善终。
参考: 天之心
唔错!!有个人意见
引言: 贞观及***之治，皆为中国史上两个辉煌的治世，而这两个治世，分别出现在唐太宗及唐玄宗执政的时期。由于这两个治世皆出现于唐代，而出现的时间亦非常相近，因此后人往往会把这两个治世加以比较。现在我们试就政治、经济及武功三方面比较一下唐代两个辉煌的治世。(引言空洞无物
何不略提两个治世的盛平情况?) 正文: 在政治上，唐太宗及唐玄宗均能履行君主的职责，勤于政事，因而开创了治世。(怎证明两人均勤于政事?)在用人方面，两位君主均能任贤纳谏，选贤任能。唐太宗知人善任，不计前嫌，任用王珪、魏徵为谏官，并鼓励进谏，减少施政失误，此外又任用房玄龄、杜如晦为宰相，李靖、李绩、尉迟敬德为武将。 而唐玄宗亦懂得任用人材，初有姚崇、宋璟，后有韩休、张九龄。在英明的君主及有才能的大臣互相努力之下，因而创造了两个太平盛世。 此外，唐太宗及唐玄宗均能整顿吏治。太宗时省并冗官，中央官员仅留643人，而且更亲选都督、刺史等地方官，此外，太宗更命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太宗询问政事得失，又派李靖为「黜陟大使」，巡察全国吏治，更设十道巡察使，巡察州府。 而玄宗亦致力澄清吏治，他大量裁撤冗官，如武后时的斜封官，另外，他亦严格执行官吏考选，将有才识的京官外调地方，又把具政绩的地方官调京任用，因而沟通了中央及地方的政情。而玄宗亦积极纠正官员的气节，如罢免崔日用、刘幽求等无节气的官员。在两位君主的努力下，贞观与***年间，吏治澄明，为开创治世奠下有利的基石。 在文教方面，两位君主均大力提倡文教，如唐太宗设立文学馆及弘文馆，与朝臣商讨治道，又搜求遗书，大兴国学，又修订《五经定本》及《五经正义》，统一经学。而玄宗对提倡文教亦不遗余力，如招揽学者入宫侍读，又置集贤院与大臣论政，蒐求遗籍，重修五礼六典。在太宗与玄宗的努力下，使贞观与***期间文教大盛。而在唐太宗时，四夷君长更遣子弟来华留学，使学术大盛。 正反立论: 虽然太宗及玄宗在政治上实行了许多相同的措施，而且亦同样创造了一代的治世，但在制度方面，太宗与玄宗的措施却略有不同。太宗主要为确立制度，而玄宗则为改变制度。唐太宗即位时，正值初唐时期，百废待兴，因此太宗便积极确立各种制度，以整顿国家，在中央方面，太宗确立了三省制，使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既可分工协作，又能互相制衡，另外又设政事堂，因而使行政效率得以提高。在地方政制方面，太宗确立了州县二级制，并把全国分为十道作为监察区。在军事制度方面，太宗确立了兵农合一的府兵制(说出其好处)。而在选士制度方面，太宗确立了科举制，因而使选才客观，消融门阀垄断的情况。此外，在田赋制度方面，太宗实行了均田制及租庸调制，由 *** 对人民授田，而人民则向国家负担租、庸和调。 由于到了唐玄宗即位的时候，国势已逐渐稳定，而且各种制度亦完备，因此玄宗只需就著各种的需要而改变制度，例如在贞观以后，国家盛平，府兵备而不用，战斗力日弱，于是玄宗便接纳宰相张说的建议，改府兵制为弓广骑制。又例如玄宗鉴于户口增加，因而把贞观时的十道，增至十五道，并赋予长官实权，使原来监察性质的「道」变为行政区。另外，玄宗亦设十大兵镇，长期守边，抵御边疆民族。总括而言，唐太宗及唐玄宗在政治上皆大有作为，并因而创造了贞观及***这两个治世。 2009-01-03 12:45:22 补充： 在经济上，贞观与***这两个治世同样为人民带来了一个繁荣及安定的社会。在唐太宗与唐玄宗的努力经营下，唐代的社会经济蓬勃，人民生活富足。他们均致力整顿经济，如唐太宗为增加人口和劳动力，着令僧尼还俗，并奖励婚嫁，又遣散宫女，此外更停止贡品，节省开支。另外，太宗亦减轻田赋，规定每丁每年纳粟二石，遇有天灾即开仓救济。除此之外，太宗亦确立均田制及租庸调制，为民制产，因而使社会经济逐渐兴盛，后更成为治世，如《新唐书》五十一《食货志》写「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一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牛马被野，人经千里不齌粮，民物蕃息」可见贞观之治时经济繁盛。(要适当时侯分段) 2009-01-03 12:46:03 补充： 而在唐玄宗即位后，亦致力于整顿经济，玄宗崇尚节俭，下令销乖舆服饰，金银器玩，又禁后妃穿戴珠玉锦绣，此外他又命宇文融检核户籍土地，并查出逃户八十多万，因而增加了国库的收入。此外，玄宗又***纳姚崇的建议，裁减僧尼，又禁建寺院、铸造佛像及写经，以节省佛法的耗费和增加劳动力。在玄宗的领导下，***时期的人口增多，百姓安居乐业，交通发达， 2009-01-03 12:46:20 补充： 如杜甫《忆昔》诗说「忆昔***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库俱丰实。***道路无豺虎﹒﹒﹒﹒﹒﹒男耕女桑不相失﹒﹒﹒﹒﹒﹒百余年间无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又如《新书》五一《食货》写﹕「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值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由此可见，***时候的社会富庶程度，实与贞观之治时看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2009-01-03 12:46:45 补充： 虽然***之治无论在政治、经济上均能与贞观之治看齐，而在经济方面，***之治的社会比贞观之治为之富庶，而人口亦为贞观时的两倍，可是，从武功方面比较贞观及***两个盛世，便会发现***之治比贞观之治逊色很多。在唐太宗贞观年间，武功鼎盛，降服厥、回纥、吐蕃、薜延陀等族，并使各族纷纷向唐称臣入贡， 2009-01-03 12:47:15 补充： 而西域君长更尊称太宗为「天可汗」，可见唐的声威远播，而唐室亦设都护府，以管辖边地。太宗的武功显赫，声威远播，使唐朝成为广受西方人认识的中国朝代之一，至今西人亦以「唐人」作为对中国人民的代称，可见贞观时期的武功实在非常鼎盛， 2009-01-03 12:47:28 补充： 如《通鉴》卷一九四写「贞观七年十二月﹒﹒﹒﹒﹒﹒从上皇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又如《唐会要》写「诸蕃渠帅有死亡者，〔唐室〕必下诏册立其后嗣焉。统制四夷，自此开始也。」可见贞观之治时武功的显赫。 2009-01-03 12:47:41 补充： 可是，在***之治时期，武功无复贞观时期的鼎盛，而且更逐渐衰落，如在玄宗晚年，唐将高仙芝在怛罗斯河被波斯军打败，天可汗制度亦因而动摇，而且玄宗又将国防形态由贞观时期的进攻形转变为防守形，即是不再像贞观时主动出击边疆民族，转而改设十大兵镇长驻边疆，并在边地募兵，籍以抵御边疆民族，可说***之治的武功的确是无复贞观时期的威势及显赫。 2009-01-03 12:47:58 补充： 结语: 贞观之治及***之治，无疑是中国史上两个不容忽视的治世，而这两个治世的创造，唐太宗及唐玄宗实在是居功至伟。可是，后世史家多认为太宗的才干及贞观治世是较玄宗及***之治为出色，而我个人亦同意这个见解。 2009-01-03 12:48:07 补充： 虽然，***之治的人口及经济较贞观之治为发达，可是，***之治的发达，难度与唐太宗先前于贞观之治所奠下的基础毫无关系吗？况且，***之治在武功方面亦较贞观之治为逊色，而且更不复唐太宗时期「天可汗」武功鼎盛的时代，加上唐玄宗晚年荒废政事，宠爱杨贵妃，重用奸臣李林甫及杨国忠，使***之治由盛极而转衰，国力渐走下坡，最终更引发起由节度使安禄山发起的安史之乱，可见贞观较***之治为佳的说法不无道理。
安定的周边环境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外部保障。
从贞观到***年间的盛唐是中华民族最为扬眉吐气的时代，国力强大，疆域辽阔，威加四海，万邦来朝，是真正的中央帝国。唐太宗在保障边境安全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对突厥等游牧民族的侵扰实施成功的反击，恢复对西域和丝绸之路的控制，建立了以唐帝国为中心、以周边其他民族***为卫星国的“天可汗”盟约体制。文武两手并用，正确处理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不以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为目的。在保卫边境方面实施积极防御的政策，对外战争不发则已，一发必予敌以毁灭性打击。军队走质量建设的路线，精兵取胜，国力越打越强。
唐太宗在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时，表现了难能可贵的平等意识，他有句名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各少数民族***也几乎都能对唐朝心悦诚服，民族关系空前和睦，出现了“胡越一家，自古未有”的动人场景。
强大的国防和安定的周边环境，使得国内经济文化在稳定的环境中和谐发展，是造就和谐治世的外部保障（宋朝则是一个相反的例子，由于宋朝实行扬文抑武的国策，造成宋朝军力羸弱，先不敌辽、西夏，后败于金，使得民族危亡问题成为宋朝的致命外伤。没有了外部环境的和谐，内部的社会和谐也就荡然无存）。
唐太宗有句名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贞观年间和谐社会建设的成功实践，在许多方面对今天来说依然有着启示意义。当然，“贞观之治”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有着自身的无法突破的局限性，靠的是“明君治世”。即使诸如“三省驳议制”这样的分权尝试，也只是在体制内运行，其先决条件就是要求最高统治者本身是开明的，否则，统治者完全可以废弃这种约束机制。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这种开明政治无法成为一份稳恒的***成果保留下来，无法摆脱人亡政息的命运。即使是同一个统治者，自身性情的变化也会给国家安危带来影响，例如唐玄宗，前半生英明睿智，造就“***盛世”，后半生却昏庸糊涂，最终酿成“安史之乱”。
如今，我们面对的社会环境远比一千三百年前复杂得多，可以利用的人类文明成果（政治经验、民主法制、科学文化等）也丰富得多。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治世”相比，其高度也远远超过古人。但是，人类的文明成果自有相通之处。新一届***执政以来的诸多新政，例如对对农民和农业的优惠扶持政策，不断推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举措，对舆论监督的更加重视，废止不合时宜的旧法陈规，对外交往方面主动出击、参与国际事务、斡旋周边国家关系促成和谈等等，都不难看出传统政治智慧与和谐理念在新世纪的发扬光大。
降则抚之，叛则讨之。
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态度，是“降则抚之，叛则讨之”。也就是各少数民族只要不公开与唐对抗，就对其实行羁縻政策，以各部的酋长为都督、刺史，仍按其原来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对本族进行统治。
反之，侵扰内地或对唐有严重威胁者，就用武力解决。唐初，突厥经常大兵压境，甚至进兵关中，威胁京师。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派李靖、李勣率军十多万人，分道出击突厥，消灭了厥，俘获颉利可汗。贞观八年（634），又遣大军进攻吐谷浑，获取全胜，解除了对河西各州的威胁。
扩展资料：
唐太宗对待少数民族政策的结果：
对高丽、薛延陀等也先后有过战争。但总的看来，还是以羁縻为主要策略。各族首领到了长安，都以礼相待。打败突厥后，对隋末没于突厥的内地人，不是迫使突厥送回，而是以金帛赎之，凡得男女八万口。
贞观七年（633），唐高祖也曾于故汉未央宫置酒，命颉利可汗起舞，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这种和谐的气氛，正说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胜利。
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在总结历史经验后认为：“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不能服戎狄（自古的帝王虽然平定中原，但是没有能降服外部少数民族的）。”
他之所以超过了古人，关键在于“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自古都是以中原为贵，看低夷、狄等少数民族，我却是一视同仁，所以他们都把我当成了他们的父母一样尊敬）。”
正是由于这种良好的民族关系，才出现了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结婚的友好范例，才取得了“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的盛况。
凤凰网-唐太宗管理办法之一：以海纳百川之心求天下人才
一、以隋亡为鉴，以民为本，与民休养生息
由于唐太宗出生在隋文帝统治时期，亲眼目睹了盛世的奢华，也亲身经历了隋末的和隋王朝的颠覆。他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隋朝本来是如魏征谈到的“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的统一帝国，隋炀帝继位时仍“海内殷阜”，然而为什么在十余年后土崩瓦解，二世而亡呢？这是由于“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而自奉”，“徭役无时，干戈不戢”。他在吸取了这样的教训以后，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所以，贞观初，唐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跃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防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百姓为之解体，怨渎言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可见唐太宗对君民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的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的观点，不仅仅是一个政策或一个政治主张，也是一个哲学命题。那么，他为什么要用割股啖腹，腹饱身毙这样极端的比喻来说明这个观点呢？因为隋炀帝败亡的历史和玄武门之变的历史给予他的教训太过沉重了，可以说他对君道的存亡有着太多的切肤之痛！武德四年(621)，李世民攻克洛阳，“观隋宫殿，叹曰：‘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所以，他继位以后，以隋亡为鉴的意识日益强烈。武德九年(626)，继位不久的唐太宗与臣下讨论重法禁盗问题。唐太宗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立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
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唐太宗得出了一个规律性的结论，即国家的征发必须以百姓的承受能力为限度，而生产的正常进行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生活条件，是这个限度的底线。所以他不轻易征发徭役。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为了不失“安人之首”，“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唐太宗曾明白地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这是一种具有真实感受的畏民心里，是唐太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戒惕思想的根本前提。
综上可以看出，唐太宗在政治思想上的重要贡献是结合治国实际，提出了“为君之道”和“安人之道”等治国方略。尽管中国古代不乏强调“以民为本”的思想家，但像唐太宗那样，从最高统治者的角度，将这个问题提到如此高度，并坚持贯彻到自己的施政实践中，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迅速改善，一显治世风貌。贞观四年(630)“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可以说民本主义的政治实践有史以来未有如此成功者。
二、重贤任能，虚怀纳谏
历代统治者在建国治国大业上都需要团结和使用人才以形成领导集团的集体智慧。在唐太宗执政的贞观时期君臣之间这样的关系便很明显地呈现了出来。
唐太宗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知难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在他看来，为政治国的首要条件在于选贤任能；选用人才必须要看其“德行”“学识”。他认为只有选用大批真才实学，具有较高德行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他用人惟才，可以不管其人过去的历史背景，不分亲疏，求真务实。他曾在《帝范》中这样写道：“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桷。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犹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君无弃士。”重用做过被害太子建成的顾问的魏征和王奎就是典型的实例。唐太宗对人才的任用也很有特色，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而且是充分发挥其长处。对于历史上有名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就是一个典型，他们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但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结果他办事异常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唐太宗赏识。
对人才的重视，贯穿了唐太宗政治生活的始终，虽然他对大臣辅弼作用，人才与治乱关系的认识并未脱出前人规范，但在其为政的20多年中，能始终将人才问题置于重要位置，不时加以阐发，并努力付诸实践，这已经是唐太宗在治国方面的可贵之处。
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被人尊崇，和他纳谏的过人气度是有直接关系的，他曾对王奎说：“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只为不闻己过，或闻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复闻过能改，何虑社稷之不安乎？”又说：“朕开直言之路，以利国也，而比来上封事者诸多奸人细事，自今复有为是者，朕当己谗人罪之。”在太宗看来，凡是“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唐太宗一直把魏征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牢记在心。有了好的指导思想，纳谏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提。为了充分纳谏，唐太宗进行了一些改革，他命令五品以上的官员要在中书省（为皇帝起草诏书的办事机关）轮换值班，听从随时召见以便及时商议大事。他将国家重要的军政事务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交给了宰相会议，以便充分听从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委任最合适的人选。对于一般的政务，他要求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省和负责复核诏书的门下省都要各负其责，认真做事，不许敷衍了事。这既有效地防止了少数大臣的专权乱政，也充分发挥了大家的集体智慧，有了互相牵制的制度和措施，就使正确的方针政策得以顺利产生。为了更好地纳谏，唐太宗还***取了一些具体有效的措施，如谏官和史官列席军政会议，对于敢于直谏的大臣给于重赏鼓励，同时也是对其他人以后进谏的一种有效的鼓励。
由于唐太宗对进谏、纳谏都持积极的态度，所以当时上至宰相御史，下至县官小吏，旧部新进，甚至宫廷嫔妃，都有人敢直言进谏。他在位的20余年，大臣魏征一人前后所谏就有200余事。这种开明的政治局面和君王求谏纳谏的高明的领导艺术，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是罕见的。
三、君臣关系上的共治
唐太宗充分吸收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艺术地处理君臣关系，堪称典范。他有一些前人所没有或不明确的政治思想，他把君臣关系的主导面转移到君这一边，也就是说，君臣这一对矛盾，其主导面在君，而不是总是臣下不好。在唐太宗看来，“天下安危”与人臣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臣是君的“耳目股耾”。要想国家安定，***稳固，君臣应该“义均一体”，“同心协力”。为了建立这种新型的君臣关系，唐太宗多次强调“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又说：“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君臣两者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君臣契合，义均一体，才能创造出一个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朝气蓬勃的新王朝。而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提出了君臣“共为治”的思想。
那么，君臣如何“共为治”呢？第一，他要求臣下与他肝胆相照，也要求臣下相互讲是非，否则谈不上君臣共治。第二，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曰：“或君乱于上，臣理于下；或臣乱于下，君理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也就是说，君治和臣治是有分工的，但是在国家的治理方面双方却都负有责任。因为这种双方对国家的治理都负有责任的思想，把君和臣都放在同一水平线上进行考察，所以凡是国家治理不好，总要从君臣两方面来寻找原因，这对君是一个约束。这种思想也改变了历代帝王的文过饰非的恶习，有利于政治清明，具有其进步性。从这种思想也可以看出，唐太宗是历史上少有的比较开明的君主。
四、宽刑简法，缓和社会矛盾
唐太宗十分重视法治，他深知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是确立若干原则，实行法治。他认为国家的法律不是帝王一家的法律，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一切都要以法为准。唐太宗君臣认为，法制应该宽简和谨慎。唐太宗说：“国家法令，惟需简约，不可罪作数种条。”他认为应该由取重从轻、由繁而简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在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律的统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在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因此应当特别慎重。他删除了法律中的多种酷刑，特别是对***的条律几乎减少了一半。由于唐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的法治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629)，全国被判***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法。
法律尽管是统治阶级的专政工具，但它既然以凌驾于全社会的面貌出现，就不能不对特权者做出某些法权限制。然而贪得无厌的阶级本性使封建统治者不能满足法定权利的规定，往往于法外攫取更多的财富与特权，这就出现有法不依、知法犯法的司法弊病，这在隋朝就有突出表现。鉴于隋朝的这些弊政，唐太宗强调守法，反对徇情枉法。贞观十七年(642)，唐太宗姐姐长广公主的儿子，扬州刺史赵节，参与承乾的谋反，按***死，他到姐姐府第时，姐姐向他求情，他不赦免，解释说：“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姐。”可见他较好地处理了人情干预法律的矛盾。
唐太宗还注意律令的完善。贞观十一年(637)颁行的《唐律》，根据唐太宗“按举不法，震肃权豪”的意志，制定了一些约束权豪恣意横行的刑律，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是一份宝贵的法学遗产。就其立法准则来说，具有往代少见的完善性能。虽然在本质上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保护剥削阶级的利益，但唐太宗注重立法，讲求法律的简约与稳定，对于我们当今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开放的民族政策
唐王朝是疆域空前辽阔的国家，唐太宗作为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基者，深受各族人民的爱戴，他们尊其为“天至尊”、“天可汗”。成为各族人民的共主。唐太宗认为他作为奉天承运的天下共主，应该君临天下，建立华夷一统的天下秩序。他在少数民族中的崇高声望，是与他开放的民族政策分不开的。在他的努力下，唐朝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出现了历史上难得的民族关系融洽、各族和睦共处的黄金时期。
贞观十八年(644)，厥向唐朝请求居处于胜、夏二州一带，许多大臣表示反对，唐太宗却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雠敌。”[25]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26]其华夷一家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汉、夷被俘劳动人民同样予以赎取、给粮、给复；对汉、夷将领同样秉公赏罚；对汉、夷将领同样任人唯贤；对汉、夷伤病大将同样体恤。[27]正是由于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爱之如一”的指导思想，结果是“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28]极大地提高了唐朝***的威望。
总而言之，唐太宗的治国思想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虽然在贞观十年(636)以后他的治国思想发生了蜕变，对民众和君臣关系的认识出现了偏差。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唐太宗毕竟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的治国思想也就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所以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29]。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我们就可以发现，唐太宗的治国思想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