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笔直书的记事原则-公正记事秉笔直书

1.司马迁的资料

2.《史记》是谁写的？

3.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4.司马迁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的史记

5.《史记》

司马迁的资料

司马迁和《史记》

前面我们说到，司马相如的赋和司马迁的《史记》，在表现时代意识方面有共同之处，但这并不意味两者在思想、艺术方面处于同样高度。作为宫廷文学侍从的司马相如为迎合君主趣味而写作的赋，与虽作为王朝的史官却保持相对独立的学者立场的司马迁所创作的《史记》，两者之间不言而喻存在显著差别。《史记》不仅具有雄伟的气魄，而且反映出不断强化的君主专制对于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压迫，意识到这个时代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深刻思考，这些是汉赋不可能具有的。事实上，《史记》不仅是汉代最伟大的著作，也是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少数几部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司马迁的生平和他对历史与社会的理解

司马迁（前145—约前87）字子长，左冯诩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对于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所著《论六家要旨》一文，对先秦各家主要学说作了简要而具有独特眼光的评论。这对司马迁的早期教育无疑有重要意义。将近十岁时，司马迁随就任太史令的父亲迁居长安，以后曾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师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学问的基础，二十岁那年，他开始广泛的漫游。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一次游历到达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寻访了传说中大禹的遗迹和屈原、韩信、孔子等历史人物活动的旧址。漫游回来以后，仕为郎中，又奉使到过四川、云南一带。以后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而游历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几次漫游，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漫游开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这一切，对他后来写作《史记》起了很大作用。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去世。临终前，把著述历史的未竟之业作为一项遗愿嘱托给司马迁。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国家藏书，研究各种史料，潜心于著史，并参与了《太初历》的制定工作。

就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天汉二年（前99），李陵抗击匈奴，力战之后，兵败投降。消息传来，武帝大为震怒，朝臣也纷纷附随斥骂李陵。司马迁愤怒于安享富贵的朝臣对冒涉险的将领如此毫无同情心，便陈说李陵投降乃出于无奈，以后必将伺机报答汉朝。李陵兵败，实由武帝任用无能的外戚李广利为主帅所致，司马迁的辩护，也就触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惩罚。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远比刑更为痛苦。在这一场事件中，他对专制君主无可理喻的权力、对人生在根本上为外力所压迫的处境，有了新的认识。他一度想到自杀，但他不愿宝贵的生命在毫无价值的情况下结束，于是“隐忍苟活”，在著述历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实现。这也正是一位学者对君主的*威和残酷的命运所能采取的反抗形式。终于在太始四年（前写于这一年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对于自己的际遇和心情作了一个完整的交待，此后其事迹不清，大概卒于武帝末年。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始称《史记》。它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力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①。总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又是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本纪”是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政迹，是全书的大纲；“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全书叙事的补充和联络；“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以及孔子、陈胜等历代祭祀不绝的人物的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各种人物的传记，还有一部分记载了中国边缘地带各民族的历史。《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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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以前，历史著作都带有资料汇编和整理的性质，作者大都不明，难以说是由某个个人独力完成的：诸子书实际也是各个学派文献的汇编，并非由学派的开创者单独完成，而且其中的文章大多是独立成篇的。

这种著作体裁又简称为“纪传体”，以后稍加变更，成为历代正史的通用体裁。

《史记》纪事，其时间上起当时人视为历史开端的黄帝，下迄司马迁写作本书的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空间包括整个汉王朝版图及其四周作者能够了解的所有地域。它不仅是我国古代三千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历史的总结，也是司马迁意识中通贯古往今来的人类史、世界史。在这个无比宏大的结构中，包涵着从根本上、整体上探究和把握人类生存方式的意图。如司马迁本人在《报任安书》中所言，他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不能够把《史记》看成是单纯的史实记录，它在史学上、文学上以及哲学上，都具有极高的成就。

《史记》被列为中国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历代“正史”的修撰从未断绝，汇成一条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堪称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迹。但是，《史记》的情况同后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今传《史记》中一部分是后人补缀的）。那么，司马迁究竟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写作《史记》的？这也是理解《史记》的关键之一。

我们需要注意到，在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确立君主个人绝对权威前，君主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整个贵族集团的制约。在这种背景下，史官不仅享有较高的地位，而且有“秉笔直书”的义务和权利。司马迁的祖上世代为史官，他虽然意识到在自己的时代，史官已经跌落到“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的地位，但他有意识地继承了古老的史官传统，并不想把自己的笔变成为君主唱赞歌的工具。

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司马迁对孔子有一种特殊的崇拜。他并不是完全服膺孔子的学说，对当代的儒士更鄙视有加，但他钦佩孔子的人格，尤其是孔子以普通士人的身份，而有为天下确立文化准则的宏大理想。司马迁把自己写作《史记》的工作视为孔子修《春秋》事业的继承，这就在精神上自居于很高的地位。扩大地说，这也是继承了先秦诸子的理性态度和批判意识。

时代赋予司马迁以宏大的眼界，和全面总结历史的任务，广泛的游历使他对社会得到前人所未有的了解，残酷的命运促使他深刻地思考人生，继承先秦的史官传统和诸子文化，司马迁又确立了不屈服于君主*威的相对独立和批判性的写作立场。正是在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和特殊的个人遭遇中，产生了伟大的《史记》；在这部伟大的《史记》中，又表现出司马迁对人类历史与社会的多方面的独特理解。

首先，正如上面所说，《史记》是一部批判性而非歌颂性的著作。尤其对汉王朝的历史，对当代即武帝时代的政治，司马迁始终保持冷峻的眼光。他在肯定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历史功绩的前提下，毫不容情地、活生生地描绘出刘邦的乡村无赖相和自私、刻薄的心理。对一代雄主汉武帝，司马迁也大胆揭露了他任用酷吏、残害人民、任人唯亲、压抑人才以及迷信求仙、滥用民力等种种行径。至于官僚阶层中种种勾心斗角、厚颜无耻的现象，更是纷呈毕现于他的尖锐的笔下。这些揭露与批判，并不带有丑化的倾向，也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具体可信的、体现人物的真实性格的史实记录。从中体现出一种深刻的怀疑和思考：历史上获得成功的人物，正在掌握权势的人物，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是因为拥有高贵品质和道德正义，才得到他们的地位。有时恰恰相反，品质高贵和信守道义的人物，倒往往是遭遇不幸和失败的，就像与刘邦相比远为坦率和自尊的项羽，与武帝的宠臣相比远为正直和勇敢的李广，都不免以自杀结局。虽然司马迁不曾从理论上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是什么，但足以启发人们作一种深入的反省。

《史记》首创的以“纪传”为主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过去的历史著作都记载了人的历史活动，但这些记载都是以时间或事件为本位的，人的主体地位未能被充分地意识到和表现出来，而且，这些历史著作中的人物总体说来，一是局限于社会上层，至多包括了游士策士，二是局限于政治性人物，范围有限。《史记》所记述的人物，虽然仍以上层政治人物为主，但其范围已扩大到整个社会，包括社会中下层人物和非政治性人物。我们看到在《史记》中，帝王、诸侯、农民领袖、卿相、将帅、后妃、宦官、文学家、思想家、刺客、游侠、商人、戏子、医师、男宠、卜者，各各显示出人类生活的不同侧面，又共同组成色彩斑斓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在这以前及以后的史书中，很少看见如此众多类型的人物，尤其是社会中下层的人物。这表明司马迁认识到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一种认识，尤其是对社会中下层人物的态度，在一般“官史”中是几乎看不到的。

司马迁还进一步注意到：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配着人的历史活动？他并不否定道义的力量，也表彰了许多信守“仁义”的君子，甚至在这方面具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但是作为一个忠于生活的观察者和深刻的思想家，他也确实认识到并且公然提出：是人的物质欲望、追求生活满足的要求，支配着人的历史活动。在《货殖列传》中，他不厌其烦地列举多方面事实，证明“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不“好利”。他把壮士勇于战斗、闾巷少年劫财盗墓、歌妓舞女出卖色相、渔夫猎人冲风冒雪、赌徒彼此争胜、医师方技之人苦心钻研、农工商贾的各项经营，乃至吏人舞文弄法以求贿赂，各种不畏苦不惧的行为，全部归结为是追求财富、追求物质利益的活动。尽管这样并列的叙述使很多人难以接受（因为其中终究有善恩顺逆之别），但在那个时代，司马迁就认识到是物质利益的追求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则才是人的历史活动的潜在动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衡量历史人物的地位，司马迁所依据的是他们的实际成就，而不是获得何种名位。项羽未尝称帝，但一段时期中实为天下之主，《史记》中便立了《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之后，是《吕太后本纪》，而没有“孝惠本纪”，因为惠帝虽有皇帝的名义，其实只是傀儡。在这里，司马迁丝毫没有孔子“正名分”的热情。《史记·太史公自序》宣称，作《史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得以垂名后世。所以，他也很赞赏为了求取不凡的成就而甘受一时屈辱的人。譬如韩信不耻过胯，曾经勇冠三军的季布甘为奴隶，在司马迁看来，都是“烈丈夫”才能有的壮举。这里面，也包涵着司马迁为完成《史记》而忍辱不的人生体验吧。

在《史记》中，是存在一定的伦理评价标准和褒贬意识的。但它的标准并不完全符合统治阶层的利益原则或世俗的道德意识，也不是狭隘单一的。甚至，前后之间不妨有些矛盾。如《伯夷叔齐列传》歌颂了二位贤君子“不食周粟”的忠节，《管仲列传》却又赞美起先帮助公子纠与齐桓公争位、失败后不肯殉节、从囚牢里出来又做了桓公重臣的管仲，说他“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游侠对社会统治秩序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司马迁是明白指出了的，却不妨赞扬他们重然诺轻生的义风。甚至，《酷吏列传》激烈抨击了酷吏的残忍，《太史公自序》又说“民皆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故酷吏也有存在的理由。这些并不是因为司马迁观念混乱，而是他看到社会本身的复杂性，需要广泛而多视角地理解各种人的生存方式。即使是他所反感的人物，也尽可能如实地描写，不简单地一笔抹杀之。

东汉班固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汉书·司马迁传》）。然而，这些恰恰是司马迁远比班固之辈高明的地方。正是由于司马迁对历史和社会具有独特的、极其深刻的理解，对各种人物的生存活动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受正在建立起来的儒家统治思想的束缚，敢于蔑视世俗道德教条，也不从某种单一的学说出发来理解人和描写人，《史记》方能成其丰富和博大，产生一种独特的魅力，而区别于后代所有其他正史。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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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

《史记》是谁写的？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

司马迁?（西汉时期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 。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s司马迁

（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卒于公元前87年，48岁终。现司马迁墓祠，在韩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镇南门外，位于黄河西岸的梁山东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

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发愤著《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马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著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的罪过。

当然，葛先生丝毫没有认为司马迁是罪有应得。这可以从文章处处表现出来的对.统治的厌恶及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结论。但葛先生的无意识还是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他把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和现象与司马迁扯到了一起。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司马迁祠墓

坐落在韩城市南10公里芝川镇的韩奕坡悬崖上，始建于西晋永嘉4年。1982年2月，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位。司马迁祠墓建筑自坡下至顶端，依崖就势，层递而上。登其巅，可东望滔滔黄河，西眺巍巍梁山，南瞰古魏长城，北观芝水长流，可谓山环水抱，气象万千。壮观的自然形式和秀丽的风光，映衬出司马迁的高尚人格和伟大的业绩。

祠墓建筑群自下至上迭有坊矗立。坡下东北方竖一木牌坊系清代重建，上书“汉太史司马祠”六个大字。由此沿坡上行，经太公庙至岔道口，坡南有平台之地，建有新迁的元代建筑“禹王庙”、“彰耀寺”、“三圣庙”等，现已辟为展室。自岔道而上，又有一牌坊，系元明建筑物，上书“高山仰止”四字，喻司马迁德高如山，世人至为敬仰，从此迤逦而上，牌坊上书“河山之阳”四字，语出《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走完99级台阶登道就进入了祠院，祠院大门上书 “太史祠”寝宫，古柏参天，环境幽静，置身其中，如登青云，如临仙境。

司马迁留给后人的启示

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面对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究竟怎样去了解它、认识它并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迪与鼓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看来，怎样读史，确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研究的。依我的肤浅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认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其次是着眼于从历史中获得思想上的启示。这种启示，一是可以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而获得，一是可以从历代史学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评论中去发掘。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而对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似乎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对于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来说，在历史运动中的个人，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这些角色和他们所活动的历史舞台及其背景，对今天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尽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

比方说，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人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或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这是有关社会公众同历史学之关系的最根本的问题，直至今天，还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来。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士"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见，拒绝历史经验，是愚昧的；生搬硬套历史经验，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规律）？如果有的话，人们认识这种法则有什么意义？这是人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而首先是认识历史之本质属性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太史公司马迁也触及到了。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认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太史公在讲到类似的经济现象时还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记-平准书》后论）他认识到：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转向衰落，有利的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顶头也会转向不利的方面，这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而造成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显然，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过往历史有一个大致正确的看法，而且还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运动和未来的历史前景，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比较客观的态度。

再如，历史运动主要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也无从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各种问题。那末，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究竟应当在历史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不仅涉及到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还涉及到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历史运动中所具有的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们对此有种种说法，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他们所论大多是理性的阐说，这无疑能够提高人们的认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这方面，太史公从史学家的角度，冷静地观察那些经过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冲刷之后（如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没有逝去的历史人物，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提出了撰写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这原则既是太史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他告诫后人如何做人的准则。太史公在综论他为《史记》作人物列传时是这样说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 扶义倜傥"，主要是讲德行、风采；"不令己失时"，是讲善于把握时机、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讲以天下为己任的事功目标。显然，在太史公看来，他所要写进《史记》的历史人物，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却又并不是用绝对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准则的；他的史笔之下，也活画出一些世侩小人，而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更衬托出那些写入历史书的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扶义倜傥"等等，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于后人的，后人应以为"自镜"，做一个正派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有益于天下的人。

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启示，着重于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演进的法则何在，在历史演进中人应当有什么作为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司马迁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在当今，也仍然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总起来说，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在对待史学与社会及人生的关系上，都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必要的启示。

司马迁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的史记

司马迁是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完成的《史记》。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宫刑。“人固有一，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完成《史记》，留与后人，含垢忍辱忍受腐刑。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扩展资料

成书过程

1、名称来由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此前“史记”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2、取材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

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如不列没有实据的三皇，以五帝作为本纪开篇，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百度百科-史记

《史记》

纪传体史书

《史记》

《史记》，原来的名字叫《太史公书》，既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又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的总集。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共三千余年的历史。

司马迁（约前145年—前90年），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十岁左右开始接受教育，曾先后跟随大儒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公羊春秋》，他的思想既以儒家思想为主，又带有黄老之学的因素。其父司马谈，任太史令期间曾想撰写一部表彰“明主贤君，忠臣义”的史书，但未成而终。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那年，子承父业，继为太史令，为完成父亲的遗愿而撰写《史记》，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才告完成。

《史记》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十表、八书、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本纪”是全书的纲领，它以时间为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和各方面的重大事件。先秦的部分篇章按朝代成篇（如《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秦汉部分则按帝王人物成篇（如《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等）。年份可考者则分年，年份不可考者则分代。

“表”由司马迁首创，以表格形式记载诸侯王的历代大事，简明排列世系、人物和事件。其中包括世表、月表（如《秦楚之际月表》）以及年表（如（《六国年表》），脉络清晰。

“书”指“八书”：礼、乐、兵、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记载了这些典章制度以及沿革。内容涉及历代礼乐、社会经济、天文律历、河渠地理等。司马迁认为这是经国大政，故列专题载述。

“世家”记载世袭王侯的史迹，兼及个别的着名人物（如《孔子世家》）。

“列传”以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为主，兼及四夷诸国的风土、事迹。“传”包括专传（一人一传，如《伍子胥列传》、《孟尝君列传》）、合传（两人或几人一传，如《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列传》）、类传（一类人合传，如《儒林列传》）。专传、合传、类传又都列有附传，附传的作用相当于正传，表示列传人物的主次，它并非是可有可无的附属物。有的附传仅附其名，一般是载列子孙、亲友。

一、《史记》的特点

司马迁曾自言撰写《史记》是秉《春秋》之笔。不仅记载历史的事实，更希望编写一部贯通古今、内容广博、体例新颖的新史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

1.得天独厚，准备充分，资料全面

司马迁成为名垂千古的史学家不是偶然的。在撰写《史记》之前，他就做了充分的准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把壮游的动机说得十分明白，即不满足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书本知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到现实社会中去作实地考察，接触国家大一统的壮丽河山和各地百姓的生活习俗，观察山川形势，了解和搜寻古代、近代、当代的历史传说及各种史料，探访故老、遗迹，采集历史传闻，非常审慎地考辨史实，并且在实地的社会调查当中，厘清了许多历史资料。他自己把这次壮游称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太史公自序》）。

《史记》的问世还取决于司马迁的家学渊源和私家藏书条件。周朝时期，司马氏的祖上就历代为史官，是渊源久长的书香门第之家，虽中间失其史职，但家学余风犹存。司马昌、司马无泽相继在秦汉之际作京师官，家中藏有古文，在秦始皇焚书之前应该早有预防，所以司马谈才能够复兴家传绝学，使司马迁年十岁就能诵读古文。

另外，司马迁的家庭出身也为他的史记创作提供了先天的优势。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为战国时期的秦国名将。司马迁的先祖由晋入秦居少粱，处在秦晋、秦魏争雄的战场区，一直经受着战争暴风雨的洗礼，这使司马氏家族名将辈出。司马迁耳濡目染承传家学，所以记述战争有声有色。

汉武帝“建藏书之策，赶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为司马迁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包括经、史、赋、传、子、骚、诏令、记功表册等。再者，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做太史令时，就已经为编写史书在材料上做了相当大的准备工作。司马迁自己说，写《史记》是“父子相继篡其业”。

2.五体结构，叙事灵活，史事真实

司马迁博采众古籍之长，创造性地在《史记》中利用五种体裁结构，营造出一部跨度三千年、包罗历史万象的伟大史书。以“本纪”记帝王，以“世家”记诸侯，以“列传”记臣民，以“十表”记大事的年月，以“八书”记述制度的沿革，这种完整的体例使得《史记》反映出社会各个阶层的活动及人类历史的真相。《史记》的五种体例，各具笔法，分开来看，各体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首尾完备，在贯通历史发展线索方面，又各有不同的侧面和重心；五种体例结合起来看，又是组织严密互相交融的一个整体。正因为它体例完备，才能容纳丰富的历史素材，在有限的篇幅之内使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民族、社会以及自然的星象、历法、地理等无所不包。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起凡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二十二史札记》）

立例又破例（所谓“立例”、“破例”是相对而言），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创新精神的反映。无例，缺乏规范，必将使史实叙述流于杂乱无章。守成例，则不能曲尽丰富的历史内容，势必陷入呆板。所以，对立例、破例的灵活运用，是历史的客观需要。

《史记》尽管是以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体例为其主要分类，但在具体运用中又根据史实的性质而随时“破例”，可谓灵活多变、自由掌控。这种破例常用的是联络五体的“互见法”。“互见法”是司马迁为适应纪传五体的需要而创造的叙事方法，具体是将一个人的事迹、一件史事分散在数篇之中参差互见，彼此相补。这种叙事方法在《史记》中得到了纯熟运用，既具有史学功能，又具有文学价值。宋人苏询最早论及互见法。他说：

迁之传廉颇也，议救阏与之失不载焉，见之赵奢传；传郦食其也，谋挠楚权之缪不载焉，见之留侯传。夫颇、食其皆功十而过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后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颇，辨如郦食其，而十功不能赎一过。”则将苦其难而怠矣。是故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则其与善也，不亦隐而彰乎！

“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既是对互见法的最简洁的概括，又是对其文学功能的充分揭示。李笠的《史记订补》、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靳德俊的《史记释例》等书也都对这一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们基本上是从史学的角度揭示互见法的作用。从本质上来讲，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历史比较法的反映。它是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普遍的联系和对比，用最能体现人物、事件本质的东西来组织材料，突出重心，再将枝叶蔓延的材料互见于其他篇章。如本纪以五帝合为一纪，夏、商、周各一纪，项羽、汉高祖、吕后、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则一人一纪，这采取的是随时详近略远的原则。项羽、吕后都不是帝王，之所以被写入本纪，是因为二人对时局有重大影响，都曾经独尊一时，号令天下。世家也是同样的道理，本来是记载诸侯世系，但是陈涉、孔子都被写入了世家。曾有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为例不纯”，或者说“自乱其例”，实际上这正是司马迁的独特的“史识”的体现。

3.创造了“太史公曰”的史论方式

《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也就是习惯上的序、赞、论，这是司马迁在史论方式上的独特创举。“太史公曰”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历史、天文、地理、伦理、世俗、军事、人事等等。“太史公曰”的风格独特，或议论，或考证，或揭示，笔势纵横，语辞精练，义旨深微，或褒贬人物，或纵论史事，或隐微讥刺，皆观点鲜明，直抒胸臆。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司马迁的系统的历史学理论。对于所引用的典籍以及他人言辞，如《诗》、《书》、《论语》、诸子等，司马迁全部变换成他自己的语言。另外，为使评论生动性和通俗化，他还大量引用诗、歌谣以及民间的俚语俗谚。“太史公曰”的形式整齐，但又不乏灵活。所谓整齐，是指“太史公曰”的完备体例，它分为序、赞、论三种形式——篇前序论，篇后赞论，以及夹叙夹议的论传。序论置于篇首，是大段的恢宏议论，主要集中在十表、八书及类传之中。因为十表、八书、类传都是贯通古今的，所以用序论作为贯通性的概括，这样就使文章上升到了系统性、理论性的高度。赞论都置于本纪、世家、列传的篇末。本纪、世家、列传是按序排列人物，赞论主要就用来褒贬评价人物。论传用来揭示义例，如《伯夷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天官书赞》以及《太史公自序》，集中表明述作意旨，是全书的总纲。三种形式，整齐而集中，匠心独具。所谓灵活，是指整齐之中的变通，如八书中，《礼》、《乐》、《律》、《历》有序无赞，《河渠》、《平准》有赞无序，《封禅》有序有赞，《天官》夹叙夹议等。尽管如此，就《史记》的所有论赞来讲，内容并非全是评论，有的叙述游历，有的补充史事，有的抒愤寄托。灵活的变体即破例，是为了切合内容的需要而作的变通。前面已论及，破例为体是《史记》的一大特色，全书五体均有破例，立例又破例，正是司马迁卓越史识的表现，所以“太史公曰”呈现出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

4.坚持“通古今之变”的原则和方法

司马迁对古今关系，坚持“变”以及“详今略古”、“详变略渐”（变革之时详细，升平之世简略）的原则，在这两个原则的指导下着重写变革的历史。《史记》的一百三十个篇章，贯穿了近三千年的历史。在五帝三代两千多年的古代史中，只写了五帝、夏、殷、周、秦五个本纪，三代、十二诸侯两个年表，伯夷、管晏、老子韩非、司马攘苴、孙子、伍子胥、仲尼弟子等七个人物列传，共十四篇。兼及古代史的篇目有书七篇，世家十二篇，以及五个民族史传。写古代史的篇目，共计为三十四篇，十万余字。可是，仅仅百余年的汉史却占了六十二个专篇，兼及汉史的还有十三篇，总计七十五篇，篇章超过了大半。《史记》对四个阶段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描写记录：1.西周建国时期；2.整个战国时期；3.秦汉变革之际；4.武帝建元、元封时期。这四个阶段的共同点都是历史变革时期。四个阶段加起来还不足三百年，而篇幅却超过了四分之三，也就是说，《史记》的近三千年历史，用了五十二万六千多字，而变革时期的仅仅三百年，却占去了近四十万字的篇幅。如《周本纪》，共一万七千余字，西周史二百年约占篇幅的三分之二，而五百多年的东周史仅占三分之一，西周部分又特别详写文王、武王及周公辅佐成王这一段建国史。突出“变”的优点在于：它使历史的叙述波澜起伏，言简意深，重点突出。详今略古和详变略渐指导下的“通古今之变”，目的是着眼于当代和未来，以古为鉴。司马迁对详今略古和以古为鉴进行了理论的描述：“野谚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这说明，司马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目的是为了现实的需要。“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三者互相结合，便于“察盛衰之理”，找到治理国家的规律，从而“审权势之宜”，采用恰切的治理方法，以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理论主要集中在他的十表序中。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绵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既认识到要以古为镜，又强调古今不同，不可古今混同，这说明司马迁具有鲜明的通古今之变的辩证法思想。《六国年表序》说：“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这是说要详今略古，取法后王。《秦楚之际月表序》说：“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柞，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擅，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这是说剧烈动荡时期的历史经验应该很好总结。司马迁特别重视秦朝的历史经验，其目的是为了让当时的统治者引以为鉴。

司马迁还提出了一系列探寻古今社会的治乱规律的方法和理论，最主要的有两个原则：一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一是创造类传、合传，作古今纵横的对比。“原始察终”，指追究其原始，考察其始终，意思是通过历史演变的全过程来观察其原始、经过、发展和结果。“见盛观衰”，是说在兴旺的时候，就要看到它将来的衰变转化。司马迁用这八个字概括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纵观整个历史长河，人类社会其实是一个不断兴衰、变化、发展的连续过程，要掌握其发展规律，不仅要作整体的研究，还要划分阶段来考察。根据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原因，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结果。《史记》的五体结构，正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的阶段排列。司马迁根据“变”的规律、史实的详略来划分历史阶段，详变略渐，这就是“见盛观衰”的历史观点。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正是司马迁创造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将贯通的历史划分断限，使古代的历史年代学建立了起来，把历史叙述引向了科学化的轨道。司马迁的这一理论与实践，是其时代朴素历史唯物史观的最高水平。至于类传、合传，则是司马迁创造的编纂方法和研究方法。

如果从研究的角度看类传、合传的价值与意义，就会发现，类传、合传及七十列传排列中的以类相从，目的就是对历史作纵横对比，如《仲尼弟子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等，这些列传对学术的变化发展作了条理化的论述，源流分合，线索分明。《孟子荀卿列传》，概括了战国时百家学说的轮廓，是一个类传，同时又用合传标目，这样就突出了孟荀两派是儒学的主流。《老子韩非列传》（或称《老庄申韩列传》），司马迁之所以把法家的韩非、申不害与道家的老子、庄子排在一起，目的是为了表明两家学术的渊源关系，如韩非的着作《解老》、《喻老》。《屈原贾生列传》，是司马迁认为贾生与屈原都因为壮志未酬，具有类似的遭遇，所以将两人合传，以警醒世人。

总之，司马迁为了“通古今之变”，创造了类传、合传的方法，目的就是在历史类比中强调以古为鉴。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在今天仍然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方法和理论，也是值得借鉴的。

5.直笔精神

又称秉笔直书或实录，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历代的史家都十分尊崇《史记》的这一精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引刘向、扬雄赞扬《史记》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文直事核

“其文直，其事核”，这是实录的最基本精神，也是历史着述最基本的要求。它强调史家作史要根据客观事实，全面而系统地直书史事，不做任何曲笔、夸饰、略漏。忠于实录的更高标准，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要善于捕捉典型的事件和人物，这也是衡量史家是否具有高远识见的一个标尺。这一精神的具体表现，便是司马迁为项羽、吕后作纪，为孔子、陈涉立世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全方位地展现了社会生活，他写了各色人物的传记，反映了历史的本质，这是实录精神的一种更高境界。实录精神的基本要求，是对具体史实的记述，不能随从流俗和习惯，要符合事实的本来面貌，对讹传的史事要作细致的调查和考证。司马迁在这些方面，做得都非常出色，他对所引据的史籍，在许多篇章都作出了交代说明，如《殷本纪》“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等。又如在五帝、夏、殷、周等篇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对古史的考证都作出了说明，五帝的事迹，是综合各种材料“择其言尤雅者”；对于夏、殷两代的姓氏，禹王崩于会稽，殷人的习俗，周室何时迁居洛邑等，也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对于苏秦，司马迁也不从流俗为其翻案，他在赞中交代说：“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苏秦为人行事奇异诡谲，所以，在民间的街谈巷语中，“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诸多的附会传说，皆安在了苏秦的身上。由于苏秦过早的亡，张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张仪为了抬高自己，故意夸大其词、捕风捉影地诋毁苏秦，使“天下共笑之”。所以，司马迁据事实录，对苏秦的事迹客观记述，让读者自己明辨是非。又如《李斯列传》记载秦国丞相李斯，他虽然有功于秦国，但最后却被五刑而，引起世人的同情。司马迁用辩证的方法，条列了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功绩，同时又记叙了他与赵高合谋、贪重爵禄、助二世为虐的罪责，说明其虽惨，但不足惜，无形中驳斥了李斯尽忠而的俗议。

中国自古轻视妇女，但司马迁却没有这种偏见，在他的笔下，妇女形象都得到了客观公正的记述。如吕后进入了“本纪”，后妃进入了“世家”。司马迁据事实录，尽管如实地揭露了吕后的种种恶行，但并非是指责女性的祸国乱政，而是着眼于吕后性格的“刚毅戾深”，指出她与秦始皇属同类人物。不仅如此，司马迁还对吕后无为政治带来的社会安定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都是难能可贵的。《外戚世家》中，司马迁首先肯定了后妃的辅政作用，把妇女提到了影响国家兴亡的高度。一正一反的事例，也说明了社会的发展是离不开妇女的。

司马迁对妇女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如实的记载，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视妇女的历史学家。他之所以具有如此非凡的识见和成就，正如史学家季镇怀所言：“道理很简单，只是贯彻了史家应该具有的实录精神。”

（2）不虚美，不隐恶

这是“文直事核”的更高一步要求，它强调史家不仅要善恶必书，而且要“明是非”，“采善贬恶”，意思是对史事人物要褒扬其善贬斥其恶，而且要恰如其分。司马迁反对主观臆断：“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过其真。”司马迁对史事人物，既不全盘肯定又不全盘否定，而是把人物、事件的发展变化，客观地讲清楚，并且依据事实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如司马迁尽管反对秦朝的暴政，但却肯定秦朝对国家的统一和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尽管颂扬汉家的一统，但又巧妙地揭露和讽刺了帝王的一些隐私和时政；尽管把项羽塑造成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肯定了他灭秦的功绩，但对他的残暴不仁也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司马迁形象生动地描写了李广的英勇善战和爱国主义精神，同情他的遭遇，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并不饰过；司马迁尽管非常憎恨酷吏，但对廉洁不枉法的酷吏也予以了肯定。整个《史记》中，贯彻这种精神的例子比比皆是。只有反映客观实际，历史才能给后人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借鉴，起到警戒的作用。

（3）“书法不隐”的批判精神

司马迁秉持“善恶并书”的意旨，大胆地“述汉非”，行文多寓褒贬。作为一个史学家，如果没有爱憎分明的立场，没有批判现实的勇气和直言不讳的精神，那么就丧失了史学家的价值与作用。司马迁的“述汉非”，既大胆地批判了汉朝最高统治者如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又全面地揭露了汉武帝时代的整个社会矛盾。即使是文质彬彬而竞荣逐利的儒生，也都进行了深刻的“微文刺讥”。在司马迁的笔下，“受命而帝”的刘邦，作为自私、刻薄、猜忌、冷酷的形象，得到淋漓尽致的刻画。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是汉儒的代表，司马迁对这三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在肯定他们各自业绩的同时，对他们的个性弱点也予以了意味深长的讽刺。叔孙通草拟了汉仪法，但缺点是“谀”，公孙弘倡导儒学，其缺点是“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宣扬大一统，他的问题则是“迂”，三个人的形象都描绘得生动传神。司马迁对百年汉史的记述，重点是放在汉武帝一朝，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刻揭露。《酷吏列传》集中批判残酷黑暗的官僚政治；《平淮书》则批判横征暴敛的经济政策；《儒林列传》、《公孙弘传》通过揭露汉儒阿谀逢迎的丑态，批判了文化政策；《封禅书》讥讽汉武帝的痴妄迷信，劳民伤财。在所有这些篇章中，《平淮书》点明各篇章的内在联系，起照应的作用。司马迁首先从汉承秦，经过休养生息，实现民殷国富写起，接着写汉武帝大肆兴作由盛转衰，然后以“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切入正题，详细地叙述汉武帝连年对外战争，对内兴作与聚敛所造成的民穷国贫，记事止于元封元年，结尾用“见盛观衰”示意，以秦喻汉，给统治者敲响了警钟。

二、《史记》的文学贡献和影响

《史记》尽管是一部史学名着，但司马迁笔下的每个历史人物都个性鲜明，呼之欲出，给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文学享受。历史着作本身要求其作品应具有严肃的科学性，所写历史人物都要实有其人，实有其事，不允许虚构和夸张。文学作品则要求所塑造的人物具有想象性、形象性、典型性。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他用文学之笔写出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把历史与文学结合得完美无瑕。《史记》叙事以散文为主，骈散交融，长短顿挫，抑扬开阖，浩瀚奔放，气势非凡。人物刻画方面，善于通过紧张斗争的场面、故事化的手法，把人物推到矛盾的风口浪尖，从而表现人物各自的优缺点和性格特征。语言方面，运用当时的、符合人物身份的俗语、口语，不仅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而且便于大众的理解。所以《史记》一问世就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并被后世公认为古典传记文学的优秀作品。

《史记》的文学成就，从历史过程来看，可分为四个方面：第一，魏晋以前认为《史记》的文学特点在于辞采华美，文章简洁；第二，唐人着重于《史记》的散文成就和艺术风格；第三，明清认为《史记》的文章结构波澜曲折，人物刻画具有小说形态；第四，现代的文学理论家则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史记》在塑造历史传记人物的典型形象上的所有的艺术手法。《史记》的文学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传记文学、散文成就、人物形象、语言运用，无论哪一个方面，司马迁都堪称大家。当然，《史记》文学的最高成就还是在实录史事的基础上，开创了传记文学，并且刻画了一大批典型人物形象。如果脱离史实而侈谈小说成就，就会偏离《史记》作为史书的本来意义。

《史记》作为一部伟大的历史着作和传记文学名着，它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班固以下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对司马迁几乎无不推崇备至，力图做到像司马迁那样“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顾炎武《日知录》）。班固承认司马迁有“良史之才”，赞扬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叙事才能和“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史记》所歌颂的许多英雄人物，如项羽、信陵君、蔺相如、鲁仲连、侯赢等，对后代的人们，特别是封建文人，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就不止一次地在诗歌中把古代的侠义之士引为自己的同调，并希望自己能像他们那样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

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汉朝以来的众多作家都从《史记》中得到了很大的启示，正如郑樵所说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在体裁形式上，从《汉书》开始的“正史”，大多都是承袭《史记》。唐宋以来的古文家更是无不熟读《史记》。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直接把《史记》的文章作为自己的典范，他的《张中丞传后序》、《毛颖传》等文，就是学习《史记》的人物传记的结果。宋代散文家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就与《史记·伯夷列传》极其神似，他文章的简练流畅、纡徐唱叹，更是深得《史记》的神韵。很多历史时期，当形式主义的繁文缛节或艰涩古奥的文风盛行之时，《史记》便常常成为古文家们反对矫饰的一面旗帜。唐代韩愈、柳宗元以及明代的归有光都是如此。文学创作方面，唐以后的传奇以及明清以来的小说、戏剧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史记》的影响，如《水浒传》、《聊斋志异》等都深得《史记》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