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官相护下一句接什么-官官相护下一句

1.有人好办事

2.古代官僚等级特权制度对中国走向法治的影响

3.建国60周年观后感

4.什么是九品中正制?

有人好办事

如今人生活在社会这个大集体中，必然与他人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社会也就是一个关系社会。

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不能孤军奋战，就要与他人合作，赢得多方支持，配合。这就是俗话所说：“三分本事，七分关系”。

可是，如今的关系似乎变了味：有人好办事。按照原则可以好办的事，可是，没有关系，办事职能机关人员依靠自己手中特权，显示高人一等，话难听，脸难看，跑断腿，让你费神费力，事难办，甚至办不成。

若是有关系，要么权比他大，官大一级压人，要么都是职能部门，彼此利用，官官相护，要么熟人，朋友介绍，障于情面，要么金钱铺路，拿了手短，吃了嘴短，金钱能使磨推鬼。这些便是一路绿灯，按照原则不能办成的事，可以无中生有，办成。

就拿县城学校初中报名来说：招生政策写的具体明白，可是，领导研究有内部不成文的规定及随时变更，如：具有小学县城学籍的学生，可以报名县城初中，却把民办学校排除在外（虽事出有因，为什么不在招生简章上注明，让民办的小学毕业生为报名，徒劳奔波）。

再说：明明招生简章明文规定：房屋租赁证截止到七月31日，可为什么只要有房屋租赁证都可报名。招生简章在这里不算数。可是，招生简章规定：购房必须是六月三十一日交房，学生才有报名权。招生学校把握很好推迟一天也不行，现在农村家长在县城买房就是为了孩子上学，如今就是晚了几个月就错失城里上学机会。

早说：学籍在乡下的，必须在户籍所在地中心校开借读证明，当学生家长跑到中心校，没有预先熟人沟通，办理借读证的人不在，你就是偏偏找不到人。有的与办理借读证明人走个顶头，甚至一人进一人出，这样擦肩而过，就是办不成。

再看看招生单位的证件审核员，都是极为认真，敬业的人，对待一般人员都是照章行事，不差丝毫，依靠自己一双慧眼，能够辨别出每一个证件是否有问题，报名是否符合条件，哪怕一点点问题也会被拒绝接受，好让家长头疼。好一点的指出来，让你明白，看看能否更改，让其符合条件。

可是，通过私人关系不用排队都给予办理，直接检验证件的操作人员拿出成沓的准考证，不知道是否完全符合条件。甚至结束后还有不时办理，因有分班准考证从办证人员手头出来!

上级领导一句话：乖乖，什么条件。领导口谕比条件证件好使。可是，领导不轻易发话，因为领导说话值钱，怎么让领导为你说话，这是现实需要研究的课题关键。

如今学校已到招生季都以形成惯例：想不够条件送学生，工作人员说找负责领导，负责领导说按政策，否则找班长，联系班长搞失联，电话不接，信息不回，让你干瞪眼。可是责任领导时刻与班长保持联系，班长时刻掌控一切。主要职能部门领导找班长也是一句话，否则，以后别犯到我手里，走着看。

曾记得：某一新官上任，对文明办没有看在眼，对文明办例行检查工作，有失热情，表现冷淡。文明办工作人员回去给他们领导以汇报，结果当年文明考核未通过，直接影响到年终文明奖的发放。这让不识抬举的新任领导尝到了文明办的厉害，乖乖请客送礼，复查过关。以后，文明办再去检查总是热情招待。

学校是弱势群体，哪个职能部门都得罪不起，所以只能部门就是牛，职能部门好办事问题就在于此。

古代官僚等级特权制度对中国走向法治的影响

古代官僚等级特权制度对中国走向法治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群体庞大，耗费惊人

中国自秦汉以降，官员之多、之滥，机构恶性膨胀之难以遏制，尤为历代史家所诟病。据宋史记载，王安石施行变法，一次就裁减冗员十九万人。据此作粗略估计，北宋在编官员的总数，起码应跟当时一百多万的常备兵总数相当。宋代版图不大，全国人口至多不超过一亿；官员所占比例如此之高，在一个生产力低下的农耕社会里，民众负担之沉重，可想而知。又据汉代史料记载说：“汉宣以来，百姓赋钱，一岁为四十馀万万。吏俸用其半，馀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这就是说，当时官员的薪俸，已占到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还多。

而以上两条史料，还只是官方统计数据。实际上，各郡县的地方官僚们，还要聘用大量的书办、杂役之类编外人员或曰临时工，这些人的薪酬及日用开支，还要靠向百姓摊派苛捐杂税来满足，所以民间负担之沉重，可谓超乎想象。

（二）、机构重叠，多生弊端

中国的官僚制度，从构建之日起，就确立了从中央到郡、县、乡、亭（里）的四级或五级垂直对口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在后来虽稍有变动，但基本的框架却一直沿袭了下来。在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这种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也许是一种唯一的选择，因为它确实有

利于

君主的集权和国家的大一统。

但由于机构重叠过多，加之道路遥远信息不畅，中央政府政令的贯彻实施和下面的信息反馈，必然产生困难。由于山高皇帝远，地方官员们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判断来行政，久而久之，就会演化出一套对中央政策作选择性执行的潜规则来。所谓“瞒上不瞒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之故，在地方官贯彻实施中央政令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一种逐级递增或逐级递减的效应。对利官不利民的政令，比如增加或催缴税赋之类的，官员们往往闻风而动，雷厉风行，甚至上头放个屁，下面唱台戏，闹得民间鸡飞狗跳，人心惶惶。而对利民不利官的政令，比如减免税赋禁止苛派之类的，官员们则会消极应付，拖着不办，甚或阳奉阴违，另搞一套。

（三）、关系复杂，结党营私

由于群体庞大，机构重叠，组织人事的管理又无严格的章法，而较多人为的干预，因此，必然导致官僚集团内部产生诸多利益的交集与勾连，从而形成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或利益链条；有些官僚，还会通过姻亲朋党等关系网，联接成一个个紧密的利益集团。利用这种复杂的关系网络，官僚们可以互为奥援，互通声气，捞取经济利益，操控人事安排，甚至左右朝政，兴风作浪。

官场的人际关系网虽然极其复杂，但最常见者不外乎以下三种：

一为上下勾结。各级地方官，会千方百计在中央部门寻找后台或靠山，通过利益输送，为自己的仕途上保险。“朝里有人好做官”，即便不能因此得到提拔重用，但犯了事的时候，起码能够得到庇护转圜。所以就连《》里西门庆那样的一名县衙小吏，也要通过关系到京师的太师府寻找依靠，为此不惜大把使钱。而京里的大官们，其实也需要在各地寻找桩脚、爪牙或曰代理人，替他们广为搜刮民间资财。就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利益输送和自上而下的权力庇护，构成了历朝历代最主要的官场利益链，自古及今，延绵不绝。

二为横向联结。势力与地位相近的官僚们，往往通过姻亲、故旧、宗族之类关系，形成一种同气连枝的利益集团。他们官官相护，勾结串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正是在这样一种难以撼动的势力背景庇护下，《红楼梦》里的呆霸王薛蟠，才敢于公然抢夺良家妇女，并毫不在乎酿出命案；王熙凤也才有胆子大放高利贷，有能力包打官司，大把收取银两。至于国民党掌控中国大陆时期盛极一时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那就更是这种官场利益勾结的现代版和顶级版。不过也正是这种结党营私，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亡。

三为底层官吏的纠结。由朝廷派遣的州、县地方官员，都是实行任期制的流官，流动性强。而他们手下的师爷、门子、牢头、听差等役吏，则多是本地人，一般由现任官员据情录用，身份等同于今日所谓的临时工。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都是长期操持本职的老油子，谙熟官场的一切明暗规矩，并且跟本地乡绅土豪的关系十分密切。外面派来的官员，无论行政、司法，还是欲搜刮以自肥，都要借重这一班人，因而他们便得以作威作福，横行乡里。他们身著公服，背靠官府，但干的却是强盗的勾当。他们敲诈勒索，巧取豪夺，占人田地，霸人房产，制造冤狱，坑人性命，无恶不作。这一类人对百姓的压迫与危害，最直接也最凶残。他们既是官僚特权政治赖以存在的基础，同时也是历代政权忠实的掘墓人。

（四）、特权垄断，经营自肥

官僚特权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官僚依法享有众多特权。官员高踞于民众之上，一贯强行为民作主，实即民之主宰，并按不同级别，在居住、服饰、出行等方面，享受诸多特权。经济方面，官员不仅可按级别的不同，享有本人或全家免除税赋徭役的优惠待遇，还要享受高薪厚禄，并得到皇上赏赐的职田。

以上依法享受的特殊待遇，往往并不能满足官僚们的胃口，他们还会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尽可能捞取更多的利益。比如，明令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贩盐、冶铁、铸钱、漕运等资源性、暴利性行业，即所谓的国营行业，就只不过是名义而已，实际权力，都掌控在那些“有关部门”的官僚手中。他们依靠垄断经营所获取的暴利，除部分上交国库，更多的获利，都进了官僚们的私家。靠此而终致富可敌国的官僚，历朝历代皆有，可谓不乏传承。

还有更多的官员，虽不能得以介入上述国家垄断性行业以获取暴利，但凭借手中的权力，他们亦可介入民间的非法经营而自肥。这其中，最为常见也最能让他们快速致富的途径，就是进行官商勾结，获取非法收入。因为从汉代开始的大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广大的全国统一市场，商业资本的规模之大，之活跃，早超过了十三世纪的欧洲；靠市场弄钱，就成了官僚们的一大发现。所以早在两千年前，中国社会就已产生了第一批权贵资本主义的老祖宗。

本来，在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下，商人一直都是备受歧视的社会群体，经商一直都被视为“末业”甚至是“贱业”。传统主流社会对商人的态度，就如同当代者之看待资产阶级，认为他们是天生带有原罪的；从事经商的人，被录入“市籍”，属于另类，连儿子都不能做官的。可是，金钱的吸引力毕竟太大，依法禁止经商的官员们，会私下跟商人勾结，充当商人的保护伞，支持他们操控市场，垄断经营，甚至做“子钱家”放高利贷获取暴利，然后共同分肥。

（五）、贪腐成性，顽症难治

马克思揭露资本家的天性，说在百分之二百的利润诱惑下，他们就会甘冒杀头的危险去追逐利润。而事实证明，古今中外的官僚们，也同样具备这样的贪婪本性；当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大笔捞取钱财时，一切的道德说教和法律警示都是苍白无力的。所以官员贪腐，可说是一种普世的顽症，而且在那些权力失去监管的地方，它更会像瘟疫一样四处蔓延，遍地流行。

不过，由于西方人普遍信奉基督教或天主教，相信去之后，灵魂是要到上帝那里接受审判的，所以官员的贪，也只是想在末日审判到来之前，弄些钱挥霍一度，享受一生。而在中国，持奉的却是视如视生的古老信条。所谓“子子孙孙，万世之基业也”；皇帝和官僚们，无不希望保有千秋香火，以便万代血食。因此一旦掌权之后，就不仅要为自身谋，为今生谋，还要为后谋，为儿孙谋。故而在中国的官场里，贪官不仅繁殖迅速，产量奇高，并且普遍都格外贪婪。

“千里做官只为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些都是官场上背地下流行的私话、实话。而官僚们弄钱的途径，又可谓门道多多。下属的贡献，审理狱讼时原被告的贿赂，截留赈灾款物，瞒报税赋收入，虚支工程款项，等等等等，真是钻头觅缝，无孔不入。汉代的大司农田延年，相当于农业和建设工程部部长，他在为汉昭帝筑墓时，雇民间牛车三万辆运沙土，每辆雇价一千文，他虚报为二千文，一次就贪污三千万钱。按当时的比价，十万钱就相当于一户中等之家的家产；田延年一次贪污就弄到三百个中产之家的财富，你叫他如何不贪？

中国的贪官，不仅贪得无厌，而且前仆后继，迹近疯狂，因此历朝历代，治吏治贪都是最高统治者最感迫切也最为头疼的问题，为此可谓想尽了办法，用尽了手段。派监察御史，派八府巡按，甚至皇帝微服私访，但大都治标不治本，按下葫芦又浮起瓢。贫农出身的朱元璋，恨贪官恨到极点，不仅杀掉贪官无数，还使出了古今中外最为残酷的手段。他命令将贪官杀，然后“剥皮实草”，做成动物标本那样的贪官标本，摆放到官衙大堂上以儆效尤。可是，大明朝的贪官依然春风不吹都会生，朱皇帝临时只能悲叹：“贪官怎么就杀不绝啊！”

（六）、以官为本，以利维系

贪官既然杀不尽，于是就有了用高薪以养廉的说法。那么，高薪养廉的效果又如何呢？其实，这只不过是糊弄老百姓的一个千年鬼话罢了。因为高薪的目的并非养廉，故而也就不可能养廉，该贪的，他照贪。清代的和珅，贪到了富可敌国的地步，却依然不肯收手。宋代的严嵩父子，贪到家里的金银堆如山积，仍贪脏不止，还专门做了个帐簿计数，每贪满五百万，就置酒高会，以表庆祝，时人称之为“害钱痨”。

故而所谓高薪养廉，不过是最高统治者的一种政治盘算而已，其目的，无非是要用高薪厚禄，把官员们联接成为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或者照鲁迅的说法，让他们一起加入这人肉的盛宴，以便让他们齐心合力，共同来维护这一桌千古不散的筵席。从这一点上来看，效果倒是明显的，特别是在加强内部团结、共同维护特权体制和镇压民众反抗方面，确实实现了官心的高度一致。

这一高薪厚禄以官为本的国策，还产生了另一个对中国人影响深远的结果，那就是在国人心中，树立了一种牢固的官本位思想。做官，成了一千多年来中国读书人毕生追求与奋斗的目标和方向。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考到痴迷，考到疯狂。“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的目的在当官，当官的目的在获利，打破头也要挤进那个权力的圈子，就是为了进去共享那人肉的筵席。

然而历史证明，这种收买官心的做法，也并不完全保险，到了新主子强势崛起，或是外族大举入侵之时，予原政权以致命一击的，往往都是那些享受高薪厚禄的前朝官员。这类故事，在宋元之际，明清之际，以及日本人大举侵华之际，出得最多。奇怪吗？不奇怪。因利而效忠者，亦必因利而背叛，这也是人之常情。

（七）、近亲繁殖，逐代退化

中国特权专制社会权利的延续与繁衍，跟其它专制社会一样，所采取的也必然是一种近亲繁殖模式，因而，出现逐代退化将是无可避免的。一般而言，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近亲繁殖类型：

其一为皇族的生物性近亲繁殖。出于门当户对的考虑和世袭制下政治联姻的需要，皇族一般都较多姑表或姨表姻亲。这一方面固然有利于权力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但是，也就必然造成皇位继承人品种的逐代退化，他们多半黯弱愚鲁，或执拗乖戾，从而为王朝的衰落埋下病根。

其二为官僚集团内的组织性近亲繁殖。官僚们在物色、推荐和选拔权力继承人时，通常要受到亲缘、裙带、师生、同门等关系的影响，从而只考虑亲疏，不注重才德。这种组织性的近亲繁殖，也必然会造成官僚集团继承人能力的逐代退化。比如汉代的推举孝廉和贤良方正制度，演化到后期就完全变了味。以致汉末童谣这样唱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样的历史宿命，其实是无法避免的。

其三为思想性的近亲繁殖。每三年举行一次的科举考试，本来倒是一个不错的人才选拔制度，可以吸纳一些新人进入统治集团，犹如输入一些新鲜血液。但由于主考的官员们，一个个都是经历了数十年官场生涯、被打磨得光溜圆滑的顽固分子，故而经他们挑选出来的，起码也是些能在思想上跟他们基本保持一致的人物。而历代许多思想敏锐才华出众的考生，就因为在试卷里表露出了思想不正确或政治不正确而遭考官刷卷，以致屡考不中，抱憾终身。这样在经过了几代的逆淘汰之后，满朝里站立的，便多是些平庸之辈了。

以上三种近亲繁殖，最终就决定了一代王朝的“气数”。因为这种退化与衰落一旦跟腐败蔓延引发的社会叠加，改朝换代的时刻，也就到来了。

（八）、黑暗专制，民不聊生

官僚特权制度，必然是一种专制的制度。由于权力的授予和监管是自上而下来的，政权的秉性也是从上而下逐级克隆出来的，所以它的运作，就必然是专断的、蛮横的和不透明的。这种制度以长官意志为法律，强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

全国对君主的绝对服从，故而特别强调一致性。因此尽管官员们各自肚里都打着各自不可告人的主意，但表面上却显得思想高度一致，圈子里千篇一律的官话、假话、套话盛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一个专横的特权制度，却坚持要用儒家仁义道德的脂粉来粉饰自己，但又总是骗不了老百姓。从前民间流行一句话，用来形容清朝和民国的那些官员。说他们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可谓一语中的，十分形象传神。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封建君主官僚对社会的压迫和 不平等才导致中国当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进行法制建设。法制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保障。

这种本性野蛮凶残、专横暴戾，表面上却打着儒家仁义道德旗号的特权专制制度，在处理狱讼时、在对百姓进行横征暴敛时，其滥权的特性表现得特别露骨和淋漓尽致。对待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官员们可因稍不遂意就无端制造罪名，进行抓捕，而一旦投入监牢，又无钱打点，囚犯就会随时面临亡。

看看《水浒传》里，武松在监牢里耳闻目睹的那些治理的手法，是不是件件堪称经典？特别是那种让吃饱喝足之后，再使人把他用草席卷成一筒头朝下竖立到墙角的办法，可以让人后身上什么伤痕都见不到。外面的人如果要问起来，管营和差拨就会说，他那是喝开水的，吃饭撑的，娱乐的。

至于官员们下乡催交税赋，征索财物，那就更是飞扬跋扈，甚于猛虎了。柳宗元在《捕蛇者》中写道：“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晚唐诗人杜荀鹤在《题所居村舍》里写道：“家随兵尽屋空存，税额宁容减一分？衣食旋营犹可度，赋输长急不堪闻。”白居易的《杜陵叟》，讲的就更是一个千古的伤心故事。春秋两季接连遭灾庄稼苦无收成的杜陵叟，面对的却是“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等等等等，引不胜引，摘不胜摘，两千年来官僚特权制度和官僚们对无辜百姓犯下的恶行，可谓罄竹难书。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现代民国政府统治时期，亦未改变。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教书的

建国60周年观后感

我看了建国60周年直播后有点虚假，就像一个没钱的年轻小伙子赚了第一笔钱去乱花炫耀自己一样。其实没钱还要这么乱花炫耀自己，应该有计划分配下用在该用的地方上。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像这个小伙子一样，其实是个穷小子还要乱花。就说我们重庆放个烟花都拨了一亿好像，不知道又有几个贪官在里面刮了几成油水。老实说中国发展过快，政策不行，基础没打好，N多贪官，官官相护，搞得怨声载道，民心以失。就说7-8年前我经历过的事，当时我们对面那条街搞拆迁，住的基本上是老人，不知怎么的那天来了几百名警察，绑着红绳子，像打击反恐份子一样，抬托拉把那些老人从屋里赶出来，当时只听见老人在嘛，小孩在哭，情况十分混乱，也十分恐怖，当时我看见心里就十分恐慌，又气愤。一下午这条街的房子就被推平了，看见这些老人无家可归想起就心酸。第二天我去上学，路过那条街老人们已经不在了，这时我看见有个人坐在椅子上，由于距离过远，我也没在意，以为是管理员。下午放学回家路过那条街看见一些人在围观，我也过去看了一眼，原来是一个瘫痪老人坐在椅子上旁边还多了两名警察。连续3天看见那老人坐在那里露宿街头，有些好心的街坊邻居提供食物衣物给他。第4天那老人已经不在了。听我妈说街坊邻居去街道抗议才迫不得已才把老人送到老人院去。第2年那时我高3了，看见那条街一栋高楼大厦已经盖好了还挺高的，在走到大厦侧面居然看见用木头.广告布，搭成蓬蓬。上面还贴着还我母亲，还我财产的纸。我走近一看里面居然还是一个餐馆，我顺便进去关顾了一下，吃了盘回锅肉还挺不错的。听里面的人说，政府把他们的私有财产，母亲抢走了，母亲生不明。你们想不到他们居然用柴炒菜把。那烟到处乱冒。居然没人过问怪了。回家问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是当时拆迁房子时，由于那家人还没有跟开发商达成协议，开发商急于要盖大厦，贿赂官员政府就强行拆迁，居然在没有法院的强拆令下就强拆了。当时他们瘫痪母亲还躺在屋里，由于他们的房子还没解决，他们坚决留在屋里，可是警察拳脚打踢把他们打走了，可是瘫痪老人还在屋里，警察就把老人抬出去放在椅子上让人守在那。他们儿女几次想把他们母亲接走可是都被警察阻止了，叫他们去跟开发商达成协议再来接。可是他们不妥协给的钱还买不回原来的房子。就这样拖了3天，政府抵抗不了群众的压力被迫把它送往老人院。不准看望，过了几天接到政府电话说他们的母亲去世了，可是政府又不让他们看望他们母亲最后一面私自活化了。骨灰都不准让他们儿女拿，叫他们去协商好再拿。至今7-8年了那房子还在那没有解决，可想这世道才叫黑暗。

从上面这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来讲，这只是冰山一角。政府只要拆迁一栋房子就会出现一个贪官一个冤民。还有很多千千万万不同冤案，可想而知中国有多少贪官多少冤民。你们觉得我说的你们不相信，你们在网上查下报纸，就说我们重庆报纸报道的，当地政府私自阻止关押上访北京的冤民，还有什么杨家坪那里也是拆迁搞得网上报纸到处都在报道等等，现在的管太贪了，又官官相护，就像我在**里看见的一句话，官子两个口，有理说不清。只要你们亲身遇到你们就会理解现在是什么世道。

中国政府现在是，不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上，而去乱花炫耀自己国家有多少实力显示什么国威。

再怎么炫耀显示，穷是穷，有钱是有钱，弱是弱，强是强，再怎么炫耀该是怎么实力就是什么实力。

国家是以民为基础，基础没打好这个国家会强大吗？

什么是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是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于黄初元年（220年）命其制定的制度。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从曹魏始至隋唐科举的确立，这期间约存在了四百年之久。

九品中正制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实际是两汉察举制度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或者说是察举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扩展资料：

史家争论

1，称谓问题

陈长琦对史学界习称的“九品中正制”这一提法持有异议。他指出，现存的魏晋南朝史料，均无“九品中正制”的提法，最早的提法则是“九品官人法”。

实际上，无论是认为“九品中正制度”就是“九品官人法”，二者无需区别；或者认为九品中正制是对九品官人法的更准确的表述，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认识产生的根源，在于误解了魏晋时人对九品官人法的评价。

魏晋人集中攻击的是中正制度，攻击中正对人才的不公平评价。由于中正制度是九品官人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一些学者产生误解，将中正九品之制误认为就是九品官人法。其实，中正九品制或者我们所常说的九品中正制，只是九品官人法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

2，评定品级

陈长琦指出，九品官人法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对现职官员进行品评，一是对官吏的候补人进行品评。前者完善、发展为九品官制，后者形成为中正九品制，习惯称之为九品中正制。对于九品官制的品第，人们习惯称之为“官品”，而对由中正给予官吏侯补人品评出的品第，有称之为“中正的品第”，也有称之为“乡品”的。

他认为，九品中正制下，评品权力握于中正之手，品第之高低，常常系之于门第世资，一个人的宗族地位及父兄官爵，即“资”，在品评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故此，使用“资品”的概念来称谓九官人法中中正综合给予官吏侯补人的“品”，既合乎习惯，又切合事实，中正给予官吏侯补人的品第，实质上正是一种基于被品评者门资家格的任官“资格品第”。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