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官相护何时了下一句-官官相护何时了什么意思

1.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的发表说明当时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出现了

2.张宏杰《曾国藩传》第一章

3.有关长城的传说故事

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的发表说明当时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出现了

宣传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新思想 一九一八年年底，为庆祝协约国战胜，发表了著名演说《庶民的胜利》。在演说中，指出，“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团结协作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做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

在这里，我们不由佩服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具有的深邃的、能够穿透历史迷雾的眼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专制的本质：“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在刚刚一审的邓玉娇案中，这种特征表现的是多么充分。在杭州飙车案中，在云南躲猫猫案中，在贵州瓮安案中，乃至过去的等案中，都有着类似的“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情形。而每一次的呼吁、抗争，换来的都是相同或者相似的结局。人们禁不住要问，在近百年前发出的“庶民的胜利”的欢呼，何时才能降临这块古老的国度。

胜利绝不会凭空而来，从政治家的角度为大众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就是用民主来对抗专制，“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团结协作的道理”。邓玉娇一案，证明了的观点，即“用民主来对抗专制”是战胜强权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在过去的十几天里，广大网民和媒体为了主持公义，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一个民意表达没有法制渠道的社会，能得到这样的效果实属不易，这是一次“庶民的胜利”，是网络和民意的胜利，尽管来迟了一点。虽然有人认为这样判决是一种妥协，是照顾到各方面利益的让步，不是完胜。但要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制度延续了几千年，有着“刑不上大夫”、“官官相护”光荣传统的国度，能取得这样一种结果，已经是一大历史进步了。

充满深情地说：“第一，须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一切有志于中国民主、文明的人士，都应当从这段话中吸取力量，充满信心，只要我们持续坚持地努力，民主、文明的曙光一定会照耀到这个古老的国家。而那些至今看到不世界大势、企图阻挡历史车轮的人，须知，民主、文明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跟不上历史前进的车轮，只能被甩进垃圾堆。

张宏杰《曾国藩传》第一章

1. 曾国藩的七次科举之痛

1.1曾国藩的家庭背景

曾国藩祖父曾玉萍本为普通农民，年轻时没有度过书，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买一匹好马，整天在城里和一群浮浪子弟混在一起。在他纵酒高歌之时，有一老头对他孙子说：“不要学他，家里没钱却跑到城里装大爷，这个家迟早败在他手里！”他听闻此话，便立马卖了马，徒步回家。自此之后，早睡早起，干农活，发誓兴家立业。他告诉曾国藩，自己亲手种的菜，吃起来才香，辛苦挣得钱，花着才心安。

曾玉萍奋斗十几年，使曾家从普通中农成为家境殷实的小地主，在地方上树立了自己威信。传统社会，一个家族要真正发达，主要看家里有没有人读书当官。有了功名，一个家族的地位才能巩固。故而，他请最好的教师，将自己的儿子曾麟书供出去。奈何，儿子太笨，中不了秀才，他将希望寄托在长孙曾国藩身上。由其父曾麟书给他开蒙，教他学习。然而，此次，二父子再次踏上科举之路，已是第五次，但仍未高中。

1.2曾国藩的性格

然则曾玉屏相信人定胜天，第六次送他们去科考。而这一次其父曾麟书已中秀才，而曾国藩却被“悬牌批责。”（被批为文理不通，是一件难堪的事，相当于被全省示众）这一次，对他打击特别大，他开始反思多年读书考试失败的经验，找出原因。

他自此确定一个事实：自己有着极强的进取心，但是上天没有给自己一个与雄心相匹配的聪明的大脑，即天赋太差，志向远大但能力不副。但是他天生有一股倔劲，绝不放弃，故而，解决雄心与头脑之间的差距，只有一个办法：超人的努力。他给自己取名叫“涤生”。——从前种种，譬如昨日；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他要扫去过去的失败，重新做人，洗刷“悬牌批责”的耻辱。他要破釜沉舟，挽回自己的颜面。于是他开始思考自己的学习思路，寻求改变。

其实他之所以一直失败，主要是曾麟书的教学方式有问题。就是四个字：记硬背。虽然基础扎实，但是限制了他的灵性。他通过对比自己和他人的文章，发现自己的问题在于自己写东西过于拘谨，缺乏大局的贯通和整体的气势。苦苦反思后，他感觉以前学了六年的他，瞬间打通了关节，最后第七次科考终于中榜。后来考举人，考进士、进翰林院都遂如人愿。开了窍后，一顺百顺。

艰难的科举考试对曾国藩是一次极好的自我教育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的性格特点同时也塑造了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崇尚笨拙。（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笨拙看起来慢，其实越到后来就走得越快，就好比盖房子，因为基础打得牢，房子就盖得比别人高。他一生做事从不饶弯子，不走捷径，总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涓滴积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扎实彻底，一步一脚印。他做人讲究“拙诚”，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不玩心眼。带兵打战，只凭坚韧踏实，磕到底。君子不走捷径，不图虚名。锱铢积累，艰难前进。君子成功虽然比别人晚，但是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

2. 为什么学做圣人

2.1初入翰林、诸多不适

进入翰林院后，曾国藩开始了京官生涯。翰林院工作任务便是“读书养望”，在这里深造，以备他日大用。翰林院之学士不以官员自居，而以学者身份自重。此时的曾国藩可谓是：锐意功名，意气自豪；顾盼自雄，睥睨一世。但不久他便陷入深深的自卑中。翰林院集结了当时的精英，发现他们身上有一种学者气质，大儒本色。而自己，没读过什么书，从气质到观念都非常庸俗，出生在普通农家的他从小听闻的，不过是鼓吹变迹发家的地方戏；头脑中所想不过是功名利禄。然而人毕竟是被环境所决定的，当时的他“急于功名”倒也情有可原。

他开始读王阳明，发现自己的境界和视野狭窄而低劣。于是，如何洗刷身上的低劣之气成了他深深的焦虑。

一开始，曾国藩在性格上有许多缺陷。一、浮躁，坐不住；静不下来，生活不规律。青年时代的他，活跃外向，爱交朋友，爱窜门，爱聊天，爱开玩笑。初进翰林院，许多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于是他开始放任自己。二、为人傲慢，修养不好。朋友称之为“无处不着怠慢之气。”“自是——说什么事都认为自己对，听不进不同意见。”刚刚结识，还显得谦逊，但是与人交往久了，就会露出傲慢的本色。三、虚伪。发出言不由衷的赞美，而且喜欢夸夸其谈，不懂装懂。第四、好色。所以说年轻时的曾国藩很多方面都很平庸，不仅智商、性格修养上亦如此。

湖南人虽倔强、坚韧，但也封闭、狭隘。湖南历史上有一个规律，一个人只有出湖，才能褪去那种在闭塞环境中产生的狭隘偏执，变得大气宽广，有所作为。在这里，曾国藩大开眼界，开始如饥似渴的读书，认真研究理学经典。他拜访大儒唐鉴，请教读书学习之法，至此一年起，发奋图强。后通过读书与交友，他的视野和见识大不相同。人人都有自我完善的欲望，特别是青年时期，是一个人追求完美的时候。三十岁这年，是曾国藩生命史上最重要的一年，他决定要做“圣人。”在这一人格设计中，人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人的精神得到最大限度张扬。

2.2如何改变——写日记

每天写日记为入圣之基。早期日记三问题：不连贯、流水账、提要求不能马上做到。

事实上：日记之主要目的是反省自身。首先，把日记当成生活之大事。其次，日记的作用是“研几”，研究细节。通过每一个细节来改变自己，一个细节垮掉，整个自我管理都会垮掉，所以写日记要反思一整天的活动，不光是逐一反思自己的行为，甚至要反思检查自己大脑中转过的每一个念头。（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于是每晚他都细细过一遍自己今天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不对的地方记载下来，深刻反省。

既是自我完善，当不能荒废时间。于是，他开始规定自己的学习基本日程：每日读写日记、读史十页、等为下限。除此之外，还练习作文，通过记日记之方式，他提高了学习效率。

另外他还对脾气性格进行反思，在日记中记录整个事件的经过，然后进行分析。即使两个人都有问题，他也觉得应该要从自己做起，改过从速，立马道歉，握手言欢。对于最大的毛病，每日在日记中高度警惕。但是圣人的标准太绝了，他要求人每一分钟都展开对自然本性的搏杀，很难坚持。如何坚持呢?外力远远大于内力。事必有所激有所比才能成，每个人的意志力都是有限的，自己监督自己是有盲点的，不容易做到彻底。但人都有自尊心，因此通过朋友、老师监督自己往往最有效的。曾国藩把日记给朋友们看，主要目的是把自己的行为开诚布公的给朋友看让大家一起监督，这样他就不好意思偷懒了。

成功：戒烟。一旦下定决心，他就没有退让过。他领悟到，破除旧习，必须有悍然之力。如果没有一点“截断众流”的悍然，一个人不可能走得实、走得远。戒烟成功，增强了他“学做圣人”的信心。

2.3志当存高远

但是，一个人要想改变自己多年形成的行为习惯并非那么容易。比如上午决定去学习，但是朋友叫他去玩；比如发誓不吵架，但是一言不合又大吵一架。经过不断失败，他发现这些性格深处的缺陷并不像戒除单纯的嗜好那样简单，更多的性格弱点是深值于人的本性之中的，只能用一生的时间去“慢火温”，才可能慢慢化解。因而，在修身的起始阶段，最重要的是猛。在进行阶段，更重要的是韧。在完善的过程中，一个人肯定会受无数次的反复、失败、挫折甚至倒退，关键是不能放弃。所以曾国藩最推崇的品质就是“有恒。”越到熬不下去的情况，就只有一个办法:用强悍的蛮劲打通此关。在一次次磨练中待、，他越来越有恒心，待人接物宽厚、周到、真诚，朋友一天比一天多。品质越来越纯粹，站得高看得远。

他总结道：人的一生，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回顾其一身，我们发现立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因为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精神力量直接决定着身体潜能的发挥程度。故而，“立志”或者”“确立一个终身的目标”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是至关重要。曾国藩人生成功的第一要诀就是志存高远。这一志向，驱动他一生不在小诱惑、小目标上止步。促使他在多大的困难面前都不苟且、不退缩。促使他“洗除旧日晻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

3. 惊人的进阶之道

3.1自我管理十二条军规

曾国藩在十多年里在仕途上的升迁非常迅速。“十年七迁徙。连跃十级”。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1.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他为自己制定了十二军规。

（1）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慎。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4）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

（5）读史。丙申年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叶，间断不孝。（6）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8）保身。十月二十二日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9）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11）作字。饭后作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凡事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12）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通过这十二条日课，他额生活变得十分规律，对考试的准备也比一般人充分。

3.2把择友当作人生第一大事

他除学习外，还交友广阔，在士林中名声很好。一个人获得知识信息，在外想获得帮助，全靠朋友。朋友的多少，朋友的质量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有多宽。在闭塞的湖南，曾国藩最大的遗憾是交不到有质量的朋友。”乡间无朋友，此乃第一憾事。”到北京后，他迅速结交了一大批朋友，看他日记，几乎没有一天不社交。之所以能交到如此多的朋友，在于他效仿祖父，急公好义、特别爱助人。但他也懂得朋友之间的界限，比如与上级交往，注重分寸从不失态，，保持在正常范围之内，走动不是特别勤。

3.3道光皇帝喜爱

之所以深得道光皇帝喜爱。源于曾国藩的性格、工作态度、和学识。性格上与皇帝相投，实在、踏实；态度上，认真尽职尽责；学识上，在理学上下了不少功夫，广读书籍，成绩颇好。

4. 从前的官场闷头青

4.1郁闷的“副部长”

道光29年，曾国藩是升礼部侍郎，从此有了实权。每天特别忙，无闲暇时间。转印一份日记用纸，分八栏（读书、静坐、办公、课子、对课、回信），每日按表格填写。

湖湘学风是经世致用。曾国藩很早就研究实际政治，他虽致力于理学，却没有被理学遮蔽全部视野。他考察范围极广。开始时，其雄心勃勃，想在国家大政中有所建树。而后，他发现自己虽处庙堂之高，却无补于国计民生。他虽一天到晚没有片刻休息，但是忙的都是例行公事，于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出改革主张，也被大学士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曾国藩厌恶当时官场的污浊混沌。道光帝用的大臣多为“多磕头、少办事”一类。这让他非常忧虑。那时他察觉到，一场席卷全国的正在酝酿之中（太平天国）。于此时他结识江忠源——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

4.2开罪咸丰皇帝

曾国藩正欲辞官之时，道光帝驾崩，咸丰继位。先罢免道光帝所用重臣穆章阿，后下诏“求言。”曾国藩写《应诏陈言疏》，希望皇帝能培养人才，这加深了咸丰对曾国藩的好感，后来，让其身兼五部。曾国藩不断给皇帝提意见，指出大清面临的各种危机、官僚体系问题，呼吁改革，然而皇帝并没有采用他的意见。其实，咸丰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主子。(咸丰为奕伫，其弟明敏能干为奕祈。道光帝对于皇位犹豫于二人之间，于是叫二人南苑射猎。咸丰自知本领不如，于是待见父亲时，两手空空，说，现在是春天，母兽怀孕之时，如果把他射了，也害了他的孩子，这样太残忍了，此所谓藏拙示仁，道光帝认为其很仁慈，对其满意；后道光帝临前接见二人，想听听他们对家国大政的看法。奕祈滔滔不绝，咸丰见父亲病容，跪在地上磕头流涕，一句话不说，说看着父亲太难受，说不出话来，此所谓藏拙示孝)，咸丰其实个人能力不如其弟弟，却采用了其他的方法保住了皇位。

一个王朝，到了末期，这些皇族子孙往往气质庸若，缺乏做大事必要的坚持和担当。咸丰做事也是有始无终，刚开始下诏求言诚心诚意，但是几个月后，折子也就不看了。曾国藩对此失望不已，因为此时天下大乱已经从可能变成了现实。他决定敲打这个糊涂皇帝，于是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 《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指咸丰的三个缺点。（谨于小而反忽于大、不求实际、刚愎自用），他本以为这一奏折能使皇帝幡然大悟，可不知其触到了皇帝的软肋。咸丰是一个非常自卑和敏感的人。（事事不如其弟弟，身体有残疾）——无能缺才引起的内心自卑，反过来使他更有强烈的自尊心，更爱装腔作势。自卑的人最在乎的是你看得起看不起我。

就因如此，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态度大转变。他同时又是一个特别记仇的人，他把这件事记了一辈子，以至于后来曾国藩尽管战功赫赫，却得不到朝廷的支持。这次上书呈现他一心为国、忠心耿耿，也让他在湖南的知名度和威望迅速提升。?

4.3北京，生命最艰难的时刻

因为其过于刚直，得罪了因鸦片战争而出名的琦善，大学时赛尚阿。由于二人在北京人脉广、门生众多，官场又信奉“官官相护”这一套，这让曾国藩迅速进入了被孤立的状态。后来他向皇帝提议举行“日讲”，皇帝让他画图解释讲堂怎么布置。由于他没有任何美术基础，最后图画出来相当难看，瞬间成为北京官场议论中心，自取其辱。此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人必非之。”咸丰二年，他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他想回家，却因为清朝的低薪制没有路费，终于，皇帝派他去江西为正考官，可以借此机会回家。六月“驰驿出都”，结束了十来年的京官生涯。

有关长城的传说故事

戚继光设宴排座次

嘉靖年间、戚继光在蓟门边防线上服戍。那时候，“他刚甘出头，官职也小，人微言轻，没有引起人的注意。过了十来年，隆庆元年（止67年）～北方告急、京都面临俺答部族的入侵。明朝统治者急忙把作为抗倭名将的戚继光从南方调来，镇守长城。这“京畿防区”，本是“将帅不得其入”之地。首领门各主山头，因循苟且，克扣兵晌，官官相护，贪污筑城款项。戚继光初来，主管蓟州、昌平、保定三镇防守训练；他名声虽大，一时难以打开局面。、幸好蓟镇总督谭纶在东南沿海抗倭战争宁，与戚继沁有过合作，这又再次共事，他鼎力“支持戚继光的事业。他们商定从浙江义乌召来三千抗倭军士。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兵，成为戚继光～手下的骨干；既是作示范的标兵，又是教边城守军车成、骑战、步战的教官。同时，他们还协助戚继光将矮小厂陋，，‘高不足以拒，踱羊，露众乘墙，不蔽风日”的城垣重新修筑。至今长城上的明代，‘题名碑”中，还留有浙江籍官员的名字：谭纶和戚继光团结一致，修筑长城，督促将吏各筑一段，分片包干。并亲自往崇山峻岭巡视。检查工程。他们看到所筑城垣，质量良萎不齐，相差悬殊。在第一期工程告竣时，他们在总督衙门大摆酒宴，以优劣分座次。最优者坐于大厅两厢。其次者坐于廊底下面，三等者坐于衙门大门·之内，劣者坐在门外。经过这一番褒贬分明座次排列，再次动工时，将吏都不敢再偷工减；料敷衍塞责了，工料费用也大大节约。往年边墙费耗资矩万，效果甚微。这次全部工程完毕，政府每年花费10万绪（铜钱），可顶得上往年120万络使用。

青龙倒吸水

从天险沟口停车场沿京张公路而上，不远的公路北侧山脚，有个四方形铁盖，像是盖住下水道口子。其实，那下面曾是一汪清泉。铁盖旁的山坡，是一片赭红色的石崖，中有一道青灰色的石脊，随着山势婉蜒而下，伸向铁盖旁。石脊宽约20多厘米，节肢皱裂，斑驳苍劲，连同清泉，合称“青龙倒吸水”。我国古代常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代表地理方位东西南北。“青龙倒吸水”的位置，恰好在八达岭关城东面，与关城西南陡峭雄险如虎蹲坐眈眈注视关内外的山峰相呼应，构成“龙蟠虎踞”的绝险关隘，故“青龙”的奇景格外著名。古时关沟建有横跨山涧的石桥，就取名“青龙桥”，京张铁路在附近设车站，也取名青龙桥车站。这里的青龙，以“倒吸水”称奇。因其脊上终年是湿漉漉的、好像是“龙”头伸进泉池吸上来的。经地质考察得知：“青龙奇石”是地下岩浆沿着裂隙上浸，凝固后形成的岩脉、质地致密坚硬，不易风化。岩脉两旁储红色花岗岩，坚密度较差，岁月沧桑，风雨浸蚀，层层剥落风化，使“青龙”显著臌凸而出。同时，由于花岗岩裂隙易于渗水，当两边的水浸到这条青色岩脉处，青色岩脉不渗水，形成细流沿岩脉两侧淌下，贮入岩根泉池之中，宛如“吸水”。而今，岭上植被不丰，水源短缺，“青龙”依在，只是无水可“吸”了。

元惠宗泪洒关沟路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无璋在应大府（南京）登上帝位。建国号为明，是时，他封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受领攻取元大都（今北京）的重任。徐达领兵北伐，一路征战，所向披靡，7月27日占领通州、大部城指日可待。无惠宗妥环欢尔得此消息，心惊胆战。他先在清宁殿与后妃、太子商议，想避兵北去；然后在端明殿召见群臣，发表主张。大臣们听后意见纷纷，吵闹得端明殿内一片混乱。宦官伯颜不花放声大哭说：“世祖忽必烈开创的天下，陛下应当守，怎么能弃呢？”妥欢贴睦尔在殿内徘徊一阵，叹了口气说：“时至今日，岂可再当宋朝的徽钦二帝！”他觉得与其被俘，不如逃走，就在这天的黑夜里、妥欢贴睦尔率同后妃、太子和一些大臣，开健德门逃出大都北去。天刚放亮。皇室车马一行已走在关沟道上。他是很熟悉这条路，只是今日走来，百感交集，不禁连声长叹。元朝定都北京（大部）后，把原旧都和林（今内蒙古自治区正兰旗境内）称为上都。每年四月至九月，皇帝往上都避暑。秋后再回大部，“岁以为常”。“上都避暑频来往，飞鸟犹能识衰龙。”关沟是帝王往返必经之路，于是得到重点开拓，大兴土木，展宽道路，险要路段刻佛像于崖壁，建寺庙于道旁，乞求神灵保佑。最大的一座是大宝相永明寺，建有花园，帝王下榻的行宫和壮丽的、过街塔。过街塔遗址，便是今天还能见到的“云台”。那时，关沟道上十分热闹，有僧人写诗道：“砾中十里号五里，道上千车联万车，“妥罐贴睦尔这回在关口路上逃生，一路凄凄惶惶，触景生情不禁热泪盈眶。想起日日夜夜“宫中舞女斗腰肢”的生活已成过去，来日未卜，更是痛苦万分。日正中天，正好走到永明寺过街塔前，这是妥罐贴睦尔登上帝位十周年时赦建的佛塔，本以为如此功德，禅灵能保住江山永固、可是过了甘多年内忧外患不宁的岁月，眼看就国破基摇了。寺院僧人照例赶紧设置祭坛，燃烛焚香。，妥欢贴睦尔，无心久留，伫立一会几，就满面愁云的赶忙上路了。日暮时分，车骑登临八达岭山口。在北大红门下，他回身远望那暮霭沉沉的南方，似乎望见了朦胧中的大都，泣不成声，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从此，妥欢贴睦尔与关沟御路永别了。妥欢贴睦尔北逃，是元朝灭亡的标志。朱无璋称赞他“知顺天命，退避而去”，在他后赐给他一个“顺帝”的称号。

长城由一个异域建筑变成一个有待解读"发明"的文化符号，西方文化在长城与某种"中国特性"之间，一点一点地建立起似是而非的类比关系，比如长城与广阔的帝国、封闭保守、停滞与空间化的、高度组织与奴役的文明等等，长城由历史变成神话。西方的长城神话传统或话语为卡夫卡的小说提供了基本素材、叙事角度、象征及其意义，以及象征意义的历史深度。西方七个世纪间形成的中国形象传统，浮现在《万里长城建造时》的文本语境中，赋予卡夫卡这篇看上去荒诞不经的小说某种深刻的"汉学"意义。

一

"万里长城止于中国的最北端……， 1917年3、4月间，卡夫卡守在布拉格狭窄的犹太旧城区他那间小屋里，写作一部天书般的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 这部小说令人费解的不仅是它的题材，还有意义。小说讲述了一个奇幻神秘的故事：从一个无法想象的久远时代起，在苍穹覆盖不了的帝国土地上，中国人开始修建万里长城。修建长城的目的据说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修建长城的方法是：分段修筑。奇妙的不是这个奇迹般的工程，而是完成这项工程的组织。那种由无数个人汇集起来的排山倒海的力量，修筑巴别塔、金字塔、万里长城的力量，究竟是怎样被调动的？领导者究竟怎样把个人身上那种散乱的"可能性都汇集到一个目的上"，创造出奇迹？关键在于分段而筑。万里长城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任何个人都渺小得看不到它的完成。为了避免经年累月地在荒郊野外砌石头会让人"对自己、对长城、对整个世界都失去信心"，领导者让每一队劳工在砌完500米后就调往另外一个地方。当然，问题也就出在这种"分段而筑"的办法上，它与修建长城的目的正相矛盾。"使用这种方法当然就留下了许多缺口……据说有一些缺口从来就没有堵上……"一道奇迹般的大墙，从西南到东南，跨越帝国的北方边境，但充满缺口的，从不连贯，这样又如何起到防御作用？充满缺口的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门。

小说戏拟某种学术(历史或汉学的)论文形式，不断解析修建长城的方式(分段修建)与目的(防御北方民族)之间的矛盾。"长城之建造意在防御北方民族。但它造得并不连贯，又如何起防御作用呢?""长城非但不能起防御作用，这一建筑物本身就存在着经常性的危险"，或许这向伟大的工程本身就有某种不可思议的荒诞性。小说继续解构有关长城的"各种传说"。不仅长城修筑的方式与目的相矛盾，就连所谓的防御北方民族的说法也值得怀疑。思考开始的地方，荒诞出现。卡夫卡的魅力在于，所有看上去寻常合理的东西，一旦出现在他梦境般的作品里，都暴露出其可怕的荒诞，而所有的荒诞，又是那么平常，自然而然。《万里长城建造时》初读上去让人感到不知所云。首先，它讲述的并不是那个现实中国的长城，而是某种有关长城的传说。所谓"围绕着长城的许许多多传说之一"。叙事者试图解析这些传说，但很快发现经不起深思。其次，它的意义似乎也不在长城，而在有关长城的某种隐喻。他希望在修筑长城的工程中，发现帝国组织的秘密。叙事者说他的比较民族史研究揭示，"中国人有某些民间的和国家的机构特别明确，而有些又特别含混"。而长城的建筑实质上与中国的国家机构密切相关。

《万里长城建造时》文本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解构长城的建筑方式与目的，发现长城的意义并不在于长城本身。长城只是一种隐喻。第二部分解构帝国的组织机构，发现这个在空间上广阔无边、时间上静止不动的长城帝国，在权力结构上竟像是激流中的漩涡，它迅速有效地流动，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核心不过是一个空洞。文本的意义就体现在第一部分解构长城与第二部分解构帝国二者之间构成的隐喻关系上。

在卡夫卡的想象中，长城只是一种传说，修筑长城的真正意义不是防御边患，而是组织建设。小说中出现四类角色：一，像孩子一样性情飘忽不定、天真或幼稚、质朴或愚昧的百姓；二，像家长一样深谋远虑、仁慈却专横、可敬又可怕的领导者；三，享有神明般的权威却拥有俗人一样的生命、强大又脆弱、实有又虚无的皇帝；四，论证高妙的"迷雾一般"的理论的学者与教授"崇山"一样的信条的教师。这四类角色是修筑长城的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同时也是帝国的构成者。我们看叙事者如何将这四类角色组织到故事中。

领导者是真正的发布命令与组织者，他们规划全局并组织施工。他们发明了"分段而建"，因为他们知道，"人的天性像尘埃"，如何将那么多像孩子一样容易充满希望又容易失望的百姓组织起来，在历史漫长的时间里持续有效地完成宏大的帝国事业，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领导者就是这样调动老百姓的。他们知道老百姓容易失望与烦躁，又容易希望与激动。修筑长城或许没有什么实用意义，但它的确可以将像尘埃散沙一样的百姓有效地组织成一个强大的整体。至于老百姓，他们过着"质朴"的生活，不用多想也不能多想，领导者都替他们想好了。他们只需要尽力揣摩、贯彻领导者的意图。而领导者的意图对于老百姓来说，只要按其指令行事，不可深究为什么："当时许多人，甚至最优秀的人都有这个秘密的原则：竭尽全力去理解领导者的指令；但一旦到达某种限度，就要适可而止……这是一条十分明智的原则。"分段而筑长城，是领导者根据百姓的天性与帝国的利益而制定的计划。它的意义不在于防御边患，而在组织帝国，其真正的意义是"如何集中民众的力量参加强大的新的工程"。或许仅有指令还不够，还需要学者发明一套宏大的理论(信仰或意识形态)，说明这项工程的伟大意义。于是，很早以前就有学者论证修筑长城是为了修筑巴别塔 ，断言"在人类历史上只有长城才会第一次给一座新巴贝尔塔创造一个稳固的基础。因此，先筑长城，而后才建塔"。长城与巴别塔显然没有什么关系，但学者这样振振有辞地论述，领导者与教师又不遗余力地宣传("这本书当时人手一册")，老百姓也就信以为真了。 "他们一大早就出发，半个村子的乡亲陪送他很长一段路程，都认为这是必须的。一路上人们三五成挥动着旗帜，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他们国家是多么辽阔，多么富庶，多么美丽，多么可爱。每个国民都是同胞手足，就是为了他们，大家在建筑一道防御的长城，而同胞们也倾其所有，终身报答。团结!团结!肩并着肩，结成民众的连环，热血不再囿于单个的体内，少得可怜地循环，而要欢畅地奔腾，通过无限广大的中国澎湃回环。"

分段修筑长城，不过是中华帝国内部机制的隐喻。小说后半部分从长城主题转向讨论帝国本身。据说，修筑长城的旨令是由古代某位皇帝发布的，但似乎又没有那么个皇帝，也没有哪个皇帝曾经发布过修筑长城的指令。小说第二部分以诡语的方式讨论帝国的中心皇帝。皇帝是帝国无限权力的神秘中心，可这个中心很可能是个空洞。皇帝既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又是一个脆弱可怜的人。"我们的国家是如此之大，任何童话也想象不出她的广大，苍穹几乎遮盖不了她--而京城不过是一个点，皇宫则仅是点中之点。作为这样国度的皇帝却自然又是很大，大得凌驾于世界一切之上的。可是，那活着的皇帝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他跟我们一样躺在一张卧榻上……"长城是一个传说，皇帝也是一个传说。他是帝国组织的根据，百姓想象中的一个虚位。或许帝国本身就是荒诞的，像长城那样荒诞。小说叙述越往后就越显得逻辑混乱，相互矛盾、语焉不详的句子越来越多，帝国有一个皇帝，"大得凌驾于世界一切之上"，"我们"都生活在"他"的旨令中。可是，我们谁也无法接近"他"或认识"他"。他在遥远的都城与九重宫殿的中心，在谁也说不清楚的遥远的朝代中。京城与皇帝，就像"一条千百年来在太阳底下静静地游动的云彩"，不可理喻，这种空间与时间中的难以逾越的距离，加强了帝国本身的神秘感。可以隐喻的东西不可以理喻。小说的语气在前后两部分差别很大。第一部分以分析为主，经常还表现出雄辩，第二部分则以模棱两可的、呓语般的叙述为主，模棱两可、语焉不详处多多。

真正的荒诞恰恰是无法思考的。或许只能通过修筑长城这一象征来把握或接近帝国的意义，当你真正要解释帝国本身机构时，就无能为力或不着边际了。"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半文明的教育把那多少世代以来深深打进人们头脑的信条奉为崇山，高高地围绕着它们起伏波动，这些信条虽然没有失去其永恒的真理，但在这种烟雾弥漫中，它们也是永远模糊不清的"。《万里长城建造时》没有写完，嘎然而止处，就像一部机器高速运转的时候，关键部位的螺丝钉突然崩飞了。

梦幻总在无端处开始，又在无端处结束。长城、皇帝、奔波在帝国大道上的领导者、在荒野筑城或在庭院纳凉的百姓，整个帝国像亘古天幕下苍老的浮云，神秘而遥远。卡夫卡在小说中一再通过不同意象强调长城帝国在空间上的广阔与时间中静止的永恒性。从叙事者"我"的家乡南方到帝国的京城"千里迢迢"，那是一种无法想象的遥远，不仅老百姓永远也无法到达甚至想象京城，连皇帝的谕旨也无法传达到那些"可怜的臣民，在皇天的阳光下逃避到最远的阴影下的卑微之辈"，那是一条"几千年也走不完"的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叙事中空间的概念多是确定的，如京城、南方，甚至西藏，相对的时间概念却模糊不清。首先是叙事时间，叙事者说长城动工时他20岁，但叙事中似乎又暗示了满清的灭亡。他一再强调一种"今夕是何夕"的感觉。老百姓传说的皇帝，可能在千年之前已经被谋杀了，京城也早已变成了堆积如山的垃圾堆。"最古老的历史上的许多战役现在才刚刚揭晓"，战争和革命多少年来都无法改变帝国，"村口的小圆柱上蟠曲着的那条圣龙，还在"对着京城方向喷火以示效忠"帝国在百姓的心中，就像"一朵千百年来在太阳底下静静地游动的云彩"。一个古老的帝国活在当代，本来就是非时间性的，就像万里长城，在广阔的帝国空间中延伸，但在数千年的时光中，却像石头一样凝固不动。

二

"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卡夫卡叙述中华帝国修筑长城的故事，并不是因为他真正关注或了解中国的长城。小说不过是一种形式，在卡夫卡病魔纠缠的想象中，千年帝国在无限辽阔的土地上修筑万里长城，事件本身就是个普遍的、神秘的、明显具有荒诞意味的象征。"我们中国人有某些民间的和国家的机构特别明确，而有些又特别含混。……而长城的建筑实质上也是跟这些问题相关的。"

或许细读分析可以使我们朦胧之中感受或猜测到小说的某种意义。专制帝国是一个庞然怪物，只有在它运作起来的时候，才能展现它荒诞惊人的神秘。人们可以从修建金字塔了解古埃及帝国，从修建泰姬陵了解，从修建万里长城了解中华帝国，在西方人看来，所有的东方帝国都在历史上完成过这种震慑天下耳目的浩大工程，而只有在这些令人眩目的不可思议的奇迹中，你才能理解那个像一部巨大的机器一样的复杂的家长式专制政体以及作为部件的无谓的个人的意义。卡夫卡真正表现的是权威中心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人的存在状况，专制制度下个人与集体、领导与民众的关系，以及权力效率规模与组织一体化的问题。修筑长城不过是一个象征。

天书般的小说获得某种解释的可能性，关键在于重建构成其文本的意义结构与话语语境。修建长城只是在卡夫卡想象与思考帝国机构与个人心理中的家长式专制倾向时，才作为象征出现的。问题是在卡夫卡的视野中，长城是如何获得这种象征意义的？卡夫卡用小说的形式思考东方帝国，却将选择的素材或"本事"落实到中国，中华帝国究意在什么样的知识与想象背景上，获得了卡夫卡小说中的典型形象？卡夫卡并没有直接的中国经验，他的创作与想象都是文本中的，那些构筑卡夫卡小说意义的文本谱系是什么？最终能够解释《万里长城建造时》的意义的，不是中国的长城或制度与历史，而是西方关于中国与长城的观念与想象传统。

文本及其象征是在话语中获得意义的。按照福柯的观点，话语是有关特定主题或对象的、意味着特定规训与策略的一整套内在统一、相互关联的表述，它为个别文本提供思考与言说的假设、规则与期待。赛义德从福柯的话语理论出发研究东方学或东方主义，指出东方学（Orientalism）是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时期西方表述作为"文化他者"的"东方"的一种话语方式，其中不仅包含着西方对东方各种离奇的想象，还意味着一套严肃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与权力运作规则。它由"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分配"，形成一种知识谱系或观念群，规定着个别作家文本的观念基点、意义结构，为其提供特定词汇、意象、修辞技巧甚至母题种类。赛义德认为福柯忽略了单个文本或作家的意义，主张使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揭示"单个文本或作家与其所属的复杂文本集合体之间的动态关系"。他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归纳为"策略性定位"与"策略性建构，""……策略性定位，一种根据其所写的与东方有关的作品来描述作者在文本中的位置的方法，以及策略性建构，一种分析文本与文本群、文本类型在自身内部以及在更大的文化语境中聚集、凝结和获取现实指涉力的方式二者之间关系的方法。我使用"策略"这一概念仅仅是为了确认每位写作东方题材的作家都面临的问题：如何把握这一题材，如何接近这一题材，如何才能不为其高深、其范围、其令人可畏的广度所挫败或击倒。任何就东方进行写作的人都必须以东方为坐标替自己定位；具体到作品而言，这一定位包括他所采用的叙述角度，他所构造的结构类型，他作品中流动的意象、母题的种类--所有这一切综合形成一种精细而复杂的方式，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发掘东方的内蕴，最后，表述东方或代表东方说话。然而，这一切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位就东方进行写作的作家都会假定某个先驱者、某种前人关于东方的知识（甚至就荷马进行写作的作家也同样如此）的存在，这些东西成为他参照的来源、立足的基础。此外，每一关于东方的作品都会使自己与其他作品、与读者、与公共机构、与东方自身紧密关联在一起。于是，作品、读者和东方的某些特殊方面之间的复杂关系整体就形成了一种可供分析的结构……"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尽管不包括中国，但西方现代文化中无疑也存在着一套表述中国形象的话语，说它是汉学主义或中国主义都可以。它由各类有关中国的相互指涉的文本构成，为卡夫卡的小说提供了基本素材、叙事角度、象征及其意义，以及象征意义的历史深度。文本是没有边界的，它不过是话语网络中的一个结。这样，卡夫卡的小说与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就构成一种诠释的循环。西方的中国形象为解读小说提供了意义符码，而小说又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特定方面的索引。 "万里长城止于中国的最北端，工程从东南和西南两头发端，伸展到这里相联结……。小说的开头令人想起《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的话（第五卷第十三章）："著名的长城终止于中国西部边疆的北端" 。这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3个多世纪前从意大利到中国，最后在北京，卡夫卡一生却从未去过比巴黎更远的地方。 他想象中国的方式纯粹是在文本中旅行。他的写作，实际上是在他的阅读视野中西方各类有关中国的文本中"编织"意象与故事的过程。对他来说，想象中国的一个最明显的象征，可能就是长城，就像想象埃及总与金字塔联系起来一样。

在西方，有关中国的叙述很早就与长城联系起来。《马可波罗游记》(1298？)没有提到长城，成为人们怀疑其可靠性的一个重要根据。如果马可波罗的确到过中国，他不可能漏掉这么明显的标志。提出这个问题的有17世纪的意大利作家，20世纪的英国研究者。 后来的旅行者很少再出过这类差错。葡萄牙人平托的《东方见闻录》(1569-1580)谈到中国国王将送去修长城 ，西班牙人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志》(1585)专门介绍了"长500里格的长城"："在这个国家有一道长500里格的工事即城墙，始自座落在高山上的肃州城，从西向东延伸。筑墙的国王叫秦始皇，侍卫防备鞑靼人而修筑的……" 1655年，约翰 尼霍夫随同荷兰使团到北京，在他出版的游记《荷使出访中国记》(1665)中提到："中国农夫告诉我们说，人们可以从容地在一天内可以骑马赶到长城再回来。" 平托、门多萨与约翰 尼霍夫都只是直接或间接听人传说长城，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的《中国新图》(1665)则证明他亲眼见到传说中的万里长城 。越来越多的 传教士、使节到中国，越来越多的有关长城的消息或赞美传到西方。南怀仁神甫说"世界七大奇迹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中国的长城，欧洲所有出版物中关于长城的描述，都不足以形容我所见到的长城的壮观。"(1685)

从文艺复兴时代的传说与发现到启蒙运动时代的见证与赞叹，长城作为一个奇迹，在西方视野中逐渐成为中国的象征。杜赫德神甫编撰的《中华帝国通史》(1735)被称为启蒙运动时代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其中也描述到"公元前215年，在秦始皇的命令下，兴建长城这个巨大的工程，保护帝国不受鞑靼人的入侵……" 杜赫德并没有对长城表示过多的热情，但到了启蒙哲学家那里，长城便成为一个令人仰慕的奇迹。狄德罗编撰的《百科全书》(1765)将长城与金字塔相提并誉。伏尔泰《风俗论》(1756)称长城不论"就其用途与规模来说"，都是"超过埃及金字塔的伟大建筑" 。从启蒙时代开始，长城在西方不仅享有盛誉，而且逐渐成为代表中国文明的标志。 不管这个标志意味着什么。鲍斯维尔《约翰逊传》记载约翰逊博士曾表示过对参观中国长城的热情，并认为那是一项真正的荣誉。 另一位著名的英国人笛福在《鲁滨孙历险记》(《鲁滨孙飘流记》的续集)中表达了不同的观点，长城尽管"是一项十分伟大的工程"，但"大而无当"，因为它连乌合之众的鞑靼兵都挡不住。 长城成为中国文明的象征，而且逐渐被赋予不同甚至相反的含义。它可能象征着中国文明的伟大或强大，也可能象征着中国文明的保守或虚弱。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亲眼目睹了长城的壮观。副使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1797)中一边赞叹"这样巨大的工程真令人惊心动魄"，一边也冷静地分析长城的真正意义，如果说这堵大墙在历史上确实曾经阻挡过外族的入侵，那么现在，它的意义只是限制中国人外迁。墙可以阻挡外族也可以关闭国人。 随团的巴瑞托上尉以职业军人的眼光详细观察了长城的构造，40多年后英国军队从海上攻入中国，长城彻底成为历史遗迹。鸦片战争后西方人出入中国，许多人去长城观光。他们一边赞叹长城之雄伟，一边也反思创造这一奇迹的中国文明。在西方视野中，长城逐渐从历史现实中的建筑物变成了带有明显异国情调或东方情调的文化象征。这一神话化的过程，发生在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前后。

长城成为中国文明的象征，其神话意义逐渐取代了历史意义。按照罗朗 巴尔特的观点， 神话是一种意指方式，是一种被历史选定的语言。一种形式突然具有某种丰富的、实际的、看上去自然而然、无可争论的意义，完全有赖于历史在形式与意义之间建立的某种深度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往往是随意的、变幻的。所谓随意，是因为在形式与历史之间部分类似的意指过程，并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为什么长城就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呢？中国文明的特征又是什么？变幻指不同时代观念背景下，形式没有变化，但意义却变了。门多萨与伏尔泰将长城当作中国强大的象征，笛福和后来的史莱格尔则将长城当作中国文明软弱的象征。长城是一个建筑物，它在现实中只是中国古代的防御工事。但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历史上，它首先由一个异域建筑变成一个有待解读"发明"的文化符号，人们在长城与某种"中国特性"之间，一点一点地建立起似是而非的类比关系，比如长城与广阔的帝国、封闭保守、停滞与空间化的、高度组织与奴役的文明等等，长城被神话化。

三

在西方文化中，中国的现实变成了被解读的文本，或者具有特定含义的符号系统，其中最有表现力的莫过于某种核心象征，因为象征性的表述同时具有修辞意义的鲜明性与丰富性，在大众想象中作为"套话"，影响尤其广泛。比如，金字塔已不仅是古代建筑，而是埃及文明的象征，长城逐渐也具有了特定的文本意义，成为一个在历史时间?/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