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亡政息政怠宦成历史周期律-人亡政息的意思

1.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情况

2.当代中国的一个核心社会问题是什么

3.重农抑商与中国古代农业王朝灭亡的历史周期律

4.把戊戌变法视作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起点的主要依据是

5.黄炎培谈“周期率”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情况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的革命矛盾是中华民国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矛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

党的报告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表述，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作出的，有充分的现实依据。

报告指出：“中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着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这段精辟论述，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发生的新变化。原来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表述，已经不能准确反映这种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理所当然需要作出新的概括。

扩展资料：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肩负的任务主要是反侵略与反封建。

袁世凯去后，北洋军阀分裂，帝国主义分而治之，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中国人民的任务是打倒列强锄军阀、统一全中国。

1927年，国民政府同中国人民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人民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政府，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日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人民的任务是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日寇驱逐出中国。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成。

1945年，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派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人民任务是推翻政府，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

党的报告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表述，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作出的，有充分的现实依据。

报告指出：“中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旧民族主义革命

百度百科-新民主主义

当代中国的一个核心社会问题是什么

是贫富差距扩大和三农问题：近年来，社会矛盾逐渐成为了中国公众瞩目的焦点 ---------贫富差距扩大化，三农问题，社会两极分化，部分官员腐败，教育改革，房产价格，医疗社保等一系列问题犹如走马灯一般纷纷闯入人们的视野，同时，许多富于代表性的事件也先后挑战着中国人眼球和心理的承受能力。 一。周期性振荡产生的原因 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周期性振荡现象，早在建国以前，就已经有人注意到了。鲁迅就曾经把中国历史归纳为“一治一乱”，“破坏---建设---再破坏”的打摆子模式。而最有名的就是民主人士黄炎培与的对话。黄炎培曾问：“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此外，黄炎培还指出，从历史角度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他问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很明显，是把周期性振荡归因于腐败，而应对之策就是民主。窃以为，的自信回答恐未必也。所谓的腐败，是由于权力缺乏有力监督与制约造成的，并非中国的特产，而周期性振荡在其他国家却未之有也。由此可见，腐败并非是根本原因。那么真正的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正造成了这种奇特的局面。 社会财富一经创造，大致有两个去向：1。进行扩大再生产2。留作消费基金。那么这就涉及到了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了。 进行扩大再生产的那一部分关系到社会的再发展，无可厚非。但是，消费基金就关系到了每一个人的生计问题了。人活着不是为了消费，但没有消费就不能活着。去除再生产的部分，剩下的就要做个分配，那么分配应该本着什么原则呢？我认为，最重要的信条就是公正性。分配不公正，将伤害生产者的积极性，而且还在社会各个群体间种下不和的金苹果。但是人的能力是存在差异的，能者多劳多得，庸者少劳少得，这样看来，贫富差距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关键在于，你怎样把握好度的问题？ 大凡只要还是正常人，只要其基本生存条件能够得到满足，以身犯险，挑战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反过来讲，一个平常人（请注意，不是职业犯罪者）开始为了生存来反抗现行秩序，这就说明他的生存状况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了。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上揭竿而起，反抗现行秩序的每次都是农民，准确地说，是饥寒交迫的流民。他们不是因为懒惰而挨饿受冻，相反，他们很勤劳，肯干，能吃苦，但他们仍旧要遭受不体面的命运。那么，既然不是他们本身的过错，又是谁的过错？ 在农业时代，社会财富基本上是以土地作为衡量标准的，你的财富多少，社会地位多高，取决于你占有的土地以及依附人口的数量与质量。所以社会上层集团只会是地主，而不会是农民。农民也是分作三六九等的，从生产方式上划分，有农奴，佃农，自耕农；从土地占有量而言，又分贫下中富农。可以说，土地的分配就是封建时代的社会财富分配。笔者综合了国史与世界史，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凡国家稳定繁荣之时，小农经济占优势；而国家衰败，接近崩溃灭亡之时，全国的土地往往高度集中于少数的大地主，大官僚手中。那么这就值得探讨了，这一切根源在哪里呢说到土地高度集中，往往是因为这些大官僚，大地主搞土地兼并造成的，其实土地兼并本身的危害性并不是很大，因为中国的地主与欧洲的领主不同，没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但是问题在于，理论与现实并不等同。地主的土地兼并很多都并不合法，而且往往会把兼并的土地和人口隐匿不上报，以此来逃避纳税。而另一方面，被兼并土地的农民却要纳税，换句话说，地主把原本应该自己承担的负担转嫁到了农民身上，有地的不要纳税，没地的反倒要交钱。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沦为了流民。大地主大官僚运用手段将原本属于国家的资产收入囊中，客观上削弱了国家的力量，而因他们产生的流民又成为了国家的负担。一方面国家越来越虚弱，一方面负担与日俱增，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终究把国家拖垮。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从均田法到王安石变法，再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其中都往往会有一项措施，那就是遏制土地兼并，这恐怕也从反面说明了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 二。我国目前的社会财富分配 跨越了封建时代，进入了产业社会。社会财富的概念没有变，只是衡量标准变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货币的作用开始凸显，并最终成为了社会财富的象征。你有多少财富，主要是看你的财产兑换成货币后尾数上带了几个零。 那么，我国目前的社会财富分配的现状如何呢？建国以后几十年，我们实行的是平均主义路线，许多因为改革开放而富起来的人对此深恶痛绝。笔者个人认为，这是国家对于以往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一种矫枉过正，它忽略了个体人的能力差异，大搞一刀切。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基本屏弃了这种方式，开始了“按劳分配”的时代。这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一次大洗牌，许多人的境遇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变化，所讲究的就是能者多劳多得，庸者少劳少得。那么这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上，你要把贫富差距控制在怎样的一条底线上才算合适呢？ 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邓小平曾经构想：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再带动其他的人富起来。但先富起来的这部分所谓的“新贵族”似乎并无此意，而是更加变本加厉地扩大贫富差距。而相应的，许多问题也由此滋生了出来。目前的社会财富分配，姑且不论合理与否，已经使得绝大部分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这样一来，大多数人所控制的财富就很少，财富相对减少，购买力必然降低，那么社会总体消费需求也就随之降低，最终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出现的产业总体萧条化现象，笔者认为就是由此产生的恶果之一。试问，没有了消费需求有力拉动，谁还会去生产呢？生产得越多，赔得也就越多。所以，目前只有那些垄断了某种资源的行业还能够维持利润，不过，普通大众消费不起，所以只能从少数富人身上动脑筋了，以至于出现了某银行宣布，取款额低于多少不予办理；某中学只对党政机关子弟开放的怪现象。原本有限的社会资源又向这些“新贵族”倾斜。而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多数派而言，则是恶性循环。最终的结果往往就是：有城市户口却住不起房，有病却上不起医院，有孩子却上不起学。 那么不妨再把目光放回到社会财富分配本身来看，在改革初期，我们的“新贵族”们真的是严格按照制定的“按劳分配”原则行事的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如果要对他们来个刨根究底，大多数人的案底不会清白。有句老话叫做“饿胆小的，撑胆大的”，正是在这个信条的指引下，有人曾经乘火打劫，低价压购国家资产；有人在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有人违反劳动法，导致劳工利益受损；甚至还有人铤而走险，干些诸如走私之类的违法买卖。他们正是通过这样赤裸裸的，近乎于劫掠的方式，积累了巨大财富，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国。看来，“新贵族”们自我吹嘘的“个人奋斗”很大程度上实在让人难以认同。他们的积累是建立在对个人财产的“抢劫”（如中国股市最大的受益者是大股东，而不是广大股民）以及国家资产的掠夺的基础之上的。这与前文当中提及的大地主大官僚的非法土地兼并可谓是“师出同门”。目前，政府一方面总是苦于国家财政不足，另一方面又抱怨负担日益加重。长此以往，必将形成恶性循环。而我们的国家很有可能在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当中被拖垮，国家与普通大众会为牺牲品，数千年来反复演绎的故事很有可能将在21世纪上演。 三。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 1。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正所谓众口难调，在处理内部社会矛盾上的确有着他国没有的难度。正是因为如此，解决内部矛盾才变得非常迫切。中国历代王朝或者当断不断，或者碍于集团利益，或者改革失当，以致没能解决矛盾，反倒滋生新的矛盾，问题长久积压，最后往往导致大的爆发，葬送了整个国家。 2。社会财富不能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财富代表了社会能量，谁掌握的财富越多，谁的能量就越大。而社会创造的财富总量是一定的，如果甲得到的多，乙得到的就少，甲对于乙就是强势的，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3。民主政治的作用。我国目前的社会状况很类似于19世纪前期的英国，都是处于经济飞速上升时期，国家法制相对还不完善，社会矛盾比较尖锐。但是英国人逐渐建立起了非常完善的民主制度，来协调制衡各个集团的利益矛盾，以保障社会稳步向前发展，最终造就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至于某些人希望用道德来感化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想法，笔者倒还没有在历史上找到过成功的范例。 4。建立起合理的社会结构。笔者认为，最合理最稳固的结构模式就是橄榄型，即两头小，中间大-------非常富裕的与非常贫困的都只占社会的很小一部分，而以中产阶层为社会主体。至于贫困的小部分人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保障来保证他们的生存。这个模式将效率与公平统筹兼顾，应该可以成为中国未来二十年社会发展的目标。

重农抑商与中国古代农业王朝灭亡的历史周期律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一条王朝灭亡周期律：

即除了少数王朝之外，大一统的专制农业帝国的统治很难超过300年。

如：西汉206年；东汉195年；李唐290年；北宋168年；朱明277年；满清268年（关内）

秦以前的夏、商、周作为奴隶制朝代不包括在内。

在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的皇帝们及官僚们凭直觉认为：

农民在和平年代生产粮食，战争时期提供兵员。

而商人逐利，流动性极强，对中央政府的依附性弱不利于其统治管理。所以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应该鼓励务农、取缔经商。

却不想自此开始，长达2132年的中国古代农业专制王朝周期性灭亡开始了。

逻辑链条如下：

1古代中国农业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选择重农抑商的国策。→

2在政策带动下古代中国劳动者只为自给自足，但在各种天灾人祸之下很难达到这种水平。（每个王朝只有少数时间能适逢风调雨顺、明君在位、吏治清明）→

3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不会产生用于市场交换的剩余劳动产品，而没有产品就没有贸易，没有贸易就没有利润，没有利润就没有快速提升生产力技术的物质基础以及扩大生产的欲望。→

4.1为了进一步形成打压商人、商业的政策导向，历朝历代统治者利用各种苛捐杂税、商品专营政策打压民间商业。

如：汉高祖刘邦当上皇帝之后，曾说：“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唐太宗李世民也说过这样的话：“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俦类，正为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 坐而食。”

以及汉朝的盐铁专营、明朝的海禁政策等等。→

4.2古代中国的商人致富之后，因为社会上普遍的“贱商”观念也不会继续利用资本积累去扩大生产，而是去买田当地主摆脱商人的身份。如此一来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土地兼并的问题出现，造成了农业社会的人地矛盾。→

5.朝廷的倡导的政策以及官本位体制使民间兴起了“当官光荣、经商低贱”的观念，这样的国策，使得无数的国家精英压抑着人性，皓首穷经只学得了统治者想要他们学习的思想，而那些屡试不第的人，也要千方百计地去花钱买个官职来当。→

6.商品经济不发达、商业和贸易不繁荣就不能给科技发展带来利益激励，久而久之社会的精英阶层对钻研科技失去兴趣一心读书求官。

尤其是在明代之后，程朱理学成为了官方唯一的考试内容，官僚集团成为了一群满嘴仁义道德的伪君子，官僚地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进一步倡导和维护重农抑商的政策。→

7.由于农耕经济本身的脆弱性，历朝历代的政府只能选择轻徭薄赋的政策（否则就会激发农民起义）

国家税收本身不多，用于官僚体系的薪酬就相应很少。读书人也是人，是人就有贪欲而当上官之后（尤其是花钱买官的那群人）自然就要贪污来收回付出的成本。羊毛最终要出在羊身上，造成了小农生产者的生活更加艰难。

我国领土大部分处于季风气候区，自然灾害周期性发生。在皇权至上、吏治腐败、科学生产力发展落后的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所谓自给自足的生产结构就会瞬间瓦解。

如果此时土地兼并问题又很严重，就会产生大量的流民。

一个低赋税的农业王朝又很难筹集大量资金赈灾，想要钱就只能通过改革来重新分割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者往往会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

如果此时选择向民间开源增加赋税，那么就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如：明末农民大起义。因为赋税的最终来源还是自然经济的小农生产者。

更何况农业王朝还会时刻面临周围游牧民族的武装威胁，最耗费钱粮的就是国防问题。

如此恶性循环就形成了一条农业王朝平均三百年灭亡的历史周期律。

那么我们今天的新中国跳出这一定律了吗？

1945年7月4日下午，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黄炎培忧心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却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人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主席的话掷地有声！的确我们今天确实已经可以有能力摆脱“周期律”

因为周期律产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已经改变——过去我们是农业社会、专制王朝；而今天我们的新中国已经是 工商业社会、民主政府。

把戊戌变法视作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起点的主要依据是

戊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点

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的103天，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百日维新或戊戌变法。维新是现代化的意思，变法则是改革的意思。戊戌运动的参与者，想通过改革使中国由古代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变法失败了，没有达到目的；但它的意义并没有因失败而丧失。它是延续至今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点。

那是使人眼花缭乱的103天。知识分子纷纷上书，皇帝频频下诏，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从京师向四面八方传播开来。

做官的路子要变了。过去一千多年，熟读四书，会写八股文，会做格律诗，就有可能当个大大小小的官。以后不行了，要变了，考试不再注重古书上的经义，要考如何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策论了。

读书的地方要变成洋学堂。书的内容也得变。圣经贤传将被新的教科书所代替。新课本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那些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洋书”，从令人大开眼界的自然科学，到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新知识新理论。

办学堂！办工厂！造机器！修铁路！架电线！开银行！发钞票！练新军！行将出现多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东西，它们统统来自西方！连种地也得用西方的新发明新办法！

朝廷也要学西方！好多冠冕堂皇的衙门要“即行裁撤”。办理学政，农政，工政，商政，邮政，路政，矿政等各方面事务的新机构将逐一设立。要办农会，商会，甚至还要开西方式的洋报馆！还要象西方那样,“伸民权",“开议院”！

这些新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全是从西方来的。过去闭关锁国，坐井观天，总以为中国天下第一。后来，西洋人来做生意，传教，互相有了来往，也有了纠纷。中国和他们打了许多交道，特别是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打了几十年仗，才知道自己处处不如人，堂堂的中央王国，其实比那些所谓“蛮夷”“番邦”落后得多。中国要进入现代社会，必须向西方学习。不变法，不学西方，路一条。

最痛苦的教训来自日本。中国从来没有把这个东洋国家放在眼里过。四年前的甲午战争，日本把中国打得落花流水，究其原因，是他们变了法，改掉了以华为师的千年老规矩，开始实行以西化为内容的维新。可见问题不在东方西方。落后的东方，只要能向先进的西方学习，把自己腐败的旧制度改掉，建立西方式的新制度，将来也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于是一部份最敏感的知识分子联名上书，请求变法维新。光绪皇帝下了“明定国是”的上谕，相当客气地批驳了墨守旧章的保守派，比较明确地肯定了主张“博采西学”的维新派。维新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似乎大有希望，可惜，只轰轰烈烈了一百天，就被慈禧太后所支持的保守势力压下去了。维新派被打散了。谭嗣同等被杀头，尽管没有哪一位天子下旨给他们“平反”过，在人民的心目中，是慈禧亲手把这六位君子送上了永垂不朽的神坛，使他们从此成为改革的象征。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作为一个运动，失败了。但是，作为中国现代化这一历史过程的开端，它是永存的。戊戌志士们提出的许多异端邪说，只要无损于皇太后（即无损于“中学为体”的那个 “体”）的利益，或先或后，都公开地或者悄悄地合法化了。当初镇压和出卖维新的头面人物们，包括袁世凯在内，后来也纷纷宣布“咸与维新”，标榜自己本来就是领导时代潮流的先进分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形势比谁都强，连超权威的慈禧皇太后也挡它不住。戊戌以来的一百年，尽管阻碍重重，中国人进入现代社会的进程始终没有断绝，这个过程依然存在着，在困难中挣扎着，曲折地发展着，任谁也扼杀不了它。

总结的三个问题和迄今的进展要使中国从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必须转上新的轨道。戊戌变法的志士们提出了好多建议。他们看准了非学西方不可，可惜对西方知道得不太多。在风气初开的时候，那是无法避免，不可苛求的。

对中西都有深入研究的，是康梁以后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影响也远远超出前人。他在浩如烟海的问题堆中理出了头绪。他认为，中国存在着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要问题。这是一个视野宽阔，含义深刻的结论。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了三民主义的理论，先后缔造了以此为纲领的兴中会同盟会和国民党。在的感召和推动下进行的辛亥革命，把中华帝制即采取君主形式的独裁制度扫进了垃圾堆。可惜，在同其他形式的独裁专制制度继续展开斗争时，他溘然长逝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赍志以殁，没有看到主义的实现。

的作用，有的成为徒有其名的摆设，有的扭曲变形，异化成为相反的或莫名其妙的东西。反正，如果不肯跨越民主这个门槛，绝对不可能进入现代社会。

这些简单的道理，在所有现代国家里，早已进入和浸透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不言而喻的公理。可惜，在中国，即使在已经去世的那些非常杰出的领袖人物中间，也不一定大家都把民主看成阳光和空气。

比方说，对民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一定很看重。他平生的得意之笔是带兵和打仗。打仗，不是你我活，就是你活我，没有民主可言。至于带兵，讲讲民主作风以维系团结是需要的，把民主作为军队的根本制度加以实施是断然不可以的。须知军队的根本制度是上级命令下级，下级服从上级。军队内部官兵之间的根本关系是我命令，你服从。孜孜以求的正是这种命令和服从的关系。直到晚年，还再三再四地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体老百姓都能象中国那样“一切行动听指挥”。他希望把全国的老百姓统统组织在省、地、县、社、队的等级之中，如同军、师、团、营、连那样，如同公、侯、伯、子、男那样。他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种上级命令下级，下级服从上级的得心应手指挥如意的关系。他以为，依靠这种命令和服从的关系，既然已经打倒了，打倒了邓小平，当然也可以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什么奇迹创造不出来！作为统帅的，太热中于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了，相形之下，他对一般社会组织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得相当生疏。他不了解战时军事体制跟平时建设体制之间的根本区别，更不了解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之间的根本区别。他很懂：没有命令和服从的关系，即使有枪有炮，也不成其为能征惯战的军队；他不懂：没有人权自由民主，即使有了电脑，也不成其为文明进步的现代社会。

邓小平的经历，和差不多。有一点不同：邓年轻时，在法兰西住过，那里是博爱平等自由和民主政治理论的故乡。可惜这段短暂的时光，没有使人道思想和民主意识在他心里留下深刻的痕迹。邓和毛一样，是一位坚强果断的领袖。领袖在取得领导权以前，需要人民支持，也爱讲民主。掌握领导权以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成为如何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了。归根结底，千百万人民的愿望体现于一个领袖的意志之中，因此，领袖可以听取人民的建议，人民必须执行领袖的意志。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有利于实现领导的，他当然赞成，否则，他反对，不喜欢，至少是嫌它麻烦。对西方的民主政治，议会制度，竞选办法，三权分立，他没有兴趣，因为有一条非常务实的理由：那一套东西麻烦，扯皮，没有效率，办不成事情，不能学，没有用！该办什么，不该办什么，领袖已经定下来了。人民的作用是替领袖办事情。对办事情来说，真正有用的是命令和服从，民主除了添麻烦以外，能有什么用处呢？

是的，东西南北中，学商，惟有领袖是负有领导一切使命的人。对于领导一切的人来说，执行统一意志才是“大道理”，什么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统统都是“小道理”。“小道理”得服从“大道理”。下级不服从上级，行吗！

能够领导一切的公仆只有个把人，而受人领导的主人却是成千成万成亿成兆的中国人。后者的需要和前者并不相同，至少不完全相同。问题在于，中国人，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到底要不要民主？如果老百姓不想做主人，自愿放弃民主，那当然可以按照的志趣，在“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歌声中，把官兵之间的命令和服从的关系继续全力移植到十二亿老百姓中去，大可不必实行民主那种老扯皮很麻烦的制度。反之，要是老百姓要民主，那就得来真的，从民主这个门槛上迈过去。

中国人要民主近五十年来，先后有两种很流行的理论。

先是有一种理论说，中国人不应该搞人权自由平等民主那一套，因为它们姓资不姓无，中国已经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应该倒退，倒退是的。

后来又有一种理论说，西方那些被《世界v人v权v宣言》和《联合国v人v权v公约》肯定下来的规范，也许不姓资，但是，对中国人来说，不是当务之急，应当慢慢来，中国经济太落后，不应该超前，超前是脱离实际的，不符合中国特色。

两种理论，立论针锋相对，结论殊途同归。先后持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的，其实是同一学派的自家人。他们群起而转移阵地的事实表明，姓资姓无的旧理论在全世界面前坍了台，只好放弃。至于眼下的新理论能否成立，中国人是否落后到自愿不要民主的程度，民主是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看看历史，看看现实，就清楚了。

中国经济确实落后，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低得多，这是事实。但是，一百年来中国人为民主而斗争的历史，同样也是事实。两个方面的事实合在一起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既要起来解决民生问题，也要起来解决民权问题，既不愿饥寒交迫，也不愿做奴隶。主政的时候，五的时候，辛亥革命的时候，戊戌变法的时候，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难道比现在高吗？一百年前的戊戌变法要求“兴民权”，岂不更是大大“超前”了吗？八十多年前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岂不更加没有“中国特色”了吗？五把德先生请到中国来，是不是也请错了？整个时期风起云涌的“反独裁，要民主”的学生运动，到底符合不符合当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如果至今还轮不到实施民主政治，那么，当年的慈禧皇太后和袁世凯等等，岂不统统成了中国最最从实际出发的大政治家了吗？整整一部中国现代史到底该改写成什么模样才能自圆其说呢？

似乎1949是研究历史和评价民主的一条分界线：1949年以前，中国人是要民主的，中国人如饥似渴前赴后继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英勇斗争是正确的，——这一点，大概大大小小哪一位理论家都不好出面否认。成为问题的是1949年以后。按照这些理论家的理论，似乎中国一解放，中国人就变了，从此不要民主了；民主的性质似乎也变了，从此不再具有革命的属性了，如不打上资产阶级的印记，至少犯了不符合中国特色的错误。好像只有把民主打入另册，才算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

不过，这种评价，若非有意歪曲，起码出于无知。中国***的领袖先生并不这样认为。请听半个世纪以前，有两位先生，一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另一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进行的一场历史性的谈话。

中共诸君能不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上那种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政怠宦成”的周期律的支配，不蹈历史的覆辙？（“政怠宦成”是句古话， “宦成”意思是“当了官”、“掌了权”，“政怠”意思是“不争气”、“拆烂污”。所以把这四个字翻成现代白话，意思是“一旦当官，大权在握，就不争气了，拆烂污了”。）

毛先生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由此可见，毛先生认为，在***执政以后，民主不但不是可怕的洪水猛兽，反而是能够鞭策***自强不息的法宝。倘想绕开民主这条新路，改走不民主的老路，***的生命和活力就不可能保持。如果出现“政怠宦成”的情况，对***来说才是真正的悲剧！除非理论家们能把驳倒，否则两者必居其一：要么走民主的新路，要么重蹈历史覆辙。理论家们如此怕民主，惟独不怕“不争气”，不怕“拆烂污”，不怕受“政怠宦成”周期律的支配，原来他们“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就是这种东西！

一辈子说过不知道多少话，他的话和别人的话一样，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有的话颠倒黑白（如关于的伟大理论等等），有的话反复无常（如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辉指示等等），但是这个用民主来对付“政怠宦成” 的设想，无疑是非常可贵的，确实应该载入思想科学体系的宝库，学而时习之，始终不渝地发扬光大之。

黄炎培谈“周期率”

在抗日战争结束的前夜，民主人士在国共两党之间积极斡旋调停，防止内战发生。1945年7月1日，、、、林伯渠等到机场欢迎由王若飞陪同从重庆飞抵延安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 、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

与六名参政员一共进行了三次会谈。7月4日，将中共方面整理的《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交褚辅成等人。

在与黄炎培的交谈中，问黄炎培的感想怎样。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