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四俪六的名篇-骈四俪六范文

1.祭文的写法

2.江东士族与初盛唐文学

3.什么叫做骈散结合

4.汉代的辞赋观

5.南朝骈文在形式上有何特点？

祭文的写法

下面的内容可以作为参考，里面有叙述写法。

、

古代以散文形式出现的哀祭文，最早见于《尚书》中的《周书·金縢》:

惟尔元孙某，遗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干天，以旦代某之身。

写周武王病笃，周公旦祷于三王，请以身代，史官纳其祝册于金縢之匮中。虽仍属于祭天祈祷之词，但毕竟悬念生，情切骨肉，可视为哀祭散文的萌芽之作。其后，周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宗法礼教制度，特别重视厚葬，王公贵族卿大夫后，都要在祖庙前举行祭奠仪式，由史官宣读诔辞，以表彰者功绩，并确定其谥号。儒家又把此种仪礼伦理化、规范化，使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礼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周礼》郑玄注称：“诔者，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谥。”诔也就成为古代哀祭文的早期形式。同时《礼记·曾子问》中还规定“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又给它打上了明显的封建等级烙印。最早的诔，据《檀弓》所载为鲁庄公诔县贲父、卜国，认为“士之有诔，自此始也”。但只有记事，而无诔辞。现存最早的诔辞，为《左传·哀公十六年》所载鲁哀公的《孔子诔》：

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

全文虽只短短数语，但词哀情切，体现了“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明徐师曾《文体明辨》）的抒情特征。因诔辞必经宣读，其中“呜呼哀哉”的呼号语，就被以后哀祭文所广泛套用。

两汉之间，扬雄的《元后诔》、杜笃的《大司马吴公诔》、傅毅的《明帝诔》、张衡的《司空陈公诔》、蔡邕的《济北相崔君夫人诔》、卢植的《郦文胜诔》等诔辞先后出现，盛极一时。其体例大致为：“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暖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梁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也就是前列小传，记叙者生平，表示颂扬之意；后写四言诔辞，称誉者荣耀，寄托哀悼之思。前者为散体，后者为韵体，从而开两千多年来哀祭文韵散结合之先例。与此同时，由辞赋派生出来的哀辞、吊文，由颂神式祝辞衍生出来的散体哀祭文也相继出现。哀、吊两体从文辞上说，要求“情主于伤痛，而辞穷乎爱惜”。（刘勰《文心雕龙·哀吊》）。一般都前有序言，后有韵语，与诔辞近似。所不同的是早期哀辞“率以施于童弱夭折、不以寿终者”（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如曹植的《金瓠哀辞》，悼念他十九岁天折的女儿：

在襁褓而抚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终年而夭绝，何见罚于皇天，信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无愆。去父母之怀抱，灭微骸于粪土。

哀痛伤悼之情，溢于言表。吊文则内容广泛，为古代群众性的哀悼文体。如贾谊的《吊屈原文》：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汩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风伏窜兮，鸱鸮翱翔。阘葺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

以屈原自喻，借悲悼屈原面抒发自己受贬冷落的愤懑之情。此外，还有班婕妤的《自悼赋》，吊影自怜，哀顽凄艳，为后来自祭文的滥觞；杜笃的《吊比干文》，仅 “敬申吊于比干，寄长怀于尺牍”两个偶句，可算是古代挽联的最初形式了。至于哀悼性的散体祭文，首推汉光武帝的《临吊侯霸诏》：

惟霸积善清洁，视事九年，汉家旧制，丞相拜日，封为列侯。朕以军师暴露，功臣未封，缘忠臣之义，不欲相逾，未及爵命，奄然而终。呜呼哀哉！

此为政府文牍。见于私人文翰的，则有曹操的《祭桥公文》：

故太尉桥公，诞敷明德，泛爱博容。国念明训，士思令谟。灵幽体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之厚叹贾复。士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匪谓灵忿，能贻己疾，旧怀惟顾，念之凄怆。奉命东征，屯次乡里，北望贵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飨！

此为正式以“祭文”命名的开始，内容专以悼念者为主，且追述“临时戏笑之言”，收尾又使用“尚飨”一词。这种写法，打破了以往常规，逐渐为社会各阶层所使用，而成为后代祭文的基本形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思想解放，文学观念加强，哀祭文除为王公贵族歌功颂德之外，也出现了一些悼念骨肉、悲痛身世的至情文字，大大增强了这一文体的抒情气息。这一时期的名篇，诔辞有曹植的《王仲宣诔》、阮籍的《孔子诔》、潘岳的《马?督诔》、颜延之的《陶征士诔》等；哀辞有上述曹植的《金瓠哀辞》以及陆机的《吴大司马陆公少女哀辞》等；吊文有祢衡的《吊张衡文》、王粲的《吊夷齐文》、李充的《吊嵇中散文》、陆机的《吊魏武帝文》；祭文有王珣的《祭徐聘士文》、陶潜的《自祭文》、王僧达的《祭颜光禄文》、孔稚圭的《祭外兄张长史文》、刘令娴的《祭夫徐悱文》等；还有用辞赋体写的哀悼文，如曹植的《慰子赋》、潘岳的《悼亡赋》、江淹的《伤爱子赋》、庾信的《哀江南赋》等。在这些各体具备的作品中，与前代相比，亦有所不同。其表现在内容上的，因本期战争迭起，叛篡频见，统治者在夺得权位后，多思正名以自固，故出现了以政府文告形式书写的哀策文。如曹丕的《武帝哀策文》、王珣的《孝武帝哀策文》等，实为古 “诔”与哀辞的混合体。而一般知识分子，则感时伤世，或托古喻今，对人生表现出更多的消极情绪。如陆机的《吊魏武帝文》：

悲夫！爱有大而必失，恶有甚而必得，知慧不能去其恶，威力不能全其爱，故前识所不用心，而圣人罕言焉。若乃柔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亦贤俊之所宜废乎！

祭吊像曹操这样不可一世的人物，本可慷慨陈词，而本文却低回想象，怅然系之，涂上一层迷惘旁徨的伤感色彩。而表现在形式上的，由于本期骈体垄断文坛，一切文牍书翰，风行骈四俪六。如梁萧纲的《祭战亡者文》：

降夫既旋，功臣又赏。班荷元勋，苏逢漏网。校尉沾荣，属国蒙奖。独念断魂，长毕灰壤。膏原染刃，委骨埋泉。徒闻自没，讵辨名传。

可见当时连祭文也骈偶化了。同时祭文的格式也进一步趋于完备。如东晋殷允的《祭徐孺子文》开始为：“惟太元六年龙集荒落冬十月哉生魄，试守豫章太守殷君谨遣左右某甲奉清芗合，一簋单羞，再拜奠汉故聘士豫章徐先生。”具体点明时间、职务、主祭人、祭品以及者，从此就成为祭典开场白的定格。

唐宋时期，古文运动兴起，骈体形式渐微，散体文字时新。只是由于赋体、骈体接近于诗歌，尚有利于表达感情，所以哀祭文除散体之外，仍有采取赋体、骈体的。但不管采用何种形式，其内容与体例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一是本期谥法简化，谥议废除，正如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说的：“古之诔本为定谥，而今之诔惟以寓哀，则不必问其谥之有无，而皆可知之。至于贵贱长幼之节，亦不复论矣。”同时也不再局限于四言，而逐步向骚体、长短句过渡。如韩愈悼念欧阳詹、柳宗元悼念吕温的文章，既称“诔辞”又称“哀辞”，可见二者基本上已经合流。到了北宋，“南丰（曾巩）、东坡（苏轼）诸老所作，则总谓之哀辞焉”（明吴讷《文章辨体》），哀辞终于取代了诔辞的地位。虽然以后在清代小说《红楼梦》里还出现《芙蓉女儿诔》，那不过是作者袭用旧称的游戏之作，已非古诔的原貌了。其二是吊文范围也逐步扩大，它不仅可以凭吊者，而且可以凭吊可悲的事物，如唐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其三是祭文名称进一步为社会各阶层所广泛运用。此外还出现告、哭、悼、葬、奠、酹、悲等别称。如李商隐的《奠小侄女寄寄文》、柳识的《许先生颍阳祠庭献酹文》、富弼的《哭尹舍人文》、陈亮的《告祖考文》等。至于韩愈的《祭鳄鱼文》、白居易的《祭庐山文》、苏轼的《祭城隍神文》，是古代祭神遗风的流传，不应属于哀祭文之列。

唐宋八大家及其他名家的哀祭佳什，篇帙纷陈，美不胜收。其中以散体称誉于世的，有陈子昂的《祭韦府君文》、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白居易的《祭浮梁大兄文》、李商隐的《重祭外舅司徒公文》、苏轼的《祭欧阳文忠公文》等，而又首推《祭十二郎文》，此文在内容和写作上均不依旧法。不写十二郎个人事迹，只写早年的困苦家境，成年后的暌违远隔，末尾写噩耗传来时的悲痛哀绝：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得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易其有极！

真乃字字血泪，哀哀感人，曾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以韵文称誉于世的，有王绩的《祭杜康文》、张说的《祭元十郎文》、李翱的《祭韩侍郎文》、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苏辙的《祭亡兄端明文》等。而又首推《祭石曼卿文》为代表作，此文首先慨叹者声名之不朽，继悲者墓道之凄凉，然后追忆过去交往之真挚；从应该忘情达观立论，却以终不能忘情作结，文笔突兀，音节抑扬，写出了作者的无限哀思，亦被誉为千古绝唱。特别是“生而为英，而为灵”两语，常被后代祭文所引用。南宋末期，尖锐。王炎午于文天祥被元兵所俘时写的散体《生祭文》，与文殉国后写的韵体《望祭文》，感情壮烈，语言精湛，亦属祭文中的杰作。

当然，从写作风格来对比，唐宋祭文还是各具特色的。唐文以情胜，宋文则以理胜。因唐代碑碣墓志，大量涌现，有关者升降起居之迹，歌功颂德之词，已被此等谀文所囊括，祭文所写，多属哀挽之语，更显得情真意切。如前述的《祭十二郎文》，固然洋洋千言，一往情深，就是韩的另一短章《祭房君文》，亦复如是：

维年月日，愈谨遣吏皇甫悦以酒肉之馈，展祭于五官蜀客之柩前：呜呼！君乃至于此，吾复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无以妻子为念！呜呼！君其能闻此言否？尚飨！

全文仅六十余字，写来却一字一泪，令人不忍卒读。宋代的祭文，则由于受到宋诗议论化的影响，也蒙上了一层议论的轻纱。如王安石的《祭欧阳文忠公文》的起笔：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复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

该文本系长篇韵体祭文，却不作缠绵往复语，而从议论入题，称道欧阳修的生平为人，气势豪健，在当时诸文家所作祭文中，也被评居首位。至于李易安的《祭赵湖州文》：“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坚城自堕，怜杞妇之悲深。”则深刻地概述了对其夫赵明诚的悼念，名为祭文，却偶句双起，对仗工稳，则与宋代已经定型的挽联处于边缘状态了。

元明清三代，为我国哀祭文写作的持续阶段。虽创新之作不多，但在继承上却成绩斐著。其中以散体著称的，有王守仁的《瘗旅文》、归有光的《祭外姑文》、钟惺的《告亡儿肆夏文》、刘大櫆的《祭舅氏文》、袁枚的《祭妹文》、吴汝纶的《祭李文忠公文》，以及鸦片战争时期《浙江府厅县生祭黄冕文》等。如《祭外姑文》：

癸巳之岁，秋冬之交，忽遘危疾，气息掇掇。犹日念母，扶而归宁。疾既大作，又扶以东。沿流二十四里，如不能至。十月庚子，将绝之夕，问侍者日：“二鼓矣。”闻户外风淅淅，曰：“天寒风且作，吾母其不能来乎？吾其不能待乎？”呜呼！颠危困顿、临垂绝之时，母子之情何如也！

通过已故妻子临思母细节的描述，以悼念今日岳母故世、子女已先期早殇的惨痛，高度表现了哀祭文的文学特征。又如《祭妹文》：

呜呼！身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文中絮絮忆往，簌簌泪下，骨肉情深，肝肠寸断，曾被语文课本多次选读。其中以韵体（或骈体）著称的，有徐渭的《祭少保胡公文》、黄宗羲的《张待轩先生哀辞》、严绳孙的《祭纳兰性德文》、曹寅的《祭郭汝霖先生文》、汪中的《哀盐船文》、梅曾亮的《祭陈石士先生文》等。如《哀盐船文》：

呜呼哀哉！且夫众生乘化，是云天常。妻孥环之，气绝寝床。以卫上，用登明堂。离而不惩，祀为国殇。兹也无名，又非其命。天乎何辜，罹此冤横？游魂不归，居人心绝。麦饭壶浆，临江呜咽。

此中写盐船失火，众多客商于非命的惨状，哀啭凄厉，寄寓了作者无限的同情与伤感，因而也素称名篇。

总之，古代的哀祭文从诔辞开始，经过哀辞、吊文和祭文的沿革，一直发展到现代白话文的悼词、悼念文章、唁电等，清楚地显示了我国哀祭文体伴随着社会演变而向前延续和发展的轨迹。看来现有的悼词将与挽诗、挽联鼎足而三，驰骋风行于哀祭文坛，长期葆有其旺盛的生命力。

江东士族与初盛唐文学

论及中古士族，一般按地域将其分成山东士族、关陇士族、侨姓士族、吴姓士族、代北虏族等。晋永嘉之际，诸胡南进，中原失据，造成中国南北大分裂。东晋时期，随晋室南渡的侨姓士族与吴姓士族开始融合，形成了本文所论述的对象：江东士族。自东晋至隋唐，山东士族、关陇士族、代北虏族成为北方文化的代表；江东士族则成为南方文化的代表。

江东士族的情况与山东士族颇有不同，山东士族以“五姓七家”为代表，包括清河崔氏与博陵崔氏、陇西李氏与赵郡李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与太原王氏，他们几乎涵盖了山东士族的主体。江东士族包括侨姓士族与吴姓士族，姓族繁多。永嘉之乱造成大批北方士族南渡，过江士族有“百谱”之多，再加上大量吴姓士族的存在，江东士族的姓族之多远非“五姓”所能比肩。

永嘉之乱前，江东居住着吴姓士族，吴姓士族为原有土著或汉代移民，其著房大概有19姓，包括吴郡：吴县朱、张、顾、陆，钱塘朱氏；会稽郡：余姚虞氏、上虞魏氏，山阴孔、谢、贺、丁；义兴郡：阳羡周氏、许氏；丹阳郡：秣陵纪氏、陶氏、句容葛氏。

晋永嘉之乱造成更大规模的移民潮，黄河以南的士族纷纷南渡。永嘉南迁的北方士族主要包括琅琊诸葛氏、琅琊王氏、琅琊颜氏、谯国桓氏、颍川庾氏、颍川钟氏、高平郗氏、汝南荀氏、范阳祖氏、汝南周氏、汝南应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陈郡殷氏、泰山羊氏、南阳范氏以及济阳考城蔡氏等。他们纷至沓来，组建了北方侨姓政权，并且与吴姓士族一起形成了六朝时期的江东士族。

隋唐政权源自北周体系，以关陇为本位。隋开皇九年平陈后，“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资治通鉴》卷一七七）。大批江东士族才俊云集长安，唐人孙元晏对此咏叹道：“文物衣冠尽入秦，六朝繁盛忽埃尘。”（《淮水》）隋炀帝践祚后，开始重用江东士族，如许善心、虞世基、虞世南、虞绰、王胄皆梁陈文坛执牛耳者，陈亡后入隋。吴郡陆知命、吴兴姚察等亦得到重用。江东士族是六朝时期的文化高门，南北混一虽以北朝征服南朝而告终，但作为俘虏降臣的江东士族尚能以其学术修养屹立于新朝。

唐太宗总一寰宇，号称得人为盛。唐开国伊始，天下初定，太宗即修文偃武，以文德绥海内。彼时，江东世家大族依旧保持了相当雄厚的势力。元代胡三省《资治通鉴》“武德四年”注云：“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勇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学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这些“东南儒生”多来自南朝，他们大多出自江东士族。

唐初政治上虽然采取关陇本位政策，但江东大族仍然有许多人在初唐朝廷中担任要职，如贞观时期会稽虞世南为太宗所器重，杭州褚遂良、许敬宗一时间亦能总揽机要。高宗时苏州陆敦信，武后朝吴兴沈君谅，苏州陆元方、顾琼，中宗朝润州桓彦范，睿宗时的陆象先等，均曾任宰相。太宗朝江东士族子弟在儒学方面人才济济，仅举其荦荦大者：出自吴郡陆氏的陆德明，秦王府文学馆学士、太学博士；出自吴郡朱氏的朱子奢，弘文馆学士；出自吴郡张氏的张后胤于高祖镇太原时引居宾馆，太宗就授《春秋左氏》，曾任国子祭酒，散骑常侍；出自高阳许氏的许叔牙，崇贤馆学士。唐代江东士族虽被皇权有效肢解，并被重新置于皇权政治的框架之内，但其社会影响力仍不容小觑，他们仍能绍继六朝门风，在唐代英才辈出，簪缨相继。

太宗喜好庾信诗文，诗歌受南朝齐梁绮艳、骈俪诗风影响十分明显。围绕在太宗周围的诗人多元老重臣，很多出自江东士族。他们文词辨丽，学涉稽古，皆邓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

贞观年间最著名的宫廷诗人当属虞世南。虞世南出自会稽余姚虞氏，属于江东士族中的吴姓士族。虞世南少时便受到徐陵赏识，陈灭后，与兄虞世基入隋京城长安，时人誉之为西晋入洛阳之陆机、陆云兄弟。入唐后，虞世南甚为太宗所重，太宗称“世南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并称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为“五绝”。《贞观政要》卷二载：“贞观初，太宗引为上客，因开文馆，馆中号为多士，咸推世南为文学之宗。授以记室，与房玄龄对掌文翰。”虞世南曾仕陈、隋二朝，以宫廷诗知名于时，深受齐梁浮艳诗风的影响，其雍容俊朗的诗歌为当时文坛所效仿。入唐后，太宗作宫廷诗，命群臣赓和，世南却谏道：“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新唐书·虞世南传》）虞世南入唐后的诗作力图摆脱齐梁体格，呈现出清新、刚健的气息，流露出对宫廷以外现实生活的关怀。他的佳作以拟乐府为后世称道，其边塞诗对盛唐边塞诗有明显启迪意义，如《从军行》：

涂山烽候惊，弭节度龙城。冀马楼兰将，燕犀上谷兵。剑寒花不落，弓晓月逾明。凛凛严霜节，冰壮黄河绝。蔽日卷征蓬，浮天散飞雪。全兵值月满，精骑乘胶折。结发早驱驰，辛苦事旌麾。马冻重关冷，轮摧九折危。独有西山将，年年属数奇。

该诗描写塞外苦寒之地边关将士征战艰辛，却得不到朝廷的恩赐，流露出作者对将士们的同情。清人沈德潜认为此诗“渐开唐风”（《唐诗别裁集》卷一），指出了虞世南在唐诗发展中的筚路蓝缕之功。

虞世南的咏物诗也别有趣味，往往借咏物来抒发自己的志趣，如《蝉》：

垂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该诗寓意巧妙自然，具有深刻的哲理，又契合作者所处境况，达到了物我情融，主客观合二为一的境界，与后来骆宾王、李商隐同题之作被推为唐人咏蝉诗的“三绝唱”。

作为当时一代文宗，虞世南不仅工于诗，文章亦妙绝天下。太宗时期追怀旧臣及纹饰太平之政治文书，多由世南创制。

唐初另一位出自江东士族的重要作家是陈子良。陈子良吴人，出自江东侨姓士族颍川陈氏，唐初与出自江东士族的萧德言、庾抱同为太子学士。陈子良是唐初开一代风气的作家，其诗作不乏清新之作，如《咏雪》《七夕看新妇隔巷停车诗》等。

唐初宫廷诗歌占据诗坛的统治地位，陈子良的宫廷诗也别具一格，如《新宫词》云：“春色照兰宫，秦女坐窗中。柳叶来眉上，桃花落脸红。拂尘开扇匣，卷帐却熏笼。衫薄偏憎日，裙轻更畏风。”该诗清新自然，颇脱齐梁诗风藩篱。陈子良的足迹曾远至塞外，他的诗歌题材亦突破了宫廷诗的窠臼，如《于塞北春日思归》：

我家吴会青山远，他乡关塞白云深。为许羁愁长下泪，那堪春色更伤心。惊鸟屡飞恒失侣，落花一去不归林。如何此日嗟迟暮，悲来还作白头吟。

该诗描述作者出使塞北时思念江东家乡时的愁情，语句悲凉。全诗对仗工整，清新自然。陈子良虽身处宫廷，其诗歌表现范围已扩展至宫廷以外的社会。论者往往将初唐诗歌题材的扩大归功于“初唐四杰”，而忽视了陈子良的开创之功。

唐初宫廷文坛的重要诗人中出自江东士族者尚有褚遂良与许敬宗，其中，褚遂良为弘文馆学士、著名诗人褚亮之子。许敬宗声名狼藉却久居高位，他是东晋著名文学家许询之后，陈隋时期大儒许善心之子。许敬宗于隋大业年间中秀才，后为秦王府学士，因其起草诏书得体而深受太宗赏识。许敬宗屡修国史，在高宗、武后朝拜相，其诗歌多应制之作，《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许敬宗文集》八十卷。

“初唐四杰”中的骆宾王出自江东士族东阳骆氏（见林宝《元和姓纂》卷十）。骆宾王自幼聪颖，七岁时即以《咏鹅》诗才名远播。少年气盛的骆宾王却偏偏命途多舛，其一生经历远非当时宫廷诗人所能相比，故其诗文表现内容得到很大拓展，有真实生活感受。骆宾王从军边塞的经历长达五六年，创造了不少边塞军旅题材作品，开盛唐边塞诗先声。如《从军行》：

平生一顾念，意气溢三军。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报君。

该诗抒发了诗人建功立业、誓报国的雄心壮志，极富感染力，较之虞世南的同名作品更多亲身体验。骆宾王咏物诗创作亦颇有建树，如《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该诗托物言志，慨叹朝廷混淆视听，使忠良蒙难，无人为自己平冤昭雪，继承了虞世南《蝉》的借咏物抒情的方式。

骆宾王不仅是诗人，亦为骈文圣手。其骈文仍是骈四俪六的形式，继承了六朝骈文的词藻富赡、语言秾艳的特点，但又添入了新的因素和时代特色，透露出英才华发和俊逸清新的气息，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成为与陈隋骈文迥然异趣的唐代新骈文，因而具有革新意义。骆宾王的骈文名篇《讨武曌檄》是为徐敬业起草的檄文，历来为人传诵。文章融叙事于抒情之中，寓号召于议论之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政治煽动性。

盛唐时期主要指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这一时期，唐朝经济文化发展臻于极盛，文学亦发展至巅峰时期。盛唐时期首先“名扬于上京”的江东文士是“吴中四士”，他们皆出自江东士族，包括：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杜甫《饮中八仙歌》）。杜甫将贺知章列为“饮中八仙”之首，足见老杜对贺知章的喜爱。贺知章出自江东士族会稽贺氏，为太子洗马贺德仁之族孙，贺德仁少与从兄德基咸以词学见称，时人称之：“学行可师贺德基，文质彬彬贺德仁。”（《旧唐书·文苑传》）贺德仁兄弟八人，时人喻之“荀氏八龙”。贺知章少以文词知名，尤擅草隶，他性格放旷，自号“四明狂客”。贺知章对盛唐气象的形成贡献很大，他在长安与李白一见如故，留下了“金龟换酒”的文坛典故。贺知章在唐代文学史上有重要贡献，被认为是开盛唐七绝风气之先的作家。

贺知章是“吴中四士”中仕途最得意者，其余三人皆仕途蹭蹬，沉沦下僚。包融出自延陵包氏，梁肃《秘书监包府君集序》称：“（包融）实以文藻盛名，扬于开元中。”包融之子包佶与包何皆有文名，能延承乃父之业，其中，包佶文名更盛。

张旭出自江东吴姓士族吴郡张氏，是吴郡陆彦远外甥。张旭被称为“张颠”，以草书知名，后人称之为“草圣”。唐文宗曾将张旭的草书、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称之为唐代“三绝”。张旭的诗歌显示的是一种清新俊逸、豪放洒脱的独特风格。张旭不以诗名，但其狂放洒脱的独特个性以及草书成就正是盛唐富于浪漫气息的时代精神的体现。

张若虚虽存诗绝少，总共就两首，却以《春江花月夜》“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该诗孤篇压全唐，攀上了诗歌创作的巅峰，张若虚正是凭借这一首诗而成为大家。“吴中四士”和贺朝、万齐融、邢巨等人共同名扬长安，正是隋唐以来江东文士不断努力的表现。

萧颖士为梁鄱阳王萧恢（梁武帝萧衍兄弟）七世孙，郡望兰陵萧氏，属于江东士族中的侨姓士族。开元末举进士，对策第一。萧颖士能取得“后世为文者，皆以为法焉”（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之美誉及出现“顷东倭之人，逾海来宾，举其国俗，愿师于夫子”（刘太真《送萧颖士赴东府序》）的情况绝非谬赞。当时新罗使入朝时都说：“国人愿得萧夫子为师。”（《旧唐书·萧颖士传》）

萧颖士是文体复古的积极倡导者，他在《赠韦司业书》中说到：“仆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他强调为文取法魏晋之前，实际上是否定了魏晋以来流行的骈文。萧颖士在古文创作、古文理论方面皆很有建树，并通过人才的培养为古文运动积聚了力量，是古文运动的先驱人物。

盛唐时期的一代名臣张九龄亦出自江东士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张九龄出自始兴张氏，始兴张氏为西晋司空张华之后，永嘉之乱时随晋室南迁，属于江东侨姓士族。张九龄进士及第后仕途颇为顺遂，于玄宗开元二十一年拜相。张九龄七岁知属文，被张说称为“后出词人之冠”。张九龄有文集20卷传世，以五言古诗最为擅长，其五古《感遇诗》颇得 *** 之旨，为一时之佳作，往往被论者与陈子昂《感遇诗》相提并论。其近体诗亦很有成就，五言律诗往往清淡自然，情致深婉。

张九龄作为一代贤相，亦是当时文坛盟主，他提携后进文士不遗余力，对王昌龄、孟浩然、王维、卢象、裴迪、钱起、包融等皆具奖掖之功。张九龄大力赞同陈子昂提倡“兴寄”“风骨”，反对齐梁文风的主张，认为改革文风的关键是“去华务实”（《送张说上赐燕序》）。他崇尚朴实、力排浮华，清人王士祯《古诗选凡例》说：“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陈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继之，太白又继之。”他反对浮华，又十分重视文学艺术的特征，在盛唐初期文学革新中居功甚伟。

总之，由六朝进入隋唐，政权被关陇集团牢牢控制于手中，其他集团很难有入仕机会，更遑论国破家亡之南朝士族余绪。江东士族失去六朝时期的社会地位，他们逐渐依附关陇集团，凭藉其文学才能与时俯仰。初盛唐时期，江东士族在文坛上依旧星光熠熠，为初盛唐文学的辉煌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学院）

什么叫做骈散结合

骈散结合指的是文章中骈句和散句结合使用，达到文章整体匀称，又参差错落的效果，使文章节奏明快、语言错落有致，整体抑扬顿挫。

骈句，指的是结构相似、内容相关、行文相邻、字数相等的两句话，跟对偶相似，只是不像对偶那样在音韵上有严格的要求。

骈句也有工整和不工整之分，不工整的骈句在结构和字数上也可能不完全合乎要求。散句，则是相对于骈句而言，也可以说，骈句以外的句子都是散句。

骈句在先秦文章中就有，但不是有意而为，汉代产生赋这一文体之后，才盛行起来，到六朝时更发展成为骈体文，而且多用四言六言的句子排比对偶，称为“骈四俪六”。中唐以后，骈体文衰落，但人们在文章中仍常用骈句，而且不限于四言六言。

一般的说，一篇文章中仅使用几个骈句，算不得“骈散结合”，必须使骈句达到一定的数量，才可以算得。

汉代的辞赋观

一、汉赋的来源

赋之一词在先秦已经出现。《周礼·春官·大师》说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这是《诗经》的一种表现手法。即朱熹所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者也”（《诗集传》卷一）。后来的赋体文学也主要运用这一手法，而发展得更为充分。作为文体的赋，最早是荀子的《赋篇》，它是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大体说来，赋源于古诗，奠基于楚辞，形成和兴盛于两汉。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又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讽，咸有恻隐古诗之意。”（《汉书·艺文志》）班固把荀子的《赋篇》和屈原的作品都看成赋，并认为是源于《诗》。刘勰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对汉赋形成影响最大的还是楚辞，因为楚人入主中原带来了楚辞，其次是《诗经》的表现手法和先秦散文的文体形式和表现手法。总之，汉赋吸收综合了多种文学因素，形成了独特的诗歌和散文结合的文学形式。

二、汉赋的概念

汉赋：赋是汉代的一种新兴的独特的文体，是诗歌和散文结合的文学形式，是诗歌的散文化和散文的诗歌化。赋既有诗歌讲求押韵和形式整饬的特点，又有散文句型自由，无严格的格律限制的特点。兼具诗歌与散文的表现功能，是两者的综合性文体。赋源于古诗，奠基于楚辞，形成和兴盛于两汉。汉赋是汉代赋体文学的总称，它包括骚体赋、汉大赋和小赋（抒情小赋），但典型的汉赋是大赋。

骚体赋：骚赋指的是模仿屈原《离骚》等楚辞作品而写成的一种赋。这种赋在内容上侧重于咏物抒情，且多抒发哀怨之情，近于《离骚》的情调。在形式上也与楚辞接近，常用带有“兮”字的语句。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服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

汉大赋（新体赋）：大赋是汉赋的典型形式。大赋在形式上篇幅较长，结构宏大，多采用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一般由小序、正文、结尾三部分组成，韵文与散文相间，散文的成份较多；在内容上以写物为主，以“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为目的，兼有讽喻劝谏。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铺张扬厉的手法和博富绚丽的辞藻，对事物作穷形极貌的描写，显示了绵密细致、富丽堂皇的风格特征。枚乘的《七发》标志汉大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最典型的作品。

小赋：小赋在形式上篇幅短小，多用韵文，句式多样。有的通篇用四言，有的四、六言兼用。小赋在内容上侧重于抒写个人的心志，或托物言志，或咏物抒情，也有针砭现实之作。在艺术上继承着大赋的铺排手法，但语言较汉大赋朴素得多，手法精巧灵活、风格多样，有的清丽自然，有的感情激切。汉末的抒情小赋还有诗意化的倾向。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祢衡的《鹦鹉赋》都是较有名的作品。

三、汉代辞赋的发展演变历程

汉代辞赋的发展演变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西汉开国至武帝初年，是汉赋的形成期。这一时期的辞赋呈现着由楚辞向汉赋过渡的形态，并最终确立了汉大赋这种新体赋的形式。代表作家有贾谊和枚乘。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

第二阶段，从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是汉赋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以新体赋即汉大赋的创作为主流，并达到了完全成熟和极度兴盛的境地。武帝、宣帝之时是汉赋创作的鼎盛时期，西汉末年以降则出现了创作中的模拟风气。形成了劝百讽一，润色鸿业，“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内容和艺术上的特点。代表作家有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

第三阶段，从东汉中叶至东汉末，是汉赋的转变期。这一时期汉大赋的创作趋向于衰落，带之而起的是抒情小赋创作的蔚起。张衡首开其风，其后的重要作家有赵壹、蔡邕、祢衡等。

第二节 贾谊和枚乘

一、贾谊

1．贾谊是汉初著名的辞赋作家。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赋七篇，今存有《吊屈原赋》、《鵩鸟赋》和《旱云赋》三篇。

2．贾谊辞赋的特点：

贾谊的赋作继承了屈原楚辞的创作精神，刘熙载《艺概·赋概》说：“屈子之赋，贾生得其质。”是汉初骚体赋典型代表。贾谊的赋作在内容上继承了《离骚》的讽怨精神，具有很强的抒彩，感情深沉激切。如《吊屈原赋》借凭吊屈原，抒发自己内心的抑郁不平之气。《鵩鸟赋》抒发了自己对人生的感慨。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继承了《离骚》的比兴传统，风格也接近楚辞。在形式上也基本保持了楚辞的形式，也常用带有“兮”字的语句，句式整齐而又有变化。贾谊是散文大家，其赋作也有“以文为赋”（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的趋向。但总体上说贾谊还是在继承着楚辞的艺术精神，进行着模仿性的创作。

二、枚乘

枚乘是汉初重要的辞赋家和散文家。以辞赋的创作最为著名，《汉书·艺文志》记载他有赋九篇，今存有《梁王菟园赋》、《忘忧馆柳赋》（前二篇存在争议）、《七发》等三篇。其中以《七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最高。它以宏大的结构、繁富的辞藻、铺排的描写手法、主客问答的体式，奠定了汉大赋的基本写作模式。刘勰说：“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就已指出了其赋“腴辞”、“夸丽”的特点。《七发》对后世赋的创作影响颇大，模拟之作频出，形成了赋作中的“七体”。《七发》标志着汉代新体赋的正式形成。

[作品讲读]

一、贾谊《吊屈原赋》

1．《吊屈原赋》是贾谊赴长沙王太傅之职时，路过湘水凭吊屈原，写下的一篇骚体赋。诗人借凭吊屈原抒发自己心中的悲愤，抨击了美丑不分、黑白颠倒的社会现实。此赋是汉初具有代表性的骚体赋。

2．这是一篇文字简洁、篇幅短小的骚体抒情赋。此赋前有小序，赋的结构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赋的正文，描写了屈原所处的黑白颠倒、善恶不分的社会环境，揭示出造成屈原悲剧命运的社会原因。第二部分是赋的“讯”辞，即结语，分析了屈原悲剧命运的自身原因。

3．此赋实是借凭吊屈原来抒发自己的愤世嫉俗和悲愤郁闷的情怀。这篇赋在写作上主要采用了铺叙与议论并用的手法：正文部分主要以铺排的手法来描写种种被颠倒了的社会现象，并适时地发出感叹和议论；“讯”辞部分主要以议论的手法抱怨屈原不能远离浊世以自保。全赋无论是铺叙，还是议论，都熔铸了作者的激愤情感，带有强烈的抒彩。同时此赋继承了楚辞的比兴传统，表现手法多用比喻、象征，形象鲜明而内蕴丰富。此外，也运用了对比的手段法使善恶颠倒的社会现象更加鲜明。此赋的句式，第一部分以四言句为主，第二部分以六言句为主，也用“兮”字。此赋从艺术表现形式到手法乃至风格，都有模拟楚骚的迹象，体现了汉赋早期创作的由楚辞向汉赋的过渡状态。

二、贾谊《鵩鸟赋》

1．《鵩鸟赋》是贾谊谪居长沙，任长沙王太傅时所作。《鵩鸟赋》主要以道家思想谈论人生的哲理，是一篇哲理赋。他表述了天道人事变化无穷，难以参透，企图以道家生齐一、纵躯委命的达观态度，来排谴人生的苦闷，以获得精神是的解脱。

2．《鵩鸟赋》的艺术特点：

（1）《鵩鸟赋》的形式十分奇特，它以人鸟对话而展开。这种形式显然受到庄子寓言的影响，同时也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之先河。

（2）《鵩鸟赋》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议论为主，以议论来抒写对生命忧患的思考，来阐发人生的哲理。议论之中也常运用一些贴切的比喻，来增强议论的形象性，也常用感叹语气来加强议论的情感性。

（3）《鵩鸟赋》的语言因以表达哲理为主，所以显得凝炼精警。形式上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也有散文化的倾向，体现着向汉大赋的过渡。

三、枚乘《七发》

1．《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品，也是汉大赋正式形成的标志性作品。《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于是以音乐、饮食、车马、游宴、田猎、观涛、论道七事，来启发楚太子。赋的主旨意在说明声色犬马之乐，不如圣贤的“要言妙道”，在于劝戒*奢，启发人们要注重精神的追求。

2．《七发》的艺术成就

（1）《七发》融会了前代文学的各种因素。《七发》体制宏大，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环环相接来结构全篇。它在体制与描写手法上都受到过楚辞的影响，《离骚》的宏大体制及其中的问答形式、《招魂》帝与巫阳的问对，以及《招魂》和《大招》的铺排描写手法，还有纵横家说辞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七发》完成了汉大赋的奠基任务。

（2）《七发》在写作上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描写形容，写景状物，声态毕现，描摹精致细腻，形象生动；善于铺陈排比，夸张渲染，气势恢宏，辞藻华丽。刘勰说：“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而且《七发》的人物及其对话都是虚构的，叙事和描写也是想象的，在这方面来说它更具有文学创作的意味。在内容上也由骚体赋的以抒情为主，转变为以叙事写物为主。

（3）《七发》的语言形式，一方面它吸收了楚辞的句式和“兮”字，一方面大量地使用散文的句式，同时也有对偶、排比句式的运用。与楚辞相比诗的成分减少，散文的成分增加。是韵文与散文的结合，是诗歌的散文化与散文的诗歌化。《七发》在体制和艺术手法上，都为后来汉大赋创作树立了典范。

第三节 司马相如

一、司马相如是汉代最负盛名的赋作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他的赋二十九篇，今存六篇。其赋作以《子虚赋》、《上林赋》最著名，是汉代新体赋的典范作品。此外还有《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等。由于他的创作，奠定了新体赋在汉代文学中的稳固地位。《子虚赋》作于汉景帝时期，是为梁孝王宾客时所作。《上林赋》在武帝即位后，被召见时所作。两篇相距十年，但实为同一主题的上下篇。《子虚赋》假托子虚使齐向乌有先生夸说楚王田猎之盛，乌有先生进行辩驳，批评子虚“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侈靡”。《上林赋》写亡是公又批评二人，盛夸天子上林游猎之盛况及天子反省奢靡，最终落实到政治与道德的讽喻上。体现了汉大赋“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劝百讽一”（《汉书·司马相如传赞》）的内容特点。

二、司马相如赋的艺术特色

1．司马相如的赋在艺术构思上，采用了虚构的手法。《子虚赋》、《上林赋》不仅“子虚”、“乌有”、“亡是”的人物是虚构，而且一些事物描写中的夸张本身也包含了虚构的成分。整个文章都是在虚构中完成的。文章结构完全采用了虚构的主客问答形式，通过主客互相夸耀诘难展开描写，力求展现巨大的时空。整个赋作显得气象阔大，结构宏伟，想象丰富。这种宏阔的气象与结构，正是汉帝国的盛世气象在文人心理结构上的反映，正如作者所云：“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葛洪《西京杂记》）

2．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主要以铺排夸张、描摩渲染的手段来叙事写物。其赋以“体物”为主，集中笔力来描绘物类、物象、物态，并追求辞藻的博富和绚丽。正如刘勰所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诠赋》）夸张的描写，细腻的描摩，层层的渲染，以及色彩绚丽的文辞，大有穷形尽貌之势。可以说是达到“写物图貌，蔚为雕画”（同上）的境地。

3．在语言形式上，大量运用排比、对偶，形成较强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在字型的排列上，也注意形式美。同时句式长短相间，灵活自如。总之，其赋对辞藻美和形式美的刻意追求，都达到了极至的地步。作品描写形象和运用辞采的能力，的确超越了前人。但也有堆砌辞藻、好用奇词僻字之嫌，一味追求“写物图貌”而缺少动人的意境和内在神韵。

第四节 东汉的辞赋创作

一、班固

1．班固是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作家。《两都赋》是其大赋的代表作品，它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后来张衡的《二京赋》、左思的《三都赋》都是同类题材的作品。其它较著名的赋作还有《幽通赋》、《答宾戏》等。

2．《两都赋》

（1）《两都赋》分为《东都赋》和《西都赋》，实际上是一篇的上下章。作品虚设了西都宾和东都主人，宾主相互夸耀，西都宾盛称西都“长安旧制”，代表的是西土耆老的观点，抒发的是“怀旧之蓄念”、“思古之幽情”；东都主人则夸耀东都洛邑制度盛美，体现的班固本人的观点，意在颂美当朝的制度，也体现了重礼乐教化、尚节俭的儒家政治理想。

（2）《两都赋》在体制和艺术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如宏大的结构、假设主客问答的方式及铺排、渲染、夸张的描写手法等。《西都赋》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更近司马相如，汪洋恣肆、富丽详赡，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东都赋》的手法则较为平实，语言风格也较趋典雅，是受作者儒家风范的熏染。刘勰曾评论说：“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文心雕龙·诠赋》）概括了《两都赋》的基本特点。

（3）《两都赋》较前人有所发展和进步的是：一、在题材上扩大了描写范围，由描写林苑扩大到京都；二、在表现手法上采用虚构、夸张的同时，也融合了征实的表现手法。三、加强了作品的理性因素的透入，较深刻地体现了作者的政治观念和历史观念，使内容显得比较深厚。

二、张衡

1．张衡是东汉中期杰出的科学家和著名的文学家。其赋作有《二京赋》、《归田赋》、《思玄赋》、《温泉赋》、《应间赋》等。其中写物大赋以《二京赋》为代表，抒情小赋以《归田赋》最著名。另外，张衡的《同声歌》和《四愁诗》，在文人五、七言诗歌发展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

2．《二京赋》

（1）张衡的《二京赋》是继班固的《两都赋》后的又一篇以京都为题材的力作。其写作起因和创作目的是讽谏奢侈的世风。《后汉书·张衡传》说：“永元中，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二京赋》分为《西京赋》和《东京赋》两篇，《西京赋》中的凭虚公子先对西京长安的繁荣奢华的景象进行了一番描写，凭虚公子的观点是统治者的享乐奢华是应该的，是繁荣富足的表现。然后《东京赋》中的安处先生否定和批判了他的观点，警告凭虚公子“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又对东都洛阳的盛况进行了一番描绘，意在称颂东京的兴盛而不流于奢侈。

（2）《二京赋》在体制结构、谋篇布局、艺术手法都是模拟班固的《两都赋》，然而张衡“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其精心琢磨的程度还是超过了《两都赋》。《二京赋》的体制更宏大、篇幅更长，铺陈描写更细腻，题材的范围也更宽。《二京赋》也有一些新的变化和进展：在题材上于京都生活中加入了市井风情的描写；在艺术上于铺排夸饰外，增加了说理议论的因素和抒情的色彩，有些景物描写还体现了清丽自然的特点，笔法类似于他的抒情小赋《归田赋》；在思想主题上，加强了讽喻和批判的成分。

3．此外，东汉后期，随着政治经济的衰落，以铺陈夸饰和颂扬功德为主的大赋也相应地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代之而起的是那种以抒情述志为主的、诗意化更浓的抒情小赋。张衡的《归田赋》篇制短小，写得清新明丽，抒情性很强，是标志汉代大赋向抒情小赋转变的重要作品。继而有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祢衡的《鹦鹉赋》等众多作品出现。这些作品或直抒胸臆，或托物言志，或写景咏物，或针砭现实，而走向了个人的情感与精神世界，也更贴近了现实生活。

[作品讲读]

一、张衡《归田赋》

1．《归田赋》作于张衡的晚年，宦海浮尘，世路艰难，壮志难酬，于是产生了归田隐居的念头。《归田赋》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写思想归田的动因。第二部分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设想的归田之乐。

2．《归田赋》是一篇抒情小赋，主要艺术特点是：

（1）在写作手法上，一是把自己的心境、情绪融合到环境、景物的描写之中，浑然一体，造成了意与境的结合，形成了诗意化的和谐优美的意境。二是以议论、用典、用事、铺叙等手法来述志和抒情。写景状物主以抒情，叙事议论主以表志。在作者的内在心理上，现实的幽暗与压抑和憧憬的美好与自由形成了鲜明的比照。

（2）《归田赋》的语言清新明丽，工致典雅。写景状物细腻形象，铺叙议论意蕴深厚。

（3）《归田赋》篇制短小，全用四、六句式，且多用排偶，形式整齐，韵律和谐。此赋在形式上正体现了“骈四俪六”的骈体文特征，可以说是汉代最早出现的比较成熟的骈体赋。同时也是最早以田园生活乐趣为题材的作品。

南朝骈文在形式上有何特点？

骈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骈文在形式上讲究对偶，因其多偶句似两马并行而称之为骈文。在声律上虽不如诗歌严格，但追求平仄配合、音韵谐和。其他如讲究文采华美，讲究用典等等。骈文因其多用四六句式，所以也称“四六文”。

先秦散文中已出现偶句，在汉赋中骈偶的成分增加，进而影响到散文，散文骈偶化的倾向渐渐抬头。魏晋时期日趋定型，骈文初步形成。南北朝时期达到了完全成熟而极度兴盛的地步。

南北朝骈体广泛流行，并辐射到各种体式。宋代的骈文名家有，其代表作是《登大雷岸与妹书》和《哀江南赋序》。齐、梁时代骈文名家、名作有：孔稚珪与《北山移文》；陶宏景与《答谢中书书》；丘迟与《与陈伯之书》；吴均与《与宋元思书》等。此外像刘勰的《文心雕龙》和徐陵的《玉台新咏序》，也都是优秀的骈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