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根知底张作霖-知根知底 张作霖

1.在少帅中哪一集张作霖说所有的部队都垮了

2.张作霖为什么能镇住杨宇霆？

3.二十一条的签定情况介绍

4.赵纫兰，16岁嫁给了10岁的，一生只称呼她两个字

在少帅中哪一集张作霖说所有的部队都垮了

第17集 张作霖大败被罢职 张学良立下奉直唯一战绩

奉旨一战艰苦卓绝，三个旅全都被困住了，张学良头一回打这样的硬仗完全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杨宇霆派韩麟春过来帮忙，韩麟春告诉张学良，人到险处须放胆，放手一搏才有机会，三个旅必须拉开了打，互为犄角不得放松，郭松龄同意这种打法，让张学良去储世新的二团，张学良便让韩麟春留在指挥部代理梯队长。 储世新派了通讯兵到了指挥部，张学良跟着他去二团，通讯兵为了掩护他牺牲了。张学良告诉储世新，现在全线告急，他们一个团正面担任三个团的护卫任务，他到这里来就是要和他们同生共，储世新担心张学良的安全，鼓动各位营连长劝张学良离开了。 张学良的到来起到了作用，二团在储世新的带领下打进了对面直军十六师的前线指挥所，郭松龄和戴旅长也得手了，韩麟春功成身退，张学良大喜之时却收到张作霖的电报：东路军溃败，张作相失手。张学良叫回郭松龄坐镇指挥，准备去军粮城大本营看看父亲那边的情况。 之后，西路军溃退，其中一个师一个旅未打一枪就缴械投降，总指挥张景慧躲到北京城，东线失败，有人看见张学良从马上掉下来不知所踪，奉军所有的希望顷刻变成梦幻泡影。张作霖听到儿子失踪心急如焚，张学良却赶了回来，父子相见，泪眼相对。 热战六天，奉军就被打败，损失掉七万多人，唯有张学良的三八两旅有所斩获，张作霖被大总统罢免了各种职务，任命吴俊升为奉天督军。奉天的医院住满了前线回来的伤兵，于凤至建议张作霖的姨太太们前往医院探望，二姨太和四姨太不愿出头，于凤至便以慈善会董事之名陪同五姨太前往。 吴俊升见了张作霖就跪下磕头，说自己对他从无二心，北京那边是在施离间计，自己的家产不比他少，现在也不图什么了，他劝张作霖回奉天自己干自己的，张作霖正有此意，决定东三省联省自治。 张学良依然在山海关坚守，储世新负伤，张学良任命王兴文为二团团长，王兴文抱着成仁的决心临危受命，带着二团上了一往无前的冲向直军营地，全团大多战。 冯庸的保定同窗战不少，火车站却没有多余的车皮运送尸体，冯庸在火车站大发脾气，命令列车长给同窗的尸体磕头，张作霖用自己的专列运了这些尸体走，让张学良去劝冯庸，两个都为部下牺牲而难过不已的年轻人坐在一起，心情沉重。 奉直两军议和退兵，冯庸要脱下军装，和伊雅格合伙开贸易公司，张学良却不让伊雅格拐走自己知根知底的发小。张作霖回到奉天就在家中挂上了“毋忘吴耻”的牌匾。张作相觉得自己该负头等责任，联合各旅长写了条陈，建议张作霖启用年轻人。

张作霖为什么能镇住杨宇霆？

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时说，当年接班后，他们（奉系元老）都不怕我，觉得我是个年轻小孩儿，等我把杨宇霆杀了，他们一看这个孩子这么凶，就都老实了。

意思就是，张学良刚接手奉军时，应该是弹压不住给张作霖长时间当参谋长的杨宇霆的。如果能威慑得住，何必要杀掉呢，用起来岂不更好？

杨宇霆也就能在少帅面前摆摆老资格，对老帅张作霖，他绝对不敢，也没这个实力。

冯麟阁、汤玉麟、李景林等奉系老军头都偶尔也能对张作霖呲呲牙，但长期担当参谋角色的杨宇霆只能对老张赔笑脸，同时还要时不时忍受一下老张的臭脸，这是因为：

张作霖剧照

没有张作霖，杨宇霆不可能在东北?一人之下，众人之上?

老张当27师师长时，杨宇霆在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麾下担任军械科长兼军械厂厂长。

有一次，张作霖在街上遇到一队军容齐整的士兵，误以为是日军，一问才知道是杨宇霆带出来的军械厂卫队连，这让他认为后者有几把刷子。

为此，他把杨宇霆找到师部，双方言谈甚欢。张作霖正想把自己的?胡子?部队正规化，于是就把杨宇霆挖来当了27师参谋长。

在杨宇霆的整顿和训练下，27师果然看上去像一支正规部队了。随着张作霖升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杨宇霆也水涨船高地成为了奉军的?二号人物奉军总参议。

张、杨的关系，就像大树与藤蔓的关系，这就决定了杨宇霆在张作霖面前的弱势地位。

张作霖与杨宇霆

张作霖对杨宇霆的?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与皖系军阀徐树铮联手整出?劫械案?，把直系冯国璋从日本订购的能装备三个混成旅的军械劫到了奉天，让奉军内部给杨宇霆送上了了?小诸葛?的称号。这是他与徐树铮的第一次合作。

1918年春，张作霖委任徐树铮为?援湘军?代总司令，和杨宇霆一道出关，对南方用兵。经人提醒，张作霖担心徐树铮拿奉军当枪使来赚取自己的声望与功劳，就下令将奉军调回了前线。

不甘心的徐树铮勾连杨宇霆，以奉军的名义从陆军部冒领了数百万元军饷，然后偷偷地招募了四个旅的兵力，隐有与张作霖分庭抗礼的架势。

二十一条的签定情况介绍

二十一条的签定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一起来看看吧!以下是我为你精心整理的二十一条的签定情况介绍，希望你喜欢。

二十一条的签定情况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秘密条款。日本帝国主义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时机，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觐见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以威胁利诱的手段，历时五个月交涉，企图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企图把中国的领土、 政治 、 军事 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这些条款称中日“二十一条”，后经中日协商，签订不平等条约“中日《民四条约》”。但须注意的是，“二十一条”不能等同于《民四条约》。

1914年8月21日，日本《朝日新闻》登出过日本即将向中国提出的“中日新议定书”6条，内称“因第 三国 侵害共和国之安宁、或于领土保全上有危险之时，日本帝国政府可采取临机必要之处置”、“共和国不得妨碍日本帝国政府之上述行动，而予以便利”、“日本帝国为达前项之目的，得临时收用在军事上必要之地点”、“非经两国政府承认，不得与第三国签定违背本协约之条约”等条款，其内容类似于日韩合并前日本与韩国签订的议定书的翻版。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袁世凯政府要求德国把侵占的山东半岛权益交还中国，遭拒。当时美国注意力已转移至欧洲，而英国则希望日本能成为在其远东的盟友，日本于是在8月23日对德宣战，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1914年11月18日，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日本军从中国撤军的要求。1915年1月7日，中国政府再次向日本政府提出撤军要求。

1915年2月2日，日本趁欧美各国无暇东顾之际，秘密向袁世凯提出了五号共计二十一个条款(简称《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逼迫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取代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满洲及蒙古的权益，以及承诺聘用日本人为顾问。日本的要求等同于将中国纳入成为其保护国。美国闻讯虽对日本提出抗议，但日方并没有收回其主要要求。

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向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直接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并要求中国绝对保密。1至4月，袁世凯一面命外交部同日本谈判，一方面暗中逐步泄露内容，希望获得英美支持抗衡日本。中国的谈判代表多次拒绝要求中的部分内容，迫使日本作出让步。中国国内亦出现反日情绪。日本则以武力威胁中国。至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于9日前答复。得知后，愤而写下四言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最终袁世凯政府在5月9日晚上11时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要求，并于5月25日完成签字。5月9日被全国 教育 联合会定为国耻日，称“五九国耻”。

袁世凯与二十一条真相揭秘

民国初年，正当俄英两国趁中国内乱的机会火中取栗、各有斩获的时候，在旁边虎视眈眈的日本也是十分着急却又使不上劲，原因是俄国在中国边境驻有重兵，随时可以采取行动;而英国也可以通过印度的渠道进行渗透，但日本是岛国，与中国领土并无交界，一旦要运送军队来华，未免兴师动众，会引起列强的不满。

日本虽然和和沙俄签有密约，准备在中国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两国按密约中的满蒙境内分界线，一起出兵瓜分了满蒙。但没有想到的是，辛亥革命的时间非常短，且没有发展到两个强盗期盼的“严重程度”;这一踌躇，出兵的机会便已经错过了。

在清帝退位前，日本听说中国即将实行共和制，当时还是打算出兵帮助清廷扑灭革命的。原因很简单，日本是君主制国家，一旦中国实行了共和制，势必对天皇在日本国内的地位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一旦日本帮助清廷完成这一“功勋”， 自然 可以索取高额的回报，何乐而不为。

可惜的是，日本援助清廷的计划遭到了普遍的冷遇，其他列强对腐朽的清廷失望至极，已经不愿意在这艘破船上浪费时间和精力，而受命组建的袁世凯内阁对继续维持大清也无 兴趣 。令日本不快的是，英美等列强新选中的代理人袁世凯却是为他们极为忌讳和厌恶的，因为袁世凯早年在朝鲜的时候就一直与日本人斗法，对日本的鬼蜮伎俩可谓是知根知底，而且袁世凯对日本人明显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日本人深知，袁世凯在外交上乃是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法的衣钵传人，其一贯主张联英美以制日俄，他一旦上台，对日本的图谋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辛亥革命的机会错过了，但随后的机会接踵而至。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几乎所有的欧洲列强都卷入了这场战争，其中英、法、俄抱成团与另一团伙的德国及奥匈帝国捉对厮杀，欧洲大地刀光剑影，狼烟四起，而日本在一战前曾与英国结成同盟关系，它见欧洲列强此刻无暇顾及远东地区，当然不能错过这次扩张的机会。

日本当时看中的肥肉是德国在青岛的租借地，因为德国在中国是新来的暴发户，势力不大，根基尚浅，而此刻又被欧战缠身，日本这时对德国宣战并占领青岛绝对是“低风险、高收益”的好买卖。说干就干，1914年9月2日，日军借口对德宣战，随即在德国胶州湾租界之外的龙口登陆，并向青岛发动进攻。

如果说俄英两国阴谋割裂中国边疆还算是“边患”的话，日本的入侵对中华民族则可谓是生交关的“心腹之患”。袁世凯得知日军侵入山东半岛后，当晚便在总统府召开会议，内阁各总长全部参加，可见事态严重。据参加会议的外务部参事顾维钧回忆，袁世凯当时问陆军总长段祺瑞，如果抵抗的话可以维持多久，段祺瑞说可以抵抗四十八小时。袁世凯问其他总长有什么 意见 ，大多数人都沉默不语。袁世凯遂 决定 仿照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的老 办法 ，划定日军过境的走廊和交战区，以尽可能的防止战争波及其他地区。

事实上，中国在一战爆发后已经宣布中立，日军此次乘欧战爆发而侵略中国的行为非但违反了 国际 法，从逻辑上来说也是匪夷所思。但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往往是由国家实力来决定的，在无力阻止日军行动的情况下，袁世凯也只能再次接受当年日俄战争时期的屈辱“中立”。

当时德国在青岛的驻军数量十分有限，德军在象征性的抵抗后，青岛便告失手，但日本并没有收手，反而借口胶济铁路是德国产业为名，出兵占领了整个胶济铁路并进占济南火车站，将铁路和车站中的德国及中国雇员全部赶出门外，由日本人全面接手，丝毫没有理会袁世凯政府发出的“中立”声明。不仅如此，日本在占领青岛后，其不顾袁世凯政府的一再抗议，随后又将胶济铁路沿线的矿山、企业及海关加以全面占领，事实上是继承了德国的一切侵略权益。

众所周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有计划、有步骤，正如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说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攫取了朝鲜和台湾，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东北(南满)的侵略权益，这一次也不仅仅会局限在青岛一隅。

果不其然，1915年1月18日，在这个寒冷的冬日，刚刚从东京回任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谒见袁世凯的时候，突然抛出日本政府的对华要求，共计五号二十一条，这就是 历史 上骇人听闻的“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

第一号共四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给他国;准许日本修建自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的铁路;山东各主要城市开放为商埠。实际上要把山东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为瓜分中国做准备。

第二号共七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日本人有居住往来(实际上是无限制移民)、经营路矿等项特权，且不许其他列强介入;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延长至99年。日本阴谋将东北和内蒙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可谓是存心积虑。

第三号共两条，要求把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不得自行处理，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一条，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换句话说，中国成为日本的被保护国。

第五号是最狠的，共有七条，包括: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中国向日本采购一半以上的军械;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的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之权，日本人经营的医院、寺庙及学校，在内地有土地所有权;等等。这几乎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属国，与当时朝鲜的地位相同了。

日本此时抛出“二十一条”，并非偶然。早在1900年，日本浪人内田良平便发起了一个名叫黑龙会的间谍组织，这个组织以中国的黑龙江为名，其用心显而易见。黑龙会虽然名义上是个民间组织，但对日本官方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他们自成立伊始便深入朝鲜、中国东北、蒙古、西伯利亚等地，其活动包括刺探 收集 情报、秘密绘制地图、收买民族败类、策动内乱等，比如朝鲜之合并、中国之革命、拉拢宗社党人、策动满立等等，背后都不乏黑龙会的影子。

黑龙会在思想上自命为黄种人的代表，并提出由日本来充当远东盟主，亚洲各国在日本的领导下对抗白种人，事实上这种所谓的“亚细亚主义”不过是亚洲版的门罗主义，也就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根源。

1914年欧战爆发后，内田良平觉得日本的时机已到，随后便以黑龙会的名义亲自起草了一份名叫《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即《黑龙会备忘录》)的文件，并将之转呈给当时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内田良平在这份意见书中提出，趁着中国目前尚未强大且孤立无援之机会，胁迫中国接受秘密条约，造成“保护国”的既定事实、打击袁世凯的威望，支持一切反袁力量以促成中国的内乱;支持除袁世凯以外的帝制复辟活动，使中国在政体上与日本保持一致，为今后中日合并创造条件。

当时黑龙会的逻辑是这样的，他们认为欧战爆发后，日本应当趁着西方列强无瑕东顾的宝贵时机有所作为，因为欧战终有结束之时，届时列强仍旧会重返远东，继续其瓜分与掠夺。如果日本在大战期间抢先对中国下手，加以独占并造成既定事实的话，届时列强东返也就无可奈何，这样日本便树立了远东霸权，并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争夺世界霸权。

黑龙会的计划主要包括一下几条:一是在南满和东蒙确定统治权，随后向这些地区大量移民(正如二十年后之所为)，为日本的扩展打下牢固的基础;二是在中国内地修建并控制铁路网，开发那些取之不尽的资源矿产，并排斥列强前来竞争;三是取得中国的政治、军事、警政、财政的监护权，将中国变成日本的保护国，为中立合并打下基础，也就是所谓的“朝鲜道路”了。

更为可叹的是，当时的日本元老重臣及内阁军部，他们不仅在侵华的思维逻辑上与黑龙会不谋而合，就连其侵华步骤和计划蓝图都是高度一致。事实上，后来的“二十一条”即是以内田良平的这份意见书为蓝本，而之后的田中奏折、大东亚共荣圈等等，与这个《黑龙会备忘录》在思想和理论上都是一路货色，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再说袁世凯，他在接到“二十一条”后，表面上未动声色，只是说事关交涉事宜，须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届时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等到日本公使走后，袁世凯知道事态严重，随后便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

据记载，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批示非常详细，如第一号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展限问题，袁批示: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

对第二号至第四号，袁批示: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对于合办矿业问题，袁批示: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 条例 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对于建造铁路，袁批示: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又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可允与以管理借款之 会计 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对于开商埠问题，袁批示: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对汉冶萍铁矿厂问题，袁批示: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对福建让与问题，袁批示: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对内地杂居事宜，袁批示:治外法权未收回之前，不能允以杂居。

对于第五号，袁批示: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觉不妥，故注“希望条件”，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两句袁世凯特意加朱笔密圈)。

日本此时提出“二十一条”，事实上是有备而来，因为它之前便已料定中国缺乏反抗之能力，因而从一开始便警告袁世凯这是秘密条约，必须从速商定，不得外泄。倘若中国不答应，日本就要海陆并进，大举进攻，而当时的列强都没有能力前来干涉，美国虽然尚未介入欧战，但也不愿独力阻止日本的侵略计划。对此，日本是早有战略预估的，因而也就肆无忌惮了。

“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从政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所幸其应对还算有效得体。袁世凯采取的第一个 措施 便是利用各种渠道摸清日方的底牌，他先派出日籍顾问有贺长雄返回日本访问日本政界元老松方正义及山县有朋，探查其中的内幕，随后又派人花重金收买日本间谍，调查日方的有关情况，以在谈判中争取主动。

为配合摸底活动，袁世凯在谈判中故意采取了拖延战术，他首先将在外交交涉中不甚在行的孙宝琦换下，并再度启用了善于在困难局面前谈判的前外交总长陆征祥，并 指示 陆征祥与曹汝霖在谈判中逐条商议，务必拖延时间，不可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

陆征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难得的外交人才，为了贯彻袁世凯的指示，他也想了很多办法，譬如日本提出每天开议，而陆征祥则和颜悦色的提出，他的事务非常繁忙，每周只能开一次会，最后使得日方妥协，每周会谈三次。在每次谈判之时，陆征祥总是故意缩短会议时间，譬如每次开会，陆征祥说完开场白后即命献茶，并尽量拖长喝茶的时间，这与猴急的日方代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日本代表也无可奈何，因为这毕竟是东方的礼节。

袁世凯的努力最终有了回报，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信息显示，“二十一条”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如果要动用武力必须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为。由此，袁世凯便有步骤的通过报纸及外交渠道将“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出去，结果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二十一条”立刻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这也使得日本试图尽快结束同中国的秘密谈判已经不可能。而美国国务卿在得知“二十一条”的内容后，随即照会中日两国，声明美国对于中日两国所缔结的条约如果有违门户开放政策的话，将一概不予承认。国内人民在得知“二十一条”的消息后更是义愤难平，国内外各界要求政府对日抗战的电报如雪片飞来，这给当时谈判的双方代表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在各方的压力下了，中日谈判也陷入了僵局，一拖便是四个月过去。日本人见在谈判桌上无法取得进展，随后便在东北、山东、福建沿海等地增兵，摆出一副谈判失败即开战的架势，并在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在48小时内对一至四号及其福建问题给予日本“满意之答复”，否则就要诉以“必要之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召集政府各机关首长开会，与会者包括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参谋总长及各部总长、各院院长等。在会上，袁世凯悲愤陈词，称在“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的时候，目前只能暂时取辱，不然将重蹈甲午之覆辙。权衡利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后，大家务必以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着卧薪尝胆的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不然，十年之后，非但不能与日本一较高下，亡国之危险将更甚今日!

1915年5月9日，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及中方谈判代表施履本将将“二十一条”的最后修订本交给日本公使日置益，危机暂时化解。据当事人曹汝霖后来的回忆说:“当时，我心感凄凉，有一种亲递降表的感觉”。国耻面前，凡国人当身同感受。

尽管是大兵压境之下的城下之盟，但若把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二者还是有宵壤之别的。在四个月的艰苦谈判中，日本在各方压力下自行取消了最凶残的第五号要求;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的第四号删除，改由中国自行声明;第三号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号中的十一条中日本所要求的无限移民及日商课税须得日本领事之同意，“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其他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最后签订的实际上只有“十二条”。

即使是已经签订的几条，后来也大多被袁世凯设法破坏掉。譬如允许南满、东蒙地区中日杂居以及杂居地的商租权问题、聘请日本顾问诸问题，袁世凯就曾说:“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

袁世凯是个玩弄权术的高手，那这次是否有效呢?后来在东北的日本人曾这么说过:“我们日本人在东北，被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至于日本人向中国人购地、租地问题，更是谈不上，据说是因为袁世凯暗中制定了惩治国贼条例交给东北地方官员，所以日本人根本就买不到也租不到地。至于那些受聘的日本人员，他们也表示:“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

这里有个人需要重点提一下，这就是后来的东北王张作霖。张作霖马匪出身，后来投入军队，民国初年只是巡防营某路的统领，但“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曾秘密派段芝贵去了几次东北后，张作霖的势力突然大增，并从德国洋行购买了大量的军械，并声称:“只要有我在，日本人不敢出附属地!”而日本人想在南满、东蒙开发产业，也大都遭到张作霖的阻扰而极少施行。

张作霖和袁世凯在做事方式上颇有相像之处，两个人都是枭雄，重权术，轻条规，袁世凯也对张作霖也有惺惺相惜之感。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当时袁世凯对张作霖极为笼络，每次张作霖来，袁世凯都会在办公室接见，而张作霖当时只是二十七师的师长，按理只能在居仁堂的楼下被接见。袁世凯用张作霖暗中抵制日本人，也成为张作霖成为东北王的开始。话说回来，对付日本这种虎狼之国，必须启用张作霖这样的枭雄人物，袁世凯在这方面还算是有用人之明。

日本的强蛮恶行引发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当时全国19个省的都督向中央表示支持的决心，他们不断呼吁中央决不屈服日本压力，而总统府也每天都要收到潮水般涌入的信件和电报，一时间民情沸腾，有抵制日货的、有毁家纾难的，民众的爱国情绪日益激昂。就连海外的 留学 生、侨胞等也纷纷奔走呼吁，坚决反对签订“二十一条”。

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抗议浪潮中，日本成为过街老鼠，不仅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失，国际上也受到了美国和英俄等国的压力，正如旅美 历史学 家唐德刚所评价的:“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弄得臭名昭著，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 天下 笑。”

不仅如此，大隈重信也因为未经御前会议就贸然提出“二十一条”、结果导致外交失败(日本所认为的)而下台。接任首相的寺内正毅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

尽管日本试图将中国变成保护国的阴谋最终破产，但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受损的程度也是惊人的，譬如延长旅大租期至九十九年等等，都是不可思议的、丧权辱国的。在条约签订的第二天，袁世凯在大总统申令中表示，该条约“创巨痛深，引为惭憾，己则不竞，何尤于人。我之积弱召侮，事非旦夕，亦由予德薄能鲜，有以致之”，其中的无奈、惭愧之情，溢于言表。

如果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双方实力对比来看，当时袁世凯所采取的外交和谈判策略还算是可圈可点，后来历史学家将“二十一条”认定为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而采取的投日卖国行为，这就未免言之不公了。正如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所说的:“当年袁世凯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

毕竟，在当时实力悬殊的情况下，逞一时之勇并非明智之策，而袁世凯也并没有像宣传中所称的全盘接受“二十一条”;至于在谈判中所做的巨大牺牲和让步，实属委曲求全的屈辱外交而非卖国性质。笔者并非有意为袁世凯等人喊冤抱屈，乃历史评判须以事实为基础，如果仅从忠奸之价值判断，难免脱离事实之真相，对历史人物也是不公道的。在民族感情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参与谈判的曹汝霖、陆宗舆(时任驻日公使)在“五四”运动时被爱 国学 生所追打，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所谓“弱国无外交”，弱国的外交人员更是在火上烤也。

难能可贵的是，被袁世凯通缉而流亡海外的国民党人如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人，他们在国难面前非但没有乘袁之危而共同倒袁，相反，他们却选择了公开呼吁同志“暂停革命，一致对日”。当时因政见相异而与一度失和的黄兴，当时也拉下面子亲自写信给，劝他暂时“放弃讨袁工作，免为日本所逞”。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爱国者。

赵纫兰，16岁嫁给了10岁的，一生只称呼她两个字

1899年的冬天，河北乐亭大黑坨村，村里的李家和赵家张灯结彩，大红喜字贴在大门和屋门的两侧，喝喜酒的人们穿上平时不舍得穿的衣服，脸上堆满着笑容，给这个萧瑟冬天里的北方小村庄带来了难得的欢乐和喜气。

新娘叫赵纫兰，年龄还不到16岁，新郎就是今后中国最早传播者、中国***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这一年他只有10岁。

这一对新人在司仪响亮的吆喝声中拜了天地，完成了传统的仪式，新郎和高他一头的新娘就正式成为了夫妻，虽然那个年代早婚很普遍，但10岁的小新郎给人的感觉还是个孩子。

李家和赵家都是一个村里的人，老辈上关系就很亲近，的爷爷李如珍和赵纫兰的父亲赵文隆曾经一起到东北合伙做生意，挣了一些钱，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因为东北土匪太多，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二人就结伴回到大黑坨村，用做生意赚来的钱翻盖了房子，过起了还算不错的小日子。

李如珍毕竟出去见过大世面，在四岁的时候，李如珍就送他启蒙，后来又把他送到本村的私塾去读书，希望他将来能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自小也非常聪慧，读书成绩一直很好，李如珍老人内心感到非常的欣慰。

随着李如珍的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已经大不如以前，在这种情况下，李如珍就想趁自己健在，为张罗一门亲事，能够帮他照顾。他的好友赵文隆知道后，提出把自己的女儿赵纫兰嫁给。

赵纫兰大六岁，性格温柔娴淑，两家又门当户对，知根知底，十六岁的赵纫兰嫁入李家后可以给这个老的老小的小的家庭带来新的希望，所以这门亲事很快就成了。

由于两家关系本来就很好，又同在一个村，和赵纫兰早就熟悉，但他毕竟还是小孩子，这时他还只是把赵纫兰当成自己的姐姐。

赵纫兰嫁入李家后，承担起了里里外外很多家务，她温柔贤惠，吃苦耐劳，不仅照顾年近七旬的爷爷奶奶，还要照顾10岁的小丈夫，让他一心一意安心读书，日子虽然辛苦，但是这个家庭又一次充满了活力。

1902年，在13岁的时候第一次参加童试，遗憾的是这次他没有考中，这对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赵纫兰看到很低落，不断地鼓励他，让他不要害怕失败，要继续努力。在赵纫兰的关心体贴下，很快振作起来。由于爷爷奶奶年事已高，赵纫兰担起了家里的全部重担，她不让分心家里的任何事情，还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保证他有充沛的体力精力。

赵纫兰的付出很快得到了汇报，16岁的时候终于考上了官办的永平府学堂，这在大黑坨村是一个大喜事，乡里乡亲都来祝贺，最开心的就是赵纫兰了，她感觉自己的付出得到了汇报，丈夫有了前程，自己和家人也就有了希望。

但是生活并没有给这个女人过久喘息的机会，外出上学不久，李如珍老人就去世了，老人去世前叮嘱不要大操大办，省下钱来供读书。但没有想到的是，嫁出去的姑姑这个时候却来大吵大闹，要求分家产，并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拉走不少，看着空荡荡的屋子，赵纫兰强忍悲痛，硬是把赶回了学校，让他继续安心读书。

此时家里已是元气大伤，日子也大不如以前，赵纫兰精打细算，甚至典卖衣物，咬紧牙关支持把书读下去。如果没有赵纫兰，很难完成学业。

在赵纫兰的支持下，发愤图强，刻苦努力，1907年考上了天津法政学堂，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更让赵纫兰高兴的是，这一年他们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

也许是上天要给这个女人更多的磨难，欢乐的气氛还没几天，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就夭折了，这给了初为人母的赵纫兰沉重的打击，她病倒了。

此时已经18岁了，家庭的环境使他早就变得非常成熟了，他感激赵纫兰这么多年为他和这个家庭付出的辛劳和汗水，他内心还是把妻子当成姐姐，看到赵纫兰伤心病倒，也是非常心疼，几乎没有心思去天津读书了。

赵纫兰强忍悲痛，再一次为收拾好行李，让他不要挂念家里，赶快回到学校读书。她再一次凑足了学费，把送到了村口。这个女人身上的那种大气和坚韧，让非常感动。

接下来的两年虽然艰苦，但平静而甜蜜，定期从天津回家，每次赵纫兰为他准备好生活费和衣物，而这些钱都是她辛辛苦苦攒下来的。

让赵纫兰欣慰的是，在这两年，儿子葆华和女儿星华出生了，这给整日形单影只的她带来了做母亲的欢乐。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眼看的学业就要完成，赵纫兰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她并没有想着自己能享多大的福，只是感觉自己尽了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应尽的责任，这就是中国传统女性的宝贵品质。

终于从天津法政学堂毕业了，此时的他接触了很多先进的思想，眼界更开阔了，追求更高了，他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要去日本去留学，去寻求更多先进的思想和报国之路。

当把这个想法告诉赵纫兰时，赵纫兰没有吃惊，她已经发现丈夫在平日和她的交流中谈的都是外面的一些新鲜事物，和一些忧国忧民的想法，虽然她有时不是很懂，但她知道丈夫是想干大事业，赵纫兰再一次义无反顾地支持了他，背着刚出生的小儿子，默默为准备好了行装。

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系学习的三年是思想逐渐成熟和脱胎换骨的三年，他深刻认识到了旧势力统治腐朽而造成的深重灾难，国家和民族濒于危亡的边缘。尤其是北洋政府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更是义愤填膺，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并写下了《告全国父老书》通电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此时的成为一名向旧势力宣战的战士，成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旗手。

1916年，一个身穿长袍，手提行李箱的人出现在大黑坨村村口，完成学业回家了，此时小儿子已经因为天花夭折了，赵纫兰由于过度的悲伤和劳累显得憔悴了很多，但是家里依然井井有条，葆华星华也已长大，看到这一切，泪水模糊了的双眼，他能想象出来一个柔弱的女子怎么的劳累撑起这个家，他知道他在日本花的每一个银元都包含赵纫兰的汗水，抱住赵纫兰，声音颤抖地喊了一声：“姐，我回来了。”

自从结婚后，一直对赵纫兰姐姐相称，那时年龄还小，他对丈夫的含义知道的还不多。等到年龄大了，儿女双全了，大学毕业了，日本留学回来了，甚至后来当了北大教授了，一直对赵纫兰“姐姐”相称，这里面包含了对赵纫兰的爱，更包含了对她的感激和尊重。

但是团聚的日子没有多久，就去了北京，他和好友先后办了《晨钟报》《宪法公言》等进步报刊，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观》等著名文章和演说，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的人。

1918年的时候，赵纫兰带着孩子来到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好友为他们在宣武门外找到一处非常不错的住宅，赵纫兰忙里忙外地把新家收拾的利利索索，他看到整日在外奔波，有时候吃饭都顾不上，不禁十分心疼，后悔没有早来到北京照顾他。

1920年，由于崇高的 社会 威望和丰富的学识，他的职业的高光时刻终于来了，他先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图书馆主任，后来又改聘为教授，甚至同时兼着北京好几所大学的教授，每月收入近300大洋，可以说收入不菲，日子眼看着就要好了起来。

但是每月拿回来的钱很少，他的钱主要花到了两个地方，一个是资助了品学兼优家境贫寒的学生和工友，二是进行革命思想宣传办报办杂志，也需要大量花费，把大部分钱都花出去了。

赵纫兰知道丈夫把钱花在了更重要的地方后，没有任何怨言，而是重新精打细算，又过起了以前的苦日子，这个女人真的非常让人敬佩，丈夫在读书求学时，她省吃俭用供丈夫读书，养 育儿 女，丈夫功成名就后，本来可以得到回报，享享福了，但是过的还是以前的日子，还多了更多的担惊受怕，但是她依然毫无怨言，永远是背后坚强的靠山。

当校长蔡元培知道后，少有的介入员工的家庭生活，他每月让财务强行从的工资中截留出一部分，直接交到赵纫兰的手中。

赵纫兰成为了大学教授夫人，每有重大活动，都带着她参加，渐渐地，赵纫兰和很多其他的大学教授的夫人熟悉了起来，这些夫人中有大家闺秀，有名门之后，还有留学归来的学者知识分子，她们一个个谈吐优雅、气质不凡，只有赵纫兰大字不识，还裹着小脚，但是这并不影响赵纫兰兰花一样高贵的品质和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她赢得了一致的尊重，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大姐”。

1921年，北洋政府断绝了北大等高校的经费，率领北京各高校的老师们讨薪维护自己的权益，由此错过了参加彪炳千秋的中共“一大”，在党史上留下了一大遗憾。

在的耳濡目染下，赵纫兰也懂得了一些朴素的革命道理，她更加全力地支持，平日里自己也是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去帮助更多穷苦的人。

的革命影响造成了北洋政法的极大恐慌，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在北京逮捕等80余人。在狱中，备受酷刑，坚贞不屈。4月28日被北洋军阀政府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

1933年4月，在秘密组织下，的生前好友和亲属出面，为在香山万安公墓举行了公葬，赵纫兰参加了公葬仪式。由于过分悲痛，辛劳过度，5月28日，赵纫兰安详地闭拢了自己的双眼，享年49周岁。

这一天，恰恰是农历五月初五，民间的传统节日——祭奠屈原的端午节，也是烈士下葬的“五七”之日。她留下的惟一遗嘱，就是把自己埋在的墓旁，她要到九泉之下陪伴丈夫的忠魂铁血。

赵纫兰逝世后，中共河北省委鉴于她对革命做出的特殊贡献，追认她为中共党员，这在党史上是非常少见的，也是对她最大的安慰和最高的评价。

赵纫兰，一生就如她的名字一样，如兰花一般的坚韧高雅，品格高贵，她深明大义、质朴厚道，在求学、革命时期默默无闻地为丈夫做了很多牺牲，献出了深沉、伟大的爱。她是中华民族贤妻良母的杰出楷模，是近代伟大女性的代表。

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赵纫兰成为这句话最好的注脚，他无愧于终生的“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