蹊田夺牛典故-蹊田夺牛打一动物

1.桃李满天下的一代文宗欧阳修，为何落得个私德不检的骂名？

2.包青天的生平

桃李满天下的一代文宗欧阳修，为何落得个私德不检的骂名？

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在某一时期、某一领域内人才井喷的现象，尤其是在文学艺术史上最为典型。因此人们往往将同时期风格相近、成就突出的代表人物拿出来冠之名号、加以并称，比如我们熟悉的 建安七子 、 竹林七贤 、 初唐四杰 、 元曲四大家 以及 扬州八怪 等等。

不过类似的文化群体大都是同一时期的人物，往往还有所交集，唯独“ 唐宋八大家 ”是个例外。这个群体包含了唐（北）宋两朝的8位散文大师，按诞辰时间算，韩愈与苏辙间竟然差了272年，为啥还非得把他们扯到一块去呢？

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古文运动。话说自南北朝以来，文坛盛行“骈文”，其特点就是热衷于对偶、声律、典故等华而不实的形式，最喜欢堆砌华丽且艰涩的辞藻，如果写出来的文字除了自己谁都看不懂就更理想了。至于文章要表达的思想、反映的问题、达到的目的，谁在乎？

这种现象早就有人看不惯。到了中唐时期更是有位文坛的大神级人物忍无可忍，拉上自己的一大堆小弟揭竿而起，直接向这股文坛的歪风邪气开战，倡导古文运动。

这位大神，就是在后世被誉为“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的 韩愈 。

至于说古文运动，其宗旨用一句话即可概而括之——少扯废话，直接说事！

不过从中晚唐到五代十国，又是政治黑暗又是藩镇割据的，搞得经济崩溃、民不聊生。这就导致古文运动的成果难以持续，到宋初时浮靡华丽这种不正经的文风再度泛滥。这时文坛又涌现出第二尊大神来拨乱反正，彻底干翻了骈文这股妖风，使得古文传统从此成为文坛正宗，影响持续了近千年。

这第二尊大神，就是 欧阳修 。

话说在唐宋八大家中，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尚且不说，剩下的“三苏”、王安石、曾巩哪个不是打个喷嚏、北宋文坛就得感冒的角色？即便是相对而言名声最小的曾巩，在一代文学大家王安石眼中也是“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的神仙般人物。那么欧阳修何德何能，堪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军旗手？

答案很简单——如果说韩愈曾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那么在北宋配得上这一称号的唯有一代文宗欧阳修。

而老欧阳的一生，在仕途上虽有坎坷但也算得上顺畅，在文坛上则成绩非凡。至于私生活上就毁誉参半了，人际关系更是一塌糊涂，真真正正是堪称传奇人生。

尤其是因为率真直爽、宛如老顽童般的性格，更是导致他不仅得罪人无数，还动不动就当“猪队友”往自己人身上插刀，制造了无数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自称六一居士（不愧是老顽童啊），吉州永丰（今江西永丰）人。他出身于官宦世家，但早年丧父后不得不投奔了时任随州推官（今湖北随州）的叔父欧阳晔，因此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逐渐展现出超人一等的才华。

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年仅17岁的欧阳修首次参加科举未中，3年后卷土重来又再度名落孙山。直到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欧阳修在国子监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考中第一名（时称“监元”和“解元”），于次年在礼部省试中又拿了个第一（时称“省元”）——这要放在明清时期会被叫作“连中三元”，绝对是件能光宗耀祖的千古美谈。

不过宋仁宗赵祯可能是没想那么多，或是不想让这个毛头小子过于得意，所以在殿试中仅将欧阳修点为第14名，位列二甲及第。此后，欧阳修被授官西京（今河南洛阳）推官，而他的顶头上司、西京留守叫钱惟演。

为啥要提小钱？因为这位吴越的末代国主钱俶之子在大宋朝的政治地位非常尴尬。他爹老钱一生对赵宋恭顺无比，结果还是逃不过于非命的下场，小钱虽然不至于有性命之忧，也不乏富贵，但很大程度上还是被当成个吉祥物养着。要说起权势、前程那就是扯淡了，能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

所以年纪已经一大把的小钱，对于像欧阳修这样前程似锦的“天子门生”压根就不敢管也不想管。至于公务，那更是爱干不干，而且还公然支持他们一天到晚不干正经事，不是喝酒就是泡妞。

欧阳修刚入官场就碰上这么个不靠谱的上司，很快就近墨者黑的跟着不靠谱起来，并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就是欧阳修一辈子几乎就没怎么正经的当过官，即便上班也经常打着“宽简而不扰”的旗号不管事，还经常是醉醺醺的，要不咋自号“醉翁”呢：

这要是放在今天，一地主官成天不是喝酒泡妞就是游山玩水，从来不干正经事，就算他的上级、下属不疯，治下百姓也得疯。偏偏在古时比起清官能吏来，老百姓更需要的恰恰是欧阳修这样不扰民、不折腾的混日子官，就算贪点捞点都可以容忍。于是乎，老欧阳还稀里糊涂的混得政绩颇佳，而且官声挺好。

其次，就是欧阳修对上司和高官缺乏尊重，顶撞吵架是常有的事，动不动就跟上司、同僚闹得水火不容。比如钱惟演被调走后，新来的西京留守王曙看不惯欧阳修不务正业，就想敲打敲打这家伙，结果却被怼了个鼻青脸肿：

欧阳修说得对不对？当然对，而且明显比王曙有道理。但问题在于人家王曙不但是上官，还是寇凖女婿，你欧阳修这么怼人家真的好吗？

最后，也许是被酒精烧坏了脑子（幸亏没烧到满脑子的才华），欧阳修的情商极其感人。一旦他怼人怼开心了，往往是不分敌友统统都能给突突喽。

庆历年间，赵祯一度任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实施新政，但遭到了保守派的疯狂反击，遂起朝争。在此期间，两派人马互相攻讦，甚至不惜凭空诬以罪名，只求将对方打倒，比如保守派就攻击范仲淹搞小团体，是朋党。

同为新政派的欧阳修一听这话就怒了，大笔一挥写就一千古名篇《朋党论》（反正老欧阳只要动动笔就是千古名篇），当面锣对面鼓的告诉赵祯——没错，俺们是结党了。不过俺们是君子党，对面则是小人党，然后吧啦吧啦的说了一大堆君子党与小人党的不同之处。

话说在官场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潜规则，就是有些事情只能说不能做，有些却只能做不能说，比如朋党就是一例。但凡有利益冲突、权力争夺的地方，朋党这种玩意就没绝迹过，赵祯对此心知肚明，而且乐见其成，这样他才能居中得利嘛。不过这种事情只能默认，却不能宣扬，像朝争时新旧两派吵急眼了，别说朋党了，指控对方造反都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不认账，赵祯也不会当回事，就全当没听着糊弄过去就完事了。

可现在有个傻货站出来扛着炸药包自爆，大呼小叫着“我就是朋党，我们全家都是朋党”，搞得赵祯和范仲淹们目瞪口呆不说，就连夏竦、王拱辰、宋痒等保守派都没见识过这种剧本，完全不知道该咋样继续玩下去了。

于是一时间朋党之论泛滥于朝野，赵祯开始犹疑，范仲淹等新政派开始恐惧，纷纷自请贬黜地方，庆历新政终于无疾而终——其实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要说都是因为欧阳修扮演了“插刀教主”，把新政派插成了马蜂窝，也算说得过去……

当然，欧阳修的下场也不咋地，同样被撵到地方去喝酒泡妞（结果又喝出了个千古名篇《醉翁亭记》）。此后，这家伙又因为管不住自己的嘴或是笔，得罪人无数，又数次遭到贬黜。而且这个庆历年间最坚定的新政派，到王安石变法时却摇身一变成了个顽固的保守派，还因此差一点又被“远窜”。不过因为才华过于出众，所以欧阳修的仕途混得还算不错，历任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参知政事等。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欧阳修逝世，享年66岁，获追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忠——这个身后待遇已经算是超高的了。像欧阳修的老对头、履历大致差不多的包拯，一生任劳任怨而且还从不喝酒泡妞，后就追赠个礼部尚书，谥号孝肃。

同样都擅长得罪人，同样都是怼人狂魔，为啥老欧阳混得就比老包好？

话说在唐宋八大家的北宋六人中，单论诗词无论古今能与苏轼并列的寥寥无几，起码在两宋无人敢居其右。即便是王安石，其诗词功底也不见得弱于欧阳修，那么为啥偏偏是后者成了北宋的文坛领袖、古文运动的旗手？

因为比起写文章来，无论古今还真没几个人能赶得上欧阳修的水平。因此苏轼可为词宗，欧阳修却是文宗，其地位和影响力是截然不同的——毕竟大儒杨雄说过“诗赋小道，壮夫不为”，那么何为大道？在儒家看来自然就是修齐治平，也就是所谓的“三不朽”：

立德那是圣贤才能干的事情，可遇而不可求；立功本是武将的禁脔，可惜在北宋自真宗朝后遭到皇帝和文官联手打压，连领兵打仗的资格都快没了。不过对于大多数文官而言，武事依然是粗鄙的，即便当上了“文帅”，也仅算是锦上添花之举；所以对于士大夫来说，取得成功最直接的途径、最大的标志就是“立言”，即写文章、做学问。

“三苏”与王安石、曾巩在学术上成就非凡，但跟欧阳修还是没法比。

在经学方面，欧阳修是《春秋》大家，在金石学上有开辟之功，其著述《集古录跋尾》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更不用说——二十四史中他参与修订了《新唐书》、自撰了《新五代史》；农学方面欧阳修独钟牡丹，著有《洛阳牡丹记》，是史上第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牡丹专著；谱学方面，他又开创了民间家谱学之先河，著有《欧阳氏谱图序》；更不用说欧阳修作为当之无愧的领袖，领导北宋古文运动取得了结束了彻底的胜利，将花里胡哨的骈文撵出了历史舞台，为此后近千年间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实用之风。

故此，即便自傲如苏轼，也对老欧阳心服口服：

更重要的是，欧阳修不但水平高，资格更老。“八大家”中北宋的其余5人中，王安石是欧阳修的晚辈、曾数次受其举荐，剩下的4人干脆都能算是他的学生。

比如苏洵。这位苏轼、苏辙兄弟的父亲大器晚成，但苦于无晋身之道，便求助于时任益州知州的张方平。不过张方平却告诉苏洵，这事他老张能办，但效果却不一定好，于是就写了封荐书，让苏洵去找欧阳修。

话说张方平跟欧阳修可是政敌，俩人一见面就往里掐。不过张方平却深知自己这个老冤家的性情，那就是傲上而悯下——当他的上司或同僚可能会每天被花式狂怼，可对于确有才华的后晋晚辈，欧阳修却是最好的伯乐，不但爱才、惜才，而且尤喜提携后辈。

果不其然，听说是张方平所荐之人而把脸拉得老长的欧阳修，在读过苏洵所作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后，整个人都不好了。他立刻跑进皇宫向赵祯举荐苏洵，使其一时间声名大噪。

再比如曾巩。欧阳修曾在读过曾巩的文章后感慨不已，认为这样有才华的年轻人被埋没于民间，是像自己这样“肉食者”的过错。于是他大笔一挥又搞出个千古名篇《送曾巩秀才序》，大肆吹捧这个方及弱冠的布衣少年，并收其为弟子。这样一来，就算曾巩不想出名都不可能了。

甚至连苏轼的才名，最早也是欧阳修捧起来的：

就连王安石最初能顺利步入仕途，也离不开欧阳修的屡次举荐——“八大家”中的北宋其余五人几乎都欠着他的人情，欧阳修不当领袖谁好意思当？

更何况欧阳修还有一记神来之笔，那就是在担任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礼部贡举的主考官时，搞出来了个震铄古今的“千年龙虎榜”。为啥这么说？因为老欧阳慧眼如炬，几乎将北宋从仁宗（后期）、英宗、神宗、哲宗到徽宗（早期）这50年间的大部分军、政、学等领域的精英一网打尽！

有多精英？在嘉佑二年的进士科中，欧阳修取中了唐宋八大家中三大家（苏轼、苏辙和曾巩），号称儒学北宋五子中的两位（张载、程颢），王安石变法最为倚重的四大干将（吕惠卿、曾布、章惇、邓绾），著名学术世家“南丰七曾”中的四曾（曾巩、曾布、曾牟、曾阜）以及北宋诸多自号“文帅”中唯一靠谱、堪称名将的王韶等，其中官至枢密副使以上者就超过了10人。

嘉佑二年的进士科实在太牛，让我忍不住打算专门开一篇文章讲讲（做下预告哈），在此就不再赘述。话说虽然进士号称“天子门生”，但其实与该科主考官间也存在着事实上的师生关系，比如在明清时的进士就得尊称主考官为“座师”——有这么一层关系在，学生又纷纷成长为一代宗师，那么作为“祖师爷”的欧阳修想不成神都不行。

再加上老欧阳虽然做官不靠谱，但在学术上的成就也确实让人没话说，于是遂成一代文宗。?

欧阳修一生中最让人诟病、也最令人众说纷纭的就是私德不检，比如跟儿媳妇扒灰啦，跟外甥女有染啦等等。这些在市井间流传了千年的狗血八卦，其实基本可以认定是子虚乌有，皆为诬陷之辞。那么作为受害者的欧阳修，是否也可以被认定是无辜的呢？

答案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说，欧阳修受此不白之冤，是活该，纯属自作自受。

为啥这样说？这里可以引用欧阳修的老师、前宰相晏殊对其的评价为证：

晏殊在后世以清新婉约的小令著称于世，但其实他为人雍容大度，情商极高，故也被称为“富贵闲人，太平宰相”。这样一个对待后辈、学生异常宽容的老好人，却唯独对欧阳修口出恶言，不是没有原因的。

欧阳修被人批评私德不检，倒不在于他干了些什么，而是性格有缺陷。

首先，欧阳修的性格非常偏激，一旦受人攻讦就立马炸毛。而且“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对于他来说是不可能的，欧阳文忠报仇，必须从早到晚。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承认，比如在《与姚编礼辟书》就自陈“某性自少容……只是劣性刚褊，平生吃人一句言语不得”。

其次，欧阳修虽然从未像范仲淹、包拯、王安石那样认真负责的做过官，但是他的功利心极强，一门心思的想往上爬。在这一点上，欧阳修跟他的学生邓绾倒是很有共同语言——小邓这个不要脸的曾说过一句千古名言，“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宋史·卷三百二十九·列传第八十八），倒是可以作为欧阳修功利思想的真实写照。

最后，也是最令人诟病的一点，就是欧阳修怼人无底线。北宋崇尚文官政治，而文官最擅长内斗，狗咬狗是常事。不过在仁宗朝之前，北宋的文官内斗虽然也没消停过，但还是相互留有余地的，起码很少有人身攻击，更极少祸及家人。可是欧阳修却从来不管这一套，从不忌惮以最大的恶意打击对手，从不知底线、禁忌为何物。

比如在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之所以会被贬滁州，完全就是他自作自受。

欧阳修有个妹妹了老公，就带着继女张氏前来投靠。不过欧阳修的这个外甥女生活作风不检点，因与家仆私通被开封府拿获。恰好时任开封府尹的杨日严被欧阳修弹劾过，便揪住这个小辫子不放，不知道是严刑拷打还是连哄带骗，居然让张氏自陈曾与舅舅有染！

这下子朝野上下一片哗然，欧阳修的无数对头跟打了鸡血一般纷纷上书弹劾，连宰相贾昌朝也暗示杨日严务必将此案断成铁案，将欧阳修彻底搞垮搞臭。

从史书和宋人笔记中找不到任何欧阳修跟外甥女乱搞的证据，此案基本可以断定为冤案、诬陷。但欧阳修其实一点也不无辜，杨日严等人所为不过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罢了：

杜曾是个包拯似的能吏、廉吏，只不过跟欧阳修政见不合而已，就被后者以“风闻奏事”为名，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指控其通奸，还把他活活逼了。杨日严有样学样的诬陷欧阳修，算不算他自作自受？只不过欧阳修没有杜曾的血性，自然不肯自杀明志，于是被贬滁州，还在那里写出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

只要是跟欧阳修不对付的，都逃不过他的毒手，连人品清白如包拯也不能例外：

这是咋回事？说起来也挺八卦——此前，作为谏官的包拯曾弹劾过时任三司使（相当于财政部长）的张方平利用职权逼迫他人低价售卖宅邸，结果导致老张去职。此后继任的宋祁又因为奢侈无度、喜欢喝酒泡妞再度被老包给怼下台了，这下赵祯又得为谁来当三司使头疼。结果他遍数朝臣，发现无论从资历、才干还是人品上，就包拯最合适。

这下子欧阳修可不干了。原因有三，首先就是从来不好好当官的欧阳修跟“性峭直，恶吏苛刻”（《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列传第七十五》）的包拯早就互相看不顺眼；其次就是宋祁跟欧阳修是臭味相投的好友，都喜欢喝酒泡妞、奢侈无度；最后就是功利心极强的欧阳修早就视包拯为官场上最大的竞争对手。为啥？因为二者的年龄、资历、履历相似，又都以在谏官任上怼人无数而受到赵祯的重视。而在包拯担任三司使之前，欧阳修在馆职上担任龙图阁学士，理论上还是老包（龙图阁直学士）的顶头上司，眼瞅着昔日下属嗖的一下爬到了自己头顶上，身为老官迷一枚的欧阳修哪里受得了？

于是他不管张方平和宋祁是否罪有应得，便再次操起“莫须有”的法宝直指包拯居心叵测——老包你想当三司使就直说呗，何必装模作样的弹劾人家张方平和宋祁呢？这么做岂不是像邻家的牛啃了你家的秧苗，你就抢走了人家的牛一样无耻吗（蹊田夺牛，形容罪轻罚重且从中谋利）？

而且欧阳修的妒忌心一起来，往往不顾一切的把人往里整，比如在北宋唯一堪称名将的狄青，在事实上就在了欧阳修手里。

狄青不比包拯。欧阳修再怎么看老包不顺眼，二人也都是“东华门外唱名”的文官，一时的官场成败可视为寻常事。可狄青一介出身草莽的“贼配军”，属于士大夫最看不起的粗鲁武夫，居然官居枢密副使、爬到了自负国之干才的欧阳修上头，这让他怎么受得了？

当然看不惯狄青的可不止一个欧阳修。比如狄青刚当上枢密副使，就有人传言“青家狗生角，且数有光怪”（《宋史·卷二百九十·列传第四十九》），暗喻狄青有不臣之心。不过对这种文官打击异己的常规套路，赵祯心知肚明，根本不予理会。

于是身为一代文宗的欧阳修接连出手，连抛三个千古名篇《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上仁宗论水灾》第一状和《上仁宗论水灾》第二状，非把狄青整下台不可。

那么弹劾狄青的罪名是啥？说起来十分搞笑，比如狄青曾因犯罪被刺面，这就成了欧阳修指责他是个小人的确切证据；比如狄青南征北战，保北宋西疆无恙，又平侬智高之乱，在欧阳修眼中却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功劳，是“薄立劳效”；比如说狄青没参加过科举、没中过进士，在欧阳修眼里就是没文化，不足为承担重任的铁证；甚至狄青家里晚上冒出了火光、大宋朝遭了水灾，都统统是赵祯任命狄青当枢密副使的错。总之一句话，赵祯要是不赶紧罢免了狄青，大宋朝就国将不国，万劫不复。

更搞笑的是，连欧阳修自己也知道他罗织的罪名大多是捕风捉影，也承认狄青“未有显过”，但仍然理直气壮的认为——虽然现在抓不住把柄、找不到证据，但直觉告诉我狄青是一定会造反的。我欧阳修弹劾狄青，是为了防止他将来犯罪，是为了他好，所以我现在必须把他整下台！

请问，谁能理解欧阳修的这个逻辑？

众口铄金，狄青终被罢免，出判陈州。偏偏狄青又是个暴脾气，哪忍得下这口恶气？于是他在第二年就因生毒疮而。可以说杀狄青的，欧阳修是最主要的凶手。

当然，欧阳修也不是谁都敢怼，也有欺软怕硬之嫌。在庆历新政开始之前，范仲淹就曾被贬过，新政派中如尹洙等人纷纷表示跟老范共进退，官都不惜的当了。唯独欧阳修舍不得辞官，就别出心裁的不走寻常路——他那时资历尚浅，不敢招惹风头正劲的吕夷简等保守派大佬，就咬住吃瓜群众、老实人高若讷往里打：

由于手段太过拙劣，也太欺负人，最后连赵祯都看不下去了，就把欧阳修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后来欧阳修终于混出头了、腰杆硬了，才什么人都敢怼，连他的老师晏殊都不放过——在后者去世后，他给恩师写的挽诗中就有一句“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晏元献公挽辞三首其一》），暗讽晏殊顾小利而忘公义。

当然，欧阳修这样肆无忌惮的胡乱开炮，其结果就是仇家满天下。而他连对自己的老师都不能保持尊敬，最后又被自己的学生诬陷扳倒，还得算是自作自受。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因欧阳修与妻弟薛宗孺有私怨，后者为报复就揭发欧阳修跟儿媳吴春燕有染，搞得朝野上下再次为之懵逼。紧接着，他的学生、御史蒋之奇带头弹劾，随之仇家满天下的老欧阳便被无数弹章弹得满身窟窿，声势之大让刚即位的宋神宗赵顼都不知所措。赵顼翻遍了摞得比人都高的弹章，也没找到任何欧阳修扒灰的真凭实据，就满脸疑惑的问道：诸卿，你们不会是冤枉了欧阳老卿家了吧？

诸卿：绝没有！欧阳修这老货当年弹劾杜曾、包拯、陈执中、狄青时就是这干的，我们都是跟他学的。

这就叫咎由自取啊！

话说欧阳修此时已经60多了，却传出了这样轰动天下的丑事，不管真假脸都没地方搁了，于是数次请辞官职。虽然赵顼最终没有同意，但这桩丑闻也彻底断绝了他得以拜相的可能性，数年后便郁郁而终了。

包青天的生平

包拯（999年5月28日－1062年7月3日），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北宋名臣，以清廉公正闻名于世。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包拯登进士第。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祐六年（1061年），任枢密副使。曾任天章阁待制，人称“包待制”，后为龙图阁直学士，故后人亦称“包龙图”，卒赠礼部尚书，谥孝肃。有《包孝肃公奏议》传世。

包拯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文曲星转世，由于民间传其黑面形象，亦被称为“包青天”、“包黑炭”。

人物生平

早年至孝

包拯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考中进士[3] ，被授任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知县。因父母年迈，包拯辞官不赴任。受任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想让他离开，包拯就辞去官职，回家赡养父母。几年之后，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包拯在双亲的墓旁筑起草庐，直到守丧期满，还是徘徊犹豫、不忍离去，同乡父老多次前来劝慰勉励。许久后，包拯才去吏部接受调选，担任天长知县。

清正廉明

庆历元年（1041年），包拯调任端州知府，又升任殿中丞。端州出产砚台，此前的知府趁着进贡大都敛取是贡数几十倍的砚台，来赠送给当朝权贵。包拯命令制造的砚台仅仅满足贡数，他在任满一年没拿一方砚台回家。

不久，拜监察御史里行，改任监察御史。当时张尧佐除任淮康军节度使、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右司谏张择行、唐介与包拯一起奏论此事，认为应追夺对张尧佐的任命，或者选择宣徽、节度中的一个授予。最终，张尧佐辞去了宣徽使、景灵宫使之职。

包拯又曾经建议说：“国家每年向契丹交纳财物，不是抵御戎人的计策，应该操练军队选择将领，致力于充实边境守备。”又请求重视门下封还驳正的制度，以及废黜贪官污吏不得做官，选择郡守县宰，推行考核试用补任恩荫子弟的方法。当时各道转运加按察使，他们上奏弹劾官吏大多指摘细小过失，注重苛刻严察相互标榜，官吏自觉不安，包拯因此请求免去按察使。

一次，他出使契丹，契丹命典客对包拯说：“你们不久前在雄州城开了便门，就是想引诱我国的叛徒，以便刺探边疆的情报吧？”包拯说：“你们的涿州城曾经也开过便门，刺探边疆的情报为何一定要开便门呢？那个人便无言以对了。

后历任三司户部判官，出京任京东转运使，改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调任陕西，又调任河北，入朝任三司户部副使。秦陇斜谷务所的造船木材，一概向百姓征收索取；又七个州交纳河桥竹索的赋税，一般有几十万，包拯都奏请加以废除。契丹在邻近边塞地区集结军队，边境州郡渐加戒备，命令包拯去河北调发军粮。包拯说：“漳河地区肥沃的土壤，百姓不能耕种，邢、沼、赵三州农田一万五千顷，一概用来牧马，请求把这些全都分给百姓。”听从他的意见。解州盐法规定使百姓困竭，包拯前去加以经营管理，请求一概与商贩流通交换。

又受任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多次论述斥责权贵得宠大臣，请求免去一切由内廷施予的曲意恩赐。又依次递上唐魏徵的三条奏疏，希望放在座位右侧，作为借鉴。又上言天子应当明于听取采纳，分辨朋党，爱惜人才，不坚持先入为主的说辞，一共七件事；请求废除苛刻不宽厚的做法，抑制侥幸投机得官，正刑法明禁令，戒除兴建劳作，禁丘妖言妄说。朝廷大多加以施行。

除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曾经提议太平无事时把军队调到内地，没有答复。至此时，请求：“解除河北驻守军队，把他们分布在黄河以南的兖、郸、齐、濮、曹、济各郡，如果有紧急情况，没有误时的忧虑。如果说驻守军队不能立刻削减，请求训练民兵，稍加供给干粮，每年的费用，不到驻守军队一个月的开支，一个州的赋税，那么供给的人数就多了。”没有答复。调任知瀛州，各州用官府的钱做买卖，年累计亏负十多万，都上奏加以除去。因丧子请求任政务清简的郡职，知扬州，调任到庐州，迁升刑部郎中。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

开封府尹

后因担保推荐官员失误获罪，贬官授兵部员外郎、知池州。恢复官位，调任江宁府，召任权知开封府，迁升右司郎中。

包拯在朝廷为人刚强坚毅，贵戚宦官因此而大为收敛，听说的人都很害怕他。人们把包拯笑比做黄河水清一样极难发生的事情。小孩和妇女，也知道他的名声，叫他“包待制”。京城里的人因此说：“暗中行贿疏不通关系的人，有阎罗王和包老头。”按旧规矩，凡是诉讼都不能直接到官署递交状子。包拯打开官署正门，使告状的人能够到跟前陈述是非，办事小吏因此不敢欺瞒。朝中官员和势家望族私筑园林楼榭，侵占了惠民河，因而使河道堵塞不通，正逢京城发大水，包拯于是将那些园林楼榭全部毁掉。有人拿着地券虚报自己的田地数，包拯都严格地加以检验，上奏弹劾弄虚作假的人。

升迁谏议大夫、权且代理御史中丞。包拯上奏说：“太子的位置空缺已经很久了，天下人都为此感到担忧，陛下这么长久地不作出决定，是为什么呢？”仁宗问他说：“你认为立谁为好呢？”包拯回答道：“臣下无能，还没有考虑，臣请求早立太子，是为宗庙万世之大计着想的。陛下问臣想立谁，这是怀疑臣。臣已是六十岁的人了，又没有儿子，并不是为自己和后代邀宠考虑的啊！”仁宗听了大为高兴，说：“这件事还要慢慢商议。”他请求裁减内侍，减少不必要的费用，按条文督促各路监司尽忠职守，御史府可以自己举荐所属官员，减少官吏一年的休假日期，这些建议都得以施行。

蹊田夺牛

张方平任三司使时，由于买土豪的财产，包拯上章将其弹劾免官；宋祁接替了张方平，包拯又弹劾他；宋祁被免后，就由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暂代三司使。对此欧阳修说：“包拯是所谓牵牛踩踏了田而夺了人家的牛（蹊田夺牛），处罚已经很重了，可他又贪图肥缺来做那个职务，不也是过分了吗？”包拯因此待在家里，以躲避代理三司的命令，过了很久才出来任职。

嘉祐六年（1061年），升任给事中，任三司使。几天以后，拜枢密副使。不久，调任礼部侍郎，但他推辞不受。

溘然长逝

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包拯在枢密院视事时，突然得病，数日后，因病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获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

轶事典故

清正廉明

包拯

包拯被提拔为大理寺丞、知端州（相当于今天的广东肇庆市）时。当时端州特产端砚是宋朝士大夫最珍爱时髦的雅器，当地每年向朝廷进贡。凡在这里做“一把手”的官员，都在“贡砚”规定的数量外加征几十倍的数额以贿赂朝廷权贵，所谓“打点”中央的关系，此举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个性官员包拯一上任就高调破除这则运行多年的潜规则，下令只能按规定数量生产端砚，州县官员一律不准私自加码，违者重罚。并且表态，自己作为“一把手”，决不要一块端砚。此举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3年后，包拯任期满，被调至中央任职，果然“岁满不持一砚归”。《包公掷砚》的故事就是以这个蓝本创作的。

他弹劾陈州京西路转运司，揭露其歪曲政策“折变”盘剥灾民的罪行的事迹，被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再创作为家喻户晓的包公戏《陈州放粮》，民间渲染加工成开封府尹、钦差大臣“包青天”奉命查赈，剧中涉及国舅们害民肥私、包公查案遭人陷害、各路百姓掩护包公、包公怒铡皇亲国戚、成功放粮赈灾等等，演义了一个青天大老爷为民除害、不畏强权且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故事。

嘉祐四真

宋仁宗嘉祐年间，富弼为相，欧阳修任翰林学士，包拯任御史中丞，胡瑗在太学为侍讲，集天下之望。当时士大夫相传道：“富公真宰相，欧阳永叔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便有四真之名。